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洋

摘要：在谈及世界秩序时，基辛格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包容世界不同种族和文明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很难存在。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霸主在保持世界总体均势的情况下推行本国价值观的结果。从《世界秩序》拓展至最近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因可能出现的模式之争而发生巨变。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外交政策的改变使美国担心以自身为中心构建地区秩序会遭到挑战。中国在参与制定规则时应该立足于本国国内发展，不应该早与美国发生领导权和模式之争。

关键词：世界秩序;均势原则;中美关系;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8-0042-03

目前世界是混乱的，基辛格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同时包容守城大国和新兴大国且能够平衡各个国家要求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美国应该成为规则的倡导人。但稍加思考，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能被所有国家都接受？这样的秩序有什么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实际上，笔者认为能维系秩序长期存在的关键点并不是自由、民主、人权或者其他的价值观，而是在霸主控制下世界的总体均势状态。

在近期中美博弈中，美国改变了以往的对华政策，采取了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对手的强硬政策。学界掀起“中美模式之争”的背后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冲击美国亚洲秩序的担忧。中国目前大规模推行“中国模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仅是因为中国模式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也是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目标应该立足于国内，着重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解决好国内存在的矛盾问题。

1 推行世界秩序关键在于维持均势

基辛格在开篇对“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做了定义和区别。在作者看来，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但是，由于目前世界乱象仍处处频发，在目前国际社会没有形成一整套明确一致的目标、方式和限制的规则。如果在要世界范围内使目前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行之有效，就必须培育一种共同的信仰，对于这种要求，作者认为美国的经验当仁不让。新的国际秩序将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使各国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从而国家之间的冲突更不可能发生。作者认为衡量“秩序”可以长久存在的条件是：这种秩序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对此，笔者提出两个反对的观点。

第一，以美国价值观为蓝本创造的秩序难以被所有文化所接受。赞成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敲打了许多国家。“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以示威的方式追求和争取自由民主。但游行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西方国家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这实际上与各民族的自身认同有关。西方基督教国家在通用拉丁语的基础上历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西方国家对民族（nationa）认同源自于共同的文化和记忆。就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中说到的那样，18世纪后半叶开始，仅有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和“人民”（peuple， Volk）和“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境之中的。每个民族的记忆和文化不同，对秩序标准的认同也不一样。

第二，笔者认为，促成持久秩序的应该是是霸主领导下世界大体单极均势的局面。作者在书中援引19世纪英国政治家巴麦尊的观点将均势描述为：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的义务就是维护这些利益。根据作者的描述，美国人世界秩序观认为，一旦形成均势之后，昔日宿敌也会捐弃前嫌。美国人的秩序观是矛盾的，现实情况是美国可以无比正义地作为调停者去改变另外两国或多国的力量对比，但却无法忍受他国对自身的挑战。当国家在国际体系最高点时，无论如何大张旗鼓推行本国的价值观，都是名正言顺的。这或许能更好理解目前的失序，即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其他地区的国家挑战了美国单极体系，威胁到美国价值观的推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就让美国感受到了国际失序的加重以及自身地位的动摇。

2 中美之间的模式之争

基辛格对中国现在较为尴尬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准确描述。他认为，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中国国力的提升让中国对制定规则的行为跃跃欲试，以至于美国感受到了中国挑战自身秩序的威胁，逐渐树立了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强硬政策。但是，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推广需要释放国内经济活力以及政治集权制的改革，但这恰恰是有悖于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且中国当下的目标应该是立足实现国内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不宜过早与美国进行模式之争。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人民币在2015年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8年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并以人民币计价。2018年12月7日，参考消息援引俄媒称，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挂牌交易已过去8个月。INE迅速跻身世界大型石油交易所之列，与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伦敦洲际交易所——分别交易美国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TI）和欧洲布伦特原油期货——比肩。人民币石油交易将对石油美元的势力乃至美国在世界金融和其他市场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制造2025》中表达出了未来在发展科学技术上的雄心壮志。中国政府希望到2025年，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重要領域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除了在贸易量、人民币地位以及科学技术上取得成就外，中国近年来在GDP增量和军费投入方面的发展更是惊人。中国1992年GDP约为4000亿美元，中国军费支出为126亿美元;美国GDP为6.5万亿美元，军费支出为3951亿美元。至2017年，中国GDP为12.2万亿美元，军费支出2283亿美元;美国GDP为19.391亿美元，军费支出为6098亿美元。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

