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敏

在新桃换旧符之际，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现今日看似平常的春節背后，实则蕴藏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透过新旧年之争，也更加能体会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无比重要的地位。

我国传统春节“自祭灶日起，直至新正元宵佳节止，又各备饮食，恣游戏，每当家庭团聚之时，享受其乐叙天伦之福……民间则经商作客，虽地角天涯，必作归计，贫户乞丐，虽箪食瓠饮，亦聊应年情”（谢宗陶《说新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政府虽不再重视传统春节，民间却依然如故。上述引文中所述春节情形，直至今日，亦是如此。

新旧之争

春节在今日看来十分平常，但在民国时期曾被政府明令禁止。虽说民间依旧过年，可这年却有了不一样的身份，有人称之为“旧年”，以示同公历一月一日之元旦新年相区别，即使仍然称之为“新年”者，亦大多在之前缀以“废历”二字，叫作“废历新年”。所谓“废历”即我们传统上说的农历、阴历。春节在民国时期，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政府三令五申要废纸，无奈民众不买账，“任你叫破喉咙，用尽机谋，废历由他废历，过年他自为之的”（白天《废除不掉的旧历新年》）。传统风俗之深入人心于此可见一斑，难道民众就不畏法吗，还是有其他原因？春节何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思考。

民国时期，可以说两个新年并存，一个是农民的“旧年”，一个是工商学政的“新年”。政府提倡的“新年”可以说丝毫影响不到当时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即使在今日，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这一天同样无足轻重。我们从看似与旧历绝少关系的新闻事业来观察一番，又可窥见这新旧年之间的有趣关系。政府施行新历，报纸自当遵令倡导。“新年”前夕，报馆忙着刊登征文的广告，预备着将元旦特刊做成让读者十二分满意，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当新媒体碰上旧历年，却发生了奇妙的一幕。有的报纸在旧历春节时照常出版，可是事实上却受到极大挫折。上百人辛辛苦苦出版的报纸，全部堆积在工厂中，不能出报社门一步。不仅是大家的劳动都白费了，经济上的损失尤其不少。“今日复当旧年，工友以休息为请，报贩以罢送相胁……即使勉强出版，一般民众方休游享乐之不暇，奈何看此满纸懊丧之日报哉。”这段报道刊载在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大公报》上，其时民国改奉新历已经十八年了，依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旧历春节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大，绝非一纸命令可以断然取消的。

就在这一年的末尾，国民政府还在为转移风气，提倡新历“新年”而努力，下令“新年”放假五天：“兹为提倡国历，扩大庆祝范围，转移人民习尚起见，国历新年休假日期应改定为五天，即自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一月四日止。旧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业。”（《民国政府司法例规》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训令各院部处会第七一四号）通过增加“新年”的放假天数来扩大影响，还禁止各界“旧年”停业，可是不停业的结果恐怕就如上述的报馆一样吧。

繁华依旧

民国政府的上述规定可说是一纸空文，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九日的《上海周报》直言：“假若谁再说废历他就是大大的傻子！”何出此言呢？看看下文的情景就明白了：“像这样一个热闹的旧历新年，偏偏说它是废历，那么不废的历应当是怎样呢！难道竖了两杆旗子，放了半天假，冷冷清清的，就算得过年吗？”（白天《废除不掉的旧历新年》）冷清的“新年”与热闹的“旧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见民国政府的政令丝毫没能扭转局面，“新年”还是那么尴尬地存在着。

时隔多年，废历年依旧热闹非常。这一年，也就是1933年，上海春节的繁华景象，透过上文作者的笔，我们还可以领略一番。国历新年之后的几天，作者曾猜想今年的废历年不会热闹了，至少爆竹声不会震耳了，因为公安局曾经布告过“冬防期间禁燃爆竹”。可是这种猜度在作者脑海里只埋伏了没几天，当他看到家家作坊都在拼命赶制烟花爆竹，店铺里也陈列着各式的烟花爆竹时，就明白了“禁燃爆竹”只是空文而已。

果然，在除夕晚上，“就已听到单声的、双声的、连串的爆竹声，像去年一二八日本炮轰闸北的境像差不多，会震聋行人的耳朵。马路上行人也和去年人民逃难时一样的拥挤和忙乱，警察老爷似乎也忙了起来，一只手要指挥车路行人的秩序，一只手还要塞住耳朵怕受惊”。如此形象直观而又略带黑色幽默的比喻，想必大家不难想象出除夕之夜大上海的盛况。

正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海，更是浓浓的年的味道。“恭喜发财”成了人们见面的口头禅。街市上没有了做买卖的，学校恰好赶上放寒假，机关单位里虽然没有“例假休息”的通知，但办公厅里只留着勤务值班。报馆也经过日报公会的决议放假休刊了。政府没有命令邮政局没收拜年帖子，各家都收了一大堆拜年帖。邮寄拜年帖子拜年，神似今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消息来拜年。这也是旧历春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如此景象，不但不是在政府组织提倡之下，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各行各业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过春节，机关单位自身也不免。可见旧历春节果然是废除不了的。

并行不悖

其实，这种新旧对立、势不两存的思路本就是错误的，故而，无论政府怎么提倡宣传，依旧不能如愿。时人对此早有认识，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即有人在刊物上断定：“假若政府贸贸然下了一道命令，叫人民一定废除了旧年，或者一定废除了新年。那么能不能收效？姑无论政府能不能下此命令，即或政府能这样作去，恐怕还是没什么用处。”（竞心《中国人之旧年与新年》）事实也果真如此。

“旧年”何以不可遽然废除，实有其不可泯灭之价值所在。民国时期讨论“新年”与“旧年”的文章亦多有涉及，其认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历法本身而言，阴历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早与民众生活融成一片，内中又包含着“二十四节气”，十分符合农民的习惯与需要。采用阴历自然要过“旧年”，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能不考虑农民的特殊需要。

旧历新年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民族之休息日，“是日也，适当农事敛藏，阳春乍来，老妻炉畔，儿女灯前，信为休息逸乐之好光阴。米谷已售，耕耘未作，亦正绝好之会计年度也。故旧历新年为公认之休息日，亦为公认之结算日”（《论旧年》）。一年奔忙劳苦，总需有个特定的日期休息与享乐。从谚语“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一顶新毡帽，老婆儿要一块大花糕”，即可看出新年的全民娱乐性，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所谓独乐乐不若与人乐，春节期间，社会同乐，别有情味。

旧历新年还可以崇礼敦谊。古礼有六，分别是：婚、丧、冠、祭、乡饮酒、相见。春节可以举行其中的两项。首先是祭礼，民俗有祭天、礼佛、奉财神、祭灶等，但是最普遍的就是祭祀祖先，这也符合儒家提倡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义。其次是相见礼，机关单位有集会团拜，亲友之间有请客送礼，家庭之内有叩拜恭敬，可以借此来巩固友谊，加深感情。

保留旧历新年，并非排斥新历。当时不少人都认识到了实行新历，以顺应世界潮流的必要性。在政府为政考绩等事，自当依照新历。至于民间私人方面，不妨一仍其旧。所以当时的问题实际上不在新旧之争，而在如何推行新历。新旧之间并非水火不容，从今天的现状来看，前人争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新旧并行，各取其便。春节亦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不再是阻力和包袱，而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资源。斗转星移，在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依旧满怀着希望与憧憬，去迎接诗意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