高度城市化社会中日本地域文化构建

2019-09-10侯越

海外文摘·学术 2019年8期

侯越

摘要：城市化、现代化强化了日本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左右不同地区在产业发展、文化创造力、城市功能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随着超大城市圈、核心城市在金字塔式结构中引领作用的弱化，地域社会本土文化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它以自然景观、产业资源、社群纽带为依托，以现代化生活方式为基础，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资源转化和螺旋式提升，重构具有统合性的本土文化，为突破现代化的发展瓶颈提出新的文化范式。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地区差异;地域文化;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8-0001-05

0 前言

城市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创造、发展历史相伴而生。美国城市理论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语言文字和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表征，“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①

“城市化是以人为核心，以空间与环境资源利用为手段，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的社会、经济以及物质性设施的空间地域集聚体。”②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引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巨大的城市化。这一进程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随后欧洲、美国相继揭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序幕，到20世纪中叶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20世纪中叶以来，城市化在全世界普及，“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现代化目标”②。21世纪的今天，城市化、产业化、全球化的影响力相互交织，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使社会生活、文化建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

1 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与地区差异

城市化和现代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从全球来看，在城市化的全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与工业化的早、中、晚期大致相对应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②（1）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缓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率约为10%～30%。（2）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率约为30%～60%。（3）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趋缓甚至接近停滞的晚期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90%。③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中，大量人口由乡村流入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趋缓，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0%，进入城市化晚期阶段。本文按照这一时期的特点，称之为“高度城市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日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差异却日益明显。1935年日本非农业家庭与农业家庭收入比为1：0.37，1960年这一比值缩小为1：0.8，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972年日本农业家庭的收入甚至反超非农业家庭。2009年日本非农业家庭与农业家庭的收入比为1：0.82④。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2年受雇佣者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60.6万日元，同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农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406.4万日元，二者之比为1：0.88。由此可见，日本农业家庭和非农业家庭之间在收入上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战后的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日本农林水产省「農家経済調査報告」显示，2009年大阪府农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985.3万日元，而同年爱媛县农业家庭的收入仅为255.8万日元，二者的收入比值高达1：0.26，远远超过同年1：0.82的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减少地区差异，促进各地区的发展是日本现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地域社会的变化，探究地区发展、地域文化构建范式的路径。

日本的城市化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正中期，当时日本城市人口比例达到18%，说明日本城市化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1947年日本城市化率上升为33%。日本城市化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72%。

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日本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城市化率快速提升。这一时期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增长率明显超过其他地区，出现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的地区差异问题。1966年日本经济审议会明确指出高速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过密化、过疏化、地区差异问题成为地域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农林渔业为主地区的人口减少现象显著。由此可以看出，过疏问题和农林渔业的关系密切。因此如果对这类问题放任不管，资源的有效利用会受到危害，对农林渔业乃至整体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⑤从这一时期开始，被称为“地区格差”的地区差异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现，成为左右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城市发展速度放缓，但是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的人口总量仍持续增加。200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人口合计5600万，约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45%，但是东京和大阪、名古屋之间的差距明显。“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中吸收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的很多中小城市面临着人口减少和产业衰退的严重问题，即使是地区的中枢·核心城市，甚至三大都市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⑥。“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的垂直型国土构造的城市体系。因此，即便是处于日本第二位的大阪也无力改变局面，其所担负的部分城市功能被东京所替代”⑦。日本地區差异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

泡沫经济破灭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日本整体人口减少⑧、经济增长缓慢，2002以后政府对公共事业投资的大规模减少给对其依赖程度很高的地方经济带来很大打击，东京“一极集中”问题无法得到扭转，地区差异问题出现扩大化、长期化的趋势⑨。“地域格差”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等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内阁府世论调查从1989年开始设立有关“地域格差”的调查项目，其调查结果勾勒出该问题在日本日益严重的发展轨迹。同年，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峻的受访者约为14%。从1998年到2005年之间，持这一观点的民众数量维持在不足10%的水准，在世论调查涉及的25个社会问题中，“地域格差”问题平均位于第18位。这一时期，对“地域格差”问题的社会反响比较平稳。2006年成为“地域格差”问题激化的分水岭。同年12月“格差社会”一词入选日本U-CAN“新语·流行语”大奖，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在日本地方经济发展乏力的背景下，2008年的内阁府世论调查中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重的受调查者数量达到最高值32%。之后，除了2012年至2014年这三年以外，认为“地域格差”问题日趋严重的受调查者数量一直维持在25%以上，2015年持该观点的受调查者人数从前一年的23.7%跃升到29.1%。2016年“地域格差”问题进入“三甲”，超过了“雇佣·劳动”和“物价”，2017年进而跃居到第二位。日本内阁府世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出2006年至今，日本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发展成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参照表1）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凸显了地区差异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世界发展格局的改变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少子老龄化的发展，进一步加重了差异问题。

2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构建的金字塔型范式

城市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推动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大城市创造出的产品和信息左右全国”⑥。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作用。

