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养活中国人

“谁来养活中国人？”早在数十年前，国际上就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对上述问题给出回答：端牢饭碗，中国人靠的是自己。

中国吃饱不求人

粮食安，天下安。

人们都关心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粮食够不够吃？答案是肯定的：够吃。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吃饱肚子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梦想与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

白皮书显示，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长了14%，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和农业生产，2018年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麥、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目前，国内粮食供需总体宽松，库存充裕，粮食储备已经大大超过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17%至18%的安全警戒线。我国用全球10%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过去几千年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成功解决，逐步实现了由“吃不饱”向“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

根据白皮书，2018年，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蔬菜和水果的人均占有量比1996年分别增长35.7%、55%、72.5%、333.3%、104.2%和176.5%。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木本食物及蔬菜、瓜果等非粮食食物消费增加，食物更加多样，饮食更加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亦是粮食进口大国。

然而，我国粮食够吃，为什么还要大量进口呢？

“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粮食供给已经由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短缺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进口来调剂余缺。”中国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说。

一方面品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谷物虽然保持较高自给水平，稻谷连续多年产大于需，口粮在数量上已经得到保障，但是玉米已连续两年出现产需缺口，大豆自给率不足20%;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对优质粮食需求持续增加，而国内优质粮食供给不足。如小麦是我国居民的主要口粮，国产小麦以中低筋品种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制作高端面包所需要的高筋小麦国内供应不足，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事实上，根据白皮书，中国目前已实现谷物基本自给。2018年，谷物产量6.1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90%以上，比1996年的4.5亿吨增加1.6亿吨。目前，中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在出席国新办发布会时亦表示，中国的粮食进口主要是大豆，谷物进口是为了调节品种余缺。据统计，2001年至2018年年均进口的粮食总量中，大豆占比为75.4%，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品种合计占比不足6%。

从吃饱到吃好的剧变

民以食为天。一碗饭，记录着百姓生活的日益改善，也记录着时代前进的巨大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窝头咸菜”到现在“肉蛋奶菜”，从“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切感受着70年来舌尖上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一家轮胎厂上班。那时候粮、肉、油都是凭票供应，吃饭也主要是玉米面、土豆、红薯这些主食。”今年86岁的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道居民吴金香回忆道。

“到了60年代，我们家里老大刚上小学，有吃的都紧着孩子。最常吃的是玉米面贴饼子、咸菜，就着一碗白开水，有时候一天也炒不上一个菜。”吴金香说，“粮食不够吃，就带着孩子去地里挖点野菜，或者撸点榆树叶蒸窝头。”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食物是相似的，人们的饮食期待也是相似的——吃饱就好。

“70年代，我们最常吃土豆、大白菜、萝卜这‘老三样’。改革开放后，粮、油、副食都变得充足。进入90年代，农业大棚发展起来，冬天不用再囤积白菜，还能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这在过去真的不敢想象。”吴金香说。

在食物极大丰富的现在，吴金香常常对子女们说：“不能吃太多！为了健康，得控制饮食，适当吃点粗粮。”进入21世纪，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用再为吃穿发愁，在餐饮方面开始强调“限盐减油”“营养配餐”“精粗搭配”“科学烹调”。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显示，中国人均口粮消费量相对30多年前下降40%，肉蛋奶的消费量增加2倍，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增加了近3倍。“人们的饮食，经历了从吃饱饭到好口味，再到追求饮食健康三个阶段，而且正朝着‘科学饮食，健康餐饮’的方向发展。”中国饭店协会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侯玉瑞说。

维护粮食安全的中国智慧

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更是离不开千千万万既奋战于实验室又耕耘于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

50多年前，中国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身在湖南安江农校的袁隆平亲眼目睹了中国大饥荒的惨状，发誓要解决饥饿问题。就像那只苹果砸中了牛顿一样，袁隆平幸运地发现了天然杂交稻。

从“南优2号”到超级稻，几十年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不断改良。杂交稻目前已经覆盖了全中国和许多国家。仅在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就达2.5亿亩，面积占比57%，产量占比65%。2016年来自云南个旧试验田的亩产已经高达1088公斤，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向袁隆平院士颁授共和国勋章时，与袁隆平院士亲切交谈。有人好奇，他们说了些什么？袁隆平笑着回答：“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亩产1200公斤冲刺！”

