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炮台湾：来自黑海的番鸭

炮台湾，原名杨家嘴，像陆家嘴、金山嘴一样，把半岛状的陆地伸进江水，痛饮不息——长江、黄浦江在炮台湾交汇，汇入东海河口，形成一个像英文字母的“Y”。

显然，此地为军事要塞。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三二年淞沪会战，日、英、法、美等国一类异邦的坚船利炮，就是从这里撞开中国门户，沿长江、黄浦江而上，进入南京、武汉、重庆、上海，改写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用毛瑟枪、刺刀、火炮，写出《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显然，此地有累累炮台：从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一八四二年在此指挥炮战英勇牺牲时的十二英寸口径大炮，到后来屡屡增设又屡屡被敌军毁灭的、日益先进的大口径快炮。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有七十八个师、七个独立旅、三个暂编旅，兵力总数达七十五万人，伤亡三十余万人，日军总兵力达二十八万人，伤亡五万余人。其间，炮台湾一带的江面有日军战舰一百余艘，战斗机屡屡自航空母舰上起飞、袭来，轰炸炮台湾、罗店、宝山、大场，直至上海市中心——

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像火焰中的凤凰，死去而后重生。

我坐在炮台湾临江栈道边的长椅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某个春日的午后。此地早已被改造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早年大概停泊敌人军舰的位置上，是一艘艘白色游轮，代表远方、浪漫主义和异域情调。一座栈桥从炮台湾伸向深水区，车辆与游客来来往往。

看见游轮比看见军舰愉快，看见游客比看见敌人愉快，看见栈道边广告牌上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候鸟保护协定”比看见不平等条约愉快。

坐在长椅另一端的观鸟人，对我观察一番后，愉快地打招呼：“先生也喜欢鸟？我给你说说——炮台湾啊，大概有十四目三十九科一百四十四种鸟，其中啊，水鸟四十七种、陆鸟九十七种，白额雁啊，鸳鸯啊，凤头蜂鹰啊，日本松雀鹰啊，赤腹鹰啊，灰脸鵟鹰啊，红隼啊，游隼啊，小鸦鹃啊，等等。我姓刘。”显然，刘先生是热心人。他戴著软边帽、太阳镜，吃面包，固定在支架上的大镜头照相机，对准芦苇丛里随时可能出现的鸟影。

刘先生是动植物学家，喜欢鸟，从复旦大学退休后，成了炮台湾湿地的鸟类观察员，拍下许多精彩照片，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过主题为“炮台湾上的鸟语”摄影展。“鸟语能拍下来吗？”我开玩笑。他直视我：“能啊，炮声都能拍下来的呀——不过，那都是黑白照片啦。”我看看他，点点头。我们都明白对方想到了什么。

附近有一座白色灯塔，塔身上写有一行字：“禁止游泳。”一个被禁止游泳的灯塔，只能站在岸边，等待在夜晚获得存在感和自由度——

“光的献礼，无需语言，/ 这世界的每个瞬间 / 已经起身与它会面。”美国诗人乔治·欧康奈尔的句子，写的是日出，其实也是写给一切有光的事物。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刘先生在炮台湾拍摄到了彩色的黑海番鸭——一种北半球黑海一带寒冷地区常见的生物，第一次出现于此地。之后，屡屡被刘先生的镜头捕捉。他打开手机，让我看黑海番鸭的照片：矮胖，雄性体黑，雌鸟为烟灰色，嘴部有大块黄色，能潜水，也能展翼飞行。

我好奇：这么远，它们是从黑海飞来的，还是游过来的？刘先生说，两种可能性都有，“黑海连着东海，北半球连着南半球嘛”。我们俩都笑了，像多年老友在谈论一件往事。

黑海番鸭栖息于海港以及河口。在陆地上行走时显得笨拙，除繁殖期外多见于海洋中，主要以贝类为食。黑海番鸭的巢，通常置于离淡水不远的草丛或灌木丛，四周放有从雌鸟身上拔下的绒羽，作为安家标志，也像一种恋爱仪式。黑海番鸭每窝产卵八枚左右，颜色为淡绿褐色或淡黄色。雌鸟独自孵卵，孵化期约一个月。其间，雄鸟反复飞到海上谋食再飞回……

“诗是生活在陆地却希望能飞在空中的一种海洋生物所写的日记。”美国诗人桑德堡对诗歌的这一定义，让我想到雄性黑海番鸭在巢周围所布置的爱侣羽毛。黑海番鸭已经打破陆地、海洋、天空的界限，比一个尚且处于“希望”中的诗人，更开阔。

刘先生告诉我，栈道边的芦苇丛里就有黑海番鸭的巢。这是他的一个秘密。

幼年，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养鸭史。在中原，外婆家的院子里，砖块、树枝搭成的一个两层结构的建筑物，比我当时的身高还巍峨。其中，第一层住鸭子，第二层住鸡。清晨，打开这个建筑物的门，鸡率先叽叽叽叽地窜出来，鸭子再踱着慢步嘎嘎嘎嘎地晃出来，身上落满了腥臭鸡粪。

中原的鸭子不会飞，也没有大海大江来宽阔眼界。但有池塘、小河提供各种小鱼、水虫，鸭蛋的味道就比鸡蛋鲜美。外婆把鸭蛋攒起来，用一个粗陶坛子和盐粒腌制咸鸭蛋，来客人的时候，才掏出几颗，煮熟，切开……

我和鸭子的关系很好。我常常去河滩泥巴里摸河蚌、螺壳、螺蛳、蚯蚓给它们吃。它们追着我跑，像一群美食家追着一个名厨。我上学，它们也追到校门外，等着，放学了就一块嘎嘎嘎嘎地回家。

外婆杀鸭子招待贵客的时候，我就大哭着躲到很远的地方。那些鸭子的肉，我也不吃。当然，父母带我和弟弟去街上餐馆吃陌生鸭子时，就幸福了。

炮台湾的黑海番鸭是鸭子种族中的精英？海外来客？与中原鸭子的语言，大概差异很大。我与远处游轮上的异邦客人也无法对话。我只会说汉语。喜欢说汉语中那些抒情的句子，霸气、征伐气不足。

当然，黑海番鸭比游轮上的那些异邦客人更自由，不需要护照、签证、居住证、翻译、银行卡，就能从黑海来到东海，游弋，甚至安家。

以鸟眼——黑海番鸭的眼睛，来看待山海大地，种族之间的边界、恩怨、冲突、纷争都会平息。但人类毕竟不是鸟类，人心比鸟心硕大、复杂，心理学诊所和心脏外科医院遍地皆是。一个人的欲望显然大于他家附近河滩里的贝类。对异性，如果用一个草丛、灌木丛、芦苇丛来表达爱，也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童话。

一个国家的欲望也大于它周边的湖泊与海洋。对遥远异域的贪图，从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信息化战争，到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战争、核战争，甚至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战争，让我、让无数人不安。

就在我游荡于炮台湾的这个下午，若干国家之间的贸易纷争正在进行，各自抛出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像第一轮战火已经冲出炮膛。接下来，将是谈判、讨价还价、妥协……握手言欢？此时，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军演，正在相关敏感海域密集进行。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就是关于英国鸦片贸易所引发的一场战争。一八四三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开埠。

此前，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冒着炮台湾清兵的炮火，历史上第一艘长驱直入黄浦江的西洋帆船，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老特阿马斯特”号商船。

在炮台湾附近，我细细察访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遗址。为期三个月的战事，有以下细节：

——中国士兵的战壕里堆满战友的遗体。活着的士兵只能趁天黑开始吃一口热饭，老百姓冒着炮火送来的馒头篮子，就放在那些遗体上。

——日军轰炸机黑鸟一样布满上海的天空。弹坑遍野。张治中将军骑着自行车冲向前沿阵地亲自传令。

——一个中国旅长战至最后，被日军包围并意图活捉，他用手枪杀死五个敌人，看了看弹匣，将剩余的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扳机。日军震撼，脱帽致礼……

同一时期，在中原，百姓们把“跑到田野里或者山区密林里躲避日军”这一行为，称作“跑老日”“跑番”。

我们现在食用的番茄、番薯，都是异乡物种，在中国的泥土里安身繁衍。番人，指的是异国的人，在当下中国旅游甚至定居，已经被称为“外宾”“外国友人”了，像番鸭，与中原土鸭可以友好相处。

希望炮台湾永远像这个下午一样安和、平静。有鸟飞过头顶，向我投掷一些鸟粪也是好的。但一个写作者的希望，何其乏力。如果全世界的写作者，都能影响身边的人去读诗观鸟，这一希望的达成就不会完全令人绝望吧？当下世界，依旧被辩护词、本报讯、告密信、最后通牒、协议等实用主义文体所主宰，诗意的语言被嘲讽——其实，就是美和爱在被嘲讽。恨意和疑虑，主宰了这个世界？

我并非避世、隐逸之人，有济世情怀。但也只能以情怀来济世，就悲凉了。

一只黑海番鸭，让我想到了黑海所联系着的一些诗人、作家：俄罗斯的普希金，波兰的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土耳其的塔郎吉……

想到他们关于大海的诗句：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长久地，长久地/ 倾听你在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整个心灵充满了你，/ 我要把你的峭岩，你的海湾，/你的闪光，你的阴影，还有絮语的波浪，/ 带进森林，带到那静寂的荒漠之乡。”（普希金）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 歌唱着的鸟儿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东西。/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白帆。”（米沃什）

黑海番鸭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它去妒忌。它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有伟大的诗人存在，有诗存在，这世界即便倾覆，也能够减缓倾覆的速度吧。

2.苏州河：爱与宁静

常常在苏州河边晃荡。

一条与苏州并无关系的河流，成为这座城市众多人物、故事的背景。喜欢孙甘露写下的关于苏州河的句子：“再远处是外白渡桥，它似乎是我灵魂中唯一的桥。我的邻人在此处溺水而死。我记得那兄弟俩在扶栏上飞身跃下的身姿，在空中仿佛是长机和僚机。”

河边，几座年代久远以至于曾被废弃的旧仓库大楼，大都是荣毅仁家族民国时期的工厂、码头、仓库。中国纺织业、粮食加工业都是在苏州河边起步，继而通过河上的驳船和河下游黄浦江、东海上的货轮，去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四行仓库、四家银行公用的一座仓库，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期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淞沪抗战的最后战场，也是舞台——国军中校谢晋元带领的四百壮士，在此拼死抵抗日军直至牺牲，让苏州河边租界里的美、英、德、法等国人士，坐在窗口、阳台就像坐在包厢里一样观看、评述，再把感想传播向世界——蒋介石就是这幕戏的导演，以图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

