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堡子在村庄正对面。一出门，眼皮一撩，就能看见。

在甘肃，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子随处可见，几乎一村一个。陇上，多干旱。风硬，刀子一样，在大地上削砍着，露出了黄土的骨头。这比风还硬的骨头上，便站立着一方方堡子，倔强、孤独，又敦厚、颓败。俯瞰着山河故地、草莽众生。

堡子筑于何时？有说清末，有说民国初期。麦村的堡子呢？似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曾说起过关于堡子的事。但那时年幼，不求甚解。待我想知道更多时，老人们一茬茬殁了。人，终究是活不过一堆黄土的。几百年了，堡子依然站在山梁的顶端，没有消亡殆尽，阳世间，已换了几茬天，换了几茬人。

老人们说，堡子，是躲土匪的。百度上，也这么说。

老人们还说，有一年，土匪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人都拥向了堡子，深藏不露。扛长工的大曾祖父，留在村里，没有来得及跑，被土匪在脖子上砍了一马刀。整颗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只有气管还连着，血液四溢。大曾祖父在厨房，一手扶正脑袋，一手扯了一圈编锅盖的麦秆，缠在脖子上。继续一手扶脑袋，一手勾住墙，一跳，一翻，跃过墙头，跑了。后来，脖子上撒了云南白药，只听见肉和肉生长在一起时，发出了滋啦啦的声音。我至今还记着老人们和我坐在槐树下，他嘴里发出的“滋啦啦”的声音，像两片粘在一起的胶带被撕扯开来。

大曾祖父侥幸逃脱，活了下来。我出生时，他已去世好多年。我无法想象他的容貌，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大难不死的，也无法想象在一个草菅人命、血肉模糊的时代，堡子是什么样的。

关于堡子的历史，我仅知道这些。虽然它每天都会进入视线，可真是熟视无睹。

我已在人世虚度三十年。细细想来，我只去过一次堡子。它真的不远。要么沿着对面的梁，顺着走，在一条岔路，朝左，再走，不远，就到了。或者下山，过沟，再爬山，一直朝上，也就到了。最多三十分钟。可我竟然想不通这么近的地方，我怎么就去过一次。我们捉迷藏，我们放牲口，我们打仗，我们游逛，我们几乎跑遍了麦村的每一个角落，翻遍了麦村的每一寸地皮，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多去一次堡子呢？

搞不懂。

我至今记着那次去堡子的经历。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吧。

应该是暮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地里放玉米苗。纤弱、枯黄的玉米苗，蜷缩在地膜里，用削尖的竹棍，把地膜剜破，再用竹棍勾住玉米苗，一旋，一拉，就把玉米苗拨拉到了地膜外面。它们孱弱的身子，稀稀拉拉，在午后的风里，晃动着，东倒西歪，经不起风吹的样子。我们的身后是两只水桶，已空空如也，像两只眼睛，瞪着三月的晴天白云。干旱，多年未见的干旱，弥漫在西秦岭一带，尘土飞扬，田地干裂。这样的旱情已从春节持续到了三月。人们急切地盼望着一场春雨，可每天都是碧空万里，滴水不见。在持续而严重的旱情里，人们踩着盖住脚面的干土，种上了洋芋、玉米、葵花、胡麻。

旱情让五谷的出生率和成活率都降到了最低。一亩玉米，成片成片的没有出苗。我和母亲只好剜开地膜，再掏一个窝，撒进三四粒籽，进行补种。补种的窝里，按理说，都要浇水，可挑来的水，哪里够解渴，两三行下来，早已用得滴水不剩。再担，涝坝里也只有稠泥了。我和母亲坐在土堆里歇缓，眼前是白花花的地膜，落满了阳光，刺得人眼疼。远处，地埂上，站满了杏树，花落了，豆粒大的杏子，粘在枝头，因为干旱，也显得干瘪。再远处，就是灰蒙蒙的大地，罩着浮土，干旱像一只抽水机，抽干了大地的血液，到处皮開肉裂。

玉米苗已放得差不多了。我们坐着，像两块土坷垃，风再吹，就化了。我们无助，我们茫然，我们干燥，我们满是忧伤。

就这么坐着时，我隐约听见梁上有唢呐声和人群的喧闹声。循声望去，一簇人围着什么，缓慢前行，后面，追着一长溜小孩，像一根尾巴，拖在干枯的山路上。偶尔传来的锣鼓声，让暮春的午后显得焦虑、急躁。母亲说是董村的爷（我们把村里供奉的神像叫爷），要到我们村的堡子祭山。早几天就听村里人说，旱得不行，董村人准备祈雨。所谓祈雨，好像是人们抬出神像，由穿着长袍的师公进行表演，一边说说唱唱，一边挥舞着羊皮鼓，最后还要在额头上砍几刀，鲜血直流，怪是骇人。通过这样的祭祀，请求神灵到天庭讨来雨水，普降甘霖，以解旱情，救黎民于苦难之中。当然，祈雨还有好多烦琐的程序，不太清楚。不过祭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后来，我把母亲丢在地里，爬上山坡，跟着那支队伍走了。

