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四

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文学界的“寻根热”。

早在1985年“寻根热”之前，就有老作家开始了“寻根”的探索。李準出版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显示了他在动乱年代里思考“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这一主题的答案：“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作品中，李準揭示了中国农民在灾难中凭着顽强的生命意志、牢固的家庭观念、深厚的乡土情感与厄运抗争的深厚伟力。而生命意志、家庭观念、乡土亲情正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

1980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他以“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为己任，相信“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他自道：“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他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故乡人》等作品都描绘了普通人重情义的真挚情感，显示了儒家文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根深蒂固。他还特别谈到《受戒》“有点像《边城》”。他有意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到《梦溪笔谈》那“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希望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

“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刘绍棠在1980年发表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引得好评如潮。对传奇性的追求使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大众化”色彩，也成为践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

李準、汪曾祺、刘绍棠，是新时期“寻根”思潮的先锋。他们对于民族生命力、民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体的赞美与认同，在开放年代里开启了回归传统的文化之旅。而他们对传统文化之根的寻找，也各有风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都是革命年代的过来人，都写出过革命文艺的名作（如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汪曾祺的《沙家浜》、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等）。一旦政治狂热的年代过去，他们很自然回归了民间文化的温柔敦厚、朴素可人。

比他们稍晚的，是贾平凹。贾平凹早期散文师法孙犁。而孙犁正是革命年代文学中最心仪古典文学的一位作家。他对柳宗元、《聊斋志异》《红楼梦》的喜爱使他的作品散发出感人至深的诗情画意。他的名篇《荷花淀》为革命文学开辟了清新俊逸、充满诗情画意的新园地，因此形成的“荷花淀派”在革命年代的名重一时。贾平凹出道之始，多次表达过对孙犁的敬仰。他还自命“静虚”，可见是立命于道家的。他1983年发表笔记《商州初录》，记录故乡的淳朴民风、灵秀山水，流露的是道家情怀，也在文風上复兴了传统的笔记体。他曾经表达过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神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各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财富。”同时，他还说：“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他的散文、小说，都有清新与古朴兼得之妙。另一方面，他还接受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影响。他的朋友告诉我们：“他认真啃过佛经……对佛教特别是禅宗饶有兴趣……他以童心般的好奇来探视神秘玄妙的佛教世界”，直至“自取一法号聊以自慰，曰：抱散居士”，“别人索他墨迹，常书‘禅静，‘禅怪’以赠”。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谈到学禅之事：“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星期日……去寺院里拜访参禅的老僧和高古的道长……与历史对话，调整我的时空存在，圆满我的生命状态。”在这样的自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感悟人生、体悟世界、探求艺术的独特思想轨迹。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师承时，他还说过：“我学习废名，主要是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众所周知，废名的小说创作深受陶渊明、李商隐、周作人和禅宗的影响，风格冲淡、古朴、玄远。贾平凹学废名，可谓找到了知音，他还说过：“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并说：“柯云路关心的神秘、特异功能和我作品中的神秘现象是两回事情。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在生活中曾接触过大量的这类人，因为我也是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他还说：“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逸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从佛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从兽的角度、从神鬼的角度等来看现实生活”，也具有文学创作“不要光局限于人的视角”的意义。他的作品中常常有谈玄说怪的奇人，还有预言应验的奇迹、亦真亦幻的奇遇、关于生死轮回的猜想，既是民间神秘文化根深蒂固的写照，也闪烁着神奇的玄思冥想。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对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古典文学、地域文化、神秘文化的广泛涉猎、深入研究使他的小说风格多变、异彩纷呈、广受欢迎。

在当代诗人中，杨炼写于1982-1984年间的大诗《礼魂》得名于屈原的《九歌》，包括《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诗，表达了诗人探索历史源头和民族精神的浩大情怀。而长诗《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则是“以《易经》做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的两个组成部分”。《自在者说》有这么一个说明：