牢记其中一个细节：傍晚，雨中，某个女孩游过苏州河，给守军送去一面国旗。

“這是五月，雨丝间夹着雷声，/ 我从楼廊俯望苏州河，码头工人慢吞吞地卸煤/ 而炭黑的河水疾流着。/ 一艘空船拉响汽笛，/ 像虚弱的产妇晃了几下，/ 驶进几棵杨槐的浓荫里；/ 雨下着，雷声响着。/ 另一艘运煤船靠拢码头，‘接住’， 船员扔船缆上岸，/接着又喊道：‘上来！’/ 随后他跳进船舱，大概抽烟吧。/ 轻微的雷声消失后，闪出一道灰白的闪电，/ 这时，我希望能够用巴枯宁的手/ 加入他们去搬运湿漉漉的煤炭，/ 倒不是因为闪电昏暗的光线改变了/ 雨中男子汉们的脸膛，/ 他们可以将灌满了他们全身的烧酒赠送给我/ 但是雨下大后一会/ 停住了，他们好像没有察觉。/ 我昔日冒死旅行就是为了今天吗？/ 从雨雾中捕获勇气。”

这是诗人肖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

苏州河边的雨，让一个四川籍诗人想起了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这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据说，同样来自四川的作家李尧棠的笔名“巴金”，就重组于这两个人的汉语译名。巴金，一个隐秘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像苏州河边这场雨，想怎么下，就怎么下。而一个写作者的笔尖就像是闪电，迅疾闪现、枯萎，短暂地改变现实的光亮度，让人们“从雨雾中捕获勇气”。

肖开愚是这首诗中苏州河上劳动场面的观察者。视角似乎来自河边华东政法学院的楼廊。我家就在这楼廊的对岸，但河上的劳动场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消失了——为了河水的清澈度，煤炭们的黑脚只能避开这一条水路。

当下，战士、码头工人、工业、资本家消失，艺术、艺术家涌现。苏州河边的仓库与工厂，成为文化遗存，大部分被改造成别致的画家工作室、美术馆、艺术设计车间、画廊。长发飘飘或光头闪烁的人们，出出进进。艺术品收藏者、拍卖师、游客，进进出出。著名的“苏州河艺术仓库”，名动四方。

曾经在苏州河边一个美术馆看达利作品展，印象深刻——

《永恒的记忆》。钟表瘫痪在枯枝上、木桌边，时针分针无力地固定在六点五十分左右的位置上，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著名符号。

《人体上的抽屉》。女人胸前一左一右两个抽屉装着什么？爱情、回忆还是购物凭证？少年时代某个中午，在父亲抽屉里翻读到他与母亲热恋时的情书，我慌乱而好奇。在上海，各种办公室里的抽屉，都必须上锁——如果让达利将抽屉移植到那些官员、职员、演员的身体上，随身游走，是否可以增强一个人的安全感？在街头或旅行途中突然丧生的人，有可能给清理他抽屉和遗物的亲人，带来震惊——他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消失的影像》。双影像画法。正在读信的女子和背景中的地图。仔细看去，那女子的头部、胸、腹、裙子，又幻化为一个男人的眼睛、鼻子、嘴巴、胡须……像一行诗叠加若干意象、一个梦堆积众多的梦、一条苏州河汇聚众多的溪水和流言……

达利，一九〇四年出生于西班牙菲拉斯市卡达克斯镇，以艺术和行为上的叛逆之举，被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学院勒令停学，后又被当局作为危险分子投入监狱、逐出马德里。一九二七年来到巴黎，爱上了诗人布勒东的妻子——俄国女子加拉。加拉最终选择成为其唯一的模特儿和爱人。曾经照亮一个诗人的加拉，开始照亮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一九八二年，加拉去世，达利一病不起，七年后追随而去。

加拉反复出现在达利的作品中，获得永恒。比如，《出现三个卡拉的肖像》：三块被置于荒野里的石頭上，卡拉金发深眸、高鼻阔嘴的美妇人形象一一镌刻其上，夕阳在背景中退潮……加拉的选择可能是对的，她造就了达利也造就了自己。诗人大都比画家寂寞，诗人的爱也比画家的爱寂寞。加拉不寂寞了。

苏州河边，同样适宜爱情故事的生成——峡谷般的高楼，对峙而成这条细微曲折的河流，像上海物质生活的夹缝里，依旧有爱意、惆怅、心痛在流动。驳船突突突突掠过，装载着建筑材料、狗、灯火、花花绿绿滴水的衣裤——像春心，突突突突，一阵跳荡，然后平静……姜烨的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苏州河》，就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少女牡丹跳入苏州河殉情、呼喊：“我变成美人鱼也要来找你。”扮演邮差马克的贾宏声，开始寻找周迅扮演的牡丹，但却遇到了酷似牡丹的、依然由周迅扮演的舞女梅梅……

关于“爱与寻找”的故事，无时无处不在上演，即兴演，按照命运之神编写的剧本来演，纪实风格地演。

我喜欢在苏州河边晃荡，沿着西苏州河路曲折地走——路的走势与河的走势相一致。端午时节，河上会有锣鼓声、呐喊声响起——年度龙舟赛，有众男女扬桨击浪、形势雄壮，从武宁路桥开始，到外白渡桥结束。沿途，我看到过邮差、少女、若干尊雕塑、新娘新郎、把假肢扔在远处来诱发路人同情的乞讨者（假肢和他的裤腿之间是一片青草）、背手风琴的外国人、蹲在路边翻读《唐诗三百首》的拾垃圾者、仰头看一只小鸟的孩子、用二胡演奏豫剧《花木兰》的盲人。停在盲人面前，我在他破碗中放下口袋内所有的硬币。叮叮当当的声音，为《花木兰》加上一段明快的节奏。这个盲人让我用几秒钟的时间想了想中原。

“想到故乡卡达克斯就感觉到深切的宁静。夏天的傍晚……画……早起的夜月，乡愁，一种宁静的爱……反光与蓝色天空，海……纯白的泡沫，快乐！一条回航的渔船及黄昏第一颗星星的闪耀……”达利的话，一点也不抽象、超现实、怪诞，因为一种宁静的爱。想到中原，就使我感觉到深切的宁静。那是我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亲的沉睡之地。

达利的《父亲肖像》，写实。肖像中的父亲，一个雅好艺术、爱跳萨尔达纳舞的小镇公证人，微秃头顶，侧望远方，背景是达利留下美好回忆的童年时代的家——一座背依山水的白色小楼，在附近河面上微微映出反光……与他超现实主义画风迥异，这些作品也就不太引人注目，但我久久驻足观望。

在苏州河边的画廊里，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从达利，到当下中国画家，在表达爱情和亲情时，基本上都远离了超现实主义而回到传统写实画风。也许超现实主义利于揭示时代的迷乱、骚动和欲望，而写真，有助于一个人挽留爱人亲人的容颜，加固记忆之堤。

达利的画，让我想起自己去世二十多年的父亲：小镇上的公务员，三个男人的父亲，书法、象棋、酒精爱好者。他知道苏州河，但一生的足迹没有越出过南阳盆地。他没有太多照片，我也不是画家。通向他，似乎只有文字和梦这两种途径，但始终不够真切、可触。

我也算是一条回航的渔船，在中原的黄河与南方的苏州河之间？身体之舱，有一灯如豆，照亮几尾鱼、菩萨雕像、香火、一些人的脸、诗……在中年以后渐渐加深的暮色夜色里，寂然驶过，不为人知。周围，成功者、冒险家、大师们如同轮船一般灯火通明，汽笛高亢，电视直播着他们的航线、海平线，万众迎接或送别。

心脏如灯，照耀我自己穿过属于个人的寂静长夜，多么好——外白渡桥像外婆，张开铁一般坚韧的双臂，重新怀抱、接纳我的童年和少年。

3.上海站：一次等待或合唱

上海站（即上海火车站），位于市区中心、苏州河边。

上海市区目前的火车站另有上海南站、上海西站、虹桥站、嘉定北站。

历史上著名的“上海北站”，由盛宣怀督办，一九〇八年建成，沪宁铁路随之通车。其位置，大约在目前上海站的东侧，曾发生过一系列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九一一年，革命军乘车赴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此乘专列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此被暗杀；一九三二年遭日军轰炸，成为断垣残壁……

经修复、改建，上海北站使用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其功能由附近新建的上海站所替代。

我在二十一世纪初自内陆移居而来，不可能与上海北站发生关系，但那废弃的铁轨枕木与火车头，必然与我的胸骨与心跳存在关联。

火车，因其体量与声势的盛大与蜿蜒，酷似革命者、起义者、流民。交通工具的变化，直接影响历史的书写。中国晋朝、宋朝的两次仓皇南渡；金人、清人的数度南征，如果有火车参与，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观和结局？

和平年代，火车代表的离情别绪，比驴子、马车、汽车、舟船代表的乡愁归意，更加盛大而蜿蜒。相应地，在火车站感受到的丧失与迎接，就异常强烈。这些年，在上海站，我反复地去与归、迎与送——那其实都是在用火车头这一灼热的笔尖，抒情与记叙。

“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駛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美国意象派诗人勃莱，这样评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像坐在火车站前的靠背椅上沉思、独白——

一个火车站就是世界史，一首诗就是一个人的传记。

上海市最早出现的铁路，并非沪宁铁路，而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建成的淞沪铁路，自河南路天后宫桥起始，到吴淞口码头为止，被称为“铁马路”——火车像铁铸的马一样吼叫着满载观光游客，在市区和码头之间，往返、奔驰。“游铁路”，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活动，票价不菲：上等票一个银元，相当于半石（约六十公斤）米的价值。

《申报》记者的特写报道，摘引如下：“铁路两旁，观者云集。坐车者面带喜色。上海至江湾一带，除稻田数亩，余则皆棉花地，素来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既见烟气直冒，后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丽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者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则或牵牛惊看、似作逃避之状者，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

因风水、主权、利益之争，这一条英国商人投资的铁路，不久就被清政府勒令停运、拆除。当年的稻田、棉花地，早已经成为主城区，密集的地铁像蚯蚓，在那些稻根、棉花根的深处游动。

请允许我回到上海站，记叙某年某日中午的一次等待——

南广场出站口，人脸涌动、浮现，使我想起另一位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诗句：“湿漉漉枝条上的白色花瓣。”等待一个企业家的出现。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样的花瓣？苍白？等待一个企业家，比等待一个友人、亲人要乏味得多，谈判比谈情说爱痛苦得多。乏味与痛苦在生活中占有巨大比重，从而衬托出趣味与情爱的珍稀。

广场前的LED屏幕上滚动出现一条标语：“瑞金宾馆热烈欢迎国内合唱界朋友莅临第三届全国合唱节！”标语热烈，有可能诱使全国各地的鸟们大群大群朝着瑞金宾馆日夜兼程，飞——“国内合唱界”，当然包含鸟类，甚至河流、风。

