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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2019-09-10曾起郁陈建平郑雯雯

廉政文化研究 2019年2期

曾起郁 陈建平 郑雯雯

摘 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腐败亚文化;人情文化;软腐败;廉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2-0050-07

十八大以来,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特别是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思想。通过不懈努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态势逐步转好,从“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再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面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如何巩固已有成果,从而实现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那么从文化视角来加以思考就显得十分必要。从廉政文化建设这一固本工程着手,才能更好地从“本源”上探寻权力的良治之道。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策略,我们正是通过以“小切口”为抓手,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大变局”,而这“小切口”就是针对腐败亚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1]这一重要论述直指出以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畸形的圈子文化、庸俗的关系学等为典型的腐败亚文化及其危害。而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正是希望用健康文化来取代“亚文化”,重塑廉政文化的主导权。

一、当前腐败亚文化的表现与呈现的新特征

“腐败亚文化”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这一概念中衍生出来,特指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的、扭曲的、反主流的判断、认识以及价值观等等。[2]作为文化性高级动物的人类,其行为思想必然受到文化的指引和影响,在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我们发现,部分官员受“腐败亚文化”影响远甚于官方主流文化。现阶段腐败亚文化,既有旧时面貌,也有新时期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阶段腐败亚文化的“样貌”

1.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对“人情”有过描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古往今来,每个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情世故往来无可避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味儿”也逐渐变了味。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之称,自古传承的文化中,注重“礼”尚往来。但随着时代变迁。人与人之间掺杂进了过多的利益算计,以“送礼”为名实为利益交换的现象屡见不鲜,人情关系异化为“劣性社会资本”。

2.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直至今日,逢迎讨好的官场陋习并未完全消失,逢年过节或是遇到红白喜事,往往通过送好酒、送大礼甚至送名车、豪宅等方式来调剂、拉近亲朋好友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奉迎的手段也愈加隐秘:时尚、便捷、隐秘的网络交易方式,为别有居心的人进行逢迎巴结提供了新途径。譬如利用微信红包进行利益输送和感情投资。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符号化的交易形式,打着高科技的旗号,用以达到奉承阿谀、行贿“俘获”的目的,值得警惕。

3.不作为的“软腐败”风气凸显。与直接贪污受贿、滥用私权等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行为相比较,庸庸碌碌、敷衍了事、精神動力不足等国家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亦可称之为“软腐败”,并且这种腐败行为更加“隐秘”,危害不小。公职人员缺乏积极主动完成工作的实干精神,一味地说空话、假话,被动地完成工作,逃避工作职责,严重损害党风政风建设。部分公职人员并没有将公务员看做清廉为政、一心为民的崇高工作,而只是将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轻则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政府资源,重则破坏政治生态,影响政府公信力。可以说,现阶段为官不为的风气是污染政治生态的“精神雾霾”,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顽疾难除。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经过五年多来的整治,“四风”问题中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刹住,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科层制运行中,存在着“上位为大”“上行下效”等惯性,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法形成了“路径依赖”。思想上、意识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病根不除,就容易导致一方面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窠臼”,甚至还出现了用一种形式主义代替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怪象。可见,隐形“四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弹压力仍然较大。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二)现阶段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

首先,腐败亚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侵蚀性。不论是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对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它会“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而腐败亚文化的本质是自私自利,它所支持的行为方式必然是有损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作为行为的“先导”——各种腐朽思想、不良意识、潜规则等就会借机渗入人们的生活,侵蚀其心智,使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偏斜。腐败亚文化虽然不能进入社会主流意识,但极易腐蚀精神涣散的官员群体,让人萌发“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千里为官只为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不良念头,进而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和事业观,影响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其次,腐败亚文化具有明显的群体化和隐蔽化。在近年来揭露的大案要案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很多案件具有“窝案”“串案”的特点,大大小小的“老虎”身边,常常围绕着一群蝇营狗苟的逐利之徒。腐败亚文化的影响从个人蔓延至局部乃至整体,若廉洁风气不盛,制度笼子未牢固,极易造成局部地区或一个单位的大面积腐败现象,合谋行为、塌方式腐败等就会发生。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亚文化也愈发的隐蔽化,“微腐败”相较于“大贪”“巨腐”更容易被人们忽视,“微信红包”“网购赠礼”“沟通饭”等“披上马甲”的官场互动行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寻常事”。这种故意模糊交往边界、隐匿恶性行为的腐败亚文化值得我们留意和警醒。

最后,腐败亚文化出现“民俗化”和“落势化”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南亚的许多国家之所以腐败盛行,是因为存在着“腐败民俗学”。“‘腐败民俗学’,即人民相信腐败和与此相伴随的情感”,在这样一种特殊社会文化的笼罩下,“它容易使人认为,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自认为应当效忠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并且“如果腐败变得理所当然,愤恨就会基本上变成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4]当然,缪尔达尔本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则是十分鲜明的:“腐败民俗学本身是有害的。”[4]如果说“腐败民俗学”这一概念显得有些夸大,那么其反映出的腐败行为的扩散,特别是腐败的“落势化”现象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干部下落,这表明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5]“民俗化”“落势化”现象与传统政治文化相嵌合,成為部分人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就容易形成一种与主流价值相悖的矛盾社会心理,人们一方面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有着“病态向往”,希望也能腐败一回,从腐败亚文化中受益。就算有官员落马,也被认为只是运气不好,对腐败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暧昧态度,这极不利于腐败“零容忍”氛围的有效形成。

