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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河流

2019-12-10北乔

花城 2019年5期
关键词:堡子圣旨土墙

北乔

1

一缕淡蓝色的烟先是弯曲而上,渐而慵懒地散开,呈弥漫状。这让我想起故乡的炊烟,村庄会因炊烟而显得格外宁静,这一刻,整个村庄都是辽阔而美好的。已经很多年看不到故乡的炊烟了,而且再也无法重逢。村庄还在,但不是我儿时的那个家园。不再有人用柴禾做饭,炊烟随着岁月一同隐去。这淡蓝色的烟离我很近,高度也只刚过前额,可我还是把手搭在额前,做出眺望的姿势,想是要寻回那走进遥远之中炊烟的感觉。我以为他会咳嗽几声,哪怕只是一声,哪怕只是装作咳嗽。可是没有。这淡蓝色的色,让周围更加地安静,让这里的静止更甚。

他坐在墙根下,不,其实是蹲着。我爷爷当年就喜欢这样。靠墙、靠树,但凡可以倚着的,他就这样蹲着。无依无靠,他还是这样蹲着。聊天、晒太阳,这样蹲着。吃饭时,桌子、板凳,他不沾,夹些菜塞在碗里,到门外晒场中央蹲着。也没见他东张西望,吃得很专心。不坐不站,蹲着,似乎是我们最爱最常用的姿势。不知为什么,蹲着,让我们更舒服更自在。他不是我爷爷,尽管他蹲着的样子特别像,手中的水烟杆,也让我十分熟悉。他身后是高高的土墙,深红色,如同风干的血液。没有丝毫血腥的感觉,倒像我儿时家中的那些家具。这是怎样的一种深红?明亮潜在幽暗中,酱红与浅红的混合。我母亲有一只这样颜色的箱子,听她说,这是她唯一的嫁妆。这是一个松木做的箱子,原本的漆是大红色的,后来渐渐和母亲脸色一样了。

这土墙可没有人工染色,而是土地本身的颜色。只是在夕阳的渲染下,有些沧桑。老人并没有挨着墙蹲,而是与墙间闪出一条缝,保持最大限度的靠近。

此刻,这个叫红堡子的地方,天空晚霞静寂,地上的土墙如同晚霞的另一种形态,站在大地上表达一种永恒。四周高高的土墙,墙内的民房,大多也是这样的红,偶尔夹杂其中的铝合金和玻璃,倒像迷了路,显得十分茫然与孤单。登上高处,茫然的是我。这个近正方形的堡子,像一条古老的船停泊在现时的码头。转眼之间,我又觉得它是一条河,在静态的外表下,依然在潜行。

周围的村庄,房子有新有旧,有的醒着,有的在沉睡。它们就像一群人的面孔,代替低头走路的人们仰望天空。堡子是村庄的最高处,站在土墙上,感觉远处的山也在脚下。想当年,堡子是家,更是军事城堡。这是何等的威风,高高在上,雄观四方,真如一武将。而今,所有的荣耀都像尘埃一般落进历史深处,堡子在老去,寂寞倒如野草般疯长。

这是一段奇妙的路程。时光在这里聚集,又无序地穿行。我每一步都走得实实在在,但还是迷失于岁月的叠加之中。堡子的大门是明代的,四周高高的土墙是明代初期筑建的,那些散落于堡子里的高高低低的土墙,最早的也是明代的。最北面,也就是堡子最里面的老屋是清末的,其他的房子是近些年的。小小的堡子里,历史与现实交错,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偎。我走几步,就跨越了数百年。抬头一望,目光瞬间就能抵近历史的深处。我变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生怕吵醒那些未知的沉睡。

2

红堡子最早修建于明朝,因筑墙建房所用土为红色,故称红堡子。红土是就近取的,但因这堡子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降旨筑建的,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圣旨从遥远的南京而来,真可谓跨越万水千山才到了远在边塞的甘肃临潭县。对苍茫高原上的人们而言,江南水乡当是远方的远方,在生活的世界之外。领旨的刘贵、刘顺父子,非但不陌生,还尤为亲切。这道圣旨,皇恩浩荡之中,带有浓浓的故乡之气息。据相关资料记载,刘贵,明代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安徽省六安县人。青年时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归附朱元璋部转战安徽、山西、河南和甘肃等地,洪武十三年(1380),刘贵父子奉命调往洮西防御,进攻寺古多等地(今流顺沟口一带)。同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降旨给刘贵在洮西“开占土地,尔招军守御”。

