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杰 郑雪艳

摘要：本研究介绍了国内外较为成熟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测量工具，同时为我国职业成熟度测量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职业成熟度

1问题提出

大学生处于准备就业但尚未就业的一个较为矛盾的状态，其职业心理复杂多变，同时在面对就业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大学生职业心理的发展是一个值得老师、家长和学校就业指导人员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就需要有针对职业心理发展的评价标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而职业成熟度就是一个对学生职业心理发展水平和职业指导效果较好的衡量标准。它最早由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Super在1953年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完成某一阶段的职业发展任务的情况。其后由Crites发展了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他认为个体的职业成熟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能够划分为一系列阶段，各阶段有其不同的发展任务。同时Crites认为职业成熟状况表现在职业选择过程与职业选择内容两个方面。职业选择过程又可区分为职业选择能力和职业选择态度，后Taylor和Betz将职业决策能力替换为职业选择自我效能感，可见职业成熟度的内涵极为丰富。在整个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中，职业成熟度测量工具的编制是筛选诊断的基础，也是进行职业指导的数据支撑与效果评估的依据，同时还能促进理论的发展。正是这种大学生职业心理辅导的必要性、职业成熟度概念的优异性以及职业成熟度测量的基础性，因此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测量研究是十分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

2国外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测量

2.1 Super的职业发展问卷和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

Super作为职业成熟度概念的提出者而Crites更是职业成熟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广泛认可的。Super编制的职业发展问卷（The Career Development Inventory，简称CDI）和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简称CMI）也是国外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特别是Crites职业选择态度和职业选择能力的划分更是职业成熟度测量研究中的经典模型。在前人已对Super和Crites的成果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本研究偏向于介绍国外其他较成熟的职业成熟度测量方法。

2.2 Harren的职业决策评估量表

职业决策评估量表（ACDM）旨在衡量年轻人在面对适应学校、选择职业和选择专业这三种发展任务时的决策风格及进展。这是Harren20年的研究成果，他的继任者在他1980年去世后继续进行了这项研究（Buck，Daniels，1985 ）。在此期间，职业决策评估量表被修改了六次，在目前最新的的量表中，它包含了94个项目，所有项目都被要求按“是”或“否”作答。职业决策评估量表最适用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应用于职业规划。

2.3 Osipow的职业决策量表

Osipow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于上世纪70年代开发了职业决策量表（CDS），该量表通常被用作评估职业决策时犹豫不决的程度，而不是一种类别描述。Osipow的职业决策量表共有19个项目，其中前两个项目构成确定性量表，用于对其余项目进行有效性检验。中间16个项目为正式的职业决策的优柔寡断程度量表，最后一个项目则是为那些认为前面的项目没有做到充分描述的被试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描述。Osipow的职业决策量表的研究中还涉及到职业决策优柔寡断程度与职业兴趣、性别、非理性信念、饮酒之间的关系。

2.4 国外职业成熟度测量的评价

国外的职业成熟度研究無论是理论以及测量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有其不足之处。Super作为职业成熟度概念的提出者，但其主要工作不在于建立职业成熟度的理论，而在于建构职业的终身发展理论。只是在具体评价人的职业发展阶段的目标实现程度时，他才关注到职业成熟度的问题。因此有了后来Crites的深入研究，但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问卷能力与态度测验总分相关偏高，说明两个分测验可能有重合。同时态度分量表的结构效度不够理想，还需进一步验证。Westbrook（1973）根据职业成熟度的核心是认知能力这一理论编制了认知职业成熟测验，其主要用来评价学生知道和使用职业信息的程度。但其忽视了人格特点对职业成就的影响，而Hough和Oswald（2000）指出能力和人格能有效预测个人工作绩效，而这是认知职业成熟测验没有涉及的。Harren的职业决策评估量表与Osipow的职业决策量表扩大了因素范围，不仅包括态度与能力，还研究了情绪、个性等因素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他们主要用来评估个体在做职业选择时存在的问题，如犹豫不决。以上介绍表明这类职业决策量表适用范围有一定局限，这也可能是其在国外的应用中不及Super的职业发展问卷与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的原因。

3国内职业成熟度问卷的编制

3.1 对国外职业成熟度测量工具的修订

针对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特点，国内的学者修订了一系列国外成熟的职业成熟度量表。如张智勇等（2006）以北京大学375名大学生为被试修订了韩国版职业成熟度量表;刘视湘，朱云立（2003）以南京师范大学7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修订了Crites1978年版的职业成熟问卷;谢员，龙立荣等（2005）以武汉825名大学生为被试初步修订了Crites职业选择态度问卷。从这些问卷的修订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的范式。