人类合唱，尤其是多声部无伴奏合唱，最初源于对河流、风、鸟类的模仿。一排排合唱队员在歌唱，如同一条条河流在奔涌、一场场风在吹动、一只只鸟儿在啼鸣，共振、变奏。特别喜爱倾听童声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那是天籁和福音。教堂内的唱诗班，基本由孩子们构成——神，只在那些晨风般、泉水般、小鸟般的孩子身上，时隐时现——这个合唱节组委会，是否向全国各地的风、河流、鸟，发出邀请函？

风可能不会按时赶来，因为沉浸于大地上的漫游，中央气象台也无法更改它们散漫随意的日程，“局部地区”“可能”“傍晚前后”等模棱两可的表达，组成气象预报员的常用词汇表。河流呢，大概也忙着从上游到下游搬运落花、节气、繁荣——它对低处的事物充满冲动，低处的湖泊、大海、树根、水井、青草、牛羊嘴唇、陶罐……对参与“合唱节”一类城市生活兴趣不大。

只有鸟，可能会大面积飞来，从而使上海一些长期空闲的高树矮枝顿时客满。我曾因组织一个专家座谈会而在瑞金宾馆居住一夜。宾馆院落内丛聚着法国梧桐、松树、水杉、白杨……倘若合唱节组委会对于鸟类的与会准备充分，应当安排一个小女孩在树下等候鸟们签到，应当在每棵树上贴好各地鸟类的名单，以便它们飞上去休息，再参加晚上的聚会和彩排。比如，法国梧桐树上贴着“湖北黄鹂”，松树上贴着“内蒙云雀”，水杉上贴着“湖南鸽子”，白杨树上贴着“甘肃叫天子”……在瑞金宾馆居住的那一夜，我房间门外贴着“药物研究院余秘书”。那个会议与合唱无关，窗外树枝也就寂然无鸟。

广场LED屏幕上出现了合唱画面。转眼即逝，没有看清麦克风前张大喉咙的歌唱者是鸟还是人。各地鸟类若大面积移居上海，让人忧虑：

第一，这将使某些地域的鸟鸣顿然稀薄，那些贫穷但有鸟鸣可倾听的人将会顿感孤单。大路上流浪的盲艺人拨动三弦，他能看见空白的树枝在黑暗里震颤？

第二，上海高层建筑巨大玻璃幕墙反映着阳光、月光、灯光，有可能使外地的鸟迷失方向甚至被撞伤。本城的鸟，大都练就在两座对峙的大厦之间构成的峡谷里直升机一般腾空而起的功夫，但仍时常可以看到有雏鸟在玻璃、马路上跌出的一小片黯淡血迹……

我也是鸟，参与这座城市物质、精神的混声重唱。但处在低音区，且五音不全。努力与周围的歌声、鸟鸣和谐。起码做到不去谩骂、诽谤、拍马屁、吹牛、攻讦。警惕各种巨大玻璃、倒车镜、水面、眼球、嘴唇、商业合同等事物的光与反光，以免受伤。

晚上，站在淋浴室里，体会着莲蓬头所模仿的雨后溪水的潺潺不息——雨歇众山响。大雨初歇之后的众山群峰，在距离上海很远的地方，交响合唱。

某年某天的一个中午，在上海站，等待一个企业家出现——出站口，像上海的一个大嘴巴，涌出的一群群男女老少像混乱的歌词和旋律……

“火车站最为阴险。那些为你们的到来和本地人的出行而建造的大厦通过暗示，将那些因各种刺激和预感而紧张不已的旅行者直接推至深渊。啊，那些火车站前的广场！喷泉和领袖塑像，繁忙疯狂的交通和广告牌，妓女、吸毒青年、乞丐、酒鬼、打工者，出租车以及那些嘟嘟囔囔、高声揽客的身材矮胖的出租车司机！每位旅行者内心的不安会使他更清楚地记下广场上出租车的方位，而非本地博物馆中大师作品的位置，因为后者并不能保证提供一条退路。”

在散文《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中，布罗茨基这样叙述火车站。他没有来过上海。当我站在火车站迎接客人，或者背着行囊进入车站检票口、安检口，像一件危险品感到不安和亢奋，就时时想到这篇散文，觉得这个俄裔美国诗人就站在我身边，引导一个后辈写作者，如何观察、感受一座城市因为火车站的存在而生发出的动荡与幻象。

布罗茨基建议一个游客出火车站后，乘出租车直接开上山顶，山下就是一座“组合起来的城市”风光：“泰姬陵、埃菲尔铁塔、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瓦西里教堂——全都在这里。当然，如果确有一座山。”对于一个视觉经验丰富的游客而言，全世界都组合在这样一座山下了。

上海没有群山，出火车站后乘出租车离去的人，去哪里寻找一个制高点，来让一生展开在眼前、历历在目？像一个合唱队寻找高音区、一只鸟寻找树梢、一条河流寻找源头、一场风寻找气象云图，从而让一生展開于眼前，历历在目。

或许只能去陆家嘴，登上冒充高山峻岭的环球金融中心之巅，俯瞰低谷里的众生与灯火。

4.召稼楼：大地的转换

在大海缓缓退潮所形成的滩涂上播种——上海地区的农耕作业，始于这座黄浦江边的元朝古镇“召稼楼”。召唤庄稼生枝展叶、抽穗结实的一座钟楼，钟声在晨昏打破田野的寂静，充满了仪式感，是先民们与稼禾、阴历之间的一种互动和致敬——每次敲钟，应该是一百零八记，蕴含着十二个月、四季、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

现在，楼和钟声已不复存在，但大地、节气和粮食并没有抛弃我们。

召稼楼与其他江南古镇有着大致相似的格局：流水、小舟、桥、游客、茶馆、酒楼、蹄髈、叫卖声、狭窄的石板路、知道墙白而又坚守瓦黑的老房子……

不同的是，墙皮剥落处暴露出的旧时代砖头上浮凸着的制砖工署名“吕恒丰”，一片“吕恒丰”，叠加在一起，被建筑工随意地正砌或倒砌，成为一堵墙。被颠倒了身体的那块砖、那一个“吕恒丰”，会有些头晕吧？把泥土通过火焰转换为一块砖，需要署名，以确保这转换的生命力。像在作品上署名，从而要求一个书写者必须在表达中倾尽诚意与才华。

另外一个不同点：召稼楼销售粮食的店铺，明显多于其他江南古镇。

召稼楼镇上所售粮食的来源、价格、功能，从一个个插在粮食上的标签，可以看出——

大别山野生茯苓（每斤二十八元，补气、消肿、祛湿、补脾、养心、定神）；东北黑麦（每斤十元，降血糖、降血脂）；陕北黑小米（每斤十二元，补脾、安眠）；伏牛山黑木耳（每斤一百零八元，活血、滋肾、养胃）；西藏血麦片（每斤四十元，补血、补肾）；太行山绿豆（每斤十五元，清热、败火）；青海亚麻籽（每斤十元，润肠、通便、抗癌）；黄冈金麻籽（每斤十二元，降三高，润肠通便）；梵净山小黄豆（每斤五元，防冠心病）；贵州薏米仁（每斤十元，祛湿）；湖南野生糯薏米仁（每斤十八元，补肾、补脾、养胃）；华北纳豆（每斤十五元，抗血栓、软化血管、排毒、降三高）……

标签下的粮食五颜六色：黑、红、黄、褐、白、绿、金、灰……暗暗携带了各地的天光水色、花香鸟语？

一个以庄稼立身、立命、立名的上海古镇，似乎把全中国的大地都转换到我眼前来了。大别山、东北、陕北、伏牛山、西藏、太行山、青海、黄冈、梵净山、贵州、湖南、华北……浩荡而来。不知道它们一路经过了怎样的颠簸：农夫的肩膀、驴车、手扶拖拉机、卡车、船、火车、自行车。通过种子、节气和人力，大地实现了自己的转换，让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被粮食养育了的人，即便自称为“天子”的皇帝，死去，也无法埋葬到天空里去。

所有生灵终将转换为大地、节气的一部分，去还债、还情、还愿。

我来召稼楼闲荡的这一日，恰好是春分，春天一分为二了——春天梳成一个中分的发型，像英俊少年。

尽管二十四节气的制定，最初针对的是中原、北方，但南方风土同样服从于这阴历的力量。十五天前，傍晚，惊蛰，上海城区里回荡着一声声春雷，像青铜大钟被一次次敲响——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废弃的钟声，召唤云朵、雨水和春心。

春分这一天，白昼与黑夜的时长相等，之后，白昼的时间会渐渐拉长，在夏至那一天达到极端，之后，白昼开始退潮，一点点退回在春季过度占有黑夜的那部分时间，在秋分那一天形成新的均衡，白昼与黑夜的时长相等，之后，黑夜的时间会渐渐拉长，在冬至那一天达到极端，之后，黑夜开始退潮……

物极必反，阴阳循环。大地上的人们，按照日光的节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一定长期观察了时光运行与万物生发、人性成长之间相契相合的规律，并顿悟：这就是道。合于道，则生生不息。

我已经人到中年，大约属于秋分时节的状态了，也要有所收获、收敛，并为晚年的到来积攒一些回忆和养老金了。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在人类寿命很短的先秦，五十就是暮年了，才应该知道“天命”（亦即自然的意志）。孔老师对人的觉悟能力的迟到，很谅解，对人在青壮年时期一系列有违自然意志的不自然的错误，很谅解。

而我应该过了被谅解的年龄了，应该自然而然了，像田野。

召稼楼本地出产的著名农作物，有桃子、西瓜、水稻、玉米、油菜——目前，田野里的油菜花才华淋漓、泼洒金色。

水塘闪烁着天光。一丛桃树开得惊艳，野蜜蜂定居于树枝高处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嘤嘤，在讨论这棵树以及周围田野的美感与含糖量？附近小路上有一排蜂箱，养蜂人戴着面纱，像手持暗器的侠客。他似乎在窥视桃树上的蜂巢。他对自成一体、无门无派的野蜜蜂无可奈何。

三角形状的一小块菜地里，有一年迈农妇在播种。

我好奇，走过去询问：“阿姨呀，种的什么呀？”她回答：“芋头。”“多长时间才能长好呀？”“十个多月吧，到冬天就能吃到了。”我吃惊：“需要这么长时间呀！”“好东西都长得慢呢。”

召稼楼菜地里的一个哲学家教导我：“好东西都长得慢呢。”

其实，这是大地在通过一个农妇教育我。

不久前，在电视里看见名字叫作“小冰”的机器人，与四个依靠粮食而非电流生活的诗人比赛写诗，取胜。机器人拥有自我学习能力，在瞬间博古通今。“速生”战胜“缓慢”，但“缓慢”似乎应该拒绝去与“速生”比赛才好——像粮食，绝对不会去与交流电一决雌雄。