日本财务省主计局根据2010年日本“国势调查”的数据，对全国243个经济圈中的237个经济圈的人口和实际GDP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日本全国的经济圈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东京都市圈位于塔尖，大阪、名古屋两大都市圈位于金字塔的上部，在地区内部居核心地位的大·中规模经济圈位于金字塔的中间层，位于周边地区的小规模经济圈位于底部。金字塔式的经济圈构造折射出城市，特别是居核心位置的大城市的优势地位——不同地区在居民收入、就业选择、创造的经济价值，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辐射力上存在巨大差异。

位于金字塔结构塔尖的东京不仅在人口和GDP上的优势显著，而且其产业结构也和其他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异。日本内阁府2011年公布的“县民经济计算”显示，东京都城市圈的金融、保险、信息情报业发达，大企业的总部云集（参照表2）;而制造业、农林水产业在东京以外很多地区的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少子高龄化日趋严重，经济增长乏力，位于金字塔构造中下层，以制造业、农林水产为主的地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比大中城市更加严重。“地方消灭论”指出未来日本近一半的自治体可能解体。而这些面临解体危机的地区位于金字塔构造的底部。地区差异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发展成为影响日本社会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社会问题。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有效维护指令、资源配置、社会意识等自上而下、由核心地区向末梢地区传递、扩散，也在文化构建模式中起主导作用。首都、核心城市的文化输出力、影响力远大于属于非核心地区的地方、乡村。然而，全球化的产业竞争，打破了日本国内金字塔式结构支撑的人字形大雁飞行模式的平衡。为了自身的发展，位于金字塔上层的日本核心地区的很多产业转移至国外，无法引领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地区。少子高龄化进一步弱化了金字塔底部的产业能力。日本各地区为了生存，开始摸索新的地域社会的发展模式。

3 日本社会文化建构的新范式——本土文化构建

城市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偏重于追求高效的发展模式、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标榜个体的作用和自由发展。进入城市化后期的高度城市化阶段，原有的现代化思维模式无法解决环境恶化、发展不均衡、成长乏力等社会问题，需要摸索新的发展模式和理念。

日本放送协会从1973年至今每隔5年举行一次针对16岁以上国民的“日本人意识调查”。这一调查显现出日本人价值追求的变化。日本社会学家见田宗介把价值分为四种类型，如图1。以时间作为横轴，左右两极分别是“以现在为重”和“以未来为重”。以社会为纵轴，左右两极分别是“以自己为重”和“以他人为重”两大类。横纵轴交织形成“快“、“利”、“爱”、“正”的四种价值。整体来看，以“利”和“正”作为生活目标的日本人逐年減少，选择“爱”的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更加重视当下、重视自己周边的社会。如图2，这个统计结果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日本民众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地域社会的本土文化多次形成流行的“热点”。2004年，在“京都·观光文化检定考试”热潮的带领下，日本很多地区现了“本土检定考试（ご当地検定）”，考查对当地历史、文化的熟识程度。2005年秋田县的动画片《正义的稻穗》（超神ネイガー）热播后，本土资本赞助制作的“本土英雄（ご当地ヒーロー）”漫画、动漫开始流行，成为各地振兴地域社会的新方法。2006年，日本出现“本土美食（ご当地グルメ）”热，很多地方竞相创作富有地方特色的价格亲民的美食，作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2008年“本土吉祥物（ゆるキャラ）”成为流行语，2013年“本土偶像”一词又成为十大流行语之一。2013年电视剧《小海女》的播出掀起“本土热（地元ブーム）”、“本土偶像（地元アイドル）热”。日本以本土、乡土为题的亚文化不断衍生，此起彼伏，相互呼应。近十几年成为日本地区社会的本土文化影响力彰显的时期。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设立多种引导机制，推进地域社会和本土文化的构建。农林水产省的“农林水产节（農林水産祭）”（始于1962年）中特设“乡村建设（むらづくり部門）”表彰（始于1979年）;日本总务省的“故乡建设大奖（ふるさとづくり大賞）”（始于1983年）;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地域建设表彰（地域づくり表彰）”（始于1984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很多社会组织也着力推进本土文化。三得利文化财团的“三得利地域文化奖（サントリー地域文化賞）”（始于1979年）;日本观光协会的“优秀旅游地建设奖（優秀観光地づくり賞）”（始于1992年）;日本报业协会的“地域建设大奖（地域建設大賞）”（始于2007年）;日本原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主导，日本设计振兴会的“优秀设计奖”设立特别奖项——“地区建设（地域づくり）”奖（2008年设立），奖励植根于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推动地区社会发展的各类设计。

