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在翻译方面，特别是军事学术翻译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重要见解与贡献，很少为人所知。

戎马倥偬中坚持翻译工作

1930年4日，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精通俄文的刘伯承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宝贵的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刘伯承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对军事教育事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53年夏天，刘伯承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譯，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摘自《人民政协报》 刘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