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道一 周斌

开篇 “奇妙的廖”

翻开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廖承志一家是一个特殊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庭，一个多世纪以来，廖家三代出了5位革命家。

廖承志的祖父廖竹宾是反清革命志士，早年参加了当地反清的“三合会”，并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三合会起义”。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以及两次“护法”运动。他力主“国共”合作，最后，倒在了国民党右派的枪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女会员。她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廖仲恺要上前线，她慷慨写诗勉励：“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1925年，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遭刺杀时，何香凝就在身边，丈夫的鲜血浸染了她的衣衫。廖仲恺牺牲后，何香凝强忍悲痛，把思念深埋心中，继承廖仲恺未竟的事业，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作为母亲，何香凝慈爱而有见地。她支持儿子廖承志和女儿廖梦醒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廖承志在上海遭国民党逮捕后，何香凝闯进警备司令部，表示要陪儿子坐牢。后来，宋庆龄出面营救，才使廖承志获释。儿子刚回家，又说要去偏远且凶险难测的川陕苏区找红军，何香凝虽然心有不舍，但仍支持他的志愿。分别3年多后，她才收到廖承志的音讯，知道廖承志经长征九死一生到达陕北，马上回电鼓励他“须努力奋斗”。她被当时进步报刊誉为“世界母性之楷模”。

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精通日、英、法三门外语，被誉为“红色翻译家”。抗战时参加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及保卫中国同盟，任宋庆龄秘书，负责宋庆龄与中共的联络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等要职。

廖承志则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少年丧父，后随母投身革命，先后坐过七次半牢（“文革”中被软禁，被廖承志戏称为半次）。在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只有他是戴着手铐走完长征的。他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才华横溢、交际广泛。他被日本友人称为北京的“脸面”，而更多的人则尊称他为“廖公”。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外国友人都昵称他“奇妙的廖”。

在新中国的史册里，祖孙三代人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廖家是唯一。

何香凝曾先后担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廖承志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儿子廖晖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串闪光的名字，一个奋斗的家族。翻看廖家的历史，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一家人的革命历程跨越了中国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曲折坎坷的建设时期，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民主奋斗的足迹，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爱党爱国，争取民族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代代相习。

廖承志出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动乱年代。1908年，他呱呱坠地于日本东京大久保。由于生下来的时候虎头虎脑，被父亲廖仲恺起了一个外号——“肥仔”。

那时，在日留学的廖仲恺和何香凝刚刚加入中华同盟会，正追随孙中山在国内外传播革命的种子。“承志啊，快快长大吧，有你继承我们的志向和事业，即便为了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义无反顾！”父亲为他取名时的一番期望，成为廖承志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动乱和辗转中长大的廖承志，自小就深受父母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廖承志幼年时在东京的家，实际上是孙中山主持反清、反袁、讨论三民主义的主要聚会场所。

1924年，年仅16岁的廖承志回到广州，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联共”的忠实支持者。在孙中山、廖仲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未能得逞。

好景不长，国民党的种种行径让踌躇满志的廖承志开始感到失望。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国民党陷入群雄逐鹿的局面，派系争端加剧。右派势力丧心病狂地收买杀手，于当年8月在广州将廖仲恺暗杀。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廖承志悲恸万分。之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国民党的一系列疯狂举动，让廖承志的党派信仰彻底发生了动摇。他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孙中山的梦想，靠国民党毫无指望，只能依靠真心实意以人民幸福为最高利益的共产党。他撕掉证件，毅然退出国民党，决心投奔共产党。

1928年，国内白色恐怖加剧，革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廖承志却在这个艰难时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年仅20岁的廖承志被党组织派往德国做中国海员的宣传发动工作，第二年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支委、书记。此后，他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

“坐牢专家”

有人统计，他每七天当中，就有一天是在牢里度过的。邓小平曾戏称他是“坐牢专家”。他则揶揄邓小平：“你坐牢经验不如我，我还会画漫画，你不会。”

在国外坐牢

1927年，蒋介石发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在何香凝的安排下，廖承志来到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在此期间，尽管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廖承志作为国民党左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钻研革命理论，积极参加演讲会和抗议集会，并上街散发传单。

