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迅猛发展，科学共同体日益壮大。科学共同体在其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科学文化渐显繁荣并深刻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科学文化有别于以往人文学者们所创造的人文文化。至当代，其特质愈益明显，表现为：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避免认识主体主观性对认识结果的影响;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以可重复性来检验客观性;推崇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低估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作用;推崇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发展当代科学文化，应深刻认识其特质，避免急功近利的危害。

[关键词] 科学文化;特质;客观性;数学方法;实验方法;功利主义

[作者简介] 尚智丛：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执行主编，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快速发展，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所占分量迅速增加，而今已成为其中重要的基础性构成部分。与此同时，以实验和数学的演绎推理为标志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无论是针对自然界的探索，还是面向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自身的研究，都广泛地采用科学方法。科学俨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随着科学发展，从业人员增多，科学共同体日益庞大，已成为21世纪主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共同体在其科学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科学文化日显突出。科学文化既有别于人类社会的其他亚文化，又与之相交相融，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也为文化发展打上了时代的科学烙印。本文阐述当代科学文化的特殊品质，阐明促进我国当代科学文化健康发展需要关注之处。

一 两种文化的分裂

科学文化迅速成长，与历史上由人文学者所建立起来的人文文化有着迥异的品质，这也使得两种文化的实践者之间出现隔阂。最早明确阐述这两种 文化分裂的是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斯诺本人接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1930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工作。斯诺有着强烈的文学爱好，热衷于文学创作。这使得他与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两个群体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战期间，斯诺在英国皇家学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科学资源调度，还曾在英国劳工部担任技术人员主管，帮助挑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专业人员。他长期担任政府的科技顾问，1964—1966年间还曾担任英国技术部长上议院的政务次官，参与国家科学技术管理。因其突出的贡献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斯诺于1957年被授予莱斯特的男爵。

斯诺的学术与工作经历使他对两个群体的文化隔阂深有体会。斯诺发现：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两个群体存在观念割裂、互不理解，常对对方的学术领域不屑一顾，甚至相互攻击。他描述两个群体间的隔阂：“我经常往返其间这两个团体，我感觉到他们的智能可以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接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治理、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都很少共同性，以至于从柏灵顿馆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总的说来，这是整个西方的问题。”对于这种隔阂的严重程度，斯诺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吹自擂。”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两种文化》一文，首次提出两种文化的分裂，随即引起广泛讨论。1959年，他将文中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更是将两种文化分裂的讨论推向高潮。此后，他曾与剑桥大学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 Trilling）展开讨论。后二者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认为简单对比不能成立。争论也促成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于1995年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布洛克曼认为：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改变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挥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哲学讨论中，科学其所引申的后果比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更加重视。

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M].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23.

“第三种文化”实质上承认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文化的迅速增长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影响力的迅速增强。

迄今为止，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已有60余年。期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两种文化的内涵都已发生较多的变化，并且伴随全球化进程和科学的广泛传播，两种文化的分裂早已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成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60余年间，两种文化相交相融，但冲突依旧存在。1994年底发生的“索卡尔事件”说明了这一点。

1994年11月，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恶作剧论文，其目的是检验该杂志编辑们的学术认知能力。结果五位编辑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胡编瞎扯的诈文。该文发表后不到一個月，索卡尔又发表了披露此事的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震惊学界，并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论战中，科学家对人文知识分子宣称：“你的论文我看得懂，我的论文你却看不懂”。面对科学家的优越感，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当真有些心虚气短，另有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人文主义之名打击科学的权威。双方的冲突逐渐形成了蔑视对方的“傲慢与偏见”。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出：20世纪末期，两种文化的隔阂依旧深刻。一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人文学者滥用和误用自然科学概念与知识的情况，还有一些学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闭门造车、自娱自乐，由此产生的一些矫枉过正乃至“振聋发聩”的理论，激起了科学家的不解和反感。另一方面，科学的信徒希望将科学方法从相对简单的自然领域向更为复杂的社会领域推广使用，将一切世俗活动纳入其指导之下，使科学成为一种新的信仰。原本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正在滥用理性的权威，成为新的迷信。正如哈耶克所言：“20世纪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

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但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中国同样存在两种文化的分裂。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可说明这一点。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眼光转向科学技术与工业发达的欧洲世界，希冀科学救国。1918年，在梁启超的带领下，张君劢、丁文江等一行七人赴欧洲考察。当他们看到一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之时，心中“科学万能”的梦想破灭了。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报告《人生观》，引发文化保守势力和当时占上风的西化派之间的一场波及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科玄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不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不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正是科学的发达导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危害。以丁文江为代表的西化派则宣扬：科学有益于精神生活，科学必定有利于人的智力发展，科学能够训练人的心智，能增加精神快乐，而且，科学也是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的良好工具。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得到长足发展，科学文化影响也日益强大，但两种文化的隔阂并未消除。今天，在国家政策及社会管理中时有技治主义和科学霸权的出现。两种文化的隔阂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危害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建设良好的科学文化是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二 科学文化的特质

