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每次题写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1949年4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已确定南下湖南负责创办省委机关报的朱九思，来到北平南长街中南海东门的一个小四合院，找到了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他想请毛泽东为即将在长沙创办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题写报头。

胡乔木说，主席正好在家，他马上就去请主席题写。约40分钟后，胡乔木手捧字迹未干的主席手书交给了他们，并转达：“主席说，国民党在长沙有一份《湖南日报》，我们省委机关报以《新湖南报》作报名为好。”

1960年3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湖南。据书籍记载：“在长沙，张平化把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拟议的几个刊名送给毛主席，请毛主席题写刊名。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毛主席精神特别好，起了早床，要工作人员拿来笔墨，圈定了‘新湘评论’这个刊名。毛主席还说，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就这样，毛主席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了报头。

1964年7月，毛泽东乘专列从长沙返京途中，在岳阳停车休息。在岳阳时，他建议将《新湖南报》改名为《湖南日报》。7月29日，毛泽东再次题写了新报头，并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平化同志，《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请你酌定。”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10月1日起，《新湖南报》改名为《湖南日报》，并启用毛主席题写的新报头，一直使用至今。（摘自《湖南日报》，杨新正/文）

人们都读过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其实，中国著名教授、作家、收藏家郑振铎也有他的“最后一课”。

1941年，半个中国沦陷于日本兵铁蹄之下，上海只有公共租界还在美国英国的势力范围。12月8日，随着日本兵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这一天“孤岛”也要沦陷了！大清早，寒风凛冽，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住了。老校长开了个简短的校务会议，并毅然宣布：“所有的课，正常进行！但是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

会议结束后，暨南大学著名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拿起课本，健步如飞来到教室。

远处炮声隆隆，而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一个个热泪盈眶，他们已经知道暨南大学快要停办了。郑振铎抖擞精神说：“同学们，早上好！我想你们都知道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课！这也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国不败，我信中华，四万万同胞万众一心，这一次我们一定打败日本兵！现在，我们继续昨天的课程——”

同学们停止了哭泣，认真听课。大约过了2个小时，无数日本军车开进了暨南大学，郑振铎挥舞了一下教鞭，又用力折断，充满尊严地宣布：“现在我们下课！”接着，郑振铎马上指挥同学们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教授和学生一个个都握紧了拳头，他们相信今天的中国永远不败。（张进/文）

1938年夏，年仅15岁的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名为《彷徨》的杂志，宣传新思想。1947年3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后，陈然等人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同年4月，正在机器厂工作的陈然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包裹之后，他发现里面是《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陈然等人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他们把《新华社电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这份没有名字的油印小报就是日后的《挺进报》。

《挺进报》一经推出，就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派彭詠梧与陈然等人联系，决定把《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组织上决定让陈然负责油印，另一位同志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挺进报》就这样在南岸区野猫溪的这栋小楼中悄然诞生了。

出于保密需要，陈然和成善谋从未见过面，直到两人双双被捕时，才见到了对方。他们同时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握你的手！”“致以革命的敬礼！”

在狱中，陈然也没有忘记给室友及时传递消息。他凭着记忆把一些胜利的消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小纸片顺着一个秘密孔道，传到难友手中，小小的纸片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摘自《重庆日报》黄琪奥/文）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双与众不同的草鞋。这双草鞋编得细密、周正，编鞋子用的不是粗粝的稻草，而是柔软细密的黄麻，黄麻里还细心地捻上了布条……草鞋的鞋尖上绑着小绣球，这两个小绣球是草鞋的主人谢志坚系上去的。

谢志坚是江西省于都县人，14岁那年，家乡来了红军，他当过儿童团团长，当过侦察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于都的时候，谢志坚是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的警卫员。出发那天，很多父老乡亲自发为红军送行，有送鸡蛋的，有送花生的，还有送草鞋和鞋垫的。

当时，谢志坚有个心爱的姑娘叫春秀，她也在送行的队伍中。春秀哭着给谢志坚带了一双黄麻编的草鞋，她是大家公认的编草鞋能手，做的草鞋又厚又牢。谢志坚紧紧攥着春秀的手说：“别哭，红军会回来的，我也会回来的，你放心地等待红军的好消息吧，我们很快就会打败反动派。”春秀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说：“我会等。”

谢志坚带着这双特殊的草鞋，带着春秀的深深情意告别了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战斗征程。在长征路上，谢志坚非常爱惜这双草鞋，只穿了两次。一个接一个硬仗，这双草鞋陪伴谢志坚一次次闯了过来。1951年，谢志坚带着草鞋回于都寻找春秀，可那个说“我会等”的姑娘早已不在人世，原来当年红军走后不久，春秀就被敌人杀害了。十几年过去，草鞋如故，故人却阴阳两隔。（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曾长生/文）

1935年春，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嘉陵江两岸山峦耸立，水深流急，为阻止红军西渡，国民党军部署重兵防守，并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强渡嘉陵江，先决条件是短期内至少造出70条船。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将造船地点选在王渡场。这里距主渡口塔子山只有15公里，中间隔一座山，山脊后还有个宽敞的平坝子，是个隐蔽造船的好地方。

紅三十军220余人组建了工兵连，专门承担造船任务，同时依托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150多名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集中到王渡场参加造船。为了便于组织指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搬到离造船地点不远的村子住下，一有空就往工地上指导。

地方苏维埃政府出面组织各地出人出力，踊跃支援红军造船。四乡的铁匠汇集王渡场，支起几座铁匠炉，利用收集来的废钢烂铁，打造出大大小小的销钉、抓钉。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75条俗称“毛蜂壳”的木船打造完成。此船小巧灵活，每条船可容纳一个班的战士。

3月28日晚，江上轻雾弥漫，正是渡江的好时机。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两个营迅速登上木船，向西岸疾进，突击队行进到离西岸50米处被敌哨兵发觉，敌机枪和排炮响了起来，塔子山的红军炮兵立即还击。离江岸20多米时，红军战士弃船涉水，突破嘉陵江天险，全歼了守敌一个营，随后又击退了南北两翼敌人的反扑，占领敌沿江防区。红三十一军、红九军也跟进渡过嘉陵江，西岸川军防线随即崩溃。（摘自《人民政协报》，曹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