一个与大地无关的人、机器人，如何能够成为诗人？大地就是庄稼，就是脾、胃、心、肾、肺、血、气，就是一言难尽的广阔与自相矛盾的日夜山水，就是干燥、潮湿、冷峻、热烈的天气及其带来的丰收与丧失——就是诗。机器人，以成功、更快的成功作为唯一的价值观，没有痛苦、暧昧、激情、反讽、犹疑不决、失败、孕育、死亡等能力，如何能够写诗并战胜一个诗人？除非那诗人本身，就是一台可疑的机器。

“大地是承担者，开花结果，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海德格尔），诗人是转换者，像一个农民，把与泥土紧密相关的生、死、美、爱，转换为语言——每一次分行、转折，都像召稼楼田野里的这些小路、溪水一样，自然而然，又出人意料。杰出的语言必然来自悠长的转换——像完成一茬芋头的成熟，需要隐忍而宁静。

芋头含有糖类、膳食纤维、维生素、钾、钙、锌等，有开胃生津、消炎镇痛、补气益肾等功效。本质上，依然是大地的功效通过芋头实现了转换。

在书桌上，面对一张白纸写字，的确与一个农人面对田野，有着相似的姿态和心境。半天过去了，纸上的字收成如何，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

站在召稼楼的田野里，我感觉自己也很像一小块田野，拥有无限的转机与可能性。一个召稼楼农妇，让我与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恢复关系——但我为这一“恢复”设置了前提，是企图继续过一种麻木不仁、无所顾忌的生活？

我其实应该能够做到，在上海，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一个农妇劳作的身影，从而不放弃我“自然而然”“劳作”“隐忍”等的责任和品质。一个人并非只有隐居乡野，才有资格像梭罗、里奥波特、怀特那样，掏出“自然之子”的身份证。通过旅行社才能热爱四季和大地，可笑，复可疑。城市与乡村并非反义词，只要生息于节气中的人，就能够持守土地与自我的完整性——背着布袋子去菜场买菜，拒绝用塑料袋腐蚀大地；动手做晚餐，不要让孩子以为外卖送来的一次性餐盒就是田园；洗澡、洗衣的水龙头拧得稍微细小，一辈子下来，也许能节约出一条小溪……

现在，农妇弯下腰用草木灰施肥：“草木灰养出来的芋头，比化肥养出来的好吃。”我问她：“你家还有灶膛啊？草木灰，稀罕啊。”“是啊，都用电炉、液化气了。我还有一个灶膛，烧树叶树枝，做出来的饭也香呢！镇上就我这一个灶膛了，很快就没有了。镇上种田的人也少了，都去做生意了、进工厂了。”

她弯下腰，像地平线上那一轮沉沉的落日。想起法国诗人夏尔写下的句子：“你只为爱而弯腰。”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演讲时引发热烈掌声的一句话：“要善于弯腰，诗歌在大地上。”想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精神分裂、徒步还乡的路上所说的话：“如果大师让你厌倦，就去请教大自然。”

一只蜗牛在田埂上慢慢移动。它身上的壳有着旋转的形状，像一个乐手背着圆号，去参加虫子们的音乐会？路过我鞋子的时候停下来，辨认了一下，走了。它要尋找一个没有臭味的音乐厅。

祝福召稼楼镇上的炊烟和蜗牛。感谢农妇、芋头和所有晚熟的事物，给一个厌倦者带来教益。

5.桂林公园：破寂寥

桂林公园，周围是上海南站、漕河泾经济开发区、上海师范大学。

最初名为“黄家花园”，毗邻田野、黑社会、三十年代上海风云：

——“黄”：黄金荣，从裱画匠、水果店伙计、捕快，到法租界巡捕房巡捕、密探、巡捕房唯一的督察长；渐渐成为青帮老大、枭雄，网罗门徒一万余人；白色兼黑色而灰色，作案复破案而狂野；与杜月笙、张啸林结拜，控制上海赌博、毒品、娱乐、色情、流通等行业，杀机四伏，即商机四伏；庇护落魄的浙江青年蒋志清，提供路费指引其从军，终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之师”成为国军少将、政府议员；中日交战期间隐居，拒绝出任伪上海商会会长之职；一九四九年，因年事已高，且留恋上海的烟枪、澡堂、麻将，而拒绝东渡台湾；写自白书，并在其资产“上海大世界”前扫地留影以告天下、以解民怨；八十六岁病故。

——“家”：黄金荣做捕快时与一暗娼来往密切，后分手，暗娼孕有一子，但黄不承认与他有关；发妻未生育，领养一子但夭折；二任、三任夫人皆未生育，领养儿子若干。一个缺乏血缘亲情滋养的人，对血腥味，就有了异常的嗜好和欢欣？

——“花园”：一九二九年始建，一九三三年落成，在黄金荣家祠基础上扩张为花园别墅，耗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占地六十余亩；风格为苏州园林，龙墙逶迤溪宛转，叠太湖石而成假山，借曲径可通楼台；主要建筑有凌云亭、松月亭、颐亭、八仙台、观音阁、四教厅、桂花厅、飞香厅、九曲长廊、般若舫、静观庐等；花园主要植物为桂花树，暗喻着被黄金荣休掉的发妻林桂生；杂以梅兰竹菊，如新欢纷纭——最大最艳丽的一朵兰花，是继任夫人、黄金荣一手捧红的京剧名伶露兰春？比黄金荣小三十岁的露兰春，携带细软、美色、西皮流水，与一青年私奔，但黄家花园的兰花依然开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相继扩建出东园、南园，供人游玩，遂更名为“桂林公园”……

深秋，一个傍晚，我来访。

两元钱的门票，把大部分中老年人阻挡在免费的东园、南园。他们合唱、跳舞，欢迎晚年和死神，从自己动摇的牙齿、隐痛的腰椎、衰退的视力、降落的薪水、颓败的性激素等角度，次第涌来……我也即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街头公园接受暮色的垂临和痛击。

现在，我从桂林公园南门走到黄家花园正门，一条甬道，用十分钟时间。甬道以石头铺就，青苔点染于石头缝隙，像说书人牙齿间啧啧不断的感叹词。对照一张黑白老照片，我知道这条甬道保持了黄金荣当年走过时的格局。我，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流氓、革命党人、军阀、记者、商人、厨师、琴师、刺客、园丁、消防队队员、司机、露兰春、日本兵等人物，走过甬道，并被暗处的一双眼睛盯着。

一九四七年，一天，由“蒋志清”剧变而成的蒋中正，走过这条甬道，为黄金荣八十大寿祝寿。他走过这条甬道时的气势应该比我隆重、喧嚣。早前，黄金荣已经识相地把蒋志清一九二一年的“青帮拜师帖”托人退回蒋中正，了断师徒关系。但蒋中正不忘旧情，来了，且在黄家花园中央的四教厅内给黄磕了一个头，起身，握手，转身走过甬道，上车，去继续对付日益咄咄逼人的共产党。黄金荣受此一拜时的内心感受，我不知。蒋为黄题写的四教厅匾额一直挂到今天——“四教”，即“文、行、忠、信”，黄金荣的座右铭，一个男人的脸谱。有脸谱比撕下脸皮成为彻底的无赖，好一些吧。

我在四教廳门口探头探脑。厅内静谧，已改为茶社，一女子在操持。问她：“我能进来看看吗？”她笑：“好啊。”茶社面积约三百平方米，面南，五开间，砖木结构，厅四周门、窗、梁、柱、檐，浮雕着与“文、行、忠、信”四字宗旨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厅中央吊三只巨大铜灯。女子指给我看其中一只铜灯：“有弹洞。日本人一九三七年来花园，怀疑灯内藏有人，就开枪扫射，留下弹洞。”现在，弹洞如伤口流出灯光。茶社经营普洱茶，四壁木柜上叠放着一袋袋云南普洱。女子说：“上午、中午客人稍多，傍晚少，晚上又多起来——夜晚的花园很漂亮，但一个人走会有些怕呢。”

一座园子，曾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今，白花开、红灯照。

黄家花园是黄金荣避暑之地，从夏天一直住到桂花败了的深秋，才回到“大世界”附近的宅邸。

黄金荣坐在四教厅前廊檐下，招待各路来宾观看厅前戏台上演出的《武松打虎》《打渔杀家》，合适。打，打出一个江湖大世界——看这些武功戏，黄金荣会联想起自己的一路拳脚风云，嘴角就隐隐浮现笑意。身边或许坐着露兰春，神情厌倦、伤感、嘲讽。一个美艳女子，内心大约回旋着《西厢记》《锁麟囊》之类言情的旋律。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露兰春就这样暗自咏唱，四教厅外，迟早风雨暴。

四教亭以北，隔草地、池塘，是一座两层小楼“静观庐”，黄家卧房。一个姓黄的黑社会白相人，在此眠红偎翠——这是多么复杂的一团颜色和景象啊。现改为“桂林公馆”，著名餐厅。在门前站了站，有门童问我用餐否，我摇头：“看风景。”他递我订餐名片，其上印有清代江南文人袁枚《随园食单》中的一段话：“凡人请客，相约于三日之前，自有功夫平章百味。”我笑了。

黄金荣应该不知道袁枚，像匕首不知道墨水，鹰隼不知道草汁，铁的重不知道蝴蝶的轻。

黄家花园游人寥寥。有众猫慵懒盘踞石头或树梢，偶尔乘风疾走。据说，猫是老虎的前身或后世。看它们从假山上一跃而起，如猛虎下山、虎落平川？

其中，一硕大黑猫，逼视我，眼神暴戾、阴鸷，如同黄金荣？

6.徐家汇：让光开启暗夜中的门扉

晚明徐光启家周围的流水，汇聚于此、汇聚于今。

四百年前，文渊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在此地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也安葬在这里。后裔繁衍生息，此地渐成集镇，初名“徐家厍”，后逐步成为上海市区中心。

当然，那些纵横的河道，早已被填充成密集道路——汽车、电车、行人、地铁这些事物，冒充浪花或者深流，继续奔涌，安慰着长眠于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这个“睁开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虹桥路”“漕溪路”“肇嘉浜路”“蒲汇塘路”“天钥桥路”等路名，委婉泄露出这些道路与古代河流之间的裙带关系——那些明代小船上的裙子和衣带，暗喻着今天跑车内的长袖短衫，但当代英雄与美妇不知不觉，流连闪烁于徐家汇公园及商圈。