科学文化由科学人（man of science）所创造，是他们在科学活动中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和重要构成要素，是人类的诸多亚文化之一。正如斯诺所说：“科学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就是说，其成员并不一定总是、当然实际上常常并不总是互相完全了解的。生物学家对当代物理学的理解往往十分模糊，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这些相同之处往往令人吃惊地深刻而广泛，贯穿于任何其他精神模式之中，诸如宗教、政治或阶级模式。”

科学文化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宗教等亚文化相比，科学文化的历史要短得多，但发展迅速，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如日中天。科学文化的内涵中既有认知规范，如认识的逻辑一致性、简单性、可检验性，也包括科学活动的社会规范，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精神、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以及齐曼（John Ziman）提出的创新精神，等等。20世纪以来科学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浸淫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塑造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成为人的基本素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科学文化的特有性质是相对其他亚文化形态而言的，特别是相对人文文化而言。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两种文化的差异。斯诺认为，造成两种文化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

认识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是人类理解生活环境并控制和利用环境因素的前提条件。远古人类在生存与生产活动中逐步积累知识，摆脱愚昧，进入到文明时代。目前可考证的人类文明约有8000年历史。在这8000年历史中，人类的认知活动逐步与其他生产活动分离而独立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认知劳动的知识分子。如果以古希腊智者和中国春秋诸子百家来算，迄今不过2000余年。16世纪的文艺复兴促成了认知劳动的进一步分工与细化，也带来科学革命。大规模的科学认识活动迄今不过500年历史，但在这500年间，人类知识呈指数增长。认知劳动的分工细化是知识增长的必然要求，专门化教育也就成为现代社会培养知识分子的必要途径之一。这是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根源。

从哲学角度来说，休谟（David Hume）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可被视为两种文化分裂的认识论根源。科学针对事实做出判断，而人文认知则针对价值做出判断。在回答“是与不是”的科学问题时，“应不应该”的价值回答难以令人满意;在做出“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时，“是与不是”的非黑即白式科学答案也会无能为力。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二分进一步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化思维模式。前者用来探寻自然法则中“是什么”的问题，属于“事实世界”的自然哲学问题;后者被用以思考“应该怎样”的问题，属于“价值世界”的道德哲学问题。

两种文化表现出巨大差异。首先在认识论上，科学文化以关于自然的知识为基础，关注“冷冰冰”的外在世界。科学是发现真理的事业，是实证的、逻辑的和价值中立的实践活动。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临摹或镜式反映，追求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这种表征主义的科学观说明科学活动是一种客观实践，由此产生的科学知识顺理成章地成为客观知识。与此不同，人文文化主张“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种由人类自身建构的、与自然秩序相对的“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体系，以哲学、艺术、宗教、伦理、历史等学科为代表。虽然人文文化的研究对象也根源于自然界，但它所面对的客体都是经过人化了的客体。在人的主观意识的建构下，人文知识体系带有更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传统性，在认识论上往往表现出相对主义立场。

两种文化所推崇的认识方法也存在差异。典型的科学方法是实验与数学方法。实验就是在人为控制和纯化研究对象存在条件的情况下，观察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这一方法中力求剔除由认识主体个人的感官因素所带来的差异，以重复实验保证所发现现象规律的客观性。数学方法则立足于量化表达方式来精确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这一方法使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更具概括性和预测力，也使其逻辑推理和预测更为程序化，更为严格和精确。

人文文化推崇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文学艺术与历史大多指向感性存在，以描述、体验、感悟、直觉获得认知，哲学强调逻辑思维，专注概念、命题的分析。人文文化中不排除认识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不强调所发现现象的可重复性或认识的可重复性。

概括而言，强调客观性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避免个体主观性对认识结果的影响;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以可重复性来检验客观性。与此相应，推崇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低估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作用。这就是科学文化具有的两种特质。

科学文化的第三种特质是推崇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与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研究发现恰恰是功利主义激励了现代科学的爆发。17世纪众多新教徒摆脱教会约束，因信称义，全身心地投入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理解自然奥秘。他们以此作为理解上帝至大的新途径，从而实现自我救赎之神责。这一带有功利目的的自然探索活动获得了新教价值观的认可与推崇，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研究行列。此后科学世俗化并快速发展，也与科学的功利主义评价密切相关。

现代科学的倡导者培根提倡“发展知识，造福人类”。这一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科学文化中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科学的功利主义评价使得科学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所认可，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功利主义成就了现代科学伟业，也铸就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功利主义特质。

