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敏 吴世雄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350007；福建农林大学，福州 350002)

提 要：作为以现代—共时视角为主体的认知隐喻研究的重要补充，历史/历时视角的隐喻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为认知隐喻理论贡献出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外的认知隐喻学界引起关注。本文根据近十多年来国外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评述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的理论依据、模式、方法和理论成果，探讨当前国外历时视角隐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1 引言

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机制和思维方法，其本质是“以一事件或经验来理解和经历另一事件或经验”。作为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重要窗口，概念隐喻理论经过学科内(认知语义、认知语法等)及跨学科(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的理论拓展和基于语料库的跨语言比较等实证研究的检验和修正，逐渐成为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为人类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意义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然而，为数众多的隐喻研究主要采用现代语料的共时视角进行分析，而历史/历时视角的隐喻研究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从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去甚远。直到2007年8月，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才第一次开设历时隐喻研究专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当代认知语言学寻找通用模式的困境”和“认知语言学家的忽视”(吴世雄等2016:81-8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认知语言学者已开始关注到对历史/历时视角的忽视，相关的隐喻研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CLR)于2010年和2015年分别推出两本论文集，集中收录历史认知语言学和历史/历时视角隐/转喻研究，介绍国际历史/历时认知研究的趋势和发展。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数量较多，方法也比较成熟，理论视角丰富，对国内学者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依据、模式、方法、理论成果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外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加以梳理并分析这些研究仍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以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2 国外历史/历时视角认知隐喻研究的理论依据

对语言进行历史/历时视角的研究绝非认知语言学的创举，早在前结构主义(Prestructuralism)时期，历史语言学家们就对语言的起源、变化和发展进行过各种研究。研究对象上，早期的新语法学派尝试通过基于同源结构连续性的语音演变的研究以探求特定的语言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Osthoff, Brugmann 1878; Delbrück 1919)。之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将语言变化的着眼点置于与整体系统相关的结构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对于语言历时结构的研究开始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Bynon 1977)，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得以迅速发展至今，当然其中的侧重点在各个阶段会有所不同(Trim 2011：44)。尽管如此，历史/历时的语言研究相对于共时研究始终处于边缘的地位。尤其是由于结构主义对语言系统和结构共时范式的追求以及乔姆斯基生成学派将语言历时的知识排除在人类语言认知之外，语言共时和历时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Winters 2010:3)。长期以来，历史/历时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在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结构层面上展开，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才开始出现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对概念映射及其相关语言成分的历时研究。

总体而言，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语言的历史性显而易见。首先，语言的体验性基础决定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这些体验不仅包括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也包括不同语言种族各自的历史及文化经验。正如Bybee所说，“共时状态必须置于被创造时的一系列因素下加以理解，即我们必须考量历时的维度”(Bybee 1988:351)。其次，基于使用的语言本质上是动态的系统。在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式看来，语言系统(system)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lingua)和语言使用，即言语(parole)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为了达到交际的高效性，语言团体现有的规范会引导并制约个体的语言使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交际需要，语言使用者的言语行为不断调整，从而带来日积月累的变化，推动语言的演化和发展。因此，只有从跨时间维度上考量动态的发展体系才可能还原语言的发展轨迹和全貌。这样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契合前结构主义的两大概念基石：一是对基于特定认知机制的个体行为创造意义变化的心理概念；二是这些个体行为如何最终成就语言整体变化的语用概念。可以说，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历史观与现代语言学史上最早的语义研究传统关系密切，二者都致力于研究语义变化背后的概念机制。(Geeraerts 2010:334-350)

