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中国当代卓越的散文家、诗人、学者。他的散文集《清风白水》《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诗集《鸿爪春泥》等在文学界和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学识和深切体悟，又因融通了中外文学的高超书写，释放出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审美意韵。

王充闾最新出版的《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系统解读了自先秦至近代的中国哲理诗，这些优美的文化散文与被解读的诗歌交相辉映，既紧密关联又自成一体，让读者阅读本书的过程成为一次游走于哲思与美文之间的奇妙之旅。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散文作家，王充闾人生阅历丰富，足迹曾遍及华夏欧美，遍访先贤胜地。他尤以历史文化散文见长，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认为，王充闾从精读原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展现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意识与能力。他的作品贯穿和浸透了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描述与解读，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个体风范，其文心所寄，很值得认真揣摩和仔细回味。

舒晋瑜：您的创作是自小说起步，还记得当时小说创作的情况吗？

王充闾：新中国成立初期，初中学生常举行故事会，我讲了一个自编的“老头三年生”故事。梗概是：小学生金彤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他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八九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金彤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军队将领。听说当年的老同学金彤仍然在校，有几位便捎过话来约他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闻讯，登时愧怍流汗，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成了小话剧，在校园演出受到欢迎。这鼓舞了我写小说、当作家的热情。但考进师范学院以后，学的是教育学，枯燥、刻板，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实现，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毕业后，任教中学不到半年，就被下放农村，当时正赶上大跃进，火热的现实生活，又燃起了创作欲望，一时激情四溢，于是，利用两个晚上写出一篇小说《搬家》，讲公私发生矛盾，家庭内部纷争，最后是小局服从大局。投给了辽宁日报文艺副刊，由于紧密配合当时中心工作，很快就刊发出来。得了四十八元稿费，献给生产队，买了一套锣鼓和高音喇叭。后来参观县里的工厂，还写过一篇小说《沸腾的春夜》，刊发在《营口文艺>上。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比较鲜活，但由于从小就读私塾，头脑受到禁锢，窒息了才情，阉割了想象力，致使所写跳不出生活实际，人物个性特征不突出，艺术水准不高。

“自知不是封侯骨”，赶紧另觅新途。不过，小说有如初恋情人，虽然已经挥手作别，却还旧情难忘，几十年来总还是愿意阅读短篇小说;每读时人小说佳作，往往见猎心喜。直到六十岁那年，还曾构想演绎清末一双才侣之苦恋悲歌，尽写其“求不得”“爱别离”的怅憾幽怀;并且按照情节发展进程和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拟作了相互赠答的七绝数十首。开头和结尾的两首是这样的：“款款情深见素心，西楼一霎悟前因。渔郎省识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秋草凝烟忆别离，追仙蹑鬼各东西。河阳此日楼干百，只恐重来路欲迷。”但是，这时候我已兼任省作家协会主席，又当选全国作协主席委员，几次带队出国、外出采风，到高校讲课更是频繁，根本坐不下来;而现实生活与名城胜迹，更适合散文书写。这样，孕育中的小说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一些情感、情殇仍然不时地在心中隐隐作痛，后来书写《孤枕梦寻》（陆游）、《终古凝眉》（李清照）、《千古凭谁说断肠》（朱淑真）、《情在不能醒》（纳兰性德）以及《绿窗人去远》等多篇散文时，多少都流露些痕迹。

舒晋瑜：后来转向古体诗词与散文的创作，为什么？中国文坛有一些名家，李国文、张承志等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有的是自谦才气不足，有的则称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您的看法呢？

王充闾：在这方面，我同李、张二位完全不同，他们都是在小说创作方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说是功成名就才转行的;而我只是刚刚起步，不过是一种爱好，因此，当觉察到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比如，个性沉稳，比较拘谨、内向;喜欢独居索处，思维方式偏于理性思辨，缺乏澎湃、激越的才情和足够的想象力，便赶紧抽身转向。往哪里转？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我自小就大量研习、熟读古文，脑子里记下的也多是散文典籍，酷爱《庄子》《史记》和苏东坡的文章。写作散文，即便谈不上驾轻就熟，起码有一定的优势，因而从扬长避短出发，就“卖身投靠”到散文门下了。