徐光启当然没有来过徐家汇公园。

此地曾经为大中华橡胶厂，现在只留下一个烟囱作为纪念标志——纪念工业时代的火焰与热息。公园周围道路上的汽车橡胶轮胎，汹涌奔流，还能不能使这个冷寂的烟囱，想起如烟往事？公园一角，有民国时期著名的百代公司小红楼。这座保护建筑，如红色大花朵，永远不会凋谢了——曾经出出进进这座小红楼灌制唱片的周璇、白光、李香兰们，早已演变成了蜜蜂、花香、虫鸣？唱片般的月亮，升起在公园上空，试图重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沙哑、委曲、柔情万端。

公园风景如画：练瑜伽，野餐，喂鱼，读书，接吻，拉手风琴，拍婚纱照，坐在婴儿车或轮椅里懵懵懂懂、昏昏欲睡……老少游客如画中人，自成一体，但合作，把明代徐光启的菜地、书房、后花园、河流，改变成了悲喜交集之地。人生的起点、转折点、终点……在此隐秘交集。草色、鸟叫、风、流水，尝试打破各种明确或隐性的边界，入我心？一个加速向晚年、向大自然过渡的中年人，需要练习在各种边界上左顾右盼，而又不会被嘲笑、责备。那大概是一种对万物充满眷恋、无法忘怀的左顾右盼。

徐光启如果在墓地内失眠、醒来，应该对周围的现代景象，感到欣慰——徐家汇教堂依旧传递出福音，太平洋百货、汇金百货、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内流通着中国制造的电视、电脑等陌生电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中学内讲授着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

怀着对万物人间的无限眷恋，在东西方之间左顾右盼，并决绝地投入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徐光启不怀旧，不怀恋用线香和沙漏来计算光阴流速的旧世余晖；瞻前，在利玛窦带来的钟表传达出的西方蒸汽机的无边激动里，朝子孙的方向、未知的方向，焦虑、张望、呼喊。他的视线，如果能够在光启公园内大树高枝上的鸟巢里飞出，看到今天的上海、中国在现代化轨道上换挡、提速，可安息矣。

四百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中央之国，完美的是自己，荒芜的是异邦。

利玛窦历时八年，从葡萄牙出发，过好望角，经印度，于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十八年后终于获准进入北京、进入紫禁城。万历皇帝躲在帘子后边，听了一段利玛窦唱的西洋歌曲，就让他走了，只留下一件机心重重的礼物——钟表，在阴暗宫廷内嘀嘀嗒嗒循环奔走。

一个没有光亮的时代。

明朝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却延续了元朝所创立的户口世袭制度：全国人口被划分成“军人”“农民”“工匠”三大类，然后再细分出若干类型。工匠这一大类就细分出裁缝、木匠、船工、厨师……代代相传，不可更改，以此保持江山稳定感、人间秩序感。

现在，钟表来了，万历皇帝大概开始考虑在“工匠”这一类人中，细分出一个“钟表修理师”的新领域？

试图把中国皇帝改造为教徒的利玛窦，失望了，只好把目光投向徐光启等开明士人。

徐光啟洗了洗手上在漕溪或肇嘉浜附近菜地沾上的泥巴，推开几案上的四书五经：“中国自古不缺少闲散雅致之人，他们读经书，我就来做一个务实的俗人吧。”儒士打扮的利玛窦，每天来到徐光启府邸，帮助他琢磨“角”“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形”“外切”等西方概念的汉语对应词。汉语的词汇表，在拓展。

利玛窦怀疑徐光启这个斯文白皙的中国文人，是否有毅力、有能力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

一年后，看到徐光启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完成六卷本《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两眼泪水。那些通过徐光启实现了中国化的西方数学理论，散发出全新的光辉，自晚明迢遥而来，照亮国人的世界和世界观——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大海以外的地域日新月异。我们开始把时间看作是徐光启用三角直尺画出的射线、人类应当把握的射线、射向远方某一个未知之地的线，而不再迷信于“无限轮回”的错觉和神秘上苍的指令，由此开始建立紧迫感、危机感。“科学与工业技术，我们掌握物质世界的力量，以及这力量给予我们的自由，是古东方精英们之所以会对西方着迷的奥秘。人类，不再是星辰运转或业律的奴隶。”（帕斯《印度札记》）

正是徐光启，确立了二十四小时的计时制度。也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工艺，把番薯引入江南地区，继而扩展向北方。在无穷晦暗的时代里，用不息的爱意，负荷起一个知识者沉沉的责任：启蒙，图存。

从徐光启开始，汉人们渐渐不再相信“天狗”一类虚无之物对天空、人心的占有，直起身来，看见并认清那大海以外的世界。

徐光启身后约二百年，林则徐出现了，被誉为第二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略懂英语和葡萄牙语，组织翻译、印刷大量西方著作。其思想，就是“师夷之技以制夷”——“师”与“制”，直到今天，似乎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出任江苏巡抚时，林则徐致力于疏浚太湖水系和运河，促进南方漕运业。徐家汇地区的漕溪、肇嘉浜、蒲汇塘，三条溪流中挖出的淤泥，堆积成为一方高地，被命名为“土山湾”。一八五〇年之后，此地逐渐建起教堂、孤儿院——相继有数千孤儿在此接受西式职业教育。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建筑、雕刻、出版、印刷等领域，大都起步于此。利玛窦们的著作在这里被大量印刷，传播向中国的南方、北方。

我在某一个下午进入徐家汇教堂。当然，周围的漕溪、肇嘉浜、蒲汇塘，都已经成为红绿灯闪烁的道路。红灯在冒充果实和花朵，绿灯向树叶致敬。教堂安静，一排排椅子上放有教徒们常用的《圣经》，像学生们放学后留下课本的教室。天窗上的彩色玻璃无比惊艳，玻璃上的天光与天使，像教具，说明着天堂的壮丽。那玻璃，制作工艺从法国引进，由土山湾的孤儿们精心磨制。被这些玻璃赋予了美感与亲和力的天堂，俯瞰我。

我不是一个教徒。于我而言，唯有写作，能够安抚内心。我低头面对一张白纸，与一个教徒低头面对神灵，不论姿态与效果，很相似。诗，就是语言之寺，就是祈祷词。并非只有物理形态的教堂与寺庙，才能让一个人获得信念和宁静。但徐家汇教堂内，这天工与人工合作而成的景象，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安慰和希望——

那教堂尖顶处的光辉，酷似沉船上方舷窗剩余的最后一角天空。

漕溪路上有中餐馆“上海老站”。进入用餐，从墙壁上镜框中的旧照片，我认出这一清代保护建筑的前身：土山湾育婴堂。天井里，陈设有一节慈禧乘坐过的旧火车车厢和一个火车头，但两者之间相互脱离了。有几个花盆放在这两者之间，掩饰了某种脱离的尴尬——在晚清，一个中国女人向世界做出前进的姿态，但又原地不动。

当然，那节车厢，现在是一个小包房，可供四个食客垂帘用餐、谈天。

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个事件：光绪皇帝准备学习英语。皇帝的这位老师深感不安：“此何意也。”《纽约时报》知道这一事件的意义，遂登载消息，并评价：“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希望未来大清国能立于世界强国之中，显示出的智慧和胆量令人钦佩。”

每隔一天，光绪皇帝就上一次英语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末代皇帝溥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使课堂上的英语诵读声日益局促、窘迫。向西方世界表达善意、疑惧和幻想？皇帝学英语，吃西餐，穿上西装让画师们描绘出一种异域风情。公主留洋学习交谊舞、芭蕾舞，在紫禁城里小范围演出。“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尼采）这景象，是徐光启、利玛窦生前都没有预料到的吧。

在南方、上海，清代末期也兴起了“洋泾浜英语”。其发明者是一个宁波少年穆炳元。定海陷落入英国海军之手后，穆炳元接触英人并操习英语，自编教材，以口诀形式传授于周围群众：“来是康母（come）去是狗（go），是叫噎死（yes）勿叫奴（no）……”后来，穆炳元成为上海滩宁波帮中第一个买办。

语言史就是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

我不知道徐光启的口语怎么样。

《明史·徐光启传》：“徐师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利玛窦死后埋在北京郊区。徐光启长眠在上海故园。一中一西，两个知识者相遇，合力开启晚明以来国人尘封的心智之门，让我们看见那外部世界的光正从门缝里使劲挤了进来，逐步扩大那光芒的领域——

光启。

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一个巨大的圆形土丘如同灯盏。坟墓上长满各种植物，如同四季葱茏的光线，照亮徐家汇、上海、中国，以及无数从蒙昧中逐渐醒来的脸。

7.铁路街：消化火车和新春

我居住在铁路街。顾名思义，这是一条离铁路很近的街。京沪铁路。靠近苏州河、上海火车站。铁路街、中山北路高架桥、京沪铁路线、明珠轻轨线之间交叉地带一幢“丫”形大楼的八楼某房间，我自中原移居上海后的家——移居海上？像一朵云、一只海鸟？

用两个月时间监督四个扬州人汗流浃背地渐变着这套房子的面貌——两室一厅格局的小船，在海上，载我漂泊。我腰里揣着软尺、计算器、记事本、设计图、钱包，根据装修进展，陪同一个瘦扬州人去购料：木材，砖，水泥，石膏粉，锯条，地板砖，沙，石膏线，砒灰，玻璃，塑钢窗，浴缸，水龙头，踢脚线，木线条，电锤钻头，排钉，大理石，801胶水，水管，生料带，三角阀，插座，热水器，镜子，灯，窗帘……

那个穿着大裤头、拖鞋、背心的瘦扬州人，引导着用背心、拖鞋、大裤头包装得像一个“小工头”似的我，曲里拐弯地穿梭在上海的一个个建材批发市场上，学着与那些面目狡猾或眉目憨厚的商人们讨价还价，“砍”掉一元八角竟也能滋生一种成就感。

……电锯嘶鸣，木屑飞扬。扬州人耳朵上夹着我呈送的香烟，边干活边用扬州普通话和我聊天。他们老家村庄里的男人大部分在上海干装修。老家是个“装修村”。老家附近还有“厨师村”“保姆村”“木雕村”“小偷村”……一个村里的男人结伴在上海混，谁都知道谁的底细和手艺。“我们这几个老乡，都是十年以上的手艺。你选对人了，先生！绝对让你满意！”我和扬州人笑容灿烂。

买油漆。建材超市前正举行别出心裁的新闻发布会。新闻主题：某某牌油漆无毒；发布方式：由超市总经理把油漆作为饮料喝掉！摄像机、照相机在聚焦，西装革履的总经理手举油漆做广告明星状，雄视周遭，一饮而尽（当晚上海电视新闻中就播出了这个商人得意的嘴脸）。一片叫好声中，两个姑娘竟然也举起油漆一饮而尽！我和瘦扬州人目瞪口呆，仰望。半天了，听他用扬州腔幽幽问我：“这油漆，买不？”我钻出人群，说：“咱又不是来買饮料的，不买！”扬州人嘿嘿地笑了：“怪！什么事呀？钱闹腾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喜剧、悲剧，这座城市的许多富翁、穷人，包括我这个从河南移居上海的家伙，都在被钱闹腾着。