在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新特征。“奋发有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回应周边外交问题的态度趋于强硬。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没有改变，但对比于以往仅在政治外交上的喊话和抗议，近年来中国还利用了经济手段对发生摩擦周边国家实行挤压，比如因为南海争端，中国禁止从菲律宾进口香蕉以及在萨德问题上，中国限制韩国艺人在华活动并打击在华韩企。其次，中国创建推行新的国际机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推手，扩大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再次，中国积极承办国际峰会，利用主场外交宣传中国理念。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峰会发言称，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门罗总统的发言。美国认为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威胁自身秩序的体现。

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即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引导中国发生转变，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国家。令西方不解的是，本应该遵循的“经济市场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的一般性规律并没有在社会主义中国身上发生。这两年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往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为西方语境中民主自由国家变成开始接受中国是一个“特例”国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文认为，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这个进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了。

美国对过去奉行的“塑造中国”对华战略进行了深入反思，基本放弃了“让中国变得更像自己”的政策道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分别颁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列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挑战者。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将國际秩序向对其有利的方向扭转。2018年11月30日，海军上菲利普·戴维森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力量年会中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仅仅是由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传统强权政治对抗所驱动的。相反，我相信我们正面临更严重的事情，即价值观的根本分歧导致了对未来两种不相容的看法。中美在价值观发生冲突的结果是美国将采取一种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中国在未来可能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美国。两国竞争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中美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冲突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在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情况下开始尝试推行区机制性建设。中国在庞大经济体量下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容易被西方国家看作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现。实际上，笔者认为将中国模式推而广之的时机并不成熟，不仅是因为中国模式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也是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目标应该立足于国内，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解决好国内存在的矛盾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但笔者认为应该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成功存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是在改革开放前需要削弱国内分利集团对国家生产力的束缚程度。第二是在改革开放中需要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以保证政令的顺利推行。

一方面，文革尽管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打破了中国的利益集团和分利组织。奥尔森在其著作《国家的兴衰》中提到了“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作者认为，在社会中进行集体行动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们很少或不会为了社会利益作出巨大牺牲，它们会通过获取更大的社会产品份额服务于成员利益，即使分配造成的社会成本超过再分配的数量，这样做也是有利的。（1）是否能杜绝国内尾大不掉利益集团的束缚，是在改革中能否激发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强大的政府是保证中国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国可以举全国之力攻科研、建工程、引巨资、推改革。仿佛只要有了政府的助力，中国经济建设就能无往而不胜。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政治上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推行权威的合理化，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2）笔者认为中国模式很难照搬，不仅是因为在和平时期下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类似文革这样的社会长时间动荡，而且在西方国家高喊“民主自由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的大环境下，中小国家很难仿照中国建立一个一党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模式的成功与自身发展经历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别国难以模仿。

虽然中国实力显著增强，但还不足以同美国一决高下。以中美实力最接近的经济实力为例，虽然中国GDP总量占美国六成，但如果从人均GDP来看，中国的数据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在盟友质量和军事实力方面两国更没有可比性。相比于美国的全球性霸权，中国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因此，在实力悬殊的事实下，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争夺领导权。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国现阶段的目标可以总结为：在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时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部事务应该优先于外部事务，应该避免在国际上同美国发生过多的矛盾和冲突，踏实进行国内现代化建设。如果在外交政策上把目标定得过高，最终无法实现，既浪费了资源又容易招致指责，要避免因自身锋芒太盛而成为西方国家打压的目标。

3 结语

基辛格在书中对美国根据自身价值观推行世界秩序的前景做了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在未来可以产生一个包容不同文化的秩序，将持久的公正与和平精神向各国传播。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居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笔者认为难以出现一个无所不包的，受到全世界所有民族一致认同的价值观，而世界秩序是否长久在于霸主对均势状况的维持。只要霸权国在体系内能有效防止崛起大国的挑战，价值观的推行是其巩固持久和平的秩序的手段。中国实力的增强使中国领导人注重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但这无疑是对美国在亚洲秩序的挑战。中美两国也因此在价值观和模式上开始了争夺。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确实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其他国家难以照搬照抄。同时，与美国全球性大国相比，中国只是亚洲大国，不应该过早与美国陷入价值观的冲突中。世界秩序对中美两家而言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避免让美国对中国意图产生误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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