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宝心 赵彩霞

摘要：辽金时期不同于北魏之全盘汉化，实施汉制国制并行的二元结构，提倡夷夏文化互补的华化取向，其中国理念成为近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核心价值观念及文化文学取向也在发生新变，集聚在文坛巨擘元好问身上，遂成为一代代表人物。梳理辽宋文化圈有关观念的发展轨迹与元氏的承续升华，主要是：在不辨夏夷的国家认同上，加入正统文统体用互补之文化心理要素的中国理念;将经学史论等舆论中的民生至上民命至重理念，全方位付诸实践;重外王轻内圣的道统抉择，由藕断丝连到明确决裂，以救世济民为人生价值取向;对夷夏文化并重优势互补之华化，聚焦于文学，提出评论标准，高度评价金诗;辽文化圈诗富有北地、北族的特质，与宋文化圈趋同存异，成为金诗生成中的两大源流。元氏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中国理念 民生至上 道统抉择 夷夏同华 诗风互补

关于金代代表作家元好问思想学养之渊源，学界多聚焦于前代的继承，其实当代的社会现状、时代心理、主流价值观念等影响更直接重要，郝经“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即从这一现实因素着眼，指出其师充分吸收有金一代优秀文化，遂成为那一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一重要的因果关系内蕴极丰，给我们留下广阔的推考空间。其中特需关注的是：辽金时期不同于北魏之全盘汉化，突破“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政治认同，放弃以汉族为本位自视优越贵夏贱夷的民族歧视，超越农牧文化势同水火零和博弈之“夷夏大防”，高扬有向心力凝聚力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夏夷文化并行不悖优势互补之共荣同华，这种一体多元理念至元清不断发扬光大，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之國家民族主义的重要源头，其人民君国之定位、人生价值之理念、道统内涵之抉择、夷夏互补之华化、文学风尚之走向等也相应发生裂变。从此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理索元好问顺应历史大势之言行取舍，揭示其为金代文化文学代表人物之成因，应有重要价值。惜学界对此尚无专文论及，现就其对辽宋文化圈的并重集成从以下五方面钩稽阐述。

不辨夏夷中华一体的中国理念

金初辽宋故地之汉土对女真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燕云汉士在金宋合力灭辽后，大多舍宋仕金;人金宋人则排拒疏离，殉节守节，即使仕金，也含耻忍辱，有无奈悲凉之叹。这与双方的中国理念相去甚远有关。

古来的中国理念充满张力，要素甚多。春秋时以中原国家为中国，突出地域因素;又因周边蛮荒部族发展滞后，中原诸夏文明层次较高，遂分夏夷，突出了文化、种族因素;还强调中原处天地之中央，占据者得天地之正气，居中正大国四夷来服地位，这又突出了政权地位因素。后来之中国理念中的地域、种族、文化、政权诸要素，随着时势的需求进退消长。北魏入主中原，倡导全盘汉化，秉承儒家“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理念，以中国自居，称偏安江左的政权为岛夷，排斥于中国之外，彰显了地域、文化要素而淡化了种族属性。史家将北魏东魏西魏等合为《北史》，与南朝之宋齐梁陈并视为中国王朝。辽国占据了中原北边幽云等州，北部疆域远达蒙古高原之外，兼用适应游牧农耕的南北院两种行政治理方式，也以北朝自居。辽道宗针对“夷狄之有君”所言“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展示出以典章人文为衡量标准不辨夏夷的中国理念。当时汉宫也认同辽为中国，并以正统待之。生女真本附属于辽，代辽后自称北朝，对归降汉官保留辽时官职，故燕云汉士易于认同女真政权。特别是金太宗即位之初，进一步落实以汉治汉政策，开科取土，深得士心。浑源刘摇梦中作诗“喜逢汉代龙兴日，高谢商山豹隐秋”，视金主为替天行道的真龙天子，以刘邦灭秦喻金代辽，不辨夏夷，以道统定正统，视女真政权为中国王朝，并表达出欣逢盛世积极参政的激情。而入金宋土对开科取士甚为冷漠，尚需地方官强行解送。这些人尚未仕宋，不存在改仕再醮之耻，对异族政权的不认同是其主因。至于已仕宋者，在夏夷之辨上又加不事二主，故多以守节殉节自励。使金被扣的宇文虚中“节旄都落尽”（《过居庸关》），朱弁“终期汉节回”（《客怀》），滕茂实“牧羊困苏武”（《临终诗》），皆用苏武出使典，视金如匈奴，以夷夏大防忠贞不贰自期。已改仕金朝者，即使认可金为北朝，属合法的中国王朝，淡化了“夷夏大防”理念，但仍充满异国他乡无可奈何之悲，如吴激《满庭芳》“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刘著《月夜泛舟》“南朝词客北朝臣”。这些都基于深厚的时代文化背景。两宋面临辽、金、西夏等进犯的强大压力，夷夏大防的中国理念凸显，出现了石介《中国论》等专题论述，代表了宋人的中国理念。

