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艺术作品价值判定入手;第一部分，以马塞尔杜尚的作品《泉》为研究对象。抛出“灵光”已死的概念。第二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艺术的先锋性与前卫性，其在个体与微观的角度出发，建构出自身独特的艺术工作方式。并结合当下社会结构产生出一种新的语言表现形式。故此，结尾笔者提出个人化的‘微观政治’概念。

关键词：社会学;后现代;微观政治;当代艺术;个体化

判断一件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不在于一个作品是否涉及重大的形式创新，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普世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作品与当下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作品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伊始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换言之，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被颠覆的艺术史之间的冲突与张力，马塞尔·杜尚在1917年创作的作品《泉》，在2005年当选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被其击败的，包括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和安迪·沃霍尔的《金色玛丽莲》。这种现在在21世纪不会再出现，同时这种现象为我们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他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1]（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换句话就是‘变革’比变革本身更重要，‘创新’比创新本身更重要。

他们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的理由是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无性，原因是个体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科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理由是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权力存在依存的关系，个体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同时晚年福柯也提出：个人要从被他人转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为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与构建金字塔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2]（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总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语境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精神性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体至于规范性约束下的精神霸权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物质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范性权力意识形态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与快感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快感’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快感’‘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

当代艺术对于当下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当下社会现象做出的反应。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当代生活的前提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他们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体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人自我转变，自我重塑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冲破既有范式的决心。

参考文献：

[1]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2]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总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作者简介：姜北（1990.6—），女，汉族，籍贯：河北保定，保定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方向教师，硕士学位，专业：实验艺术，研究方向：实验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