廖承志的同学浅海一男后来回忆说：“凡有‘不要干涉中国’的左派讲演会，廖先生肯定要去，我也和他一道去。”日本警方曾两次以“聚众闹事”“搞反日活动”的罪名逮捕廖承志。由于廖承志父辈的朋友帮助和他新结识的日本朋友前来保释，日本警方又抓不到什么有力证据，最后只好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后，廖承志于1928年8月加入共产党，随即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前往德国。

到德国后，廖承志被德国共产党任命为国际海员俱乐部支部委员，后又任命为书记。在此期间，廖承志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走遍了欧洲一些重要港口，在鹿特丹、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活动并组织海员工会罢工斗争。大多数中国海员听了廖承志的宣传鼓动后，都同情共产党人。

在柏林时，廖承志的公开身份是学生。在荷兰的鹿特丹，他是一个给海员教英语的教师，在那里他领导了两次罢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捕，坐了两个星期的牢。接着，廖承志又在德国的狱中无端被关了近半年，后在德国共产党的大力营救下才被释放，但被驱逐出境。

对于在欧洲参加的革命活动及其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廖承志后来回忆说：“在荷兰监狱中的一个大房间里，囚禁着各个国籍的人。所有人对我都很好，给我香烟、火柴。我获释后，就被驱逐出境了。我们在各地组织了许多次罢工，其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样的罢工发生时，船方的例行做法是封锁码头，在船上指使一些人搞破坏，然后嫁祸于人，召来警察抓人。中国人总是受到痛打，特别是比利时，是中国海员受到最残酷对待的地方。哪怕是参加罢工，中国人也有被囚一个月至半年的危险。我在汉堡出了一本叫《中国海员》的刊物，自己画，自己写，自己出，我还将文章寄回国内去发表。在汉堡、安特卫普、鹿特丹，我们的中国海员都举行过罢工，外国海员替我们纠察，并参加我们的大会，以示团结。”

在上海被囚禁

1932年，廖承志被党中央派任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开展工人运动。他出入于工人之中，奔走于工厂车间，发动工人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上海工部局勾结租界的英国巡捕逮捕了廖承志。

在狱中，廖承志以父亲廖仲恺为榜样，高声吟诵即兴之作：“冷风扫叶烟漠漠，枯骨荒坟观魂魄。铁窗飒飒雪风浸，笑望金陵帝星落。少年颈骨自铿锵，沐浴三番待环索。英魂直上九重天，邀得同胞醇醪酌。九巡玉盏将尽时，方捉民贼付炮烙。”表达了自己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廖承志被抓后，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先是要他在“脱离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的声明上签字，后又要他在“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上签字，都被他断然拒绝。何香凝得知后，怒闯上海市政府，逼迫吴铁城释放儿子，声言：“要么把承志放了，否则，就连我一起抓起来！”后经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等人联名具保，互济会出头交涉，吴铁城只好释放了廖承志。廖承志日后回忆说：“我是1932年抵达上海的，不久即被叛徒出卖，在公共租界被英国人控制的巡捕逮捕，在巡捕房被拘留了两个星期。我决定哄骗警察上当，假装说愿意供出另外一个同志的行踪，来换取开释。我把警察领到母亲家里，当时碰巧她正住在上海。幸亏母亲在家，她弄清我被捕后，便大兴问罪之师，使我获释。”

廖承志恢复自由后，党组织鉴于上海国民党当局已经严密监视了他的行动，便于1933年安排廖承志离开上海，改名为何柳华，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被张国焘关押

廖承志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2月，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做法，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廖承志被张国焘加以“国民党侦探”的罪名，撤销了秘书长职务，开除党籍，还被送到政治保卫局看押起来。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长征中，廖承志是在押解之下一步步坚持随军行动的。他身陷囹圄，行动很不自由，但依然以熟练的绘画技艺，坚持不懈地为红军指战员作画，并以此活跃气氛，鼓舞士气。因此，组织上也时常交给他一些绘画任务，要求他当作宣传品按时完成。他不仅画速写画，还要在蜡纸上进行木刻，然后油印制作成宣传画、连环画，发到部队进行展出或传阅……

