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池波 孟权 潘经韬

内容提要：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而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是产业兴旺的突破口。在剖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上，利用2012～2016年县（市、区）面板数据测算了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分析了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县域分布，并实证研究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特征，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总体上看，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分地形看，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平原县（市）和丘陵县（市、区）经济增长依然呈倒“U”型，对山区县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聚;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8-0109-10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要振兴。作为乡村产业的主要业态，农产品加工业受到广泛关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同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支持建设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加工业基地，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落在县域层面[1]，《规划》也明确要求壮大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积极支持劳动力就近就业。作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在县域集聚将提供广阔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势必对当地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研究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对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壮大县域经济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作为业内研究的重点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是至今尚未形成定论。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可归纳为如下四种：第一，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会吸引相关产业加入集聚区，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强化将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2-3]。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呈现阶段性差异：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4]。第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集聚将导致资源紧张、效率下降和无序竞争，即产生“资源诅咒效应”和“拥挤效应”阻碍经济增长[5-8]。第三，集聚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即著名的“威廉姆森假说”。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认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产业集聚在初始阶段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集聚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会加剧集群内企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造成中心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产生“拥挤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9-11]。第四，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有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的负向效应[12-13]。也有学者对不同的工业类型进行区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影响效应[14]。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现有的文献研究中，主要集中在驱动因素和经济效应两个方面。关于驱动因素，韩绍凤等通过对饲料加工业集聚和菜籽油加工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集聚由交易成本、需求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共同决定[15]。苏李、臧日宏基于农产品加工业的视角，研究了FDI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发现FDI也是影响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16]。关于经济效应，徐志仓等从增长集聚弹性角度，对农产品加工業各行业集聚程度的变化与工业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了产业集聚不一定带来工业增长的结论[8]。秦建军等重点分析了地理集聚对农产品加工业成长的影响，得出了两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17]。

通过对文献的有效梳理发现：第一，现有研究侧重于从工业和制造业角度探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作为实现产业兴旺突破口的农产品加工业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有关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研究都局限于对产业自身的影响，鲜有文献探讨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第二，研究区域主要是省域层面，对县域层面缺少研究。第三，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方面，现有文献以简单的定性阐述为主，且多是描述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共性，忽略了不同产业的差异。

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参考产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性作用机制，结合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产业特性，剖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12～2016年湖北省66个县（市、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农产品加工业县域集聚会产生“增长效应”和“拥挤效应”并对经济产生影响。“增长效应”是指农产品加工业本身产业特性和集聚所引发的正外部性显著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拥挤效应”是指集聚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源环境等产生负外部性抑制经济增长（见图1，下页）。

1.增长效应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集聚产生的溢出效应、网络效应、分工效应、品牌效应、市场效应来表现。

就溢出效应而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带来的企业空间临近性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提供了便利条件。知识的溢出增加了集聚区内加工企业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技术的溢出降低了技术革新的壁垒，使得农产品加工业更快地获得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和技术保障。

就网络效应而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将集聚区内的所有加工企业全部纳入互通网络。加工企业能够共享基础设施网和行业信息网，高效地利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务，降低在农业原材料采购、货物配送和成品销售等环节产生的成本。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也为集聚区内加工企业提供了许多的潜在合作客户，便于加工企业间的信息互通，降低了加工企业间合作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了频繁交易产生的交易费用，扩大了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提高了集聚区内加工企业的整体效益，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就分工效应而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在深化企业间合作的同时也使企业分工更加明晰，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另外，加工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会促进新产品、新行业的涌现，使农产品向精加工、深加工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新动能。

就品牌效应而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更有利于企业的抱团发展，形成地区品牌，扩大当地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区域品牌的形成将吸引更多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等优势资源向集聚区集中，优势资源的集中会进一步增加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形成资源集聚的循环累积效应，保障地区经济增长。

就市场效应而言，相比其他效应，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有鲜明的自身特性。主要通过产生的市场需求影响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其特定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农产品加工业在县域集聚，形成巨大农业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得当地市场具有广度和深度，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拥挤效应

农产品加工业县域集聚也会产生“拥挤效应”抑制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拥挤、产品供给拥挤和资源环境拥挤。

就要素市场拥挤而言，农产品加工业在县域集聚发展，会造成对农业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争夺，随着集聚区内加工企业的不断增加，这种争夺还会进一步加剧，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反映到生产成本中，致使集聚区内部整体效益下降，对县域经济增长不利。

就产品供给拥挤而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透明式”的竞争，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生产再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集聚区内竞争企业能够相互观察、相互模仿，致使产品大多趋于同质。过多的加工企业生产“同质性”商品并在县域集聚，极易诱发产品在市场上的过度横向竞争，且以降低价格为主要手段，造成市场紊乱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就资源环境拥挤而言，大量农产品加工业及其配套产业在县域集聚，对县域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也是一个考验。由于县域资源环境基础较为薄弱，过多的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将会带来交通拥挤、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直接后果是集聚区对相关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降低，企业和人才的流失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二）研究假说的提出