终于完工。我买来西瓜啤酒为四个扬州人送行，再把工钱塞到瘦扬州人手里：“数一数。”他很豪气：“不用数，只会多，不会少！”粗糙大手却仔细地数了两遍有毛主席在其中眺望远方的一沓彩纸，而对着阳光辨别了一番真伪：“东家，你心软哪。”“东家”，一个来自旧时代的称谓，指那些雇工如云、财大气粗的地主。我无意中成了一个心软的地主？一块七十平方米的地板的主人，冰箱里有牛羊、植物、河水变幻而成的牛羊肉、蔬菜、矿泉水……

凌空，在别人的地板之下、天花板之上，我位于八楼的新居像鸟笼孤悬空中，两室一厅格局的鸟笼，被海风的手提着！鸟食——冰箱里的牛羊肉、蔬菜、矿泉水。装修，无非使鸟笼舒服一些，让人减少一点对天空、大地的依赖和怀想吧？新居的第一个夜晚，像初夜？窗外的灯火很新鲜。除了床、冰箱之外，沙发、茶几、台灯、书柜、电视、空调等家具、电器而一概空缺，因“财务预算”不足而空空荡荡——我的钱包羞涩柔软，像新婚女人的心？

疲倦地躺着、想着：就在这套房子里安身立命，直到暮年？我还有没有野心和能力，再领一帮工人去装修一套更大的房子更大的鸟笼，再去看更多商人饮下或者食用无毒的油漆、水泥、砒灰？……失眠。每到一个新地方，第一夜都失眠。尽管这是我的新家而不是途中旅馆——一只河南的鸟进入上海的新笼子，失眠。

突然想试试在新家拉二胡是什么效果。遂坐在小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盖上拉《二泉映月》，像瞎子阿炳那样闭着眼睛——吸顶灯在模仿上海明月？抽水马桶，内涵泉水。但二胡音质已经没有大学时代在同学们刷牙、洗衣、冲凉水澡、唱歌的大水房里那样好了。我和二胡都到了中年、上海。现在，我坐在马桶盖上抱着一把二胡回忆大水房——那一群辫子长长的女孩和青春，就一下子涌进我音乐厅般、大水房一般的头脑里来了……漂泊在海上的一艘两室一厅格局的小船的船歌。

开始腹泻。友人告诉我一个方法：每次饮水时放一小撮故乡黄土于杯中，沉淀，饮下，不久即可痊愈。“水土，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呵！”他感慨万端，我迷惑：一捧黄土，就能使一个人在异乡安详？母亲用特快专递寄来一袋乡土。饮服，三天后病愈。剩下半袋黄土装进陶罐，养几棵草，置于阳台，就是微型的南阳盆地——只有故乡，才会对自己的浪子、逆子、游子如此宽容、厚爱而无怨。

腰部又开始疼痛起来，日益强烈。夜晚，躺在新床上如卧针毡。白天，这疼痛却又无踪无影，仿佛腰部暗藏一群持刀舞戈昼伏夜出的蝙蝠。躺在X光机下，按照医生指令平卧、侧卧，接受不同角度的拍照，毫无T形舞台上模特左转、右转的洒脱妩媚，却有军事卫星笼罩下一片丘陵的紧张不安。惶然。穿过医院走廊上由多种疾病统治着的人群，我想：开始与医院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了？刚刚移居上海，就被阴影笼罩，是否一种警示？

数日后，一位拿着X光照片的医生说出结论：“骨头无问题。刚来上海吧？夜晚的疼痛可能与换了新床不适应有关。腰下垫一个枕头，侧卧数夜，即可解除疼痛。”我讶然：上海在通过一张床，暗暗嘲弄我这个外省人的腰部乃至内心？遵医生所嘱，每晚入睡前将一个枕头垫于腰部，侧卧如同弯弓，仰卧如同孕妇。半月后，果然消失了夜晚的疼痛。适应了一张上海市内的床，再回到南阳盆地里的一张床上，夜晚的疼痛是否重现？——疼痛，是故乡对一个中年出走者的惩戒；不疼痛，是故乡对一个白发归来者的怜惜。

在铁路街生活，仿佛幽居孤岛——周围是汹涌澎湃的车流、速度、广告、美人、股市、工业……

书房窗口，正对着建设中的高品质住宅区，一座座穿着防护网的高楼如同海面上壮观的鲸鱼群摇尾拍打天空。楼群尚未交付使用，夜晚黑暗，我仿佛居住山间。不用遮上窗帘，躺床上仍可看见一轮明月悬在“山”顶，多好。但月亮的长久驻足而不移动使我疑惑，爬起身来，仔细观察，才发现“月光”是楼顶标志灯的灯光！诗意消褪。

清晨，乘电梯下楼离家（离开孤岛），汇入人海（一辆旧自行车是我的小舟），上班谋生（捕鱼）。黄昏归来，置自行车于楼下（系舟于岸边），上楼（上岛），拧亮台灯（点亮岛上的灯塔），在台灯下翻书（灯塔照亮海洋上翻卷的波浪）——我必须首先是一个白日下的渔夫，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潮声中的失眠者、写作者？

“你是北方人吧？普通话老好。我们上海人说不来普通话的。”在上海，周围人士的自我批评中洋溢出自恋。移居。在铁路街，做客的感觉难以驱除。让短暂的一生更辽阔、更复杂，且并不怯于这种外省人的身份，但我明白：一个躁动不安的漫游者，最大的痛苦是心理上的“外省”永远召唤着他、拒绝着他。他终生的努力，也许就是为了让沸腾的身心宁静下来，还乡，像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将士，返回故乡水土——交还出一个人的火焰与灰烬……

春节期间，喧嚣终年的铁路街才安静下来。

我公寓楼的地下室是一家小型皮鞋厂，平时，几十个女工在一座大楼的脚部埋头劳作，仿佛在为这座大楼制作一双皮鞋——这座大楼有着在周末去郊外散步、在春节约小花园一起私奔的欲望吗？附近铁路上的火车更加忙碌，喘息着、吼叫着反复来往，像醉汉，无人敢去劝阻。

附近建筑工地上临时筑起的大门和围墙，将一片公寓楼半成品圈起来。建筑工人乘着我家楼下的一长列包租的客车，还乡。客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上放置着醒目的地址标牌：驻马店、自贡、凤阳、凉州、张家口、襄樊……工人们的口音也分门别类地有了各自的流向和归宿。若干天后，这些口音又将归来并与建筑工地上的搅拌机、打桩机、升降机等机器声，交融交响于铁路街不规则的天空下。

建筑工地有工人留守，聚在门房内的一张桌子周围喝散装啤酒，吃从超市里买来的简单熟食。一台十四英寸小黑白电视机播放搞笑的肥皂剧，他们的表情就追随剧情夸张地变化——我推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他们浑然不觉。从笑声里听不出口音和籍贯。衣着杂乱，双手粗砺，也许与我有关——与我故乡河南有关？但愉快的他们对郁闷的我不屑一顾。

铁路街居民们大都居住在逼仄狹小的亭子间里。周围耸起的写字楼、住宅楼，使这片居民区犹如群山环抱着的小盆地。居民们敞开木门、铁门，在黯淡灯光下读《新民晚报》，听沪剧，对镜描眉，蹲在煤炉前用木块燃火，敲打一块铁皮，在杂货店前购买彩票，交头接耳，守着爆米花机等待玉米爆炸……甚至贴春联的门扉都很少，显出清冷和傲慢。也许他们对这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没有了装扮兴趣，只专注于自身“卖相”的修饰——“卖相”，可以买卖的相貌，这一词语透露出上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现实主义方法论。

吱呀作响的阁楼楼梯上涌出一群服饰新潮、嵌金镶玉的漂亮女人，匆匆走出铁路街，款款出现于附近花园、酒吧。这绝对不是“人咬狗”一类晚报新闻，而是“狗咬人”般的日常生活片段——她们甚至怀抱着五颜六色的不会咬人的宠物狗。对于这片区域的复杂性，我缺乏认知能力。每天从地铁站出来回到我家的捷径就是这条小街，但妻子往往避开，绕一个大弯回家。她说：“这条街上大白天也有穿睡衣晃来晃去的人，好像始终生活在夜晚里似的，又好像这街上的人都是他们亲人似的。”穿睡衣散步，是裸体入梦之前的一种过渡。他们有理由穿睡衣在铁路街晃来晃去，因为暂时还没拥有客厅。甚至已经失业，令他们兴奋的事情已经非常有限——

春节期间，整条铁路街都仿佛穿在一个巨大睡衣里，站在被四周玻璃幕墙反射的太阳下，有一些寂寞、无聊。

铁路街的角落里总有躲避风吹的饮料罐、塑料袋、旧报纸，在冒充果实、落叶、雪？或者说，是果实、落叶、雪在以垃圾的外形，嘲讽这条小街道上的人，比如我——我只配与这些废弃物、废弃的生活共处？幸而有几棵蜡梅、几棵桂花树，在春秋时节安慰嗅觉，用十五秒钟左右的时间。后来，在别的地方闻到蜡梅香、桂花香，我就想起这条铁路街了。像爱过一个女人之后，你在人群中偶然闻到她喜欢用的某种香水，就泪如泉涌。

菜市场从除夕一直关闭到元宵。卖菜者大都是外地农民，回家了。门上贴一副巨大春联，红纸黑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山珍海味欢迎再来。”那一排简陋狭小的裁缝店、洗衣店、旧书店、修车店，一概停业。一家花店、一家烟酒店尚有顾客进进出出。各家门店也都贴有春联表明营业主旨，比如，理发店的春联横批是“从头开始”。

一间按摩房依旧营业。这类场所不须贴上春联，类似于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心领神会”。它透明的玻璃门始终半掩，不开灯，看不清房内格局和“卖相”。偶尔可见皮短裙、高筒靴、红唇、黑眼圈的长发女人站在玻璃门内向外窥望，萌发出一小块微白的光。铁路街上的人们都明白按摩房的暧昧性质，从按摩房前走过时基本能做到正视前方，但略略侧目。

与幼子路过此地。他困惑，问：“按摩房为什么这么黑呀？”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省电……”

站在我家窗口可以看到铁路街的部分景象。一只鸟的角度。

无数次站在这暂时属于我的窗口，观察铁路街的景象缓缓变迁——使我感觉处于鸟笼，安全，自闭——鸟笼被风提在手里？

客厅电视播放新闻：“几十万打工者的离去，使上海市民们在春节期间感到生活空前不方便起来：抽油烟机没人擦了，孩子没人带了，电视机坏了没人修了，钥匙丢了没有配钥匙的人撬门了……但几天之后，他们将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上海欢迎他们。”电视播音员热情洋溢。“打工者”，是城市对于农民身份的工人们的称谓——他们怯怯敲打着工业的门扉，渴望跨入市民生活的门槛。敲累了，回乡下，上海就显得空落、寂寞。