从认知隐喻的角度来看，Lakoff和Johnson(1980)对概念隐喻的定义本身已超越语言层面的修辞现象，意指利用既有和已知的认知域去类比未知域的基本认知机制。在认知层面，隐喻是拓展认知疆界的基本手段；落实到语言层面，隐喻是一个将已有的语言形式用于表达与其传统意义不完全一致但具有相似意义的创造性过程(Kövecses 2002)。基于此定义，Smith和Höfler(2015)从符号象似性和语法演化入手，指出隐喻在人类语言演化中扮演支柱性的角色：语言的演化有赖于在个体交际互动中利用隐喻来创造新的形式与意义组合，这些新的组合经过不断使用，而成为规约化的语言形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最终推动语言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历时角度隐喻研究的目标就是以语言的产生和演变为观察对象，对隐喻性的语言进行历时描述和规律总结，从中揭示认知与语言的相互关系。

3 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的模式

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涉及多种类型，划分标准也各有不同。

3.1 以研究方法为标准

Geeraerts将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分为历史学和类型学两种(Geeraerts 2010：344-345)。历史方法的隐喻研究主要以Fabiszak(2001)、Tissari(2001)、Gevaert(2005)、Trim(2007，2011)等为代表，选择某种隐喻类型或是某个隐喻表达特别丰富的语域范畴(如情感隐喻等)，对其进行历时观察。其主要研究目标在于描述该语域的概念化过程及变化，旨在探究普遍的历时隐喻发展模式和路径。Tissari(2001)的研究利用语料库收集15世纪到当代3个不同历史时期(1418-1500，1500-1700，1960至今)以空间、时间和感官知觉为来源域的爱情词汇隐喻，分析不同类型爱情隐喻模式，发现15世纪以来爱情隐喻模式并未发生太多变化，其中以空间为来源域的爱情隐喻数量最多，并可细分为“容量”“数量”和“交换”3个子集。而概念隐喻“爱情是经济交换中的(贵重商品)”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Trim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中选取文本语料，摘选贝奥武夫、乔叟、莎士比亚等人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进行研究。Trim(2007，2011)的研究表明，概念隐喻可能存在“历时普遍性的假设”或至少存在一种“长期的历时模式”，如“人生是旅程”及“爱情是火”等概念隐喻都长期存在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系的各个历史时期。Trim(2007，2011)总结隐喻历时演变的通用模式，并开创性地提出历时隐喻的6个主要研究参数：从环境的知觉中产生的概念化的思维过程；语言结构的角色；通用机制对长期隐喻路径的影响；文化的主要问题；历时凸显性的复杂特征；被选择进行隐喻分析的语义域类型。

类型学的方法则是在尽可能多的语言中选取普遍存在的隐喻类型为研究对象，探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历史联系，以解答为何某些隐喻类型比其他隐喻更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Heine 2004)。然而这种寻求普遍隐喻类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转而发现一些特定的隐喻专属于某种语言类型或文化(Wilkins 1996)。

3.2 以研究语料的时间跨度为标准

Mischler(2013)以研究语料涉及的时间跨度为划分标准，总结出以下两种模式：共时—历史隐喻研究和历时隐喻研究。

共时—历史隐喻研究就是选取某个时期的隐喻语料，或将某个历史时期的隐喻语料和现今的隐喻语料加以对比，通过追溯语料反映的隐喻模式和历史文化观念，探讨历史文化模型对当今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影响，因此它也称为“特定时期”(point-in-time)的隐喻研究。由于年代久远，隐喻语料的理据很可能已经丧失或变得不可理喻，因此给共时—历史隐喻研究增加不小的难度。尽管如此，此类研究还是取得不小的成果(Bertuol 2001；Geeraerts, Grondelaers 1995；Slingerland 2004；Wiseman 2007)， 向我们揭示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语言形式之中,概念隐喻的系统研究离不开共时—历史隐喻研究。Geeraerts和Grondelaers通过艺术和医学的相关历史证据证明，古代医学中的“四种体液说”与英语和荷兰语中的愤怒词汇隐喻紧密相关，指出“共时的一词多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历时发展的反映”，揭示出文化理念是产生隐喻表达的重要理据之一(Geeraerts, Grondelaers 1995：177)。