撰写过《和廖承志同志一起坐牢》一文的开国中将吴瑞林曾回忆：“……连环画的文字说明，先由油印股刻好，再把蜡纸送给他，刻成连环画。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送来的画页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就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宿營地，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趴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1935年9月，张国焘公开打起分裂党中央的旗帜南下。被隔离审查一年多的廖承志不顾一切地说：“党中央只有一个，红军不能分而治之。”张国焘在一次大会上宣布：“何柳华系反革命分子，永远开除党籍。”

由于张国焘的固执己见，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三过草地，廖承志随部队进入甘肃、宁夏。在黄河边，他意想不到地遇见了周恩来。廖承志正在犹豫，周恩来几步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就离开了。

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周恩来盯着廖承志，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了吗？”

廖承志正欲申辩，却发现朱德在张国焘的背后朝自己直眨眼。他明白了，立即低下头小声承认“错误”。

“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周恩来几句话就为廖承志的“错误”定了性。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处决廖承志，现在只好下令“以观后效”。

廖承志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到达陕北后，廖承志主要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和出版发行工作。

廖承志出身华侨家庭，他自称“海外亲戚有400多个”。为充分发挥这一优势，1938年1月，廖承志受中央派遣，到达香港，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持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创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

办事处起初是以“粤华公司”为掩护，两个月后“粤华公司”被港英当局查封。当年6月，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秘书长。

在香港，廖承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的事迹，广泛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为抗战捐钱捐物。在他的努力下，大量华侨华人子弟奔赴抗日第一线，大批海外捐款捐物送往抗日前线。保盟成立第一年，即向各国友人募集到捐款25万港元，以及大批急需的藥品和医疗器械。1940年前，东江抗日武装曾生所部的被服、军鞋、药品等，也主要来自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震惊海内外。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更是成功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创办《华商报》，迅速将事变真相公之于众。在廖承志的感召下，爱国华侨陈嘉庚专门到香港开办印刷公司承印《华商报》。慑于陈嘉庚的威望，国民党特务不敢随意破坏，《华商报》得以一直出版到香港沦陷，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在“江西集中营”、重庆渣滓洞坐牢

1942年5月底，由于叛徒出卖，作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员的廖承志在乐昌坪石镇被国民党抓捕。他先是被秘密囚禁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后转至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和黄家园子。这次坐牢的时间最长，近4年，处境也最险恶。

一开始，“江西集中营”的特务头子慑于廖承志父母的地位和威望，对廖承志还算“客气”。同时，为了邀功请赏，千方百计诱劝他“转变”，生活上也给予“关照”。廖承志看穿了国民党的把戏，不为所动，用石灰在牢房的墙上画了一幅《黄鼠狼向鸡请安》的漫画。监狱特务头子向廖承志索画，廖承志稍一沉思，以中国画的形式作了一幅《枯树、饿鹰、恶狗》图：一株残秃欲倒的枯树上栖了一鹰，树下蹲一条黑犬。枯树、鹰犬何指？不言而喻。实则嘲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犹如枯木朽株，日暮途穷。

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廖承志又作了一幅《文天祥戴枷》图，并题“只因当年不识时务，方为千古第一男儿”，以文天祥自喻，表达自己要像文天祥那样，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要为理想、信念战斗到底的决心。

在这段时间，廖承志还写过不少诗词。例如一首《狱中有感》：“大道迢遥万仞山，几生接替登犹难。情知断骨任湮殁，且知微劳教易攀。胡说识时为俊杰，我偏洗颈待刀环。临刑莞尔能无憾，是即天公大奖颁。”诗里充溢着一股豪气、正气，带有真正革命者的浪漫气息。

廖承志心坚如铁，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狱中写了《拜别慈母》：“半生教养非徒劳，未辱双亲自足豪。碧痕他夕留播众，不负今晨血溅刀。”又写了《诀普椿》给妻子经普椿：“往事付流水，今夕永诀卿。卿出革命门，慎毋自相轻。白发人犹在，莫殉儿女情。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廖家多烈士，经门多隽英。”

廖承志在托人带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别。中国共产党万岁！”廖承志的信和他在狱中顽强的斗争精神，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赞扬。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仍在狱中的廖承志被代表们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44年秋，面容憔悴的廖承志在四名武装特务的押送下，从赣州飞抵重庆，被囚于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后又转到白公馆集中营。1945年夏末秋初的一天，特务们让廖承志换上一套新衣服，给他理了发，把他拉进汽车，廖承志以为敌人要对他下手了。