十多年的刀光剑影,十多年的背井离乡,最后落在高原之上的临潭,这是刘贵父子没想到的。不知道刘贵父子在听闻“圣旨到”的呼声时,是欣喜,还是忐忑不安?但接下圣旨的那一刻,手中的皇命重,心头的悲凉更重。

跪领圣旨,这一跪,就彻底告别了江淮风物,故乡永远丢在了遥远的地方。在别人眼里是莫大荣耀的圣旨,像一根绳拴住了刘氏父子,无法挣脱。当然,刘氏父子也是幸运的,好歹還是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名。成千上万的江淮男儿在临潭落下了根,站在高高的土城墙上,爬上最高的山头,也看不到故乡的。他们没有圣旨,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唯一留下的是子子孙孙,和从故乡带来的风俗习惯,以及延续数百年,还将绵延的乡愁。他们总觉得自己像风筝,细线的一头连着故乡。

岁月可以摧毁一代代人,乡愁反而愈加坚韧。但凡遇上江淮人,尤其是江苏人来,临潭人总会说及他们的老家在应天府竹子巷(今江苏南京的蓝旗街),说不定还哼唱几句《茉莉花》。这几年,也有不少人去竹子巷寻祖。他们知道回不去,也知道那个口口相传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当年先祖生活的地方,且现在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一丝痕迹。去,其实是到现场完善心中的想象。站在巷口,站在那传说中的地方,就是和生命的根接上了。这样的举动,物质性极弱,更多是心头的呼吸,是虚拟的,是生命里无法抹去的无形刻度。正是这样的虚拟,力量反而极其强大。因为,这融在血液,看不到,分辨不出,但心跳声中有。

圣旨是要供着的,但刘氏父子心中供着的是故乡。那里有熟悉的父老乡亲,有一起玩大的伙伴,有熟悉的小桥流水。在他们心里,这叫着“家”才合适。不是“老家”,是“家”。红堡子,只是临时生活的地方。

故乡,多半是回不去的地方。家,是要回的。1393年5月,刘贵亡故。其子刘顺上奏朝廷,要求承袭其父以前的山西大同前卫前所守御之职。这应该是欲离开边塞的托词。真不知道这十三年,刘贵父子多少次梦回故乡,聊过多少次有关回乡的话题。无从猜测,也难以想象。然而,父亲刚过世,儿子刘顺急切上书,足见他在异乡的深愁,想念家乡的那份苦。临潭的海拔2800多米,又处于藏区,能回山西,虽离老家尚远,毕竟好得多。朱元璋不仅没同意,还把洮州卫城西南更名为“刘顺川”,算是安抚,也是让刘顺彻底断了离开的念头。

一个小小的昭信校尉,能让皇帝专为其下圣旨,而且刘氏家族先后五次领到三位皇帝的圣旨,并不多见,至少在临潭,就目前所现的史料记载,是唯一的。在明代时,临潭像红堡子这样的堡子有一百多座,为什么皇帝对红堡子的刘氏家族如此器重?原因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现在,到红堡子已经很难见到这五份圣旨的真容,两份遗失,三份原件被刘贵刘顺的后裔老刘私藏,制作粗糙的复制件放在同样粗糙的木质镜框里。这样的粗糙,更能显现历史的沧桑和难以辨析的本来面目。

至于这五份圣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恐怕和许多历史的真相一样,永远无法知晓。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参与了无数生命的行走,并随着这些生命的消失而隐于岁月深处。

3

这是红堡子里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与四周的堡子土墙、堡门和庙宇、灯山楼在风格上很融洽,也都有岁月的厚重之感。临潭许多堡子已经不复存在或残留遗骸,堡子里几乎没有老房子。在一些村庄有几处老房子,比如古战乡的大房子,新城镇城背后村的王家院,也建于清末,但早已无人居住,孤独于天地间。有一些堡子现今依然有人居住,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是堡子最初主人的后辈。红堡子土墙保存较完整,曾经主人的后代依然住在堡子里,这在临潭可称得上绝无仅有。因而有人说,临潭有二宝,一座城一个堡子,城指洮州卫城,堡子自然就是红堡子。而堡子里的老屋,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屋。如果说洮州卫城是临潭历史的高耸地标,那么红堡子则是浓缩了的家族历史。这是刘氏家族的过往,也是从江淮而来的那些家族命运共同的象征。

