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每次回到家乡，母亲都会重新认识我一次。

每一次都是从头到脚的细致，像对着失散二十年的亲人，需要反复鉴定我身上的DnA，才敢给一个身份。

这一次，她拨乱我的头发，逮住我新生的白发，她伸出五指，揉开我抬头时出现在脑门的涟漪，我骨节宽大的双手逃不过检验，我脚后跟的纹路映入她的眼，她叹我活得太粗糙，心野了，一副没妈疼的样子。

末了，是一句“我姑娘太遭罪了”。这句话湿答答的，带着颤音，让我无法抬头，也不能落泪。

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家？

我支支吾吾，说不上太具体的理由。

母亲是天底下最敏感的人，她察觉到，女儿越过春夏回来，必有蹊跷。

我曾在很穷的时候回家乡，靠拿出旅行箱里的保健补品撑出一点点气派。我藏紧辛苦，忙道着我在国外最好的那一面，父母在亲戚面前摆上烟酒，谁也喜气洋洋，谁也不说破。

临走那天，我的账户里多出几千块，我的箱子里多出很多零食。我在机场的玻璃上照出自己的影，是不是亏待自己久了的人都长成这副心虚的模样？表面上得意，而背地里的缺口都被父母一一堵上了。

转眼就忘了。

我以为这一次忍住了自己的疲惫，还是被父母看穿了。我假装悠悠然就有的体面，才撑住几个时辰就破掉了。

我与母亲一起看《奇葩说》，正巧那一期的辩题是“生活在外地，过得不开心，要不要跟爸妈说？”

我在心里凿凿地说：一定不告诉。

有辩手说：“你以為你不说，你爸妈就不知道吗？”

有人再一次替我的父母说了话。

我在异乡经历的苦与乏，他们一点不漏地都接住了。他们遭的罪，不比我少分毫。生活在德国的朋友告诫我：“千万不要在最落魄的时候回家乡。”他说，几年前留学异国，语言基础太差，备受歧视，生存成本又太高，只能逼着自己一边恶补德文，一边在餐厅后厨刷盘子。那一年，睡眠压缩到五个小时，拿一袋袋麦片活过早中晚，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熬不住，跟他说了再也不见。

人生跌到谷底，寂寞到只有和叹气的回音做伴。

他趁暑假，订了一张回国的机票，电话里只说想爸妈。

爸妈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孩子，你是不是过得不好？”

再名牌的衣服，裹着的是瘦削的身体；再灿烂的笑容，出现在缺乏睡觉的脸庞上；再贵的礼物，拿出来被人看见了皲裂的双手；再精彩的异国，只能借着酒壮了胆子才说得出来。

他说，这世界比得过福尔摩斯的不是恋爱中的男女，而是你的父母。

而你千万不要在落魄的时候回家乡。

这些，我怎么一忘再忘呢？

整整一个月。我在家吃了别处不舍得吃的东西，发了别处不敢发的脾气，逞了别处没法逞的强。我打包好行囊，我就要走了，我又心虚了。

启程前最后一餐是母亲拿手的饺子，那餐每个人吃得格外慢，父母那健壮而迅速的胃口哪去了？我慢慢吃，慢慢想，原来他们也会假装。

母亲在我的行囊里装满零食，父亲把酒给我斟满，父母在无言中，用他们的喜换了我的悲，用他们的节省换了我的潇洒，用他们的忍耐换了我的脾气，最后，又用他们的眼泪换了我远方的路。

为什么啊为什么，家一直在想着我，而我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