除夕，像王熙凤在《红楼梦》里感叹：“一夜北风紧。”明天，正月初一，上海会像香菱续句“开门雪尚飘”吗？我也即兴口占一首古体诗：“时令悄然近阳春，烹酒煮茶闭柴门。绿风岁岁动新枝，白雪融融忆故人。砚台如湖笔如舟，一纸云烟渡我心。空余皮囊似寒山，桨声依稀过远村。酒香淡淡茶味浅，炮竹声声愁意深。怀旧思君天知否，满月一朵入梅林。”这样写着，就感觉自己似乎也是独处寒野的前朝士子了。

我反复斟酌韵脚，把这首诗“触摸”在手机屏幕里而不是书写在宣纸或墙壁上，转眼间通过中国移动，抵达远方的某个友人并得到呼应。古人传递一封家书、一首情诗，需要半年光阴、几十个驿站。现代家书、情诗，因其快而变轻。好在我的小书房尚余古意，宣纸的平静宽容也一如既往，砚台里的墨汁因天寒而凝滞如泥泞，不宜狂草——这是苏东坡也面对过的问题。他应该有那种我在上海博物馆见到过的暖砚——砚台内暗藏一个抽屉式的空间，可以放进燃烧的碳升温，砚台里的墨汁就渐渐暖和了，宣纸上的字也渐渐感到暖和了……

斜倚在沙发上翻弄诗集，眼神落在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的《美国诗歌》长短句上：

“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 / 一个胃，能够消化 / 橡皮、煤、铀、月亮和诗歌 / 就像鲨鱼，肚子里有一只鞋子 / 它必须在沙漠中游好多路 / 发出的叫声像人声。”也像描写上海这一条铁路街：它是上海这座大海中游动的无数头鲨鱼之一。它的胃巨大、有力，能够消化铁路、火车、皮鞋厂、闯入者、建筑工地、酒瓶、睡衣、阁楼、落叶、饮料罐、旧报纸、花朵、按摩房、寂寞、喧哗、春天——

也像是在描写我、要求我：在上海，要有一个这样强大的胃，来消化欢快、悲哀、水土不服、疼痛、枯寂、霜降……

8.中环世纪城：田野消失的过程

中环世纪城，上海中环线旁的一个住宅区。

我家位于附近，所以就目睹了中环世纪城用两年时间无中生有、在一片空无中生发出纷繁灯火的整个过程——

城乡接合部的一块田野，生长稻子、蔬菜、野草、麻雀。

被围墙拦起。最后一季农作物囚徒般失去地平线，尚未成熟就被推土机、卡车、建筑队践踏进泥土。最后一代上海农夫隔墙眺望，眼神茫然。麻雀们失去了农作物茎叶上的颤动感，只能飞到高处的塔吊上，感受钢铁的冰冷。

建筑公司开始“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地面。巨大的广告牌竖立起来，浓墨重彩描绘未来中环世纪城的高贵景象：楼群，地下车库，花园，喷泉，酒吧，林荫小路，飞鸟，美女，宠物狗……一个工人提着颜料桶手握排笔，在建筑工人临时搭起的简易住房后墙上用宋体刷标语：“创建优质工程，争夺鲁班大奖！”

掘土机隆隆运作。若干天后，在未来楼群应该出现的地方凹陷深坑。坑的深度与楼群高度成正比——欲扬先抑。深坑内掘出的泥土初次呈现在阳光下，散发处女般的腥甜气息。钢筋开始一层一层密集编织于深坑内，如同大树复杂有力的根部。水泥浇注——被水泥浇注之后的泥土永远丧失了植物生殖力，如同绝育的女人？

框架结构的楼群底层逐渐凸出地面，缓慢上升。

工人随着楼群上升。口音杂乱，服饰各异，只有头盔是统一的红色，紧系于下巴。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四川……他们乡下人的身份可以肯定。只有乡下人，才肯汗流浃背、两手老茧、皮肤黝黑、姿态勤勉地在楼群周围逐渐上升的安全网内攀缘。上海人一般做技术指导、项目管理、房产推介等工作，衣服整洁，面目雅致，手拿图纸，顾盼自雄。他们红色头盔的佩戴方式也不同——那是一种礼帽或鸭舌帽般的戴法：半倾斜着，扣在额角，起一种点缀装饰作用。他们的头颅比较安全。他们把手伸出去，说：“要有一点弧度。”于是就有一个工人出现在二十五层或者三十层，为那一点弧度埋头劳作、焊枪闪烁。

楼群随着工人上升。工人们运送钢筋玻璃、粘贴墙面砖、铺设电线、安装下水管道。

终于完成的楼群基本结构，在阳光下像一张人体X光照片，骨骼分明，有待血肉丰满；更像一座即将完成的露天舞台，工人们走来走去，为未来各种剧情的上演布置道具。

中环世纪城的主人们来了，乘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开私家车，从城市不同角落来临。

站在建筑工地仰望尚未交付使用的单元房的方向，他们像演员看到了自己在某个室内剧中即将出场亮相的位置，兴奋，又略带茫然——他们开始按照这个时代所倡导的理念、方式，构思自己作为主人公参与其中的剧情。当然，那些通俗或雅致的情节细节，依赖于房间内沙发、音响、烛光、浴巾、香水、鲜花、床榻、照片、时尚杂志等元素的支持。喜剧化的构思，大致相同，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所诱发的欲望大致相同，却有可能落实于悲剧——比如，二十三楼或者四十五楼的某个窗口，有可能在某个春夜坠落一个厌世者——自由落体运动。被一夜雨水所怜悯冲刷的死者血迹，在凌晨才被居民、警察、记者们围观和猜测。而未来小区出现的一个腰系保险绳、手握清洁剂、自楼顶垂悬而下随意摇荡的楼面清洁工，像壁虎，附在墙壁上，将偷窥到多少不为人知的超出一个通俗作家想象力的隐秘景象？他甚至有可能从旁观者转换为剧中人，参与或推动若干房间内剧情的发展——一只壁虎的能量，唯有墙壁、老虎知道吧。

砖土结构的围墙开始拆除，代之以图案繁复的铁质篱笆。

工人们回到地面，在农作物、野草们曾经生长的地方，铺设进口草坪，栽花，种树——某棵本来野生于田间小路上的大樟树，被设计师保留在原地。但“田间”不再，成为高楼之间的网球场。“小路”亦不再，成为花园之间的连廊。牛羊、野兔、土拨鼠、农妇穿行其间的乡野已经消逝，代之以深夜卡车从异地运来的大树所速成的树林，那些来历不同、毫无关系的大树，在这里练习相处、交换花香。

一建筑商模样的人来到那棵大樟树前端详一番，对這棵大樟树的立场表示不满，大臂一挥调来吊车、工人，小心翼翼把大樟树周遭的泥土挖开、树根切断，然后用钢缆把它高高吊起再吊起，脱离地面。地面裸露出一个巨大的树坑。大樟树在空中缓慢转身、转身，最后落回坑内——这棵树枝叶最为茂密、造型最为优雅的一面，就正对着住宅区中心广场的方向了……一棵被外力改变了站姿和世界观的树，将会使树上鸟巢内散发出的细小目光和鸣叫丧失方向感吗？一棵野树——一头野兽——正被一个现代化住宅区培养成家禽？输液瓶吊在樟树上，滴滴答答地安慰，能否使它遗忘掉自己的履历和创伤？

终于举行开盘仪式。讲话，演唱，分发钥匙，鞭炮炸响。

一辆辆搬家公司的汽车进入小区，一盏盏窗户内部的灯光开始密集。

超市、邮局、银行、发廊、酒吧、餐馆、小学、幼儿园、健身中心、售报亭、居委会、派出所、广场晨练者的舞曲及红色折扇、出租车候客区、通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新路线始发站、地下若干米处正在推进的地铁延伸线的施工灯火、拾垃圾的落魄老人、小区入口处黄昏时分叫卖鲜花并逐步摆脱羞涩的乡村女孩，相继呈现……

像其他住宅区一样，中环世纪城用两年时间初步形成自身的格局和内涵。与一个村庄繁衍上千年也只有几百人的规模相对照，其生长速度无与伦比。但居民们的血液、姓氏、口音、长相、风俗、信仰、经历毫无关联。所以，住宅区不能再像某座村庄那样去用居于主导地位的某一姓氏来命名为“张村”“马家河”“余冲”“王其敖”了，只能夸张得像其他“某某花园”“某某广场”“某某世家”一样，被命名为“中环世纪城”——

一块田野，蝉噪蛙鸣野蜂飞舞的田野，彻底消逝于上海地图……

9.朱家角：稻子与牡丹

上海地图西侧最边缘处，闪烁着水乡朱家角的灯火波光。

朱家角，与江苏的周庄、同里，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并称“江南六大水乡”，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密于三十公里的距离内，阐释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老哲理：它们，群聚江南，成为流水们的家乡、隐士们的天堂——隐士们茶余酒后写些流水一样的文字，传扬天下。江南文人的生活方式就著名了起来。這些小镇就隐藏不住了，就成了像那些著名隐士一样著名的地方，开始发生一些逸事、大事。

当代，这些小镇被旅游经济开辟成了市场，水乡景色和各类名人遗迹，都按照每平方厘米十元左右的含金量，向全人类开放。

与朱家角有关的部分词条，如下——

【格局】位于一山（淀山，墨点般的小山），一湖（淀山湖，水墨大写意一般的湖）之间。

【历史】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及春秋战国时期各类文化遗存，交织、叠加，暴露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人们在淀山湖底疯狂寻找钢铁的过程中，证明了这座小镇的古老。石刀、石犁、石纺轮等石器，确认着石头与水乡生活的关联——石头是如水柔情中的肝胆。