老屋后墙就是堡子的北墙,老屋坐北朝南,位置就显示了这房子的与众不同。确实如此,这是当年堡子主人刘贵住的地方。按照刘家传下的规矩,这房子只能长子拥有和居住,直至现在,依然如此。老屋是家族的根,长子担负着家族精神的传承。这已浸入我们的血液,无法剔除。

无论走多远,故乡都会在我们心里。我们向往新鲜的生活,向往眼花缭乱的世界,但总希望故乡还是儿时的模样。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是我的出生地,称之为“衣胞地”。衣胞地,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地方是人生永远的营养之地。我在十岁时迁至弶港农场,从此,朱湾村就成了我的故乡,也就是口常提起的“老家”。二十多年前,老家的房子卖了,再后来,人家在原址上新建了房。每次回村里,我都要站在人家的房子前还原我们家的老屋。村子也大变样,同样需要我以记忆来重现心中的样子。也曾在村里来来回回地走,遇上的都是老人。其实不是。我与年轻人互为陌生人,只有老人认识我,也只有和老人聊聊,我才有回到老家的感觉。那年的冬天,我们弟兄三人去为父母上坟后,站在河对岸一起在现实中潜回童年。曾经的大河,现在瘦了老了,一座水泥桥架在河上,想走到对岸,走进村子,很是简单。我们那儿的规矩,上坟前后,都不能进别人家门。没有这规矩,我们也不会过桥进村。我们像外地人一样隔着无法逾越的时光河流,说当年房子是什么样的,门前的那棵树下发生过多少的趣事。说着说着,我们都沉默了。其时,我们三人不知不觉走到桥头,影子落在河里。河水已经不是当年的河水,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一切都面目全非。我们对老屋的记忆也被时光一点点偷去,但老屋不会在我们心里消失。这让我们下了决心,尽管父母已经西去,尽管我们很少回农场,但父母留下的房子我們不卖,留着。老屋在,会守住往日的时光,瞬间便能在感觉上重回逝去的日子。

红堡子幸运多了,明朝的土墙还在,祖辈的老屋虽然是清末民初重修的,但地点没变,格局没变,基本是按原样重建。现代感强烈的建筑,如同欲望之树,充满挑逗性。不知道是它们鼓荡了世界的喧嚣,还是世界催生了这样的欲望。越是有年头的老屋,越像老者。以静坐的方式与岁月一路走来,看得见的风尘,看不见的历史和人生的记忆。一座具象的房屋,一个庞大的抽象。

4

老屋没有堡子大门的年代久远,却显得更加地苍老。这老屋两层,一层用于养牲口和堆放草料及杂物,二层用于居住。没想到,这在堡子里显赫的老屋,门竟然这样地低矮窄小。我不由自主地收缩身子弯下腰,怀着敬畏和谦逊之心,走进门,走进幽暗的岁月丛林。豁然开朗,是上了二层。四面是房,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放眼望去只见木,与土墙一样深沉的木门木窗木板。本质上,这是藏式民居的风格。在外只见土不见木,室内只见木不见土。变通之处在于,土墙围成的院落为外,里面的四合院结构为里。也就是说,自进入那低矮的门,房屋、天井等均为屋里。窗子是江淮典型的格子框,在这高原上显得格外娇柔,就如同刚刚远道而来的姑娘,有些害羞,有些胆怯。

这样的房子,与我在家乡见到的大不一样。目光中是陌生的,但亲切感还是包围了我。我知道,有些东西并不真切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而在生命的深处。一个江淮人在高原生活几年十多年,“高原红”爬上脸庞,风沙吹皱了皮肤,声音变得嘶哑且有浓郁的西部味。但一眼还是能看出他是江淮人,不一定说得清为什么,感觉,常常是无法言说的。我在天井四周走来走去,渐渐想起了我的爷爷。风烛残年的他,最常做的就是两件事,要么在屋檐下坐着,要么绕着老屋转几圈。这在朱湾村的老屋其实并不老,是我哥出生后才建的。我爷爷出生的那老屋,在村子后头一条小河边,早已是庄稼地了。

老屋的主人老刘像是被我的神情弄蒙了,只要我不问,他就一言不发,与我保持两三米的距离。后来,我才觉得我这样很不礼貌。我承认,有段时间我是发呆了。我的肉身在老屋,而我的心魂早已回到我的故乡,回到了我童年的时光,还有我的老屋。