车子停在山上的一座洋房前。他刚被带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的蒋介石就以“世伯”的身份热情地喊：“肥仔啊，好久不见了。你妈妈呢，她好吗？”廖承志软中带硬地回答：“感谢世伯让我隐居了三四年，我妈妈的情况大概你比我还清楚！”蒋介石称赞廖承志多才多艺，如果走“正路”他一定重用。廖承志则表示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蒋介石厉声训斥：“你这样做，能对得起你的父亲吗？”廖承志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这样做才真正对得起父母，那些满口挂着我父亲的名字，双手沾满鲜血，同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称兄道弟的人对得起我父亲吗？”蒋介石被抢白得满脸通红，拂袖而去。此时，中共中央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再三向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把廖承志列入了交换政治犯的名单。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终于获释，回到延安。适逢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他又同新华社大队人马奔赴太行山区。

“文革”期间，廖承志成为外交部和侨联两处造反派揪斗的对象，“火烧”“砸烂”“油炸”等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着严重心脏病的廖承志被造反派从中南海“转移”到外办机构关押。此后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监护”中，属于他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套鲁迅文集。他硬是凭着记忆，在鲁迅文集扉页的空白处，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回忆出自己多年来的感慨之作。最后，他的笔停在了被张国焘开除党籍的当天夜里，自己悲愤之极写下的词：“戴枷行万里，莫蹉跎，岁月多。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消磨。何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宇宙宽，恒星多，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绳索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承志一生命运坎坷，然而在逆境中，他却能笑对苦难，坚强面对。廖承志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信信频催往泰京，深感双亲爱子情。忠心为国难更志，愿做天涯不孝人！”这是他写给一位泰国归侨知识分子的诗，词句间无不流露出了为国家、为民族尽忠效力的豪迈誓言。这恰好也是廖承志执著一生、奋斗一生的写照。

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

廖承志是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被誉为中国头号“知日派”。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的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熟知日本的表里。”

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评价道：“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作出重要政治决断，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廖承志先生和高碕达之助先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外联部副部长，长期负责中日两国关系的工作。当年，华侨中曾流行“回北京三件大事：毛主席接见、天安门观礼、听廖公作报告”。为了推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不断进行外事布局以便打开新局面。作为一个“日本通”，廖承志在其中担任了不可或缺的顾问角色。

在日本，廖承志曾被追授一等功旭日大绶章，亦被尊称为“廖公”。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的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熟知日本的表里。”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也曾说，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熟悉，都是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亲善尽力的无与伦比的人物”。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953年，中日双方就日侨归国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派遣客轮接侨民回国，并负责将愿意回国的华侨送回中国。每当日本侨民离去或华侨归来时，尽管公务繁忙，但廖承志还是亲自去送别和迎接。这是两国人民友好的开端，意义非凡。其后一年，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开展访日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代表团访日，开创了民间使节访日之先河，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从此开启。

1962年，廖承志与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这段曲线外交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一举推向了“半官半民”阶段。1964年，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依据这个备忘录，中国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即大家俗称的“廖办”），日本则在中国北京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此外，双方还互派常驻新闻记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曾给予廖承志高度评价：“他……铺平了对日关系上一条广阔的道路。多亏他这种作风，流水般地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恢复，促进了后来交流的发展。”

从披露的现有资料看，周恩来至迟在1970年末、1971年初就将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最牵动周恩来的是要重新组织因“文革”而天各一方的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据新华社原驻东京特派记者吴学文回忆：“‘文革’前，党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任组长、廖承志是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日本组先后由杨正、王晓云任组长，组内有几名工作人员。最初由廖承志召集与日本有关的各部门涉外干部开会，后来日本组起到召集人的作用，会议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传达、讨论、研究、学习对日方针政策、日本形势……日本组可以及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意见，所以对有关部门的对日工作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有关计划多经日本组报国务院外办或党中央批准……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工作方针，又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

当时对日外交中还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刚”之说。“一老”指郭沫若，“二公”指西园寺公一（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是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出身贵族门第，年轻时因投身反战运动，遭到日本军部的迫害。50年代初，他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会议副秘书长，为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3年，他取道莫斯科到中国访问。1958年冲破重重障碍，毅然携全家来北京定居。后于1970年返回日本）和廖承志，“四大金刚”指廖承志麾下的对日事务专家赵安博、孙平化、萧向前和王晓云。