《自在者说》十六首，为以《易经》做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一部。此部以“气”为内在基调贯穿处理“自然的语言”，由“天”与“风”两大单元结构而成。“天”八首彼此独立，每首内部包含从不同角度引入并展开的三重空间过程（用诗句排列方式表明），呈现一种囊括时空的自足。“风”八首互相接续，揭示一个被时空囊括—挣脱的内心历程，十六首诗按天风天风天风天风……构成一个“静…‘动”交织的立体空间。并与下列内涵相呼应：

“天”：一，黄昏意识。二，生命。三，语言。四，时间。五，万物的音乐。六，再生之火。七，统治。八，合一。

“风”：一，占有末日。二，现实。三，智慧的痛苦。四，希望之罪。五，惟一的世界。六，内在的空旷。七，界限的消失。八，执笔的诗人。……

《与死亡对称》也有一个说明：

《与死亡对称》十六首，为以《易经》做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二部分。此部以“土”为内在基调处理“历史的语言”，由“地”和“山”两大单元结构而成。“地”八首，每首根据一个内涵及与此相关的某些史实片断，完成不同形态的语言之互相发现。“山”一、二、七、八四首是以神话为背景的抒情诗。“山”三、四、五、六是一组独立的虚构的散文。十六首诗按地地地山山地山山山山地山山地地地组成一个完整的对称性空间。“地”八首分别把握的角度为：

一，伪天命。二，阴。三，葬仪。四，美与危险。五，土地的力。六，盲目的文字。七，黑暗中的声音。八，归宿。……

这两首大诗因此富有玄远哲思与神秘意味。它们的发表早于稍后兴起的“《易经》热”，可谓不易。《易经》素有中国“群经之首”的美名。纪昀说得好：“《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另一方面，《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和“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意识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既高扬主体性又谨慎处事的健康理性;《易经》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现代系统论有着冥冥的相通;“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当年，在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哲学家冯友兰将自己旨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六本书命名为“贞元六书”，就来自《易经》“贞下起元”的信念。在革命年代，《易经》研究也归于沉寂。思想解放的洪流重新高涨以后，《易经》研究的繁荣也如期而至。由湖南师范学院发起举办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10月在长沙举行。紧接着，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由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召开。此后，各出版社争相出版、重印有关研究著作——从《周易大传新注》（徐志锐著，齐鲁书社1986版）、《周易古史观》（胡朴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易学哲学史》（朱伯昆著，全四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可谓洋洋大观。这股热潮崛起于1983-1986年间，正与文学界的“寻根热”呼应。如果说，文学界的“寻根热”重在寻找民间文化之根，那么学术界的“《易经》热”则重在重新认识古代神秘智慧。

还有江河发表于1985年初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通过对盘古开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刑天复仇等古代神话的现代描绘，讴歌了民族的精魂。这些诗作在“朦胧诗”风靡的年代里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它们取材于历史与神话，而诗情、语言却富有现代感。

戏剧方面，高行健的“探索戏剧”与民族古老戏剧以及禅宗智慧紧密相连。他既从中国古代戏剧中寻找艺术灵感，认同“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歌、舞、哑剧、武打、面具、魔术、木偶、杂技都可以熔于一炉”，还在1983-1984年间的长江流域考察中发现了长江文化的特色：“我是一个南方人，本能地偏爱长江流域那种丰富的原生态的非文人文化和它的古代文化。相反地却排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那种我称之为古代伦理理性主义文化。”在这一方面，他与小说家李杭育关于“中原文化”那“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楚文化、吴越文化“才是我们需要的‘根’”的说法不谋而合。虽然，北方作家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郑义的《老井》、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足以证明：在民间，“中原文化”的生命力并没有萎缩，但李杭育、高行健弘扬南方文化的言论还是足以表明：当代人的南方意识（非规范意识、边缘意识）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高行健甚至认为：“魏晋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非儒的。而且，除个别的例外，大都受到了长江文化的这一人文地理环境的熏陶。从陶渊明、李白、汤显祖、朱耷、曹雪芹到鲁迅。”他还有意继承了禅宗的智慧。他曾经多次谈及禅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人感知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要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就不能不研究道教和禅宗。”“我以为禅宗抛弃掉它的宗教内容，就其精神状态而言，是进入艺术创作的一种最佳状态。”他的《野人》《彼岸》《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八月雪》就已经达到了禅宗的精神境界，被称为“现代禅剧”。其寻找边缘文化活力的匠心，与“寻根派”作家从民间寻找吴越浪漫文化（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道家自由文化（如阿城的《棋王》）、儒家集体主义文化（如郑义的《老井》）、东北神秘文化（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齐浪漫文化（如莫言的《红高粱》）的倾向心心相印。