我来的时候,按时节论是深秋,而临潭实际上是冬天的感觉。前几日已经下过一场雪,虽说不大。在室外久了,还是有被冻透的感觉。老刘对此掌握得很恰当,在我想着要进屋时,对我说,到屋里坐坐吧。过堂屋进里间,一边是沙发茶几,一边是土炕。我自然想坐沙发,可老刘热情地请我上炕,我只能客随主便。这样的炕,我在东北的那几年,上过好几次。炕上有小桌,放点心茶水之类的方便了,不方便的是,我得盘腿坐着。我不习惯,从一落座就会不舒服。我估计,我是没办法习惯的。坐要有坐相,只是我们老家的坐不包括盘腿这样一腿叠在另一条腿上。之前还觉得有些不灵活的他,上炕、盘腿,一连串的动作竟相当灵巧,真似行云流水。

甘肃人爱吃的洋芋(土豆),回族人喜欢的馍,放在煤球炉上烤,倒上藏族人爱喝的大茶,我们聊的却是江淮人在临潭的往事。话题自然是我起的。他知道我来自江苏,但不知道我祖上的命运与他的家族有相似之处,我祖上是1376年从苏州阊门到江苏东台的。其实,阊门、山西洪泽的大槐树,并不是人们远走他乡前的居住地,而是出发地,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从这地方出发。再深刻的记忆,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扭曲的。我们以为刻在心田的记忆,随时光、心情以及不断地复现和叙述,总在修复、增减,甚至美化或丑化。有时是有意识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江苏苏州阊门、山西洪洞大槐树,当然也应包括应天府竹子巷,都是一种集体记忆。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某种经历融入大家的记忆之中,从而能在浩瀚的历史中的某个路标上寻到自己。有记载说,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从天堂般的苏州驱逐至黄海边的蛮荒之地,这与流放并无区别。一路的艰辛,在盐碱地上的创世纪,该是怎样的血泪史?令我不解的是,我家族辈分中的十六字“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贻尔子孙”,透着满满的皇恩浩荡之意。我们是朱元璋的后裔,这辈分是到东台才定的,我爷爷这样说。这里面充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我一直未能找出其中的原因。历史里沉默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们总无力让这些沉默开口说话。当下的喧嚣,总有一天也归于如此的沉默。这似乎就是一种宿命。

我以我们有相似命运的方法为我们的交流暖场,效果还是不错的。除了中间隔着的小桌子,我们俩没有别的障碍,他比先前放松了许多。我以为这将是一次往事的盛宴,但我不得不承认我错了。问了许多我关心的问题,他总露出为难之色,说真的不知道,没听说过。只有两件事,他说得比较细,一是家谱二是圣旨。他取出家谱,一个皱巴巴的薄薄的本子。这是一份简单至极的家谱,只有一串串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后都有鲜活的人生和爱恨情仇的故事,但这些已经化作笔画的字。黑色的字,像夜晚一样无语。他向我介绍刘贵刘顺,说的都是我在网上能查到的,没有意想不到的细节。

他并没打算让我细细看家谱,只是以家谱为支点,为我撬开家族的历史之门。最初他左手捧着家谱,右手食指点着刘贵的名字。后来,手抖得不行了,就把家谱放在小桌上了,但右手的食指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是的,不管讲到谁,他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家族的一切从刘贵开始,之后都是刘贵的延伸。他的手呈现紫褐色,如冬天的枝条一样粗糙。这是一双做农活的手,生活的辛劳都写在这双手上。这些年,两个孩子都在外,只有他们老两口生活在老屋里。堡子外的八亩多地,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来源。先人马上杀敌,镇守一方,虽有思乡之苦,但也是威风的。而到了他这一辈,只在土地刨出生活的念想。先人的荣耀,成为遥远的传奇。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自豪,还有淡淡的失落。他还是盘腿坐着,身子微微前倾,格子框的影子在他的脸上印下一个方框。

