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看”是我高一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其实连高中的门都还没摸到。

那时候那所高中为了招生，寒假把各个初中的尖子生拉去听课，“得看”负责给我们讲几何部分的概念和习题。印象里第一天上课时有人迟到了，那人没有敲门，悄悄把门推开，钻了进来，也不打声招呼。“得看”本来在写什么，听见响动一下子停了下来，静静转过身盯着他。“得看”本来看起来就有点儿凶巴巴的，—下子变得更吓人了，似乎连手里的粉笔都被他恶狠狠地捏着，好像—下子就能变成粉笔灰。“以后迟到了就不要再来了！”他似乎说了这样一句话。

寒假很快过去了，我们离开补习班，又回到冲刺中考的初三教室。那次补习是我对“得看”的第一印象。一个假期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反手就能画个完美的圆，但性子阴晴不定。

春天结束，夏天到来，阴差阳错，我又来到这所学校，并且在分班结果里惊讶地发现——“得看”成了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而我在他麾下当起了班长。

二

第一天到校，“得看”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SHI”，说：“今天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班规，这个‘SHI’象征四个品质，有谁知道？”同学们叽叽喳喳，“得看”认真地说：“没错，就是诚实、准时、踏实。”同学追问：“还有一个是什么？”“得看”问回去，又好像是在问自己：“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他把手里的一张纸翻过来翻过去，过了一会儿说：“那就是三个，我可能说错了。”同学们大笑，他也跟着笑，笑了—下，马上又说：“我最恨迟到的人！”

我坐在下面小声跟旁边的女生嘀咕补课时“得看”的往事，心里得意扬扬：“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谁知道还有多少可怜的粉笔头要遭罪。”

大多数时候“得看”循规蹈矩，一副典型的男教师形象。他脸型方正，略长，常穿浅蓝色的衬衫，后背微驼，瘦长的腿上总是套着略大的牛仔裤，走到哪里都带着学校周年庆发的红色保温杯，批作业的时候笔迹力透纸背，有时候会戳破好几层练习册的纸。他做事很利落，习题和概念总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清楚。而他之所以被人叫作“得看”，就是因为他说“大家看”的时候依然利落简洁，甚至有点儿着急，再加上他有点儿南方口音，所以话一出口就成了“得看”，大家私下笑他，笑着笑着，“得看”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大概后来他也知道了，但也不说什么。

除了讲课简洁外，“得看”的板书也清楚漂亮，没有一丝冗杂，便于看清也易于理解，我简直想往全世界的板书比赛组织者的耳边支个喇叭大喊：“你们真该看看我们老师的板书！”而且他从来不吝于跟我们分享课外知识，这实在让人感激不已。

我怀疑“得看”偷偷把教学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来看待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完成得这么好。

高中的时间过得很快，大概是因为每一天都紧张而充实。慢慢地，我对“得看”越来越了解。“得看”其实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凶悍，相反，他有时候显得无奈又可爱，像个没经验的新手父亲。我总是急急忙忙骑车到校，头发凌乱，眼镜上糊满水痕和灰尘，而他四六分的头发常梳得光亮整齐，每天慢悠悠骑个车子出门，到了学校还能去吃早餐，然后准时站在班门口，逮住迟到的我。他给我们制定班规，每周迟到两次以上开始扣分。我很狡猾，每周只迟到两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得看”很有人情味，他自己说过“偶尔迟到情有可原”，所以我就狡猾地逃过了所有惩罚。他无奈地把我揪出来：“你是班长，要给同学们做好表率。”我就赶紧装作认真地点点头：“孙老师说得对。我能进去了吗？要不然影响他们收作业了。”“得看”就无奈地放我进去。

我不仅“狡猾”，而且不是很能够接受补课。我觉得自己在学习之余也需要有正常生活，比如每周抽点儿时间陪陪耄耋之年的奶奶，给她洗洗头;或是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音乐会;或是偶尔感觉实在喘不过气，需要躺在被窝里做一天白日梦。每当这时候，我总是会提前一天找到“得看”，诚恳而乖巧地问他能不能请假。大多数时候，只要原因合理，他就会批准，然后每次都会说一句相同的“下周你到学校给我把假条交过来，下不为例啊”。但偶尔他会摆出一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我很难办啊”的表情拒绝我，这时候我也就会乖乖回去补课。初三一年，我的眼镜度数增加了100度;而高一一年，度数竟然一点儿都没变，我知道这其中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得看”的仁慈。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得看”，我能不能健康快乐地活过高一——听说有的班主任连学生生病请假都不会批准，而“得看”却总是对我们网开一面。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把我们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个学习机器来对待。