廖承志是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被誉为中国头号“知日派”。还不到50岁，他就被尊为“廖公”。廖承志去世后，吴学文充满感情地写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对日工作总负责人。他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领会与运用，对日本情况的理解与分析，同日本人士父辈、子辈的情谊与交往，三者融贯在一起，在中日关系上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作用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指着廖承志对田中角荣说：“他出生在日本，这一次你们把他带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的选举，一定能当选。”田中角荣笑着说。

要打好仗，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战”情况表明，周恩来精心设计了两条与日本的联系渠道：一条是以姬鹏飞、陆维钊、王晓云和陈抗为代表的中国外交部部、司、处三级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条是以王国权和孙平化、萧向前为代表的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及其驻东京联络处等民间外交渠道，而枢纽人物就是廖承志。据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

然而在当时，因为“文革”，廖承志被“监护”，孙平化、萧向前等也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干事少不了好帮手。像廖承志這样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难以着手展开。因而，周恩来要重新组建恢复对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万难，“解放”廖承志。

周恩来“解放”廖承志的“三步妙棋”

在“文革”中，周恩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保护了党和国家的许多优秀干部。其中，“解放”廖承志，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策划导演、精心“炮制”的杰作，极具智慧。周恩来为此连走了三步妙棋。

第一步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71年6月，因探视得严重肺炎再次住院的九旬高龄母亲何香凝，廖承志回到家里。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他，不必再回“隔离审查”的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什么时候回去等通知。

自1967年7月3日迎候援缅专家刘逸骨灰及外交部信使曹达林、张瑞琏以来，到1971年8月，廖承志在中国政坛销声匿迹了4年。1971年8月21日21时30分，日本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因病逝世，终年88岁。松村谦三患病期间，曾收到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慰问电。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廖承志致松村谦三家属唁电，意外地出现了沉寂已久的廖承志的名字。这是“文革”期间廖承志的名字在时隔4年之后第一次见诸报端，虽说是露“名”未露“面”，但“未成曲调先有情”。当时，郭沫若是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廖承志自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以来就担任会长，但是此时他还没有获得“解放”，所以没有“身份”。为了照顾廖承志，郭沫若也免去了“头衔”。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是极为鲜见的。

彼时，对廖承志的“隔离审查”刚刚结束不久。据他自述：“已经同以前‘住’的‘别墅’永远告别，回到家来了。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等待，可是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了。”

机会终于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这不啻是周恩来解放大批遭迫害革命干部的“东风”！10月17日晚间，应邀来华访问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观众演出反映日本人民同美日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日本大鼓》和芭蕾舞剧《冲绳五姑娘》以及反映越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芭蕾舞剧《越南少女》。这是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三周演出活动里的最后一场。遵照周恩来之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廖承志送去入场门票。

毕竟是4年来廖承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向谨慎细心的周恩来不敢大意。观看演出的，除了越南友人，就是有关负责人吴德、王国权、韩念龙、李强、张奚若、于会泳、狄福才、黄厚民、罗叔章、丁雪松、刘西林等。最令人叫绝的是新华社次日报道的末尾：“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观看了演出。”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中国新闻报道中几无先例可循。

如果周恩来的第一步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那么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周恩来小心翼翼走出这两步棋，步子不大，声响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间，周恩来又非常巧妙地来了个过渡和缓冲。

1971年12月4日晚，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率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乘机抵达北京。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出面接待。12月14日，周恩来特意安排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一行人登门拜访廖承志。对于田川诚一等人而言，这是1966年11月访华以来与廖承志的首次见面，可谓久别重逢。这一天，田川诚一在日记里记录了拜访廖承志的情景：“今天拜访廖先生似乎是中方为了进一步烘托友好气氛而特意安排的。最近中方的态度，以及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廖先生出乎意料的精神非常好，似乎稍微瘦了一些。他的流畅的日语丝毫也没有生疏……友情一如既往。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这次会见仿佛将迄今为止彼此经历的艰辛统统吹走了一般。廖先生大概也有同感吧。”