“我现在主要有两个任务。”袁隆平说，一个是杂交稻的高产、更高产、超高产。

“为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农业部在1996年立下中国超级稻计划。当时是五个进程，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我们都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向每亩1200公斤冲刺。”

“我现在是‘90后’，我希望在我百岁之前，实现每公顷20吨的目标。”袁隆平说。

袁隆平提到的第二个任务是海水稻的研究，也就是耐盐碱地的水稻。他说，全国有十几亿亩盐碱地是不毛之地，其中有将近两亿亩可以种水稻，如果在十年之内发展到一亿亩，每亩按最低产量300公斤计算，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这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1亿人口。

“海水稻全世界都在研究，包括日本、美国、印度，进展不大。我为什么担当这个任务呢？因为我们的水稻有‘杂种优势’，包括海水稻。”袁隆平透露，目前研究进展顺利，“第一批亩产量有620公斤，我们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維护粮食安全，需要居安思危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的话说，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

其一，粮食产量高、库存充足。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今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第五年超过1.3万亿斤;口粮实现完全自给。粮食库存充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

其二，市场供应稳、粮食价格稳。多年来，中国粮食市场供应保持充裕，不脱销、不断档。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也有效保障了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军需民食。与近年国际市场粮价几次“过山车”式的大幅波动相比，中国粮价总体保持平稳，在合理区间内小幅波动。

其三，保障能力强、调控能力强。官方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实施政府储备吞吐调节、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粮食宏观调控打出了一套精准高效的“组合拳”，有力推动了粮食种植结构优化调整，提高了粮食供求平衡质量，提高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但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话——居安思危。白皮书亦指出，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为此，白皮书提出四项政策主张，分别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强储备应急管理、建设现代粮食流通体系、积极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饭碗里的历史

原始农业生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周易》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些传说就是对远古农业生产的一些反映。到了夏商周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了。史载战国时国家征战，兵力动辄十万，多至近百万，其后勤供给规模之大，就是依靠繁荣的农业生产支撑的。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统一，400年间，继承和发展此前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和知识，藉“大一统”之便，大规模地在中原地区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并渐及南方和边区，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基本都上了一个台阶。

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五胡乱华，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人命贱如草芥;大量农田被毁损、退耕还牧或粗放经营，相应地农业生产水平进步较少甚或还有倒退。

隋唐时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北方的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而南方则进一步提高。唐贞观十三年“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由此可见北方地区农产的丰饶。但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板荡，“河南、河北、河东以降，甲兵常积”，农业生产遭极大破坏。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生产进一步发展，终至超过北方。

隋唐之前的皇帝，可能是因为国都建立在北方，吃饭也大多是以面食为主。比如饺子、包子、面片，当年都上过皇帝的餐桌。不过隋唐时期的人们酷爱香料，花椒、豆豉、陈皮，都是皇帝餐桌上的重要调味品。当时人们对香料的追捧，导致官员贪污时，收的都是香料，而不是钱。

到了宋代，赵宋政府吸取唐代军阀割据、武人专权的教训，面对四境强邻，采取守势，转而一心发展国内经济。北宋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繁荣安定，这期间，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大步的发展。在华南出现了一年两熟的生产，以及多种作物的轮作，朝廷还特地从占城引进高产水稻。宋代农业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宋代的畜力比近代农业还要充足。

在肉食方面，南宋和唐朝一样，开始禁杀耕牛，百姓很难吃到牛羊肉，特别穷苦的百姓吃猪肉也难，那时的南宋穷苦百姓吃螃蟹和虾。根据史料记载，南宋的水产丰富而且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吃螃蟹只吃蟹黄不吃蟹肉，只有太穷苦的草根为了填饱肚子只能把蟹肉也吃了。

明朝建立之初，承蒙元之弊，国家残破不堪。明初政府为了恢复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明朝初年的大规模恢复生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洪武朝把华北当作未开发地进行开发，移民人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水利兴修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明朝的经济水平逐渐恢复并超过了宋代的水平。明朝中后期的市民消费惊人。如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穷人出身，他当了皇帝以后吃的怎么样呢？史书上记载过一份他的菜单：胡椒醋鲜虾、烧鹅、羊头蹄、鹅肉巴子等等一系列的菜肴。可以看出来还是很丰盛的，一个人肯定是吃不了。中国人吃海参、鱼翅、燕窝据说也是从明朝开始的，从这个朝代开始饮食就比较接近现代的了。