首先是对国外的职业成熟度量表进行翻译，目标是项目的意义翻译准确，无歧义，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翻译过程中可能包含对不适合我国大学生的项目进行修改，如将“我要等服完兵役后再选择职业”修改为“如果读研，我会等到研究生毕业时再选择职业” （谢员等，2005 ）。同时也可能有项目点数的修改，在谢员等（2005 ）对Crites职业选择态度问卷的修订中，将原本VDI采用的“是”和“否”记分改为四点记分。其依据是量表的测量信度随点数增加而提高，辨别力也随之加强。但点数超过5点，反而无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第二步是对被试进行施测来获得数据，为后面的的项目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提供依据。其中谢员等（2005）在正式施测前进行了一次试测，试测后对问卷进行了文字修改与内容调整，将原问卷的第一、第二人称交替使用全部换为第一人称。而朱云立（2003）在试测后一星期对部分被试进行了访谈，为量表的进一步修改提供了方向。第三步是进行项目分析，目的是剔除掉那些区分度不高的项目。主要采用的方法有辨别力和相关法。第四步是量表修订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考察量表的信效度。从信度的报告结果来说，各研究主要报告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研究发现修订后的量表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在效度的考察中，主要是对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的证明。各研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来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但也有例外，谢员等（2005）在对Crites职业选择态度问卷的修订中，采用了Cronbachα系数来证实问卷的结构效度，而这与原量表项目选择有关。同时并不是所有修订后的量表都达到了理想的结构效度，在朱云立（2003）对Crites职业选择态度分量表的修订中，其修订后的五维度模型仅能解释总变异的37.76%，没有达到理想情况。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对Crites职业成熟问卷修订后得到的结构效度都不太理想，要么维度贡献不够，要么仅用Cronbachα系数来验证构想效度，这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Crites职业成熟度态度分量表的结构效度不够理想有关，仍需进一步研究。效标的选取对于效标关联效度的考察至关重要。张智勇等（2006）选择了心理控制源、幸福感、自尊以及大学生网络行为作为职业成熟度的关联效标，结果显示职业成熟度得分与所选择的效标分数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国外的研究发现，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中问题较大的是效标关联效度的取得（龙立荣等，2000），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效标的选择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3.2 本土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测量工具的研制

熊紅星（2006）参考了韩国、我国台湾等东方文化背景下制定的类似量表，在Crites的CMI修订版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研究着重探讨了职业成熟度结构的文化差异问题，但此研究相较于Crites的职业成熟度结构多出了一个独立的自信心维度，缺少目标设置和问题解决这两个因子。而这些差异可能正好反映了国内外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中的侧重点不同，即本土大学生认为在选定的职业中取得成功的信念非常重要，但同时可能缺乏面对真实职业的情况。同时此研究还在国内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特点及相关因素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上有所突破，其对学校教育环境、家庭环境、父母职业、学生实践情况等因素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做了探讨。

罗锡莉，张进辅（2008）通过文献分析和开放式调查编制出了74个题项的问卷。对正式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结果表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包含职业世界知识、职业自我知识、确定性、主动性、独立性、倾向性和自信心共7个因子。

以上所提到的本土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维度中都包含自信心这一因素，而这是国外的职业成熟度结构中没有独立出现的成分。此类研究中的自信心因素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同时国外学者Taylor和Betz就将Crites的职业成熟度中的职业选择能力部分替换为职业选择自我效能感。那么自信心这一因素是否独立出现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文化差异或是理论结构选择的差异造成的还需进一步研究。

4讨论

4.1 国内与国外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文化差异

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不同，职业成熟度的内涵可能不同，其决定因素也会不同（Osipow，1973 ）。研究发现国外的职业成熟度理论和量表都是以白人为被试，其结论不适用于亚裔美国人（Leong，1991）。Tang（2003）比较了美国白种学生、华裔美国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过程，发现华裔美国学生和中国大学生会收到父母的影响，这点不同于美国白人学生。正是由于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因此在国外的职业成熟度理论取得极大成果并且有广泛使用的量表的情况下，国内学者仍然要发展自己的职业成熟度理论、修订或自主编制职业成熟度量表。其目的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结构，获得标准化的职业成熟度量表。而从对国外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修订来看，也证实了这种文化差异。张智勇等（2006）研究发现韩国学生自行选择职业时包括了听从亲友意见，而中国大学生在按照自己的意蕴选择职业时不一定非要在意亲友的意见。同时谢员等（2005）通过社会取向项目得分也证实了文化差异的存在，即西方价值观重个人取向，中国人重社会取向。

4.2 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测量研究展望

国内研究者修订或编制了一系列的职业成熟度量表，但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其选择的样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与局限性，缺乏代表性，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有待于接受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国内缺乏能得到广泛认可的职业成熟度理论，在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测量得到的理论模型仍需检验。其次国内现有量表多为定量量表，缺乏定性研究，未来可考虑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职业成熟度的维度解耦。最后职业成熟度的测量目的是为了进行职业干预与职业指导，而国内针对职业成熟度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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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智勇，荣煜等.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与效度[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6.

[5]朱云立.职业成熟度理论及其在大学生中的应用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3

[6]谢员，龙立荣等.Crites职业选择态度问卷的初步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1）：23-24，27.

[7]熊红星.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编制及其特点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6

[8]罗锡莉，张进辅.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及问卷编制[J].心理学探新，2008（2）：59-63

[9]Leong，F.T.L.Career development attributes and occupational values of Asian American and Whit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1991，39：221-230

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郑雪艳（1969-），长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