二、腐败亚文化新特征成因解析

腐败行为的产生固然与权力、制度等关键因素紧密相关,但是权力、制度等因素从本质意义上而言,它们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形式,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可以说,腐败亚文化是腐败行为产生及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这种“文化土壤”会随着时代变迁,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促动下发生一些“变异”。具体而言则有如下致变因子:

(一)认知偏差

认知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而认知偏差则是以主观意识建立的社会现实,其往往与客观现实存在着一定差距。腐败官员的认知偏差往往源于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对权力期望和自身需求的认识偏差。很多腐败分子在踏上仕途之初,在尚未贪污腐败之前,往往也是有着为国为民的情怀,希望有一番作为,也是领导者、同事、百姓眼中的有德有才之辈。之后,随着官本位思想的逐步发酵,他们对权力和角色的期望就发生了变化,将手中公权看做特权,认为有了权力便是拥有了一切,全然忘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官并非是“官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而一旦受到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金钱及物质享受的诱惑,他们提升自身地位及经济实力的畸形需求被不断地激发,引发心理扭曲和行为变异,最终陷入腐败泥潭而无力自拔。

另一方面是社会对腐败行为的认知偏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即对腐败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腐败有益。一些外国学者公开表明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腐败存在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润滑剂”,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容忍的“必要代价”。[6]部分官员甚至一些能吏,认为为了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上级机关或官员、商人保持密切联系,采取诸如“跑步钱进”“哥们友谊”等变相利益往来。认为这是为了地区、部门等“公共利益”着想,而非为了个人私利考虑。甚至还有官员错误地认为收受好处行为是在以自身劳动进行“等价交换”,这种双方互惠行径属于正常现象。

(二)心理诱因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将人的行为分为有意识部分和无意识部分,其中无意识部分也称作潜意识,无意识很大程度上驱动了人格的发展。而无意识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与本能有关的欲望部分,这些欲望和冲动因受到禁忌和法律等的控制而被压抑到“意识”之下,虽然不被“意识”到但未被泯灭,仍在不断活动,随时有可能被召唤回“意识”之中。在“无意识”地驱动下,腐败分子潜藏的欲望被召回“意识”之中,产生腐败心理,多种腐败心理共同作用则会导致腐败亚文化的滋生蔓延,乃至产生腐败行为。

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趋利避害、冒险投机、自以为自身腐败行为可瞒天过海不易被人察觉发现的侥幸心理;在手握权力期间趁势捞一笔以免离岗无权而错失良机的过时心理;被腐败带来的利益吸引和诱惑,跟随、盲从他人的趋同心理;认为腐败的惩戒带来的后果威胁远不及官员腐败所得的巨大利润诱惑力度大,腐败所带来的价值远高于腐败成本的投机心理;把公权作为特殊权利,不断追求超出法律政策规定和工作职权之外的权外之权的特权心理;不断强求与自身实际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物质享受的贪婪心理等等。腐败心理是诱发腐败亚文化蔓延导致官员腐败行为的直接内因。

(三)价值“越轨”

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反文化都具备文化的“继承性”“发展性”。“文化的传承是人与人之间持续的互动,是活生生的,也是能动的事情。”[7]这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人们会根据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有选择性地习得文化,亚文化同样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一方面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发生剧烈变迁。从历史来看,“多数文化与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统一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8]社会结构的分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导致民众对腐败亚文化态度出现偏离。同时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对社会群体利益机制进行调整,对不同层次的社会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群体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又是多种多样,形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利益群体,进而导致腐败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多元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碰撞,进而产生边缘文化,成为腐败亚文化产生和变化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浪潮中,通过各种媒体与交流渠道,西方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传播宣扬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部分国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受其影响侵蚀颇深,其中不良西方文化成为腐败亚文化变化的一大源动力。

(四)制度“笼子”不严密

一方面,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健全,转型时期治理机制和制度的缺陷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治理关系尚未完全厘清,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还未达到,这些都给腐败亚文化的滋生留下了缝隙空间。制度不完善就容易为公权力介入市场创造机会,寻求腐败受益的可能性和概率就大大增加,以致于孳生权钱、权物、权色交易,形成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

另一方面,政治监督体制不够科学,合力效果不明显。形成腐败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部分党政干部的权力集中有关。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一把手”领导干部,罔顾责任担当,大搞权钱交易,践踏社会公平,正因如此,社会风气才倒向“关系论”,弥散出权力“任性”的腐败亚文化。由于权力配置上的不科学和不对称,导致监督制衡难。制约和监督都是十分重要的控权机制,但是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度的制约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9]同体监督强,异体监督弱,就体制内监督而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从监督时序来看,“前期发病后期治”,亦即事前监督乏力,事后处理无力。对于新常态下部分官员出现的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现象还无法实现精准监督的全覆盖。实际上,现有的监督格局中监督主体不少,但是由于监督管理机制不够科学,呈现出要么反复监督要么监督“碎片化”,无法形成强大合力。