田川诚一等人还有所不知，周恩来其实是“戏中有戏”，另有深意。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刻意低调：一是不在公众场合，而在家中，契合久病初愈;其次，廖承志的这一外事活动没有公诸报端，但却在日本流传开来。

1972年1月10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午后1时，身着睡衣不及更换的毛泽东突然通知调车，急匆匆穿上大衣，冒着彻骨的寒风，在陈毅追悼会举行前1小时就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毛泽东第一次参加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追悼会）。陈毅追悼会的原定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显然已被打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轿车驶出中南海时，已紧急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凡愿参加的均可参加。

次日见报的新华社电讯稿末尾有一句并不起眼的“闲笔”：“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微言大义，较之4个多月前的松村谦三唁电，此次报道的级别规格之高，影响辐射之大，不言而喻。

廖承志“解放三部曲”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导演”下成功地进入了尾声。据前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陈辛仁回忆：“周总理从电话中得知毛主席要求参加陈毅追悼会后，立即通知廖承志也来参加，使他‘解放’了。”50年代末，廖承志就是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参加追悼会完全顺理成章。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多次在外交部为廖承志复出大造舆论。在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会议上，他话里有话地对外交部军代表说：“你们怎么都说不清楚呢？我要给你们请个顾问！”到后来，周恩来直截了当地为廖承志仗义执言。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日语翻译的林丽韫当时多次听到周恩来焦急地问：“廖承志问题作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日本通！”“请廖承志当顾问，这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紧，我需要廖承志参与工作，你们抓紧工作，把廖承志给解放出来！”“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好几次。在总理的关注、督促下，外交部的军代表、军管小组，才把他解放出来。是总理将他保护出来的，并安排他任外交部顾问。”林丽韫回忆。

4月3日20时，廖承志、经普椿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一起会见并宴请日本朋友、甲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垦信行先生和夫人垦久代。廖承志终于正式披挂挥戈上场，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紧张战斗中。1971年9月末，周恩来将一些对日工作专家如萧向前、孙平化陆续从农村“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组建对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攻坚阶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成了“文革”时期任命的仅有的两名外交部顾问。一位当事者这样回忆：“中日关系处于复交前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召集对日工作有关的同志开会。廖公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他站在讲坛上，讲形势，讲任务，我们与会者都感到他的心胸开阔，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廖公船”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对中日两国而言，这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时刻。廖承志当时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已经卧床，周恩来特地劝他不用勉强参会，保全身体为重。但他深知，这次谈判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外交部顾问，他不能置之不理。一听到会议的消息，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休息的廖承志，坚持抱病前去参会，硬撑着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谈判过程困难重重，为了推进双方互惠谅解，廖承志斡旋其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9月29日，中日两国经过紧张的谈判和磋商，最终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正式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宣告两国正式结束关系不正常状态，开启历史新篇章。

此后，廖承志继续深入推进中日友好工作。他于邦交正常化的次年，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正值樱花灿烂之际，廖承志向田中角荣赠送了一件非同寻常又有意义的礼物——从田中角荣送给中国的樱树上摘下来的樱树叶，寓意着中日友好之树已经扎根北京并枝繁叶茂，两国友谊之树长青。这次访问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出访日本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強烈反响。

后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廖承志积极运筹和参与，为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殚精竭虑，最终促成两国于1978年正式签约。同年，廖承志随同邓小平奔赴日本，出席了条约批准书的换文签字仪式。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次年，廖承志率600余人乘坐万吨级的轮船“明华”号访日，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人数多、范围广、活动大众化，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条友谊之船因而被称为“廖公船”。在这次27天的访问中，“明华”号绕日本列岛一周，先后停泊于10个日本港口，共访问了33个都道府县，参观了日本各行各业近千个项目，看望了老朋友，也结识了许多新的友好人士。廖承志为此次友好访问题词“乘船绕一周，友好达千秋”，正是此行的真实写照。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偏重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廖承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一时引起巨大轰动，影响深远。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回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承志和蒋经国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信，这里面还有些由来。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解放军也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行动。对台工作重新启动，廖承志成了负责人的不二人选。随即，在邓小平一句“侨务工作要恢复，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之后，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工作首先恢复了。同年12月，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邓颖超。