我们来到堡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进堡子。堡子里种过地，翻耕过，一脚踩下去，虚土能湮没脚面。从堡子里看，四周围墙多有塌陷，呈锯齿状，并不太高。山门大敞，像一张嘴，永远豁着。堡子有半块打麦场大，里面空无一物，只有正中间，横卧着一块石碑。村里的孩子说，这块碑下，压着一条白蟒蛇。真的吗？不知道，反正谁也没有见过，但大家都说得言之凿凿，我们也就信了，权当真的有吧。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们都被大地上的神秘传言所裹挟，所拿捏，带着无限的恐慌和无限的兴奋，游荡在村里。是因为听说了堡子里有蟒蛇，心里惧怕，我们才没有再去过堡子吗？我也不知道。

来祈雨的人，把神像稳稳地坐在地上。好像有龙王爷、黄爷。龙王爷，面红耳赤，长须飘飘，怒目圆睁，怪吓人的。黄爷，是女性，涂脂抹粉，面若满月，两腮饱满，倒是慈善。人们抬起石碑，立稳。我们期待的白色蟒蛇并没有出现。有人说，它化成一缕烟，飘走了，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我们走了，它还会回来。

我们围成一圈，看着师公嘴里叽里呱啦唱着，转着圈，脚下尘土飞扬，犹如腾云驾雾。他们手里高举羊皮鼓，敲敲打打，铁环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当啷声，像雨打铁盆，不绝于耳。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好像杀了一只公鸡，好像放了很长的一串鞭炮，好像还焚香点蜡，把膝盖跪下去，插进土里，朝苍天磕了头。其余的，我实在无法想起，毕竟很久远了。

临走时，我趴在堡子的墙边，在塌陷处，看了看外面。北边，远处是麦村，蜷缩在半坡上。南边，是稠泥河，河水冲刷而成的川道，显得低沉、遥远，不知去向。堡子正下方，一边是垂直的悬崖，高高挂着，让人眩晕。沟底是黑森森的树林。一边也是陡坡，再下去，才是一台台田地。站在堡子，抬眼望去，视野开阔，四周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干硬的风从豁口吹进来，像巴掌，扇着脸，生疼。现在想来，如此陡峭险峻的山势，真是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封堵堡子的大门，便可相安无事。即便遇到进攻，用石块也能击退。我想，祖先们为了寻找夯筑堡子的地方，定是把村子周围的山梁踏遍了。综合各种因素，这里应该是麦村最适合筑起堡子的地方了。

谢谢堡子，曾挽救村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堡子，就没有我们。

蹲在西秦岭莽莽群山额头上的堡子，就这样，经历着风吹日晒、岁月侵蚀，一点点矮下去，痩下去，但依然用最后的骨骼守望着麦村，守望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它像一个老人，在时光深处，盘腿而坐，缄默不语。它空荡荡的胸膛内，如谜一般，藏着汹涌的往事。只是这些，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村口，远处是堡子。它蹲在山顶，早已没有矗立之势。它的周围，是坡，再往下，是修成台阶的梯田，以前，大多种麦，便于驮运。现在则一律荒芜了。它在荒芜之上，愈加荒芜。它终将用残垣断壁，为乡村往事呈现供词。可谁在乎这些呢？

从外婆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去看看堡子。我想看看二十年后，它颓败下去的样子，也想看看童年时代的那个祭山的午后，是否还会与此刻重合。

我沿着山路，蹒跚而行。路上，早已荒草丛生，无处落脚。曾经被人们和牲口踩得油光闪亮、寸草不生的乡间道路，现在早已面目全非，野草横生。走着走着，前面我想应该会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堡子，但没有了。大量密密实实的酸刺和洋槐封锁了去路，连一只兔子容身的空隙都没有。加之酸刺扎人，难以近身，再无别路可走。我深陷草木深处，寸步难行。前面，不足一里路，便是堡子了，它近在眼前，可我难以抵达。我难以抵达的，除了此刻，它荒芜已久的身躯和心胸，还有它曾经在历史的某一页留下的往事，事关我的祖先存亡。

我终究没有抵达堡子。我永远也无法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堡子。我拍了几张照片，撤退下来，铩羽而归。