在金廷迅速向中原文明转变的进程中，宋文化圈土官的中国理念也渐与辽文化圈对接。金熙宗浸染华风，视女真旧贵为“无知夷狄”，鄙弃本族文化，由夷向夏蜕变。海陵王对以南北地域区分夏夷贵此贱彼十分反感，认为以苻坚治理中原之功应入帝纪，史家却置之于《晋书·载记》于理不合，持以功绩实力定正统的中国理念。他不满足于偏居一隅，迁都燕京，改订官制，大幅削减女真宰执，任用他族人士，具有中华一体的胸怀气度。其“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大一统自许，力主中国理念之唯一性及排他性。金世宗罢战签约，承认南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但重视宗主藩属之礼节，突出了中原上国四方来朝的正统性;对内以儒治国，重视民生，致力太平盛世，被誉为“小舜尧”。至此宋文化圈士官之国家认同由被迫转换到自觉自愿。赵秉文“《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其余则否”，以公天下为标尺来确定政权承传之合法正统，淡化了以家族及民族、地域等属于家天下性质的诸要素。基此他视金为汉，泰和南征时，称不讲信义率先毁约挑起战端的南宋为“岛夷”;蒙古大军南下时，又以匈奴视之。萧贡，元好问所倡导大定以来的“国朝文派”，更从文学角度折射出文人在感情深处对金朝的认同。元好问“游骑北来尘满城，月明空照汉家营”，“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卷8《岐阳三首》），皆以汉指金。

在蒙金更迭之际，金初辽文化圈汉士的中国理念再度上演，且有所升华。元好问上书以“礼乐中原乃吾荣”为理想抱负的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期望储蓄治具，以儒治国，再现汉唐盛世，赋予蒙古建设中夏王朝的合法身份。他对忽必烈在潜邸延见儒士，欲大有为于天下十分关注，因其“忠国抚民，一出圣学”而称“吾贤王”（卷32《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在忽必烈主政漠南后，又亲自谒见，奉之为儒教大宗师。故《刘时举节制云南》（卷4）“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把忽必烈平定大理视为中华统一的正义之战。这一理念亦为时贤共持，段克己《正月十六日夜雪》“方今廊庙已备具，左有夔龙右有皋。爱民亲贤急先务，朱轮皂盖驰英豪。遗黎幸脱疮痍厄，讴吟圣世心坚牢”，将忽必烈招纳的儒臣誉为舜帝时的夔、皋，视其朝政为爱民亲贤的尧舜圣世。李俊民《赠张仲一》“丹凤衔书下九霄，山城和气动民谣。……万里江山归一统，百年人事见清朝”，热情歌颂忽必烈招贤纳土万里一统的王朝。郝经《时务》：“礼乐灭于秦，而中国亡于晋。”“天无必与，惟善是予;民无必从，惟德之从。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坚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大声疾呼“今日能用土，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些中原大儒的互动共鸣，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嘹亮号角，对忽必烈采用以汉治汉方略，与汉人联手粉碎阿里不哥等恪守蒙古旧制的势力，建立元朝统一南宋，形成汉、蒙、回、藏格局的大元王朝具有促进效应。元好问所编《中州集》收入女真、契丹、渤海及南宋人诗词，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认为元氏命名的“中州”不是地域方位概念，而是以“道统”“文脉”为依据，具有不分南北夏夷的大中国情怀。关于“道统”“无南北”，是对前贤不辨夏夷以道统定正统理念的延续，关于“文脉无南北”，更赋予中国理念以新要素。元好问曾从文化文学的角度提到“唐宋文派，乃得正传”（卷17《闲闲公墓铭》），以“经为通儒，文为名家”文道并重之韩、欧一系为正脉，它与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提到的“国朝文派”（《中州集·蔡硅传》）及从地域角度提到“中州文派”（《中州集·孙九鼎传》）三位一体，对金代“文脉”的属性予以界定;在临终时他还提出“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卷10《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将赵秉文以公天下之心为准定正统，延展到文统正脉不属地域种族的私有权利，凡能认同共享者皆有权承续。由此可见在金人不辨夏夷側重政治体系认同的中国理念上，元氏又加入文化审美心理认同诸要素，从而将以道统与文统并重、表里体用互动互补的文化心理作为标尺衡量，不辨夏夷，不分南北，认为接受了中华文化即为中国人，这是对以往中国理念的进一步升华。