那么，诗词呢？可说是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创作不辍，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亦博征繁引，以至被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但是，在痴迷的同时，我又不无几分警觉。众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干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古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时间、精力、关注重点问题——当然要以散文为主，只能“余事作诗人”（韩愈诗）了。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篡《庄子》中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旅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我的一部诗词集，就名为《蘧庐吟草》。但此论一出，即遭到几位诗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時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彼者文章圣手、天纵英才，吾辈常人岂能比并！”

当然，清醒也罢，警觉也罢，话是那么说，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从兴趣出发，凭感情用事。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责”诗云：“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我于诗词也是如此。旧时月色，已经刻骨镂心;不经意间，又回到了故家门巷。

舒晋瑜：中国文坛的很多一线作家，尽管作品不乏经典，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人在古典文化修养上是很欠缺的。您从六岁到十四岁读了八年私塾，少时的这种基础，带给您怎样的滋养？

王充闾：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受社会、时代的局限性影响，私塾弊端不少;但其也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比如，所授课业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姑不论“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诗文经典，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蒙养教育阶段，+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人品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行孝，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言语、行路、视听等都有具体规定，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加之，通过“童子功”的强化训练，大量的国学经典和诗文典籍牢固地记在脑子里，成为日后做学问、搞创作的宝贵财富。沈昌文先生说：“王充闾的功底真好，举杯一唐诗，落杯一宋词。如今，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苏叔阳先生也说过：“充阊先生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这当然是过誉，但起码可以印证，通过私塾教育，学有所得，终身受用。

朱光潜先生有一段话，讲得很好：“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

舒晋瑜：回顾您的文学创作，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王充闾：关于我的创作历程，2013年在京举行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首发式（首批十部，拙作《庄子传》为第一部）上，一位长期关注我创作的著名评论家说：“你起步于随笔，写了大量思辨性散文;尔后，转入美文写作，以游记、感怀为主;新世纪前后，写作篇幅长、分量重的历史文化散文，一发而不可收，最后以《莊子传》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在我看来，这也将是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继续写作散文，这毫无疑义;但你应该考虑向传统文化、向国学方面倾斜。”

几十年来，我也正是这样过来的：先是做中学教师，尔后便在报社编副刊，学《燕山夜话》样子，办了《辽滨寄语》，我写了多篇杂谈随笔;供职党政机关后，业余时间写了些散文;1986年3月至1987年7月，应《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约稿，写了几十篇思辨性散文。不过，期间更多的还是写作抒怀、叙事、记游之类文字，相继出版了《清风白水》和《春宽梦窄》两部散文集，前者属于“美学化的散文”，集中表现了自我的审美体验与诗意的审美情怀;后者则是尝试运用带有意识流特征的梦幻式写作手法和自由联想的方式。徐中玉、郭风、冯牧、谢冕、阎纲、兰棣之、陈辽等大家都有文章评介;1994年，作家出版社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肯定成绩，指出前进方向。1997年，《春宽梦窄》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转向了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多年来也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成系列，如帝王系列、文人系列、女性系列、爱情系列、友情系列、哲思系列等;二是说古不忘观照社会现实，2009年，曾以“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为题，在北大中文系做过讲演;三是往往与讲学、讲座结合，许多篇章都在多所高校、“白云书院…‘辽海讲坛”上讲过，有的则是应高校要求专门写就的，如在南开大学讲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在沈阳师大讲的《萧红的文学创作道路》，在中国医科大学讲的《“南华一卷是医王”》（引宋人诗，说庄子事），还有这次在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班讲的《哲理诗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展现》，等等;四是就选材说，专爱啃“硬骨头”——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正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为此，我喜欢研索那类富有争议的人物，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以及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难于索解的悖论，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的人物。所写的《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用破一生心》（曾国藩）、《断念》（歌德）、《解脱》（列夫·托尔斯泰）、《守护着灵魂上路》（瞿秋白）等文化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点。