如今，堡子依然在村子对面，三十年了，在我印象里，似乎一成不变。但我知道，岁月，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改变着它的细节，就如同岁月改变着万物的细节，我们难以觉察罢了。

堡子，自土匪消亡的时刻起，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藏身、抵御，已埋入烟尘。它虽然还是麦村的一部分，但它仅仅是堡子了。

它还会更长久地存在下去，把无意义进行到底。它和我们一样，来自黄土，在这阳世，用土夯的骨头走一遭，最后长眠于黄土，成为黄土。只是比我们走得缓慢罢了。

唯有草木不会背弃故土

麦村多草木。但也多是贫贱草木。

榆、柳、杏、槐、杨、梨，苦苦菜、天萝卜、麻蒿、冬花、紫蓼、牛蒡，等等，其他的绝大多数只识得样子，却不知名目。正如我等草民，湮没于茫茫黄土高原之中，籍籍无名，穷其一生。

十多年前，父亲在门口一处土台上，植了一棵洋槐。洋槐材质一般，常不受重用。栽下它时，两人多高，枝条被砍尽，显得干瘦，待再长新叶。多少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当初父亲为什么要在门口栽一棵遍布乡野的槐树。是拴牲口？是用以乘凉？是将来当椽？或许他就想在那里栽一棵树，不为什么。

多年以后，那树已参天，枝条若伞，撑开来，罩住了路口。树干由当初的锨把细，长到了今天的齐腿粗，甚至曾经光滑的树皮，如今变得皴裂、皱褶。它和我一样，饱经风雨，活出了岁月该有的粗糙、疲惫、无助。如今，当它真正在泥土里扎稳脚跟，能拴住一头牛时，牛，已经不知去向了。它留着空荡荡的腰身，等不来一根缰绳，这多么让一棵树伤心。如今，当它真正铺开枝叶，把巨大的阴凉投向泥土时，乘凉人，已经去了远方，不知归途。那些浓黑的阴影，是大地结出的瘢痕。那些漏落的光线，是一棵树内心难以说出的秘密。如今，当它真正长出了一棵树该有的茁壮，能站在墙头，挑起大梁时，盖房人，早已放弃了重修宅所的愿望，即便返乡修房的人，也用起了名贵的松木。这也让一棵树伤心。

好多年过去了。一晃眼，又是好多年过去了。

门口的槐树，就那么长着。在麦村，万物都呈现出败退之意，输给了时光和现实，唯有草木，逆势而生。它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走出麦村，再也不打牛后半截，不起早贪黑，不被泥土和贫苦打败。而它们，无路可走。它们生在那里，就注定一生活在那里，别无选择。但它们比我们活得久远多了。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甚至更为久远。我们在它漫长的岁月里，不过是几次花开花落罢了。

在麦村村顶，一个叫酸刺咀的地方，有着另一棵酸梨树。树上钉着一块铁皮，印着树龄五百年的字样。

麦村多酸梨。酸梨是流落乡野的梨树。

酸刺咀的那棵树，很大，三个成人手牵手，才能环抱住。三月天，梨花开。繁密、雪白的梨花，堆满苍劲的枝条。似云，却比云轻盈。似雪，却比雪热闹。似烟，却比烟纯粹。躺在树下的草甸上，仰头，盛大的花事，轰轰烈烈，弥漫山野。潮水般的蜜蜂，在金黄的花蕊上，点燃火焰。白色的火焰，白如绸缎般的火焰，把麦村干涩的脸庞照亮，把每一个人午夜的梦境照亮，把岁月之河照亮。

天一暖，我们脱掉臃肿的棉祆，像一只绵羊被剪掉羊毛，浑身轻松，似乎要飞起来一般。我们唰唰攀上酸梨树，泼猴一般，嬉戏，打闹，把毫无忧虑的童年，悬挂在枝干上，风一吹，我们是一群黑果实，摇啊摇，摇落了满地的花瓣和笑声。有时候，我们会在平展的树干上躺着，睡着了，梦里，黄鹂鸟编织着花篮，送到了家门前。梦里，花儿落了，像我们童年的翅膀，脱落了。从此，我们开始以沉重的肉身，行走在人间烟火里。