明末遭遇特大天灾，繁华的经济突然崩溃。利用一系列巧合的机缘，满洲人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最高的权威。康熙二十年，三藩反正被镇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沦陷，满清在中国的统治才最终建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后，清朝经济开始恢复，到乾隆朝达到顶峰。但在人均粮产方面，清朝却一直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乾隆中期以后经济越趋下降，亩产也开始下降。晚清以后，至于民国，依然没有恢复清初的水平。晚清的亩产，仅仅在201.9到223.1市斤/市亩左右，不但远不如清朝全盛时的亩产367市斤/市亩，甚至不如明朝的亩产（346市斤/市亩）。

可以看出，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明代，一直是在上升的，直到清代才开始下降，到晚清民国，下降到最低点。

同样，可以认为，从汉代一直到明代，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是在逐渐上升的。从汉代还较落后的人均水平，发展到明朝中晚期的最高水平，经历了近2000年的发展。而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还不得不提到粮食物种的大交换而促成的“人口爆炸”。中国历史人口数据显示，宋朝人口达到了1亿，明朝末年人口超过了2亿大关。经过了明清之际的严重天灾和多年的战争，到1700年人口为1.5亿。到1850年，人口增加到4.3亿。有人称这种增长速度为爆炸性增长。研究表明，这种爆炸性增长就是因为土豆、玉米、红薯传入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土地利用的革命”。土豆、红薯、玉米等作物从海外舶来，大面积种植，贫瘠的荒地、山地也遍地开花，明清两朝因此解决了饥荒问题“。据统计，从明末到清初的10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10倍，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同时，天灾人祸也导致了多次粮食危机。如1910年前后，长沙遭遇自然灾害减产，而开埠后的岳州、长沙更是被经营粮食的外商趁火打劫。他们取得了清廷外务部批准，简直就是来抢大米，不算走私粮食，走官道的每月就达2000-3000石，以致于一度长沙市国有储备不到30万石，不够全市吃两个月，粮价涨了3-4倍，米店高懸“早晚市价不同”6个大字。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当时报纸记载，仅一个梓潼县里以草根、树皮、白泥果腹的饥民就有18万之众;铜梁县饥民为挖白泥填肚子挖塌了山石，压出30多条人命。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著名施粥处。一到吃饭时间，灾民就在施粥的棚子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吃完饭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这样大场面的饭局一般一吃就是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

北京城里的施粥吃到后来，还发生了有人吃完一碗再排队领一碗的现象，于是赈局就开始想出了发“票”的主意，一顿饭就是一张票，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但是这种靠民间力量进行施舍的救济行为，最多只是维持生命，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毫无作用。

舌尖上的记忆

“没有粮票，寸步难行。”建国30年间人们的吃饭记忆，成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的浓浓的乡愁，却也是80、90一代记忆的空白。

计划供应：征购农村粮食供应城市居民

“1953年前，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但到了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了，余粮只能卖给国家。”76岁的老人梁传达回忆起建国初的那段岁月。

1953年粮食歉收，东北等主要产粮区减产70亿斤。收支相抵，全年出现40亿斤赤字。全国各大城市粮食缺口，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上海出现大米抢购风潮，全国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当年10月，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于是，几个新名词诞生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梁传达家当时种5亩地，水稻亩产800斤，“好像一年要交200斤的公粮，我们那里是丘陵，不用鸡公车，都是我和父亲用担子挑着去。”在此之前，交完公粮，剩下全家5口的口粮，余下的粮可以卖给私人，换些钱应急、置办家用等。之后的统购统销，他记得国家的统一收购价是远低于原来市场价格。

梁传达不知道的是，正是像他一样的数亿农民的贡献，让当时全国6亿人口都有了饭吃。而为了兼顾公平，杜绝贪污腐败，2年后的1955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要求对城镇居民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粮食，粮票制度正式诞生。