说到向国学转轨问题，只讲一点：2009年在北大讲学时，一位学者建议：现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研究受到重视，但是，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就是这方面人才“青黄不接”，老的写不动了，年轻的功力不足，难以胜任其事。在他看来，我有国学基础，又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应该从自身优势出发，把主要精力投向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创作方面。旁观者清，善言可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为了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认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I作。这样，就坚定了我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舒晋瑜：早期您的散文多为叙事记人写景状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将散文创作转向历史文化。这种转向有何契机？

王充闾：这种转向的契机，既有主观追求，又有客观环境、读者需要。2002年，我在北大散文论坛上，以“渴望超越”为题，讲了我的心理状态，就是“作家，永远在路上”，颇似《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所说的：“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从来没有自满自得的时候。从宣布获得“鲁奖”那天起，我就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这是从个性上讲，再一点也特别关键，就是我从1985年开始，直到1995年，十载之功，长期坚持自觉补课。其时，中国文坛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创作与研究领域理论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美学热”在全国上下蓬勃掀起。作家的主体性表现鲜明，文学在朝着本体回归。我自觉地认识到，知识结构不完整，学术视野狭窄，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缺乏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支撑;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美，相对来说，涉猎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深，积淀比较薄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另外，在创作观念上，我对于文学回归本体，对于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特征的认识，远不如传统散文中“文以载道”的思想那样深刻。以上是自觉补课的动因。

我曾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反复精读，共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在此基础上，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还有，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哲学、美学名著，以及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还有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史学著作。这样，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这在理论根底、思维方式方面，为我转向历史文化散文奠定了基础。

再就是读者需求，随着眼界的开阔和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大量读者已经厌倦了充斥于报刊、媒体中“消费性格”的趋时媚俗类“快餐”，不满足于只在散文中得到一点消遣和心灵的慰藉，希望在审美的同时也能获取更多的思想文化滋养，在更宽阔更久远的文化背景上，思考现实人生问题，增长生命智慧。于是，他们表现出对于这类有较多知识与思想含量的作品的浓厚兴趣。

舒晋瑜：您的历史文化散文，诗、史、思高度契合，挖掘历史，同时又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又能结合现实，因而总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么理解，您觉得有道理吗？大历史、大散文，为什么您的创作能够大开大阖，这是基于怎样的基础？

王充闾：您说得很准确、很深刻。我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峻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交谈。在这种对话中，过去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僵死材料，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它通过作家的叙述，重新恢復了生机。其旨归在于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这里应该体现出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

我喜欢游历，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做历史性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做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这里凭借两个方面的优势——比较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诗文积淀;较好的理论根底与思辨能力。这样，就会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创作中，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身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营造诗史哲的艺术之宫。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沧桑无语》与后来的《逍遥游——庄子传>。

舒晋瑜：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挖掘写作的资源，对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王充闾：我对历史的沉迷，难以言表。我曾写过两首《读史》七绝：“千年史影费寻思，碧海长天任骋驰。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未下心如沸，鏖战经旬不解兵。”我常常在散步中构思历史散文，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上下古今，云山万里，绵邈无穷。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太累、太苦了？不。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不觉苦累，有时甚至甘愿为此做出牺牲。柳永词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美女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孔）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

就其本质来说，创作同读书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四座皆春的甜美。作家面对作品，宛如母亲面对婴儿，那可爱的“宁馨儿”，总会带来一种温馨感、成就感、自豪感。像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所说：“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才说：“越是艰苦，越是快乐。”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我对“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下过苦功研索的，开始时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这里以读《后汉书》为例：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历史上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小时候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千将领，他们的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事，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诵《幼学故事琼林》，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都出自《后汉书》，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分外醒目了。