然而，尽管共时—历史隐喻研究选取的可能是历史语料，能够展现不同历史时期隐喻和文化模型状态的关联，但其研究视角仍是共时静态的，因此无法还原这些模型动态变化的过程。而历时隐喻研究指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着眼于反映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演变过程的研究。目前，历时隐喻的研究对象大量集中在情感隐喻范畴。由于情感隐喻属于基本隐喻，源域和目标域都属于人类的直接感知体验，其隐喻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及跨语言和跨时期的潜在普遍性使其成为历时隐喻研究的最佳选择之一。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Gevaert(2002)对古英语中表示愤怒的词汇展开的历时词频分析。该研究语料分别选自公元850年以前，850-950年之间及950-1050年这3个时间段，努力保证语料分布均匀，比较好地揭示出3个古英语时期的愤怒隐喻概念的历时认知演变。该研究表明，在每个历史时期表达愤怒隐喻概念的词的出现频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波动，同时与热相关的愤怒隐喻词汇的数量也有相应的变化。Gevaert认为，愤怒的概念化模式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总体平稳，但在中世纪却出现巨大波动，显然是受到体液说的影响(Gevaert 2002:294)。而后Gevaert和Geeraerts利用之前的语料对古英语中heart和mood 的复合词汇进行词源分析，发现mood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理智思维、感觉和意义”的原义项；heart的复合词有着与mood复合词一样的语义范围；但在思维的概念化中，heart相较于mood而言，是次要较小的意象。他们建议，相较于对概念隐喻层次进行纯语义分析，对词义进行词源考察是发掘词汇原义和隐喻义程度更有效的途径(Geeraerts, Gevaert 2008:339-340)。可见，总体而言，历史—历时视角的隐喻研究超越内省式的直觉判断和理论假设，更偏向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研究，符合认知语言学向实证研究转向的趋势。

4 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的方法

4.1 语料库方法

由于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实证性的需要，语料库成为其最常见的研究手段。语料库方法自下而上的系统分析，有助于纠正传统内省法所产生的理论偏差(周运会 吴世雄 2015)。Tognini-Bonelli(2001) 把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和语料库驱动法(Teubert,ermkov2009:57) 。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多采用前者，一般先提出理论假设，从不同时期的语料库中分别提取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论证和检验，或用历时语料库数据验证或驳斥已有的语言理论。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是Koivisto-Alanko和Tissari(2006)对英语词汇mind，reason，wit，love 和fear的隐喻表达的研究。他们分别从两个早期现代英语语料库和两个当代英语语料库中提取语料。早期现代英语语料来自词量约45万的早期英语函电样本语料库(The Corpus of Early English Correspondence Sampler, 简称CEECS)和词量约157万的赫尔辛基英语文本语料库(The Helsinki Corpus of English Texts，简称HC)。当代英语语料来自词量约100万的弗莱堡—布朗语料库(The Freiburg-Brown Corpus，简称FROWN)和弗莱堡LOB语料库(The Freiburg-LOB Corpus, 简称FLOB)。作者通过语料库中这4个词汇的并发频率(frequency of concurrence)探索其代表的认知隐喻及其历时变化，并对此前关于这些词汇的认知研究加以评估和检验。 Ding和Noёl(2014)则针对英语中表达悲伤的容器隐喻展开基于语料库的历时研究。该研究的语料取材广泛，包含长达6个世纪(15-20世纪)的不同时期的英语，分别检索自在线文学(Literature Online)、在线早期英语书籍(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简称BNC)。作者用sadness及其古代拼写变体sadnes,sadnesse作为检索词条，穷尽式地调取语料库中所有相关语料，继而去除重复及语料年份不符合要求的部分，按世纪为期分类检索结果。研究表明，表达悲伤的容器主要有3种类型：

(1)人体及身体内部或被认为是与身体内部相关的部分，如心脏、灵魂等；

(2)外在身体器官和身体的各种表面特征，如眼睛和声音等；

(3)与人体不相关的容器，如房间等。

经过比对不同世纪的语料词频及比例，他们发现在6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除第三种类型的出现率基本保持平稳外，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出现率发生较大程度的历时波动，即第一类型的出现率明显上升，第二类型的出现率显著下降。他们进一步推论，该历时变化可能与身体和情感的社会认知变化，尤其是体液说理论的逐步“祛魅”直接相关。该结论与Gevaert(2002)的研究都揭示出隐喻语料的历时研究对于人类文化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价值。