集聚产生的“效应”具有动态性，在集聚的不同阶段发挥的“效应”也不同。本文认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在集聚前期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集聚效应”较为明显，集聚成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集聚超过一定的阈值后，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拥挤效应”显现，集聚反而变成消极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县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当集聚度在一定区间时，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县域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即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越高，越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增长。当集聚度超过一定“拐点”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

三、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区位熵指数、EG 指数、产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基尼系数等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集聚度，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18]。区位熵指数可以体现区域规模差异，同时也能反映某一行业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8]，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某一行业在地理上的空间分布，是产业集聚测度的代表性方法之一。因此，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测度湖北省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1）中，qij表示湖北省j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产值，∑qj 表示湖北省j县（市、区）生产总值，Qi表示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Q表示湖北省生产总值。比值大于1，表示该行业在区域内产生集聚现象;比值越大证明该行业在区域内集聚程度越高，计算结果如表1（下页）所示。

通过表1可以发现，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县域集聚现象较为明显，呈平稳上升态势。本文所考察的66个县（市、区）中，农产品加工业产生集聚现象的由2012年的34个县（市、区）上升到2016年的37个县（市、区）。整体上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呈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较高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汉川市、监利县、枝江市、钟祥市、京山县、老河口市等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和鄂北丘陵地区，集聚度较低的县（市、区）集中在来凤县、利川市、竹山县、郧西县、罗田县、英山县等鄂西南的武陵山区、鄂西北的秦巴山区和鄂东大别山区。从表1可以看出，2016年所考察的县（市、区）中，13个平原县（市）①全部形成集聚，18个丘陵县（市、区）中有12个产生集聚，占66.7%，35个山区县（市、区）中仅12个产生集聚，占34.3%。平原和丘陵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人口稠密，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交通优势，便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山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2012～2016年新产生集聚的4个市（区）均来自山区，分别是郧阳区、宜都市、广水市和恩施市。原因在于，湖北省“四个一批”实施以来全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平原县（市）和丘陵县（市、区）由于自身的区位优势率先形成企业集群式发展。近年来，山区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开始显现，再加上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山区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站式发展，以点带面，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四、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

在测度湖北省各縣（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指数并分析集聚的地理分布特征后，这里进一步探究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C-D函数是经典的基本模型，本文亦采用C-D函数为基础模型估计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并引入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指数、地区开放度、社会消费能力、金融环境、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建立扩展的C-D函数，构建县域生产函数如下①：

lnyit=α+β1*lnlit+β2*lnkit+β3*lqit+β4*lnopenit+β5*lnconsumeit+β6*lnfinanceit+β7*urbanit+εit（2）

其中，yit、lit、kit为模型基础变量，分别表示湖北省i县（市、区）t年度的GDP、劳动投入、资本投入;lqit、openit、consumeit、financeit、urbanit分别表示湖北省i县（市、区） t年度的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对外开放度、社会消费能力、金融环境和城镇化率。

2.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基于C-D模型解释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主要变量包括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地区对外开放度、社会消费能力、金融环境、城镇化水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湖北省各县（市、区）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消除价格因素与增加数据可比性，本文以2012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折算各地实际GDP。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由作者计算得出的湖北省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区位熵指数衡量，在模型中加入区位熵指数的二次项，用来衡量集聚度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并以2012年为基期，利用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进行折算。劳动力投入由年末各县（市、区）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加总来衡量（全社会就业人数）。社会消费能力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地区开放程度用外贸出口总额来衡量，外贸出口额按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金融环境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金融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地区产业的繁荣，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本文选取年末各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反映当地的金融环境。另外，本文把城镇化率引入回归模型，城镇化率等于各县（市、区）年末城镇常住人口除以年末常住人口（见表2）。

3.数据来源

由于《湖北统计年鉴》2012年开始统计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只覆盖湖北省66个县（市、区），故文章选取的研究数据是2012～2016年湖北省66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涉及指标主要来自《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市、区）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回归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运用stata14.0软件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进行Hausman检验，P值（Prob>chi2=0.000）低于5%，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同期截面相关、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等问题，本文分别采用对同期截面相关的Breusch-Pagan LM检验、对组间异方差的Wald检验和对组内自相关的Wald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存在显著的同期截面相关、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依据Reed et al. 的处理方式，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参数估计[19]，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2逐个引入主要解释变量，模型3包括所有的解释变量。