三 当代科学文化的培育

培育良好的科学文化，促进科学与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认识科学文化的特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借鉴，则是培育良好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首先，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并非不能相通。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其个别领域的知识时，借鉴科学的数学方法，甚至实验方法，以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准确性和稳定性。例如，关于幸福的研究本是一项典型的伦理研究，然而当代颇为时髦的、对各国人民的幸福感的评价研究，就采用了数学方法。表1是联合国公布的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中各国幸福指数排名前20名。所谓各国的“幸福指数”是通过被调查对象对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9个领域中总计33项指标给予主观评分，然后对这些主观评分进行加权计算而得到的。这一量化的指数较鲜明地反映出各国人民的幸福感的差别。但是，这只反映出平均状况，不能说明每一个人的幸福感。

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和数学的逻辑方法并非天然地绝对合理。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科学方法也并非具有优先特权。在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哲学家一直在寻求合乎理性的科学方法。以石里克（Moritz Schlicklisten）、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崇尚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认为凡是经逻辑分析和检验得到直接或间接证实的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并以此反对传统哲学中毫无经验依据的主观玄想、思辨猜测的方法。但是，从以波普尔（Karl Popper）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开始，科学方法由传统经验证实方法转换到更具有現实意义的具有以猜测与反驳为手段的证伪方法。其后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开创了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库恩看来，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科学共同体会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从而，也就采取了不同的科学方法。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试图避开库恩的相对主义，把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发展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他看来研究纲领不同，研究方法也就要随之改变。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则干脆要取消所谓规范方法，他强调科学是“无政府主义事业”，科学中不存在规范方法，怎样都行。以劳丹（Larry Laudan）、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则力图超越现代性，科学方法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理性”走向“非理性”，由“语言分析”走向“语境分析”。在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方法已超越数学逻辑方法和实验方法，可以采取一切理性或非理性的方法。这样，科学研究也可以借鉴人文文化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法。科学也并非仅仅关注客观性，也需要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来发挥作用。

其次，要充分认识科学文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避免功利主义滥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当代社会中关于科学的功利主义评价已成为制度性安排。这主要体现在大科学之中。自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以“曼哈顿工程”开展核科学技术研究以来，大科学逐步成为当代主要的科学发展模式，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我国的嫦娥探月工程，等等，莫不如此。大科学以国家为主导，依靠大规模资金投入，使用大装置，并依靠多人协作开展科学研究，服务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它与以科学家好奇心所驱动的科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称为小科学。当然，在大科学中也存在着小科学。1961年，温伯格（Alvin M.Weinberg）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他通过对比发现，当代科学与历史上的科学存在明显不同的特征，诸如规模巨大、耗资巨大等特征，因而，称之为大科学（Largescale Science） 。

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通过科学计量，也发现当代科学论文、科学期刊、科学发现、研究经费、科研人员等指标呈指数增长，当代科学已经打破了过去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代科学的优越表现不仅像金字塔那样耀眼，而且国家在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投入已让它成为了国家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科学发现向技术原理及技术产品的转化速度越来越快。光学成像理论提出于1727年，而真正制造出相机则是1839年，间隔112年，而激光发现于1960年，1961年就制造出激光器，间隔仅一年。今天，一项科学成果往往会有多个应用方面，而每一应用方面又可能产生众多新产品，甚至带来重大的技术革新以至技术革命。在一些与高技术相关的领域中，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几乎是平行进行的。如生物基因研究、物质结构研究等基础研究本身就带有应用目的，在基础理论形成之后，立即进行生物技术、医疗技术、新材料技术的开发以及新产品的研制。正因如此，科学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利器。大科学作为国家科学发展的制度安排，功利主义评价摆在了首位。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其著名的咨询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就提出了：“基础研究是美国研究与开发的基础，它驱动着经济增长并提高生活质量。”

1994年克林顿政府《国家利益中的科学》的科学政策白皮书明确提出了：“我们在基础科学上的公共投资得到了巨大的回报。美国人民是主要的投资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在基础研究中要体现国家目标的要求。科学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公众健康、社会繁荣、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环境责任以及改善生活质量。

科學发展目标更像一个导向图，它既和追求社会繁荣、人民安康的国家目标相匹配，又保证对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和投资。

功利主义的消极作用就在于科学研究过于看重它的应用价值，以至于在发展与应用时忘记了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价值，忽视了人类的伦理约束，这反而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良好和谐关系，背弃了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的价值追求。一个典型事例就是2018年出现的基因编辑婴儿。2018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人类的生殖繁衍是一个自然过程，目前人类的伦理观念不允许进行人工设计的生殖过程。尽管贺建奎的出发点是以科学手段防治疾病，但科学界及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防止功利主义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在科学研究中进行科学技术同行评议的同时，也要广泛开展伦理、法律和社会（ELS）方面的评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借鉴，是建设良好的当代科学文化的必然途径。建设良好科学文化是当代学者共同的责任，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关系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也关系着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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