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

在中美僵化已久的关系正处于松动的微妙关头，在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时刻，有人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可能发展的前景，并且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那就是1971年7月20日杨振宁的首次回国访问。

难能可贵的是，在杨振宁决定访华之时，曾受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科学顾问戴维之托，以私人身份探询中美两国科学院之间进行有效接触的可能性以及接触方式。杨振宁在京转达了这个意愿，鉴于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政府认为两国科学院正式接触为时尚早，但是愿意考虑美国科学家的個人访华。

而这次访问，在人文荟萃的华人知识界尤为引人瞩目，无数电话打来，他们中有著名学者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

1972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关系呈现缓和趋势，访华的美籍华裔学者开始增多。同年6月，以任之恭（著名物理学家）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12人来到中国，其中包括当年和钱伟长、郭永怀一起考取庚款留英名额，如今是麻省理工教授的林家翘。

1972年9月，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访华。他提出搞基础科学的人要少而精，特别提出要从十二三岁就挑选人才进行培养。他的建议在1972年当然不可能引起太大反响，不过到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讨论了少年大学生问题;1978年，该校出现了“少年班”，并逐渐推广到若干院校。

同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访华。陈省身不仅看望亲朋好友，而且还带来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委托他携带的信。当他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时，转交的是一封邀请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的信。这封信件完成了在官方道路尚不通畅、民间迫切希望沟通时代的信息传递;这也是早年留学生、如今的美籍华裔学者在学术成就之外的又一贡献。

在那些年月里，还有许多化学、生物学、地学及其他学科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络绎不绝地来中国访问。

1977年，中国结束了10年动乱局面，人们更多地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为了适应科研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并考虑到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为祖国服务的迫切愿望，中国科学院决定邀请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旅美学者来华讲学和短期工作。

1978年，第一批被邀请的有陈省身、邓昌黎和吴家玮等20人。他们在相关研究所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一般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之久。这和他们以往的短期访问有所不同，他们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在讲学结束、离开中国前夕，或是回美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感受，向中国提出了种种建议。

1979年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在华裔学者归国讲学中，令人瞩目的是1979年李政道进行了为期七周的讲学活动。来自全国23个科研单位和63所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教师及研究生近500人，在上海科学会堂听了“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李政道夙兴夜寐，两学年课时在短短七周内完成。

1980年召开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可以看作是华裔学者归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高潮。5天的会议，到会的100多名代表中有海外学者49人。

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在中断了与国际学术界多年交往后，首次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以后再在中国举行国际交流会提供了经验。尽管以后类似国际学术会愈来愈普遍，也不再限于华裔，但最早和国内科学家接触的这批华裔学者，以及这次在广州举行的国际讨论会，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