在酸梨树上，我们从春天玩到了夏天，从夏天，玩到了晚秋。暮秋时节，霜落平川。酸梨就熟了。拇指大的梨子，在枝条挂了许久。没人有吃。或许是树太古老了，和老母亲一样，奶水稀少，喂养不出一个嫩孩子。也或许树在山巅，缺少水分，果实也就变得干涩，咬一口，如同嚼柴。听大人说，这树上长着七种酸梨。是这样吗？我倒没发现。可能是老人们的编排，只想说明古树的神奇罢了。无人采摘的酸梨，最后零落在地上，皱了，干了，发黑了，腐朽了。化作泥土，滋养母亲。五百年了，春去秋来，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听说，这树，在四川一座寺庙的井里可以看见。我想也是編排而已。怎么会呢？但或许，这棵树和四川之间，真有着某种关联，只是无人知晓，才用一个含糊的故事，保留着某些记忆而已。

我已好多年没有看过老梨树开花时的盛况了。混迹城市之后，我的梦里，再也没有梨花盛开过，甚至连一个花瓣也没有落进梦的缝隙。我也好多年没有再爬上这棵树了，我不知道它的臂弯还是否能挽住一个发福油腻之人的躯体。

当我再一次站到它遒劲、浓密的树荫下，看着叶子红透，开始凋零，轮回在枝头上摇摆不定。看着其中一根枝干被人压折，垂在地上，像一条骨折的胳膊耷拉着，无人问津。看着曾经铺满落花的地上，丢弃着成堆的啤酒瓶、塑料袋等垃圾，狼狈不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年，唯有记忆对一个人忠心耿耿。

记忆中的酸梨树，依旧美好，依旧沾满童年的光泽，依旧摇晃着一双双露着大脚趾的黑布鞋。而除了记忆，一切都在叛逃。我们叛逃故土，在城里，清洗骨头上的泥土，过滤血液里的质朴，剔除皮肤上的烟火，最后，完全伪装成了一个都市人。且人模人样，粉墨登场。而一棵树，它不会，五百年，它从来没有企图逃离，它站在高处，目睹着一群人的死亡，一群人的离开，目睹着旧故里草木渐深，而人烟稀疏。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这生死疲劳的故乡，它把这西秦岭的天地和世道看得透透彻彻，也看出了风轻云淡，生死从容。

我站在梁顶，眺目望去，群山重叠，莽莽苍苍，一圈圈，一道道，波纹一般，紧锁着麦村。天，青灰的天，像一口用旧的锅盖，扣下来，罩住山的边沿。似乎活在麦村的人，被天地紧裹，毫无出路。似乎我们真的像蝼蚁一般，在贫瘠、陡峭的土地上，被生活之手，像摊鸡蛋饼一般，翻来覆去，煎熬着。但人们还是在群山的裂缝里，用尽脑汁，潜逃出去，寻找平原、超市、繁华、灯火、喧闹。

二十年前，当我还是少年时，我便站在山顶，极目远望，用一个孩童的眼光环顾着四周的群山，我从未想过长大，也从未想清远方遮住视线的高山后面会有什么，更不会想到二十年后我以一个乡村逃离者的身份再一次返回故土。

我盼望着逃离，逃离乡村的一切，甚至逃离回家后沾染在身上的炕土味，我的父母也支持着苦心经营着我的逃离，他们不想让子女再走他们的后路，也不想让子女活成他们的翻版，最后，我逃离了。用一场场考试，一次次调动，彻底混迹城市，在一家正式单位讨得一份油米之钱，挥霍此生。

而每当夜色滴落，城中村的鼾声粗重之时，或者某个清晨，看雾霾侵占全城，车流汹涌、人流麻木时，或者在讨米之地，忙于应付虚假之事，甚至看人臉色，听人指拨，陷入不明的斗争旋涡时，我开始怀疑逃离的意义，怀疑人生的活法。

我曾经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我的终极理想，读书，写字，放牛。引得一片同去之声。

每当面对怀疑，我就想到麦村，回到麦村，回到鸡鸭群里，回到黄牛槽前，回到炕头，回到麦子深处。风来闭门，雨来关窗。卧听风雨，闲看落花。薄田养命，草木养心。活着如此仓促、不易，好在还有故乡，可以安放灵魂。如果没有麦村，我就是真正的游魂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和妄想罢了。我终究还是回不到故乡，即便踏在故乡的土地上，物是人非，也回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了。

如果是一棵树、一棵草，它们就没有逃离和归来的撕裂感。

站在梁顶，站在我们童年的嬉闹之地，遍野的草木，吮吸着每一粒雨珠，愈发茂盛。在急剧变革的乡村，大地上的万物，唯有草木，不会背弃，不会逃离，它们将长久地站下来，它们将最终看到村庄的未来。

在一棵树前，我心怀愧疚。我无法像它，学会坚守。我能做的，只有在树下坐一坐。秋天了，猛一抬头，叶子红了，开始坠落。一棵树，正在抖落疲惫，在大雪袭来之前，退回内心，扯紧衣襟。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