语料库方法是目前隐喻历时研究的主流，但当代英语语料库被研究者频繁应用，提供历史语料的英语语料库还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笔者根据历史/历时隐喻研究文献及对英语历史/历时语料库的检索，整理出以下目录(见表1)。

4.2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历史/历时隐喻研究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观认为语言结构在语言使用中产生并形成，想要充分理解语言结构必须将语言置于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境中加以考察。同时，隐喻涉及的概念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言语社团共享的文化产物，因此，隐喻语言是了解言语社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一扇窗口。尽管如此，相较于语用学及其他人文学科，概念隐喻理论却在很长时间以来未将语境因素纳入隐喻意义形成模式的研究范畴，并因此受到多方面批评(Kövecses 2015:xi)。这一局面随着近十几年来多位认知语言学家的尝试得以改善 (Goatly 2007；Musolff 2006；Charteris-Black 2004； Kövecses 2005，2015)，如今已建立起隐喻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和方法，成为认知隐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历时的隐喻话语分析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以历史隐喻文本或跨时期隐喻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语篇中隐喻的使用情况和映射方式，揭示其背后的语用意图和文化意蕴。历史/历时隐喻分析重点关注在文本中对概念隐喻解读的延续性或历时变化，并尝试揭示其背后的理据。如Musolff在“隐喻脚本”和“隐喻语篇生涯”(Musolff 2006，2007)的理论框架下，选用中世纪的《论政府原理》(John of Salisbury著)、17世纪的《利维坦》(Thomas Hobbes著)以及20世纪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Hitler著)中反映概念隐喻“国家是身体”的语篇进行文本分析，以探讨它们在语用目的上的延续性和隐喻解读方面的变化。作者指出，带有历史观的隐喻分析能帮助我们勾勒出认知语篇发展的历史轨迹，若采用剥离历史观的纯“自然主义”的解读方式将会错失隐喻语篇的重要语用意义。该研究还对隐喻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简单地将概念隐喻的发展轨迹归纳为“产生—规约化—死亡—再生”无法解释隐喻映射的各种层次同时并存使用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历史/历时隐喻话语分析将语言置于历史/历时情境下考察，以篇章隐喻为切入点，还原语言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能够为语言的解释提供更加完整的图像，成为分析语言与文化双向互动的有力工具。

表1 历史/历时英语语料库汇总表

4.3 词源考证

隐喻研究的词源考证方法脱胎于历史语义学，认为语词的词源意义是语言原初历史的写照和古代文化的活化石，考察语词的词源意义可以揭示隐喻在语义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反映人类经验的历史积蕴。隐喻研究和词源考证可形成相互印证并相互推进的关系：一方面，词源考证揭示词语的原初语义并考证其最初的理据性，而隐喻作为产生词义的延伸和扩张的重要机制，为词义的理据提供印证。另一方面，词源考证所揭示词语的原初语义未必是词语的第一词典义，可以避免将词语的第一词典义错当隐喻理据的谬误，同时词源追溯还可以展现隐喻逐渐失去其隐喻张力的词汇化过程。Allan(2008)的著作《隐喻与转喻：一种历时路径》(MetaphorandMetonymy:ADiachronicApproach)是将词源方法应用到隐喻和转喻现象系统研究的成功范例。作者收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在线英语历史词典(TheHistoricalThesaurusofEnglish)和牛津英语词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中目标域为“智力”(intelligence)的隐喻词汇自建语料库，分别对来源域为“感官”(senses)、“密度”(density)、“动物”(animals)范畴的词语进行词源考证和语义追踪，以确认词语的原初义并展现语义变化的不同阶段。研究发现，许多语言表达的来源并非我们原本的想象，在经过词源考证后发现与词源证据不相符合，而从词根及词源入手，可以揭示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原初联系和映射理据。这种将语料库和词源考证相结合的隐喻研究方法可提高研究的可信度。