他没有请出圣旨让我一睹真容,我也就没提这事。有关圣旨的保存和交接,我以为会有很多惊心动魄或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故事,可是没有。到他父亲这一辈,最初圣旨寄存在岷县一位亲戚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父亲觉得风声过了,就取回圣旨藏在后墙,也就是红堡子的土墙里。再后来就放在一柜子里,上了一把铜锁。这事,他知道,平常,有那么一两回,父亲也曾和他说过,这圣旨要好生保管。他父亲去世前,从没有提过圣旨的事。他解释说,父亲以前说过圣旨由他保管,也告诉过他圣旨在柜子里。是的,生活中的某些仪式被我们过分放大了,仪式感只是瞬时的作用力。许多时候,那些极为重要的事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悄然进行,没有仪式,没有郑重其事的交代。父亲很少教育孩子,而是以自己怎么对待长辈以及平常行事的尺度,给下一代打样。中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天到晚板着脸,在孩子面前以沉默撑起难以抗拒的威严。他们不会告诉孩子怎么做人做事,只会挥动拳头对错的行为进行惩戒。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父亲就像一座老屋。

5

上上下下五十多间屋,只老两口住,相当宽敞。人少,房子里都是满满当当的。孩子们偶尔会回来,他们的房间还是他们的,静静地等着。其他的房间,我没有细看,透过格子窗便能感觉到里面塞满了东西。好几间房子,常年不开门,更不进去。它们存在着,又被视而不见。里面的物件成年累月与黑暗相伴,默默经受时光和灰尘的覆盖。最老的是房子,最新的是从门外走来走去的人,这些物件就像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所不同的是,这些物件兴许某一天还会重见阳光,而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可能永远只沉默于心灵深处。

舍不得扔,明知道有些东西不会再用,或根本没有用,但还会放在家里。许多时候,舍不得的是逝去的时光。每个老物件,都依附生活的一段往事,或者某种情感。它在,心里就会踏实;扔了,心里就会被掏走了一块。这老屋,也是一件老物件。别人家盖上了新房,可老刘没动这心思。这老屋拆了,就再也没有了。和它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一句“习惯”里,该有多少朴素的情怀?该有人生的多少积累?我们总会有太多的习惯,是无法去除的。这些习惯,是一代代人的生命以某种方式沉潜于我们的血液里。

老刘习惯在天井边坐坐,时间上也没有准头。老刘说,说不上多长时间,反正七八天里总会寻个空坐会儿。他所说的天井边,离天井有些距离,也看不到天井的下面。其实,他是坐在屋檐下,只能看到天井的口。他目光中的天井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像一条若明若暗的河。这条河,随着他坐姿的略微变化,时而宽时而窄。我家乡的老人,包括我爷爷都喜欢坐在这样的位置,当然我们那儿都是平房,没有天井,面前是一块或大或小的菜地。老人不愿意被人忽视,又不想令人生厌。这个位置,暗含一些讲究,在门外,离屋子近,不妨碍别人走路,又昭示自己的存在。这样坐着,不管身体挺直还是虚弱地弯着,尊严还在。

老刘有时也会坐在天台上,但不常去。天台在老屋的最南邊,没有铺木板,而是以土覆之。这让人常常产生错觉,以为这是大地的一部分。土被夯得很结实,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天台是观望堡子里的绝好地点,可以俯瞰堡子里其他住户的房子以及巷子、横七竖八的土墙。一切尽收眼底,但因不算高,又消去了居高临下的隔绝之感。堡子里的人,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天台上的老刘。老刘说,不能总坐那儿的,要不然人家以为我这个老头子发呆了有病了。或许老刘并不知道,他在不在天台,在不在人们的视线里,他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在历史的线性上,是从红堡子到老屋再到老刘;而在堡子里的生活时间上,是从老刘到老屋再到红堡子。在临潭人看来,刘贵刘顺以及其家族与堡子是一个整体。而当老刘坐在天台时,又好像是另一座老屋。

6

当年的红堡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平和的生活气息。那时的堡子首先是兵营,军事氛围浓郁,等级相当严明,一切都有不可逾越的规制。堡子不同于碉堡,而是微缩版的城堡。驻守的兵士担当警戒、防守之职,必要时还要出堡参与其他的战斗。士兵和家眷生活其中,过日子。因而在本质上,红堡子与洮州卫城没有区别。高墙上士兵上哨巡视,枪头挑着寒光。灯山楼边的马道,专用于兵们的上上下下。堡子里常会有操练,阵阵喊杀声飞出堡子。苦练军事技能,既是守住要塞之需,也是在保卫自己的家。

半兵半农,上阵是杀敌的勇士,到了地里便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练兵场边,刚从田间地头回来的锄头、铁锹等农具,沾满泥土和草屑,把柄上似乎还有余温。这些训练的士兵,刚才还是挖土锄草的农民。这是一幅寓意深刻的画面。兵与民,兵器与农具,练兵场,其实是另一种庄稼地。训练、种地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练兵场不远处的小家。老人们在聊天,妇女们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在打闹玩耍,这些生活的景象是士兵们训练的背景和心中的力量。火一样的训练气氛与水一样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地相得益彰。这小小的红堡子,不仅是座微小的城,更是一个大人生、大社会。