三、矫治腐败亚文化的实践路径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审视腐败亚文化,理清其来龙去脉,客观分析其成因,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不断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

行为是个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现实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中不乏消极思想、落后文化等因素的刺激和诱惑,为防止少数官员在腐败心理的作用下犯下腐败行为,党和政府必须建立预防和杜绝腐败的心理机制,通过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預,筑牢防腐和反腐的心理防线。

首先,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培养官员的健全人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需要理论的武装,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之所以会犯下错误,必然与科学理论素养缺乏密切相关。在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反腐败战略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思维来明辨是非,抵制腐败。按照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把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作为根本,把深化理论武装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提高分析判断事物和问题的能力,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廉洁发展的动力来源。积极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培育良好的道德人格,形成廉洁自律、公道守信、尽职履责、克己奉公的良好品格,从而提升抵抗腐败亚文化的“免疫力”。

其次,树立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官员的抵腐定力。需求是一切行为的原始驱动力,当党员干部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公权力来满足其贪婪化的“超需求”。因此需要适当提高官员,尤其是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福利水平,满足其合理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运用负激励来遏制其不合理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逃不开交换原则,畸形的权钱、权色、权物交易会层出不穷,还需要党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做到自尊、自爱、自律、自省,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广大党员应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以自身优良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群。

最后,关注官员心理健康,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和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腐败亚文化产生与其背后的隐秘机制,诸如“渴望获利”的心理、偏好捷径的心理等密切相关,因此对官员的心理干预显得必要。应在公务员管理过程中积极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定期对干部进行心理评估,建立心理档案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施以有效的诊疗手段和防治方案。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对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压力、困惑、倦怠等心境变化进行疏导,通过专业人士和团体的心理辅导,努力化解官员的职业压力和焦虑,摆正心态,从而提高官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以积极心态抵制不良风气造成的心理干扰。

(二)不断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

文化是制度之母,廉政文化是制度反腐之魂。廉政文化,即人们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的体现,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腐败治理从过去的侧重“以反为主”向今后的“以防为主,反防结合”模式转变的基石。[10]

中国传统优秀廉政文化、马列主义的廉政文化、西方先进的廉政文化等廉政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科学性和进步性,构成了治理“腐败亚文化”重要的精神宝库。在文化流变的过程中,腐败亚文化与廉政文化之间会发生碰撞、转变和革新等,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主导力量,挤压腐败亚文化生存的空间,进而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亚文化滋生的土壤。

一方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要有适应时代要求的先进文化的理念和精髓,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香港、新西兰等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廉政文化传统,将它们有机融入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文化体系。其次,创新廉政文化宣传平台。全方位、多途径地进行宣传,在传统的廉政汇演、展览、征文等宣传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网络宣传载体。

另一方面,加强廉政文化教育。教育是影响改变人身心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强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道德情操和宗旨观念等方面的教育和学习,将之作为廉政文化教育的重点,给思想“补钙”,为精神“除尘”,对照正反典型见贤思齐、检身正己。同时根据不同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了解党员思想状况,抓住关键环节,加强典型教育,有针对性地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对症下药,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打造抵制腐败亚文化的一道重要“防火墙”。

(三)不断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归根结底,权力运行失范与否是触发腐败亚文化涌动和扩散的核心,因此需要用健全的制度祛除“腐败亚文化”,以健全的制度设计管好权、用好权,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明的法纪自然可以驱散“腐败亚文化”。

明晰权责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打造治理腐败亚文化的制度盾牌。遏制腐败亚文化关键就在于建立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要求,确权明责,建立健全权力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现象,对制度进行廉洁体检与评估,消除制度本身的廉洁风险,打造制度建设升级版,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亚文化生存的土壤。”[1]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和考核评估机制。“随着权力结构的改革和完善……将有利于保证看得见的管得着,顶得住的站得住,干得好的上得去”[11]。通过建构一套合理的评价体系,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评估,进一步细化和分类化考核和评估内容,将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充分应用考核结果,針对当前出现的不作为、慢作为和假作为等现象,应加大问责力度,提高惩治威慑力,逐步培育对微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健全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编织权力的制度围栏,打造抵制腐败亚文化的制度屏障。权力运行的人民监督机制是反腐的关键,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不断拓宽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党员的监督作用,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将领导集体的民主决策和权力运作过程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从而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的权威化。另一方面要完善异体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执政党以外政治主体的监督力量,主动接受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的监督、质询和问责等,做到依法、公开、透明,在有序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监督合力,并使外部监督力量规范化、法制化和常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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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爱平.腐败民俗化倾向加重的原因剖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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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伯海,田雪梅.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建设的互动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84.

[11] 李永忠.论制度反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9.

责任编校    王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