从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县域经济显著正相关，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2中加入二次项后回归结果显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二次项与县域经济显著负相关，证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并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模型3中加入控制变量调节后仍然十分显著。回归结果验证了前文假设，证实了“威廉姆森假说”在农产品加工业中的存在，即农产品加工业在一定的集聚程度内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正向的积极作用，但集聚度达到“拐点”后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但是，从目前湖北省县域整体数据来看，湖北省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尚未达到产生“拥挤效应”的临界值，农产品加工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资本投入、社会消费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投资、消费和对外开放仍然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与县域发展实情相符。第二，县域劳动力的投入对县域经济增长无明显相关。理由可能是县域劳动力的“同质性”所导致，目前县域经济仍大多以传统产业为主，低科技含量、低创新、低用工门槛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同质性”劳动力恶性竞争，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三，县域金融环境对县域经济无显著影响。这主要与当前县域金融制度设计有关，县域金融业活力不足，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服务与支持作用有限[20]。第四，城镇化率对县域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城镇化是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为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回归

鉴于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县域分布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探究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和对总体样本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湖北省66个县（市、区）按照地形划分为平原县（市）、丘陵县（市、区）和山区县（市、区）三组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平原县（市）和丘陵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对经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二次项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平原县（市）和山区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再次印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在山区县（市、区）样本中，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其平方项对县域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对此可能合理的解释是，相比山区县（市、区），平原县（市）和丘陵县（市、区）在资本、市场和城市建设等资源禀赋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能够较快地形成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式发展，集聚的正外部性明显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大部分山区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均未形成集聚，导致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难以发挥，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区位熵指数测算了湖北省2012～2016年66个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指数，分析了湖北省各縣（市、区）整体上和不同地形区域内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集聚地理分布上看，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程度的县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江汉平原和鄂北丘陵地区各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程度较高，鄂西南的武陵山区、鄂西北的秦巴山区和鄂东的大别山区各县（市、区）集聚水平较低，大致呈现“中部高、东西低”的集聚态势。第二，以整体上看，目前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呈倒“U”型关系。集聚初始阶段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集聚度超过一定的阈值后产生的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抑制经济增长。目前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度尚未到达“拐点”，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分地形看，平原县（市）和丘陵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依然呈倒“U”型，山区县（市、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鼓励集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使产业集聚发展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市场支撑和制度环境等，为县域集聚发展创造条件，进一步释放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推动县域经济繁荣发展。第二，优化集聚分布，缩小发展差距。发挥政府的调控能力，结合县域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制定有差异性和针对性的集聚政策，从整体上加强湖北省县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协调和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其在平原县（市）、丘陵县（市、区）和山区县（市、区）的地理分布，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县域特色发展。第三，调控集聚规模，避免产业拥挤。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长期来看通过各种政策支持来追求农产品加工业高集聚度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合理发展县域农产品加工业的同时，要把握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规模与县域承受能力的关系，建立适度集聚规模，着重提高科技创新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集聚质量，避免过度集聚产生“拥挤效应”而抑制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2]MARTIN P，OTTAVIANO G I P.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1，42（4）：947-968.

[3]潘文卿，刘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37-147.

[4]李子叶，韩先锋，冯根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异质门槛效应视角[J].经济管理，2015（12）：21-30.

[5]张水峰，黄峰岩，金兆怀.我国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基于1998～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2（5）：58-62.

[6]谢波.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7）：31-36.

[7]ERCOLE R O’NEILL. The influence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on manufacturing growth within indonesian locations[J]. Growth and Change， 2017， 48（1）： 91-126.

[8]徐志仓，钱美琴，余雷.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乡镇企业的数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4（8）：116-122.

[9]李元旭，姚明晖.产业集聚度与企业成长的倒U型关系研究——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31-142.

[10]张云飞.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地理，2014（1）：108-113.

[11]陈晓峰.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7（1）：89-96.

[12]周小柯，席艳玲，吉生保.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现代化，2015（1）：25-27.

[13]赵艳平，王鹏玉，谢元涛.基于PSTR模型的地区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18（7）：86-92.

[14]张彩江，陈佳平.产业集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地区与工业类型差异性？[J].商业研究，2016（9）：8-16.

[15]韩绍凤，赵晓鸽，钟世虎.菜籽油加工业集聚与油菜籽产业带的空间布局协调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16-122.

[16]苏李，臧日宏. FDI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视角[J].财经科学，2010（5）：85-91.

[17]秦建军，武拉平，闫逢柱.产业地理集聚对产业成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04-111.

[18]吴传清，龚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工业集聚水平测度[J].改革，2015（10）：71-81.

[19]REED R W， YE H. Which panel data estimator should use？[J]. Applied Economics， 2011， 43（8）： 985-1000.

[20]王小華.中国县域农贷能促进农民公平增收吗？[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5）：148-156.

Abstract：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focu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s a breakthrough in industrial prosperit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on economic growth， the 2012-2016 panel data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was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has distinct regional differences，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central region， low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On the whole，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it has a “reverse U” relationship with ri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From different land types，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has the sam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plain areas and hilly areas. Agglomer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mountainous counti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unty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