【景点】稻米乡情馆（江南最早的稻子出土于本地，以馆内稻谷为证）。上海先民陶玉馆（陶，关系炊烟；玉，联结风情）。放生桥（江南最大的五孔石桥，购买小鱼、乌龟放生于桥下河水的人，得到了安详）。泰安桥（曲折得像是也要变成桥下流水了）。城隍庙（香烟缭绕）。圆津禅寺（木鱼鸣叫——木头叫，鱼在叫）。大清朱家角邮局旧址（邮戳响亮，一封今天的信能否寄回清朝？）。童天和国药号（一个泥塑的中医，把脉于一个农妇泥土质地的手腕，能够把脉出江南风土之中的暗伤？）。课植园（即“马家花园”，清末民初当地首富马文卿用十五年光阴慢慢建成的私人花园，建筑风格中西杂糅，显现出由封闭渐趋开放的时代气息。花园分课园、植园两部分，其中植园面积占据三分之二，达六十余亩地，体现了花园主人晴耕雨读、知行合一的古老理想——在植园，在宽阔近九亩的稻田里，马文卿整日混同于一群农夫中间，培育出了当时上海地区的良种“青角薄稻米”，再分配给马家佃农种植，产量惊人。如今，植园部分已经萎缩，宽阔近九亩的稻香蛙鸣无迹可觅。课园部分的楼台亭榭、长溪小桥依旧，曾改为朱家角中学，目前游人如织。周末傍晚，这里上演一台实景版昆曲《牡丹亭》。从夕阳西下，到月上柳梢，一群扮相惊艳的少年演员，用吟唱、对白和体态，帮助一群席地而坐的现代人，怀想牡丹一般的才子佳人、云烟一般的前朝旧梦）……

【名人】 清代金石学家、官至刑部右侍郎的王昶，上海《申报》的创始人席裕福，御医陈莲舫，清末民初著名通俗小说家陆士谔——一九一〇年，陆士谔在这座小镇上完成了一部幻想体小说《新中国》，分十二回，以一个梦贯穿始终，其中关于上海的种种“虚构”令人震惊，比如，“一座很大的铁桥，跨越黄浦江，直到对岸浦东”，那里，“正在举行万国博览会”；再比如，“把地中掘空，筑成隧道，安放铁轨，日夜点着电灯，让电车在里头飞行不绝”……陆士谔手举毛笔这一单筒望远镜，眺望上海新未来。

【古街】游客汹涌，古街蜿蜒狭窄如河流，旅行社三角形旗帜缤纷多彩如河流中的落花。街两侧商铺依次排列着古玩店、肉粽店、民间乐器店、肉粽店、书画店、肉粽店和肉粽店……显然，肉粽是本地知名特产，强烈的肉粽气息统治了游客的嗅觉。生意竞争激烈，部分店铺将某某报刊、某某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报道，名人品尝肉粽的照片，镶嵌在镜框中，低悬于门楣下，以起广告效应。

【新闻】台湾规划大师李祖原，美国旧房改造专家、上海新天地总设计师本伍德，美国易道景观事务所等专家、机构，在朱家角周边新区以高低错落的带状公园和堆叠的人造景观，与自然河流沟通。淀山湖边新出现的一系列别墅区、公寓区，继承黑白灰三色的江南水乡基调，获得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的最佳居住建筑奖，升值空间巨大。

【傍晚】傍晚以后，游客渐次离去。朱家角空气中的肉粽味道逐步淡化。流水气息，渐渐恢复主导地位。曲折小街，石桥，青砖鱼鳞般密集游动的深巷，有若干人闲散而过，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了——进出朱家角开始免费。免费的傍晚，才是属于本地人的傍晚。白天，剪票才能进入朱家角的游客，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情景剧演出而已，主题：“江南水乡。”真实的朱家角面目，也许在傍晚以后才能目睹。像舞台上走下来用河水洗去脂粉的女子，在傍晚，才成为丈夫和孩子的亲人。傍晚以后，朱家角贤妻良母一样安静，除了河边的红灯笼、茶馆、小旅馆继续敷衍着若干异乡人以外，朱家角人民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打麻将、喝茶、听收音机、聊天、吃饭、吹箫、操持明天上街兜售的粽子——他们大多数是老人、孩子。年轻人傍晚以后大部分回到朱家角外的新区公寓里了。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这些老房子内被保护被观赏的生活。对家乡那些雕花门楣的爱、白墙青瓦的爱，更多是出于对人民币的爱。早晨，他们才回到祖先提供的这样一个舞台，划船，唱歌，表演江南风情。渴望去上海生活——尽管“朱家角”被醒目标注在上海地图上，但“上海”于他们仍是远方。

【经验】傍晚，我在朱家角登船。一对年轻夫妻手提马灯划动木桨。无边黑夜，一灯如豆，如同豆种，有能力在肥沃夜色里长出一丛黄豆般的江南霞光？桨声灯影间，我有了旧时代漫游者、私奔者乃至革命者的感觉。想起明清以来在水乡生活过的一些书生，沈复、李叔同、丰子恺、柳亚子、徐志摩、戴望舒……或许只有在江南夜晚一叶小船上，更容易揣摩他们的心境？当然，更想起张岱，热爱精舍、美婢、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的张岱，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夜晚里，乘夜航船并热衷于在船上与那些僧人士子交谈，且有底气将盘坐于船舱的双腿大大方方地伸展开去。他感叹：“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而今，天下知识，尽在网络，所以夜航船在江南运河已经消失。我所乘的这叶小船是说服船家后雇来的。深夜，到达朱家角附近另外一座古镇同里——一个把“富”字拆开作为名字的古镇，欲盖弥彰，财富浩荡。之后，我又相继以乘船或乘公共汽车的方式，访问了周边的周庄、乌镇、南浔、西塘。交通方式快慢不同，抵达的感受就深浅各异。

【发现】构成朱家角等江南水乡白天景象的元素，大致相似：门票，旅行车，游客，流水，红灯笼，船歌，桥，名人旧居，旧时代文人曾经结社雅集的若干茶楼，酒馆，传说中的鲜艳女人及其遇到的若干水粉般的事情，美术院校学生的调色板，某某电影场景中的染坊、园林和小巷，肉粽飘香，蹄膀茁壮……只有夜晚，使这些江南水乡摆脱形似、获得神似：温和，深远，惆怅——只有在夜晚，江南水乡才能恢复成为天下流水的家乡，宜于产生离愁别绪、儿女情长，而不像缺水的北方山区，可供艺术家们虚构大恨深仇。在白天，门票另一边的江南水乡，只不过是一个由流水构成的市场商场？假若白居易穿旅行鞋、戴棒球帽重访旧地，也只能叹息：“忆江南吧……”我，以及周围当代游客、游动的过客，向江南明修鹊桥、暗送秋波。一个人，一个真正热爱水乡的人，只有移居并终老于斯，才有可能获得江南的芳心吧？他不关心远近城市里股票的起落、非洲美洲的盛衰，喝本地黄酒，读吴越秘史，小风吹来，吹醒体内汹涌的隐痛和暗疾……

10.奉贤海湾：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在这里，陆地结尾，东海开幕。

近海水面泥黄，不见蔚蓝。坐夜航船，天亮就能到达寺庙云集的海上仙山普陀岛，那一座海蓝与云白亲密团聚的岛屿。

我在码头上，想了想普陀岛所属的舟山群岛——万山如舟浮荡于东海。眼前泥黄的海水动荡不定，像我与舟山群岛上的某人在朝两个方向所拽、所拧的一个湿被单——船、鱼群、岛屿，是被单上的图案？一半泥黄、一半蔚蓝的湿被单。想象那个可以一起拽、一起拧湿被单的人，苍茫可亲。

海滨游乐场门票十元，吸引游人去坐高大的转轮。转轮上的人寥寥无几，且微微。他们遥看普陀岛方向的一线佛光？更可能在俯瞰一公里外的海滨墓园。我想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若干辆旅行社客车停在墓园门口——那些举三角旗的导游在墓地内如何导游？他们会举着喇叭说：“这里是人生最后一站，累了的游客就不用再上车了，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吧！”我有些好奇，但止步不前。我虚脱的身体，必须远离有力的幽灵。

绿堤蜿蜒，两个男人在带着孩子放风筝。风筝线漫长，似乎可以把天地缝纫在一起。漫游的亡灵们累了，就能顺着风筝线从天上滑落地面、回到人间？油菜花盛开，大面积抵抗死神的阴影。突然想起“田野调查”这一人类学学科概念：直接在现场观察、研究、得到数据和初步结论，书斋工作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一种方法论，因“田野”二字拥有诗意。

拐进油菜田，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田野调查者，就差手拿小笔记本和钢笔了。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穿着中山装在田野里走动，就手拿小笔记本和钢笔。现在，身上沾了些许油菜花的花粉，鲜艳的黄，使我显得有些轻浮——没有小笔记本和钢笔在手，一个男人在这鲜艳的包围里，不容易保持端庄和沉静。试图拂去，那黄，反而像油画漆一样印在衣襟上。蜜蜂在周围出现，说明我含糖量有所提高。它们飞得慢，身体超重，能顺利在蜂箱里着陆吗？

一群鸭子从庞大的梨园里缓慢浮出，扑入池塘，原本低沉的嘀嘀咕咕声，突然高亢许多，开始嘎嘎嘎嘎地议论我所未知的事情。现在，四月，梨园白，池塘暖。鸭子身躯庞大，腿细弱，在水里游动比在地上行走要轻松愉快。但梨园里有虫子、草、蚂蚱，吃了一阵水里的小鱼、贝壳之后，鸭子们又摇摇晃晃上岸，嘀咕着、喘息着朝梨园深处缓缓而去，调整饮食结构。

鸭子只能散养，适宜在水和果树间生活，虫子、草、蚂蚱、小鱼、贝壳之外的饲料和添加剂，它们一概拒绝，就无法像鸡、猪、牛那样规模化养殖。这个梨园和鸭群，被高高的细铁丝网漫长地围了一周。这样的网，在上海郊区农田屡屡可见，尤其在海湾一带。我蹲在河塘边数了半天鸭子，但它们不断变幻的格局，使数字一直无法明确。梨园女主人笑了，揭晓答案：三百二十五只。

梨园中央有巨大的鸭棚。

梨园女主人穿着围裙，腰间系巨大钱包，向路边行人卖鸭蛋、鸭。鸭蛋十元一个，鸭子一百六十元一只。与我聊天过程中，她卖掉两只鸭子、四十三个鸭蛋。“都是你们上海人来买的。”她这样说，好像“上海”是另外一个地方，与她没太大关联——她的鸭子、鸭蛋与上海关系更好？她依靠梨园、鸭子和一片稻田生活，“不累，海边空气清爽，吃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种的菜和米，喝自家的井水，比你们过得安心。就怕生急病，离上海远”。

她家曾经世代是渔民，有大船小船去普陀岛以外的远洋里捕鱼，也运货到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现在都改行种地或进城做生意了。捕魚辛苦，艰难。现在海湾有菜花节、梨花节、桃花节，就是想把你们招引来过节——你们不过节不出城啊！春天你们来看油菜花、梨花，夏天你们来摘梨。秋天以后你们就不来了，城里桂花多——阿拉梨花、油菜花土气，进不了城呵。”我说：“那桂花也是咱海湾的花呀，进城去打工的吧？”她哈哈大笑。

海风带着盐味和新鲜泥土的气息，一阵一阵吹来，修正、安抚我的嗅觉及其他。

一群白云像一群羊，把那个巨大鸭棚的棚顶当成牧场。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