还有一件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我文理科成绩都很好，按照常人的思维，一般都会建议我选择理科，一开始“得看”也是这样劝我的——当我告诉他我可能选择文科的时候，他很不理解地劝我。劝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让我怀疑他是不是都开始讨厌我了。

后来有一天，有只漂亮的绿色小虫子落在我的数学练习册上，挣扎了一会儿居然死在那里了，我很受触动，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便把所见所想都写在了那天的数学练习册上。我在里面夹了一张纸条，写道：“对不起老师，我明天誊到笔记本上就把它擦掉。”过了一会儿，我把练习册上的小虫埋在窗边的花盆里，继续做完那天的习题，就把练习册合上了。第二天练习册发下来，小纸条上面“得看”回复的字仍旧漂亮，落笔却不重，上面写道：“我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现在开始理解你为什么想学文科了。加油！”那天我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被理解的快乐与欣慰。

三

当然他不只是这样对我一个人，他像一个要对全班同学负责的笨拙的父亲，小心翼翼照顾着我们。

文理科分班前，我们一大帮人一起写了首班歌，筹了钱录音、拍MV，“得看”给我们捐了张崭新的百元钞票，还在MV里友情客串。我们临时起意，说需要板书，让“得看”演出正在讲课的样子。他提前什么都没准备，没有课本，没有笔记，但居然扬起手就写了满满当当一黑板，我们又一次被他的专业能力震撼了——作为数学老师，“得看”的业务水平真是无可挑剔。每次拍到他的时候，他都不会笑场，但是镜头一过，他就又会露出可爱的笑容和兴奋的眼神，好像答了题以后期待被老师表扬的小学生。他的戏份都在室内，但是那天出外景的时候，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那天天气有点儿热，所有人都穿着好看的校服，天空湛蓝，正在施工的操场上扬着一层薄土，我们站在操场的一边，唱班歌，把校服抛向天空，“得看”在一旁看着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传言说“得看”不会继续教我们，我们班会被拆散，“得看”被分去教新一届高一。我有点儿忧伤，我知道自己选择了文科，不会跟他们继续在一起了。我好伤心，这样好的同学和老师，我就要与他们分开了，而这也将成为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天。

“得看”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叫了个男同学一起出了校门，过了一会儿，两人一起提了一箱水进来。我们起哄：“孙老师真好！”“得看”摆了摆手，在旁边笑，笑得大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堆满褶子。

2018年，“得看”被分去教新一届高一，我被分到了文科班。那时我已经成为学校的“问题少女”，他见到我时还是时常试图劝我“改邪归正”，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跟他嬉皮笑脸。

今年年初我申请国外的学校，发信息问从前教过我的老师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信，“得看”是第一个回消息给我的。我的不善言辞的数学老师仿佛用尽了所有溢美之词来夸他的学生：“董怡旻同学在班级里帮助老师、团结同学……”看得我笑到岔气，但又很感动，明明我已经不是他的学生了，他却还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一字一句，虽然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百度”来的。

我不知道对他来说一届届的学生意味着什么，是一段段的工作，还是一段段不可割舍的经历？换作从前，我会希望他把我们真的当成孩子或家人;但現在我想，对于这样一位我真正敬爱的、喜爱的良师，我希望他能只是把教我们当成一段不用投入太多感情的工作，这样，“得看”就不用像我一样——两年过去了，想起高一的时光，想起与他们的相处和别离，我都还是像当时一样感受到鲜活的刺痛与喜乐。

这是我的老师“得看”，他叫孙建国。教师节的时候，我发了祝福给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唯独遗漏了他，但我猜他也不缺我这一个教师节祝福，那就让我在这里献上最独特的祝福——祝您万事胜意，笑的时候眼周不起褶子，永远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