由于邓颖超年事已高，对台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当时他身兼数职，既分管侨务工作、港澳工作，也分管对台工作，甚至还有外交中的对日工作，可以说是“四位一体”。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对台工作最受他的重视，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每周召集两次对台会议，及时掌握最新情况。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关于对台工作，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于1925年10月去蘇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又成为了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和豆萁相煎成分在内。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曾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的“同志”，廖家与蒋家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此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廖承志接受了写信的任务。其实在写信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来争取蒋经国：他提请中央重新修复蒋家祖坟。这个决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人感到难以理解，并表示反对。但廖承志说：“我们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要向前看。”廖承志亲自安排，很快让当地有关部门把破败不堪的蒋家祖坟修缮一新。1980年12月31日，廖承志外甥女陈香梅带着美国总统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在会见中，廖承志拿出了修缮后的蒋家祖坟的照片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陈香梅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和口信。

得到陈香梅捎去的所有情况后，蒋经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现在已无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为和言语，必定掀起过他内心的波澜;当他想起自己“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时，一定浮现过廖承志传来的善意和温情。正是这些，在他心底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而此时的廖承志，也正要应对着这个缺口开始写那封震动中外的信了。

对廖承志的公开信，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所持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共“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的信。他读了此信作何感想，是否也受到感动，尚不得而知。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对廖承志的公开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仍充满敌意，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廖承志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带病出席会议的开幕式。他让工作人员用轮椅把他推上主席台，坚持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廖承志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不料4天后，即6月10日，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虽然廖承志没有等到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开启，但是人们依然对他充满敬意，依然深切怀念这位豁达开朗、和蔼可亲的副委员长。

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及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蒋经国随从参谋。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后一次，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時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自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后，即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他准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病逝，在他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因密而不宣无法实施。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

性情中人廖承志：用“你放屁”回怼日本记者

比他年龄大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承志”或“小廖”，同辈人称他“廖公”，小辈则称他廖主任。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熟悉的人开玩笑。

比他年龄大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承志”或“小廖”，同辈人称他“廖公”，我（口述者周斌，1934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54年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攻读语言文学，毕业后被外交部选中，曾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担任中日外交一线翻译，亲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岁月）这样的小辈则称他廖主任（他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廖主任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比起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来，他的日语发音更标准，表达也更生动。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熟悉的人开玩笑。新中国成立后，廖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工作，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对日工作人才。当时曾有人戏说，他领导的对日工作班子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几百小僧”。

我这个“小僧”曾有幸多次与他直接接触，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这里只记述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与读者共享。

“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外文出版局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实习期间，我被借调去为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当翻译。该团由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日本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

报告会气氛很热烈。最后一名发言者，是年过八旬的日本佛教界人士，来自京都清水寺，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他没有书面发言稿，我心里没底，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他一上台讲的一大段话就把我完全难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经原文，我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能听懂四分之一左右。短短几分钟，我就陷入了学习日文以来最无助、最难堪的困境：翻译吧，四分之三内容听不懂，怎么翻？不翻译吧，怎么面对观众席上一千多双期待的眼睛？其中还包括母校北大日语专业的近百名师生。

这时，我突然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点头微笑，便立刻抓住救星，向后几步，低声对他说，自己实在听不懂，不会翻译，怎么办？他当即毫不含糊地发出八个字的“英明指示”——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我立即镇静下来，把能够听懂的一些词汇和个别句子凑在一起，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大声进行“翻译”。如听到发言者说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国家、一家、和睦、希望、幸福等词，我就编译成：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三个国家和亚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他提到佛祖、社会、善良、邪恶、公平、正义、灵魂、净化、世界、高山、大海等词，我就编译成：佛祖主张善良，反对邪恶，如果大家都能听从佛祖教诲，国家、社会就会实现公平、正义，人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整个世界就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生永存……

结果，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演讲者也很满意。事后，廖主任表示满意，还夸我能够随机应变，“编造功夫”相当到家，解决了报告会险些无法结束的“危机”。

“你放屁！”

我曾两次见过廖主任亲自当翻译。两次都是宋庆龄女士会见客人，地点在她的北京寓所，会见的是她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结婚前后结交的日本朋友及他们的后代。