5 国外历史/历时视角隐喻研究成果

5.1 修正并完善现有的认知隐喻理论

尽管Lakoff等关于认知隐喻的理论探讨已经在宏观层面建立起关于认知和语言间的关系，即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认知的反映。但在具体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层面，还需要来自跨文化跨语言以及跨时间的实证研究来不断地检验和丰富。这些年来的相关历时研究在这些方面做过各种尝试，不断补充并完善现有的认知隐喻理论。Sweetser (1990)的著作FromEtymologytoPragmatics：Me-taphoricalandCulturalAspectsofSemanticStructure从词汇的词源到一词多义，以及话语的语用模糊现象入手，发现其背后的机制都指向两个不同功能的语义域之间词形或词义上的隐喻转移(metaphorical transfer)。从历时的角度上看，语义发展呈现出从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域到精神上的客观知识和主观情感域，直至话语行为域的单一方向的发展路径。

伴随历史/历时研究的发展，认知隐喻理论也受到来自历史/历时语料的挑战和质疑。以Sweetser (1990)为代表的研究已让学界达成广泛共识，即隐喻机制是词语词义拓展的动因，词语的非隐喻义出现在隐喻义之前，并成为隐喻义产生的基础和理据。然而后续的历时研究却对此结论提出异议， Allan(2008)对以senses 为来源域、intelligence为目标域的词汇隐喻进行词源考察。结果表明，尽管大部分词条的具体义发生在抽象义之前，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抽象义与具体义并存，即作为来源义的义项在出现时间上并不必然优先于隐喻义。也就是说，词义拓展的路径并非仅限于具体到抽象的单一方向。这一基于语料实证的历时研究结果也对认知隐喻理论的基本假设，即认定人的认知是以具体的身体经验为起点，并通过隐喻投射形成抽象概念的假设提出挑战。

5.2 对具身化和文化地位的探讨

具身化(Embodiment)是Lakoff等(Lakoff, Johnson 1980，1999；Lakoff 1987,1993)提出的认知隐喻学说的哲学基础，也是体验哲学的核心概念。具身化假说认为，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概念化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生物技能以及我们在环境中活动而得来的身体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之上(Lakoff 1987:267)。概念化认知过程从人类身体活动的感知经验出发，提炼出基本概念范畴和意象图式，再经由隐喻和其他概念机制(如转喻、概念合成等)与身体经验发生联系，从而形成认知概念体系。体验哲学和具身化假说一度备受推崇，将身体经验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更是成为广泛的共时研究中对不同语言中共有概念隐喻的有力解释。然而，人们对身体经验的感知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身体经验和文化因素在人类概念化过程中的影响孰轻孰重，二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联系，也引起学界的热烈探讨(Gibbs, Bogdonovich 1999；Johnson 1987；Yu 2007)。在这一背景下，历时的隐喻研究则超越共时层面对不同语种中隐喻的共性和个性的探讨，从概念隐喻的历时变迁中挖掘隐喻理据，揭示文化因素在概念化过程和语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揭示概念隐喻产生、规约化和消亡的文化动因。(Allan 2008, Sweetser 1990) 同时，历时研究发现隐喻的凸显性(saliency)随时间波动，很多时候隐喻的消失并不等同于彻底的消亡，有可能是暂时的隐藏。这种凸显性波动也离不开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Trim 2011)。