战争远去,现在红堡子里只有平常百姓的平常生活,高墙上唯有杂草摇摆,春绿秋黄,一年又一年。红堡子像一个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不再是防御工事,反倒让红堡子多了几分神秘。

从临潭县城到新城镇的路上,会经过红堡子。红堡子就在路边,但稍不留意,还是很容易被忽略。红堡子村,路宽了,房子越建越多,村民心中的快乐与五彩的村庄一同拥着红堡子。村庄像是逆生长,越发年轻,老的是红堡子。与村庄相比,红堡子执着于某种坚守,保持远古时的某种真相,尽最大努力在看管那些不为我们所察觉的信息。

因为有老迈的红堡子,红堡子村现今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正在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旅游。红堡子村建起古法榨油坊,供旅客体验。以前唱戏时现搭建戏台,现在一座古旧风格的固定戏台拔地而起,像是要重现红堡子内外的故事和传说。红色的堡子与灰色的戏台,似乎是岁月的两种状态。对于红堡子村而言,红堡子如同村里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的大门正对着新建的戏台,是在看戏,还是要把堡子里的沉默讲述给戏台?

有变的,就有不变的。红堡子里的老人们,尤其是妇女还是喜欢带有明代江淮风格的服饰。他们把一种蓝色称“西湖水”,那是一种像西湖水一样的蓝色。大绿大蓝的衣服,像一片麦地,像一潭水,像江淮最常见的天地。是的,他们终究无法掩住心中的江淮情结。从生到死,从大众节日到家庭礼仪,他们吸纳了当地的一些元素,但江淮风俗依然是主心骨。或许一切的变,都只是外在,那些与生命合为一体的情感,很好地阐释了“永恒”的定义。

红堡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道土墙,老刘就像熟悉自己的手臂一样熟悉它们。油坊竣工,戏台开演,老刘都没去看热闹,只是一人坐在天台上,远远地望着听着。老刘小的时候,爱在堡子里乱窜,爬上爬下。长大后,他渐渐不爱动了,只爱待在老屋里。他解释说,天天下地干活,累了,没那闲劲了。尽管如此,但凡堡子里有了新的变化,他总会知道。老刘这样的举止,是我没想到的。我总以为他会在清晨或黄昏时分,登上高高的土墙转一转,坐在灯山楼里抽支烟;会走遍堡子里的每条小路,偶尔站在某处愣愣神。

对我而言,红堡子里有太多的隐藏和默默流动的存在。有没有好奇心,都会被红堡子深深吸引。人们常说“先有潭拓寺,后有紫禁城”,在临潭,人们会说“先有李家坟,后有洮州城”。这是历史的时间概念,如同一粒种子的生长。但红堡子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刘氏父子是江淮人以临潭为家的代表,是無数家族的缩影。那座老屋,托起了他们所有的老屋。红堡子是一部书,一部有关临潭近六百年的书,一部漂泊异乡的家族书,一部人的生命书。我甚至认为,读懂红堡子,我们就能读懂诸多的历史隐喻,就能读懂自己的生命行走。如此想来,小小的红堡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老刘不需要有意去探寻红堡子的记忆,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从红堡子中而来。漫长的历史、一辈辈的先人、苍老的红堡子和沉稳静寂的老屋,最后聚成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老刘。他瘦小的身体装下了这一切。他的沉默,就是在与红堡子与老屋在对话;他孤寂地坐着,就是在走进我们称为历史而他视作内心的白天与夜晚。

7

那天,我离开红堡子时,已是黄昏。那小孩伸出小手做了飞吻,和我说拜拜。老刘弟兄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来啊,再来啊!

高原的晚霞特别地低,特别地艳,之下的红堡子也就特别地红。那高高的土墙如同红色的河流,又似人们脸颊上的“高原红”。走过堡子大门,我反而觉得堡子外的世界变小了。

我心里想走慢些,可脚步很快。有几位路人向红堡子的方向走去,他们是去红堡子村,或者回到红堡子里的家,而我在离开红堡子和红堡村。我可以让红堡子属于我,但没人让我属于红堡子。

我知道,在红堡子那里,消失的,是我。

责任编辑 许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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