还有余秋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连载于《收获》杂志1988年）从时间上看，也可以说是“寻根”思潮的产物。此系列1992年结集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长期深受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海外读书界也广有影响。书中的《上海人》一文在《文学报》1989年3月23日发表后，甚至激起了上海各界人谈论上海文化的优势与不足的热潮。《文化苦旅》的特色在于：作家在探访“人文山水”中思接千载，时而由敦煌文物的流失感慨官员的昏庸、小人的愚昧，以及民族的悲剧（《道士塔》）;时而在苏州发现了“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的隽永意味：那里的“非官方文化”才是“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白发苏州》）;时而在洞庭湖感悟“贬官文化”、仙风道骨、神秘氛围的多元活力（《洞庭一角》）;时而在天一阁感慨一座藏书楼乃至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风雨天一阁》）……这样，就将常见的山水游记写出了“大散文”的阔大境界：在寻访古迹中咀嚼体验五味，在回望历史中收获哲思与诗情。对于历史阴影的反思与对于历史生机的发现常常交织在一起;对于地域文化丰富性的新认识与对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的新思考也散发出阔大、隽永、一唱三叹、回味深长的勃勃生机。《文化苦旅》大获成功后，余秋雨又接连出版了《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文明的碎片》等书，都以一贯的风格受到追捧。余秋雨因此成为以美文回味历史、传播文化的代表作家。

应该说，在余秋雨之前，已有老作家写出了拓人心胸的文化大散文。老作家黄裳2012年去世后，作家叶兆言就说过：“一度流行的文化大散文，黄裳先生功不可没，他的文章是真的有文化。”刘绪源也谈道：“黄裳文章为什么好，我以为，主要在于功力、学识、趣味、文笔。这里只说功力。他知识面广，但每钻一门，都是真读、真钻，能成为这一门中的一流专家。你想，他能跟周汝昌讨论《红楼梦》，能跟钱锺书讨论古典文学，能跟姚雪垠辩论《圆圆曲》，能跟戏曲专家讨论剧目。解放初期郑振铎掌管国家文物局时曾请他到北京搞图书版本。他的《关于柳如是》在《读书》杂志发表后，眼界奇高的史学家朱维铮读得拍案叫绝，我就亲眼见到朱维铮在几年后不忘向黄裳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王元化是文章大家，但看了黄裳的文章，连声叫好，晚年和黄裳成了无话不谈的文友。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力打底，他才写得出一手好散文，这是用大专家的底子，写文学家的美文。”黄裳1945年就出版了《锦帆集》，其中写于1943年的《白门秋柳》记录在南京的见闻，在描写了秦淮河、夫子庙、鸡鸣寺、随园、莫愁湖、乌衣巷的匆匆观感以后，文末那句“这就是秦淮，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了的出产着美丽的歌女的地方”可谓饱含感慨、闪露锋芒。20世纪70年代末重获写作自由以后，他一边在《读书》上开“书林一枝”专栏，谈藏书的各种掌故，饮誉书林;一边在《收获》上开专栏，发表行万里路的文化游记。收入1982年出版的《花步集》中的《采石·当涂·青山》就是一篇写于1979年的踏访李白故迹、发思古感慨的大散文。因为读的书多，行的路远，经历的丰富，他的散文才学养深厚、意境深远，浸透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他1984年出版的《过去的足迹》就是一部很耐读的散文选集。