5.3 历时隐喻发展路径及其对历史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启示

历时隐喻研究的另一大理论贡献是对语言历时发展路径的探索。历史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被继承，同时又在不断被创造的流动的基于使用的复杂体系。语言系统的发展和演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微观层面指个人即时的、基于情境(situated-based)的语言活动；宏观层面是语言作为整体呈现的模式、规律和状态。这两个层面之间形成一种非线性、交互式的循环。语言使用者从宏观语言系统中继承和习得语言模式，并在每一个微观层面的语言活动中创造，加强或弱化某种语言形式的突显性和频率(frequency)。这些语言活动无时不在构建和组成语言的整体状态。当某种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语言的模式产生影响。同时整体的语言系统又在不断地影响和规约每一个言语社区成员之间的即时语言互动。Frank和Gontier建议应借鉴生物学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理论框架,调整语言研究个别化、历时—共时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将历时的语言认知演化和基于使用的大量自然语言材料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展开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以构建语言动态发展的模型(Frank, Gontier 2011:31-57)。从这个意义上说， Trim(2011)等的历时隐喻研究将历史文化背景、隐喻凸显性、语义域类型等多种参数纳入隐喻历时发展路径的研究，力图还原语言发展的动态情境，无疑会更好地揭示语言的复杂性和适应性。

6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6.1 目前存在的问题

历时隐喻研究目前主要存在语料和研究角度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历时隐喻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历史/历时语料库中的语料尚未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当时历史时期的语言使用情况。认知语言观强调在语言使用中把握语言和认知的关系，然而历时语料，尤其是上古时期的文字资料，主要集中于文学和史学文献，并不能全面地反应各个时期社会阶层及其认知思维的动态变化。同时，古语词典或词源词典的信息精确度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提升。 Allan指出由于编撰者的主观性和信息局限，牛津英语词典的前两个版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语料的词源信息是不完整或不精确的，因此在第三版的修订过程中不得不进行大量修改(Allan 2008：17-21)。比如，第二版中有245个标注为16世纪首次出现的词条，其中42%的词条重新调整首次出现时间。这必然让之前基于该词典的实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然而，正如Allan所说，“只有当一部历史词典是收集某个历史时期所有现存资料的完全封闭的语料库，才可能给出确定无误的词条首次出现的日期”，而这样的历史词典显然不存在(同上：20)。因此，为了避免因词典信息谬误带来的错误判断，历时语言学研究者须采用多个词典的交互引证，以尽可能地接近精确的语料词源信息，从而提高语料分析和论断的合理性。在研究视角方面，Geeraerts指出历时隐喻研究存在4类谬误，即过于重视词语的原型语义而忽视其历史语义；过于重视语义学视角而忽视名称学视角；过于重视自然经验而忽视认知过程的文化背景；过于重视语言隐喻化过程而忽视语言去原义化和再阐释化过程(Geeraerts 2015:15-26)。

6.2 发展方向

基于以上对历史/历时隐喻研究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应朝向探索跨语言比较和寻求跨学科融合的方向继续前进。首先，既然认知隐喻研究旨在寻求语言共性，探讨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则单语源的研究证据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跨语言的研究支持。目前国内学者吴世雄课题组采用伍铁平(1984,1985)提出的比较词源互证方法，已证明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可利用《说文解字》《诗经》等国学经典进行英汉语比较研究。同时，历史/历时隐喻研究还应该积极寻求跨学科融合，将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理论应用于隐喻研究，揭示文化在语言发展和思维模式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7 结束语

尽管相较于数量庞大的共时隐喻研究而言，历史/历时隐喻研究依然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已意识到共时与历时研究的互补依存关系。孙亚等(2017)评述国外隐喻研究发展现状及趋势，指出近年隐喻研究显示出生态进化论的发展路径，即通过研究不同话语事件中的隐喻模式以追溯隐喻因时间而产生的演变。这其实就是隐喻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国外的历史/历时隐喻研究在对概念隐喻理论的检验和修正、探索文化与具身化关系以及构建动态语言发展模式方面已经率先做出尝试，得到丰硕的理论成果。国内的吴世雄等(吴世雄等 2016，周运会 吴世雄 2015) 学者将认知隐喻理论应用于中国古汉语字(词)词源和词形研究，努力探索历史/历时隐喻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对国外历时隐喻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期望能够抛砖引玉，激发更多对历史/历时隐喻的研究，为认知隐喻的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