缺粮记忆：当年没有粮票有钱也得饿肚子

粮票发行一年后，如今的川粮协会会长蒋俊出生在山城重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暑假，还在个位数年龄的他，有一次和两个小伙伴去綦江县耍，“那时候家里粮票都很紧张，家里只给1斤的粮票，从来不会说给5斤、10斤的粮票。”当时，公共交通并不发达，重庆与綦江之间一天只通一班车，买不到票只能等第二天。结果，在回来时，因为票紧，蒋俊3人没买到票，“我们带的粮票只够吃一天，节省节省撑了两天，可还是买不到票，心里急得团团转。”蒋俊与小伙伴想多给些钱，买点饭吃，可是根本行不通。“我们当时饿疯了，就像乞讨的一样，逢人就问能不能买张粮票，最后是一个60岁的老婆婆卖了1斤粮票给我们，5毛钱，当时的工资才10块钱左右。”正是这一斤粮票，让他们3个买饼充饥，熬到了有票回家。

彼时，粮票被称为“第二货币”。“粮票有时候比钱值钱多了，有钱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肥皂要票、拖鞋要票、缝纫机要票、手表要票，连女性用的月经带都要票。”蒋俊说。不仅仅是粮食，当时食用油也奇缺。“每人每月4两油，2斤肉，油荤特别缺。”蒋俊说，每月到了割肉的时候，他就会大晚上去排队，“专挑肥的买，不买瘦肉，肥肉回去可以炼油。”这样才勉强保障了一家人的用油。

粮食定量供应，最怕老家来亲戚

在票证奇缺的年代，怕没票，更怕老家来亲戚。“老家来一个亲戚，就要吃掉一个人的口粮，那家里就得有一个人饿肚子了。”当时，每家都按人口定量，老人、小孩定量都不多，所以家家都感到粮食紧缺，加上副食品少，且多实行凭票供应，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更感到粮食困难。孩子吃不饱，大人饿肚子，身体瘦弱，营养不足，不少人患浮肿，所以，那时亲戚朋友很少走动。如果至亲好友因事必须请吃饭，客人也会主动拿出粮票。“这看起来不近人情，其实，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感到难为情。”

那个时候，就算是身为共和国总理，也要为粮票犯愁。1962年秋，周恩来总理请张爱萍、钱三强、王琻昌、邓稼先等两弹研制的领导、专家谈工作，而后请他们吃饭。这次吃饭，就是每人一块油饼，一碗烩菜，中间一个砂锅里面有几个肉丸子。饭后，秘书说：总理请客是自费的，但粮票是定量的，没有多余的粮票，所以请你们每人交二两粮票。

在梁军收藏的文革年间的粮票上，写着“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最高指示。梁军指着一张面值为“二十市斤”的粮票说：“这其实是一张1斤的粮票。”但其上面所画的图案和20市斤的一样，均为一艘轮船，且票面大小一样，只是1市斤的票面呈灰黑色，而20市斤的票面呈紫红色。“是一个人私下将数字‘1’改为了‘20’，文字‘一市斤’改为了‘二十市斤’，并把票面颜色均涂改为紫红色。”如果不仔细看，基本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1市斤的票面上写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语录，而20市斤的票面上则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人就这样被发现了，被判处伪造粮票罪，坐了5年大牢。”

历史见证市场经济发展，票证经济落下帷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逐步放开了粮食交易。“粮食渐渐就变得不再那么紧俏了，而粮票也可以随意地交换东西了。”梁军说，1979年20多斤地方粮票可以交换1斤鸡蛋，而如果是交公粮，可以用100斤粮票顶替100斤的粮食。在有些店铺也可以自行“变通”，“买大米的时候凭粮票就是1毛4分2，没有粮票那就得多给点钱，得1毛8或者2毛。”这是当年蒋俊挨饿时所不能想象的。

1987年，梁军进入大学学习，“我是生活委员，全班的粮票都由我发放，一个人发32斤的粮票”。但基本上大家都吃不完，“因为以前没有油水，菜也少，只能吃饭;后来油水多了，肉基本上每天都能吃到，多吃点菜，粮票自然就用不完了。”那时候，他们班的女生经常会用剩下的粮票去超市换香皂、拖鞋、洗发液等物品。而这也是蒋俊所不能想象的，他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到月底，粮食不够的时候，母亲就会买很多白菜和萝卜回来。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确立，国家粮油敞开供应，粮票从此成为收入历史的口袋，而长达40年的“票证经济”也最终落下帷幕。粮票则成了蒋俊和梁军等人无尽的乡愁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