在社会多方面的推动下，日本各地涌现出地区建设的代表事例。这些事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农商联合打造本土特色产品。高知县马路村人口不足千人，传统依靠林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由于林业的衰退，当地开始种植有机柚子。依靠柚子生产、加工、销售的农商联合，2014年销售额达33亿日元，柚子成为振兴当地产业和文化的核心词。（2）依托本土独特景观和地理位置，吸引回流和外来人口。被称为“照片的村落”的北海道东川町1985年把建设“照片的村落”作为本地的发展目标，利用临近城市和周边优美自然环境的地利优势，在北海道整体人口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当地人口不断增长，从开始人口统计以来最低点的1993年的6973人，24年之中人口增加将近20%，2017年12月达到8328人。常住人口、游客的增加推动了当地的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3）发掘本土人力资源潜力——特别是传统上受到忽视的中老年、女性的潜力。德岛县上胜町人口约1700人，中老年的比例达到50%以上，是山口县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山林面积约占全村面积的86%，面对林业的衰退，当地从80年代开始着手发展“树叶”经济，现在年销售额达到2亿6000万日元，树叶经济不仅焕发了老年人的活力，使当地的医疗开支大幅下降，养老院的入住人数大为减少，当地关闭了公立养老院，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仅2010至2016年之间，吸引了600多人来此体验，20多人定居。当地以“零垃圾”作为建设目标，被选为日本最美村庄之一。

上述代表案例中，由于各地的自然、社会条件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可以从中看到以下共性。（1）各地不断优化包括特色产品、自然景观、生活环境在内的本土资源，依靠地域社会的自身力量而非外来投资，建设本土独具特色、超群的产业资源。促进自然资源向产业资源转化。（2）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局限性，发挥女性、老人的潜力，积极吸纳志同道合的新成员，提升地域社会的凝聚力，促进产业资源向社会资源转化。（3）把地域社会的发展模式与自然保护、追求人的主体性等当今社会崇尚的理念相融合，构建更自然、更适度的人际关系，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生活方式，弥补追求高效、为资本所左右的现代社会的缺失，构建本土文化理念，实现社会资源向精神资源转化。（4）利用自然资源、产业资源、社会资源、精神资源等多种资源的融会贯通和螺旋式提升作用，逐步改变社会对第一产业、本土文化、地域共同体的负面认知，提高非核心地区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力，构建地域文化构建的新范式。

上述成功案例，通过发展以独特性为保障的高附加值产业，确保本地居民的生活基础，以此为契机，优化本土拥有的自然、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当地社会中自下而上、横向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构建共同体内部兼具开放性和凝聚力的共同的精神维系，强化当地民众以及来自外部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地域社会文化构建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的发展目的并非为了恢复传统的基于默认一致的共同体内部意志而形成的封闭群体，而是依靠共同体成员的理性、独立选择、文化认同、密切对话、坚实的产业基础、舒适的生活方式作为自身的文化范式特点。这种文化范式影响力在日本社会的逐步扩大，是对改写城市/乡村之间原本存在的金字塔上部/下部，中心/边缘的文化构建模式的富有意义的尝试。

4 结语

城市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城市化，即：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转化，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在这一时期，日本不同地域所处的金字塔結构被不断强化。这种金字塔型模式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地域差异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范式构建主体的差异上。

城市化后期的高度城市化阶段，核心地区文化辐射周边地区，城市文化影响乡村这一金字塔型模式的发展瓶颈日益显现，植根于地域社会的本土文化构建成为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关键所在。地域社会从打造替代性低的产业资源入手，以自然景观、产业资源、社群纽带为依托，以现代化生活方式为基础，通过内部和外部社会的认可，建设当地发展的社会资源。弥补追求高效、为资本所左右的现代社会的缺失，把社会资源转化为精神资源。通过资源的转化和螺旋式上升作用，构建地域文化的范式，在高度城市化、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化中彰显自身的价值。城市化、现代化曾经改变了传统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思考和生活方式，高度城市化社会中本土文化的重新构建为突破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展现了新的方向。

注释

①[美]芒福德·刘易斯.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4.

②梅联华.对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1，185（1）：4-8.

③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反城市化阶段。目前世界各国均未发展到这一阶段，对反城市化阶段社会文化发展特征的分析还无法得到印证。

④和中清.中国の格差と日本の格差、どちらが問題化（2）[R].Science Portal China，2014-3-27.

⑤日本经济审议会.经济审议会地域部会报告[R].1967-10-30.

⑥浅妻裕.都市化時代の終焉と都市政策の課題[J].北海学苑大学経済論集，2004（3）：55-58.

⑦榊原雄一郎.大阪の経済的地盤沈下についての研究[J].都市の経済活動の構造，2013，156（3）：80-83.

⑧日本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1亿2806万），2017年1月人口减少为1亿2686万，高龄化率（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27.4%，居世界各国之首，比2016年同期增加0.6%，15岁以下青少年仅占全国人口的12.4%.

⑨鄭小平.地域格差とその原因に関する一考察[M].STEPIN経済学，2004.

⑩日本内阁府调查中被认为向不利方向发展的社会领域包括国家财政、地域格差、雇佣与劳动、物价、防卫、经济力、外交等26个统计项目.本表的内容由笔者根据日本内阁府提供的数据汇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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