其二，做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信中有“‘蛲蛲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在“文大”之初推荐过的。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业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早年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洽通鉴》;这次不同了，手头有大量古籍可翻检，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当然，有的方面也可商榷，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纰漏，所谓“百密一疏”。

舒晋瑜：有专家认为您的散文内容丰富，与《庄子》《史记》《左传》等中国典籍有谱系关系。这些中国古代典籍是华夏文化的元话语。既可作为历史著作来读，也可作为文学著作来读。在写的时候，您心里有怎样的目标？

王充闾：您的“谱系”一词用得真好。私塾八载，朝夕苦读，口诵心惟，确实与《庄子》《史记》、东坡散文结下了血肉联系，经常处于“魂萦梦绕”以至“呼之欲出”的状态。2001年，《中华散文》杂志记者采访我，“十问”中之一：“对你影响最大的散文家是谁？设想有一座海上孤岛，风光秀美，请你去度假半年，在这座孤岛上，你衣食无忧，生活富足。但很遗憾，那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与你交流。为保证享有自由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带一本（仅一本）自己喜欢的散文书，你会带哪一本？为什么？”我的答复是：“早在童年时期，我就接触了<庄子》，但真正读出它的奇文胜义，则是在中年以后。摊开《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台湾学者徐复观也说：‘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为此，经过严格遴选，我决定带上这本《庄子》。因为我特别欣赏它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不仅此也，庄子的人生艺术化和诗性人生也特别值得称道。庄子视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生命，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作为人生归宿的‘无为’‘无待’，直接通向诗性人生。所以，我确信它能伴我度过半年孤寂的时光，保证享有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

至于我喜欢苏东坡，是因为无论是才情还是气质，都使我为之倾倒，尤其喜欢他的散文。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又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绪，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真是大才槃槃，令人高山仰止。苏东坡的立身行事，亦可圈可点。他胸怀磊落，旷怀达观，超然游于物外，大有过人之处。古人作文讲究气势，有“韩（愈）潮苏（轼）海”之喻，我写文章常把韩文、苏文奉为圭臬。舒晋瑜：您认为怎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

王充闾：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类处境和人性升华、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叩问、灵魂的对接，因此，需要深入发掘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表现在写作中，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书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以匠心独运的功力，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沧桑，以崭新的视角来解读;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经由冥思苦想，艺术的炼化和哲学的参悟，使智性与灵性交融互渗。

舒晋瑜：您曾有过多年的官场经验，这种经验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有着文学的经驗，对从政有怎样的帮助？

王充闾：我在市里担任五年副书记、政协主席，在省里担任九年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五年省人大副主任，还兼任十年省作协主席，应该说积累了一定的官场经验。丰富的人生阅历、从政经验，使我胸襟、视野比较开阔，看问题比较准确、全面，而且多有“行万里路”的机会，这些对于写作都有帮助;但也造成显著的制约、影响。为文与从政的矛盾，固然首先反映在时间、精力方面的冲突上，但这还不是根本的障碍，最主要的在于两者在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的要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单就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积累、素材的丰富与否，固属重要;但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则是散文创作的生命所系。

“官场经验”与此是背道而驰的。

反过来，创作、治学对于从政，倒是颇多裨益。（诚然，二者相互矛盾、对立也是非常鲜明的，我在《两个李白》-文中对此有过详尽的描述。）依据我自身的体验，最大的益处是在立身做人方面——这是为官者的首项。由于从小就记牢了古代儒家经典的训诫，终生养成了“省身”的习惯，经常省察自己的言行、得失，发觉有轻狂、“失范”之处，随时加以矫正;在孔子“仁为立身之本”这一规范的引领下，终身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克己奉公”的准则。正像元人吕思诚诗中说的：“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一个有真才实学真本事的人，身上往往有一股正气、书卷气，洁身自好，注重名节，而不会特别看重物质、钱财、职级、权位，因此也用不着去巴结谁、攀附谁，对于请客送礼、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那类趋附行为，更是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