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他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进行的军事演习。检阅完部队后，邓小平发表了讲话，并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实现军队现代化，就要走精兵强军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进行“消肿”，以节省开支，把更多的钱用于完善现代化装备。

为什么要消肿？邓小平说：“我们在战火中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呢，机构这么臃肿，真要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了裁军30万、50万、70万三种方案，大部分人都认为裁军50万最合适。然而，邓小平的回复是：裁军力度仍然太小。

1984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11月1日，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提出裁军100万的目标。当时中国军队的规模是400万，也就是说，1/4的军队将被裁掉。

尽管当时的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实际情况是，各级机关臃肿，副职过多，每个军区都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各级领导机关。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邓小平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虚胖子能打仗？拳击运动员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打拳击。要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队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裁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道。

关于裁军，邓小平坦率地说：“这是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作为百万裁军的“主刀大夫”，一手组织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他回忆道，当时许多有着悠久历史和显赫战功的部队都面临着番号被撤销的局面。

一天，何正文接到一位老首长的电话，老首长想知道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能保留。实际上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公布前何正文不能说，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次日凌晨，老首长又打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言下之意还是应该保留。想必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也是彻夜难眠。

时任13军某师政委的柴家信回忆道：“一个连队的所有人在走之前都给领导跪下了，战友情深似海。这些战士能带走的就是自己的军装和被子，没有别的。这些人，真是无私啊！”

—些有着几十年光荣传统和显赫战功的“王牌”部队，一下子被撤掉了番号。每一支被撤番的部队，为了向军旗作最后的告别，干部和战士全都含着眼泪，认真地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裁军时何正文面临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并。每个军区都是一部历史，都有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番号、代号和名称，还有在数十年建设中与地方共生共长的军队文化和精神风貌，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番号被撤销，对他们的打击并不比战争造成的小。

但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何正文始终坚持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在作出军区合并裁撤决定之时，大家最初的倾向是将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方案也是这么上报的。但在后来反复讨论的过程中，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为合适的意见占了上风，主要原因是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交通也最便利，几十年来，成都军区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的重任。同时，成都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昆明位于中国的南部边境，如果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万一出现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调度。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昆明入成都”。

认识统一了，但在向军委提出修改建议时，何正文犹豫了，因为他就是从成都军区出来的。他思忖再三，即使有些同志有看法、有意见，还是要从大局着眼，为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利益考虑，最终，他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并且很快就被采纳了。

此次裁军，福州军区面临被撤并的局面，很多干部恳求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去找中央军委首长说情，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告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至于撤并哪个军区，由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干扰军委的决策。”后来，在江拥辉等人的努力下，福州军区撤并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在精简整编中，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是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时任广州军区某坦克训练团政治处主任的蒋崇道是1963年入伍的老同志，在部队兢兢业业工作了22年，他的家属已随军7年。按照当时广州市政府的規定，家属随军8年，即可转业到广州市。可是，在这次精简整编中，蒋崇道被确定为当年转业的对象。妻子和女儿都希望他“熬”够格进广州市时再转业，免得又要回家乡偏僻的山沟里。一些战友也劝他：“能不能转业进大城市，可关系到你们全家后半辈子和下一代的前途！”

那段时间，蒋崇道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反复琢磨：从个人意愿来讲，能转业进大城市当然好。但如果大家都要组织照顾，加重组织负担，又怎么能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呢？最后，他向领导表示：“精简整编是军队建设大局，个人愿望再合情合理，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坚决服从党的安排。”

时任某师副团长的翟耀娃清晰地记得接到转业通知时的情景：“当时重大的军事演习、比武活动，我都冲锋在前。那个星期六，我参加了司令部的比赛，获得了全师机关干部手枪比赛第一名。星期天，我还在写总结准备参加表彰，没想到，星期一组织就通知我转业，就这么突然。”

14岁入伍的翟耀娃一直是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以他当时的军事素养，再干几年，就能顺理成章地走上团长、师长的岗位。但按照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作战部队“团职干部30岁左右，师职干部40岁左右，军职干部50岁左右”的方案，年近40岁的翟耀娃显然已经超龄。当时，很多和翟耀娃一样有着优秀素养的中年干部，都要离开熟悉的军营，重新开始今后的人生。

面对精简整编，广大官兵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据统计，1985年至1987年间，全国共设立了60多个军转干部培训中心，举办军转干部培训1万余次，大部分转业干部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1987年4月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百万大裁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由此，中国军队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此次裁军实现了军队结构的大调整，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科学搭配，改变了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在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带有革命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