两次会见的中方唯一陪同人员，就是廖主任。都是先由他当半小时左右翻译，在他用咳嗽或手势发出暗示后，我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他替换下来。

由于我从未见过解放初就是正部级、年近六旬的高级干部当翻译，便好奇地问过这件事。廖主任说，老夫人虽只比他大15岁，但在他心中一直如慈母一般。世上哪有儿子在母亲面前摆臭架子，不替母亲当翻译的呢？何况老夫人只有他一个“儿子”，解放前还曾设法救过他的小命。听着这话，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巨型照片。照片摄于东京：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等人并坐在一起，前面站着廖承志。

后一次，日本客人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1966年11月12日）来访的。会见前一天，廖主任亲自对日本客人打招呼，说明天去看望宋老夫人是老朋友相聚，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可以问，但最好不要打听她老人家的年龄。可是双方一见面，代表团一位老先生就说：“孙夫人看上去脸色红润，神采奕奕，与前几年一样显得十分年轻，不知您今年高寿？”廖主任翻译时故意漏掉了最后这句问话。谁知这位老先生听得懂中文，便自己用中文又问了一遍。我感到平素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夫人果然有些不大高兴，只回了一句话：“我与毛主席同岁。”

1981年5月27日，88岁的宋庆龄与世长辞，中央成立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极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廖承志负责，办公室就设在人民大会堂。那几天，外交部新闻司指派我去现场，协助处理一些与国外媒体相关的事务。

一天上午，一个日本常驻北京记者来电话询问：“社会上传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女士曾经又结过一次婚。请予证实有无此事。”我接电话后正好见到廖主任，便当面向他请示，应该如何作答。

没想到，廖主任一听就火冒三丈，问是哪个记者提的这个问题（他对当时常驻北京的十几个日本记者都很熟悉）。在我回答某某某后，他更生气了，指着电话机，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作出回答。

“怎么回答呢？”我问。

“这家伙懂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吧。”

“用中文说什么呢？”我再问。

“只要回答三个字就行了：你放屁！”他大声说。

我建议是否可以改用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或“纯属虚构，一派胡言！”

廖主任不同意，说：“如果你不愿意讲粗俗话，我可以自己来回答。”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便当场拨通电话，说了这三个字。开始对方似乎没听懂，让我再说一遍。我又大声重复了这三个字，对方才放下电话。廖主任则满意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两天后那个日本记者看见我时，问：“那句骂人话是你们钱其琛司长批示这样回答的吗？”我说：“这是位置很高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原话。”日本记者也意识到了我说的是谁，伸了伸舌头，低头走开了。

“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九一三事件”后，廖主任官复原职，但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不得不去美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但他百无禁忌的饮食习惯，使他的体重不断增加。

他特别热爱美食，曾不止一次地当众宣称：空中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军舰，陆上走的除了坦克，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两条腿的除了人，此外他全部都吃。经阿姨（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般无奈，直接向周总理告了状。周总理当即向他发出了“三不准”指令——不准多吃、不准贪吃、不准偷吃，并要求他全家一起监督。同时规定，他每次参加宴请等活动，都必须由经阿姨陪同，从旁控制，从严掌握。

廖主任告诉日本朋友和我们这些翻译，自从“三不准”指令下达后，他就一直过着“食不果腹、肚中无油”的“悲惨日子”。家里再也见不到任何食品，偶尔从外面带回一些吃的，以备晚间食用，一进门就被彻底搜身。其中一次最惨，他把几块饼干塞在皮鞋里带回家，换鞋时，被坚决执行总理指示的子女查出取走。

我見他这样“苦不堪言”，同情心油然而生，有机会时就千方百计转移经阿姨的注意力，让他尽量多吃一点儿。几次开会时，我也事先准备好几块巧克力和小点心，偷偷递给他。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知我饿肚者，周君也。”

关于吃，我也曾多次受到廖主任的特殊关照。以往我为周总理等领导人宴请日本朋友当翻译，廖主任见我过度紧张，很少进餐，便微笑着提醒说，一要翻好，二要吃饱，才算合格翻译。

1983年6月10日，廖主任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

这些年我总会想起，每当我翻译得顺利、流畅时，廖主任都会点头微笑。工作结束向他告别时，他又会一言不发地使劲摸摸我的头，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