民生至上民命至重的终极关怀

商周时特重天意，并与民心民情沟通。《尚书·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宣扬民本仁政，并与君国比较，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汉代独尊儒术，产生出站在君主立场上立说的君父纲常理念，两宋理学家继而把它上升到天理层次，从而衍生出君国至上的忠节观，要求臣子以顺为正绝对遵从舍生取义。故两宋土官以死殉国者较多，虽说也有为民而降者，但其忠于君国与民命至重的理念冲突之剧烈与辽文化圈士人截然有别。金世宗曾指出：“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燕人地处中原北边，当北方民族轮番南下且所属国家无力保护甚而视为不疼之肉割让他人时，官民便随势所驱，在君国与地方个人利益的权衡上往往以后者为重，缺乏忠贞不贰以死抗争的精神。建炎元年傅雱使金时所录馆伴燕人李侗之语，即代表了燕云汉土以救世济民为重的价值取向：“贤人君子佐世，因时识消长之理，遇事达擒纵之权。于此能变守改节，即于盛衰强弱之中，常使生灵不坠涂炭，免得此一段杀戮。这个因果最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这一民生至上的地域文化理念与使金宋人或殉节或守节的君国至上观念大相径庭，至金代中后期向宋文化圈蔓延，在儒士中成为主流。

辽文化圈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云：“先主，仁人也！当阳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贤。”这一将民生置于君国之上的理念在宋文化圈反响甚大。郝天挺《贻范元直书》：“昔昭烈当阳之役，既窘甚，犹徐其行，以俟荆、襄遗民，曰：‘成大事者，必资于众。人归而弃之，不祥。’君子谓汉统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续之。”赵秉文《蜀汉正名论》：“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观先主所以付托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复见，伊、汤之德，不是过焉。”元好问《新野先主庙》（卷8）：“一军南北几扶伤，长坂安行气已王。”他们借刘备爱民亲贤事表达了民生至上的理念。元氏“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卷37《南冠录引》），更直接表达了只为生民的价值取向。

这些代表人物在哲学、史学的主流话语中屡屡发出黄钟巨吕般的声音。赵秉文《论·总论》言：“尽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所贵乎中天地而应帝王者，谓其为生灵之主也。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不顾逆顺，是生人之仇也。”认为最能体现天意的是仁，作为上天之子的帝王理应代天行仁，故继承孟子民贵君轻理念，反对为国争城夺地滥杀无辜的不仁之战，在国与民的权重上向后者倾斜。杨奂“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为正也。王道所在，正统之所在也”，视民本仁政之王道为认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准则。王若虚进而高扬“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理念，以唐代忠臣张巡守睢阳为典型案例，将为国与为民对举比较，认为其食人三万是残暴不仁的害道之举，且反驳了为保社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之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是”，抨击张巡义理不明。尤需关注的是，王氏颠覆了几千年来主流话语中的褒贬准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投降反案，对萧铣放弃君国、为民而降之举予以赞颂，肯定这种理念可以为万世效法。这一将民生至上推向前所未有之高度甚至可以为民而降的理念，在金蒙鼎革生灵涂炭濒临灭绝之际，被元好问、刘祁等仁人志土不约而同付诸实践。

天兴元年（1232）三月，蒙古兵围攻汴京不克，转攻其他州县。时汴京聚民达数百万，至年底金哀宗外逃，城中粮尽，“米升值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除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坐以待毙外，还有蒙古“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之恐惧。在此之前，蒙古已横扫亚欧，灭国四十，许多民族荡然无存。且当时确有人建议蒙古太宗杀尽汉人，变汉地为牧场。至于屠城之祸，屠保州（今河北保定），“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郝经：《须城县令孟君墓鋁》）;屠忻州，“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赵元：《修城去》）。若汴京被屠，其祸之惨烈更不堪设想。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元好问为民请命，向汴京留守二执政进言以降求存之策：

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灵之计。”左司都事元好问以安国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论甚佳，可与副枢议之。”副枢亦以安国之言为然。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阿不款语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问乃曰：“闻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

由此可见，元好问在国与民、忠与仁的抉择中以后者为重。当时刘祁也将“中外人”所言“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事，向同属辽文化圈的左司郎中杨居仁禀告。杨言“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执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为也”。刘又与麻革相约，为此冒死上书。可见以降求存是时人的共同愿望，但背君叛国之罪使多数人望而生畏，唯有元好问、刘祁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对他人为民请命之功，元好问在《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卷30）、《故帅阎侯墓表》（卷29）、《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卷26）等文中多次予以表彰。刘祁为史天泽之父撰《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对其降蒙全活乡人之举亦热情赞颂。这些文坛巨擘的民本理念具有领袖群伦、合力共振的表率效应，再加万众瞩目的宗教领袖也致力于拯世救民，遂构成金元之际士人以救世为重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在金代辽宋两大文化圈的合流中，民生至上民命至重理念由北到南，成为土人的主流共识。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坛领袖元好问，“秋风不要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卷8《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卷9《再到新卫》），表示出他的终极关怀。所以，他上书耶律楚材、觐见忽必烈、周旋于汉人世侯，旨在保存儒士，为实施儒家仁政储蓄治具;其撰写金史，亦重在提供金朝以儒治国的经验给蒙古执政者借鉴，最终的目的仍是民本仁政。这一系列举措，顺应了时代需求，引领了时代潮流，为保护濒临中绝的中原人民与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