由此可见，在1985年“寻根热”风起云涌之前，已经有李準、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小说家，杨炼、江河等诗人，高行健这样的剧作家，黄裳这样的散文家开始了殊途同归的“寻根”之旅。无论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发现民众的伟大，还是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创作的智慧与灵感，或者是在神州大地上寻访先贤的足迹，都烘托出一个伟大的文化主题：在一场灭绝传统文化的暴风骤雨以后，传统文化再度焕发出凤凰涅燊的神勇之力。

到了1985年，韩少功发出《文学的根》的“寻根”宣言，主张“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他注意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神往于“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在他看来，楚文化具有双重的现代意义：一方面，它的“主观浪漫主义精神，不拘泥于形式，主观的扩张、扩大”，“这是整个人类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存精神”，因而对于主体性的高扬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还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都没有充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沌一体。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具有相当的民间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中，既有对于楚文化神秘、奇丽、狂放、孤愤境界的追求，也有对楚文化愚昧、残忍因子的批判。《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都体现出了作家面对传统时的复杂心态。这样的批判对于一谈到传统文化就只想到“温柔敦厚”或者“光辉灿烂”之类辞藻的片面思维，无疑具有发人深思的意义。有趣的是，他2008年出版的笔记《山南水北》又相当有趣地记录了他亲近自然、返璞归真、探寻乡野趣事、遥思玄远的隐逸心態，令人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贾平凹的《商州初录》。

而郑义的《老井》对太行山里的农民顽强找水的可歌可泣精神的渲染，莫言的《红高粱》对山东前辈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生命热情的讴歌，又在精神上继承了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寻根”的同时，表达了对北方民魂的礼赞与弘扬。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霍达的名篇《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名著《心灵史》、陈忠实的名篇《白鹿原》、高建群的力作《最后一个匈奴》、迟子建的佳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作品共同谱写出当代作家讴歌北方民魂的壮丽乐章。

因此，尽管同为“寻根派”的李杭育在思考“寻根”问题时认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绚丽多彩的楚文化”“吴越的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而蔑视“中国文化之规范”，宣告了“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尽管高行健对于“长江文化”的欣赏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仍然遮蔽不了黄河文化的光辉、北方文化的魅力。黄河流域的多灾多难，北方大地的各种战乱，其实都激发出人们“多难兴邦”的豪情壮志。从驰名中外的河南林州“红旗渠”到天津曾经的“天下第一庄”大邱庄，从山东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占了15席，紧随江苏（20席）之后到山西的“煤老板爆富”的传奇一度令人难以置信，都是北方人心劲、心机、活动能量、牛气冲天的证明。这一切经济奇迹，又与影视界的“西北风”（如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老井》，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走西口》，流行歌曲《一无所有》《黄土高坡》《走西口》……）彼此激荡，鼓荡起无数人的生命热情。

由“寻根”引出的这一脉发掘本土民间文化传统的思潮，也许是当代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思潮之一。与浸透了泪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与充满了悲凉浩叹的“改革文学”相比，与光怪陆离的“先锋文学”相比，与充溢着冷漠之雾的“新写实小说”相比，还是“寻根文学”散发的民魂之光、文化之采更富有文学之美。能够与媲美的，也许只有那些塑造英雄人物、描绘文化长卷的历史小说—一《曾国藩》《白门柳》《少年天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可谓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无论是儒家的“孝悌忠信”“杀身成仁”“学而优则仕”，还是道家的“静虚”“抱朴见素”“无为而治”，乃至佛家的“色即是空”“心即是佛”“普度众生”，都互相矛盾也常常彼此兼容。所谓“儒表道里”“佛心道骨儒表”“三教合一”，说的都是此理。同样的主张，官方有官方的说法，民间有民间的理解，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阐释，也常常各执其理，难求一统。中国文化因此而常存百家争鸣，中国作家笔下的人生风景也变化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