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丝绸之路的宗教美术创新主要有新材料、新结构和新领域三条路径，其中新结构创新的成果最多，新领域创新的难度最大，也最为期待。在中国语境下，石窟艺术研究成果最多，墓室壁画研究则缺少系统性成果。通过墓室壁画的遗存梳理可以发现，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同时可以发现墓室壁画在佛教初传时期给予的支持比道教美术更加明确，孔望山摩崖造像是典型案例。在世界语境下，墓室壁画可以划分出中国及周边分布区、地中海沿岸分布区和中美洲分布区三个主要分布区，划分出彩绘墓室壁画、浅浮雕墓室壁画和线刻墓室壁画三个主要类型，以及划分出连续性生死转化和中断性生死转化两个信仰体系。由此，世界墓室壁画比较是一个创新明确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墓室壁画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获得更高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覆盖面。

关键词：墓室壁画; 丝绸之路; 宗教美术; 创新

中图分类号：J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1-0017-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1.004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宣传和经济发展的推动，相关理论方面的创新要求也越来越明确和急迫。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中，宗教美术是一个重要领域，参与者多，成果也非常丰富。梳理这些成果后可以发现，这个领域中的成果又多是在佛教美术的研究领域里展开。在宗教美术研究领域中，墓室壁画是一个重要门类，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遗存，同时又与丝绸之路文明有着很高的相关性，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墓室壁画的关注不够。丝绸之路是一条古老的文化交流通衢大道，在“一带一路”的当代语境中能不能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们梳理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创新路径、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三个维度来探讨墓室壁画在丝绸之路语境下可以获得的创新空间。

从理论创新维度讨论墓室壁画在丝绸之路宗教美术方向中可以提供的研究空间，同时讨论墓室壁画在世界比较层面可能展示出来的巨大空间。

一、目前的三个创新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五年，五年来，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如火如荼，在众多学者的热情参与下，同时也有意识地提高了创新的要求。学术创新是学术界的一致追求，就丝绸之路宗教美术研究而言，目前创新主要有三个路径：

其一，新材料层面的创新路径。

新材料层面上的创新路径是被学术界最为向往和关注的，但这样的创新对新发掘考古成果和新发现文献有着特别的依赖。获得新材料即可以创新，没有新材料则创新无法进行，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创新结构。一般而言，新材料成果可遇而不可求，目前的新材料成果主要在境外，如中亚的考古发现、域外汉籍的收集和整理等。

其二，新结构层面的创新路径。

大多数学者都关注这条路径，这方面的创新成果也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这条路径主要是在研究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展研究，相对而言这些成果发表快，数量也比较多。对于有研究积淀的学者而言，也常常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比如：程旭近来出版的两本书：《丝路画语——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和《唐韵胡风——唐墓室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研究结构比较大，书中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方面的材料和理论的熟悉和理解。

其三，新领域层面的创新路径。

新领域层面的创新显然可以带来巨大的学术空间，这样的空间或依靠于新材料，或依靠于新理论，因此新领域创新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新材料带来的新领域，比如邵学成的阿富汗佛教艺术系列研究，由于他有非常丰富的田野考察成果，所以从材料上带来了新的领域[1];一个指向是新理论带来的新领域，比如对犍陀罗重新认识后带来的早期佛教传播研究新成果，如果犍陀罗的原典走向新认识成立，那可能就要重新考察我国北传佛教的传播路径，由此而带来新的领域。[2]新领域最具创造性，但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最多（图1）。

对这样三个路径的创新价值，我们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这样的初步判断：

其一，新结构层面的创新价值。这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主体，成果快，数量多，也显得相对成熟。这些成果中，写作的学者在已有积淀上展开，结构合理，表达也非常流畅。不过，结构创新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是在原有研究成果上展开，研究对象并没有新的改变，许多描述和有一些观点似曾相识，不容易获得好的创新高度和对应评价。

其二，新材料层面的创新价值。新材料获得的路径因人而异，主要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方向。在国内，传世材料上困难比较大，考古材料上则随着当代考古活动的兴盛而获得很多机会。在国外，随着中外合作研究的展开，境外的考古活动和文献整理活动会越来越频繁，这方面将会有许多好的成果出现。特别是其中的境外考古成果，社会影响大，而且这些成果也缺少争议。不过，新材料未必带来新的理论，这是新材料研究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此外，一些新的研究方式也可能带来新材料，比如口述史的编写、大数据的整理等。

其三，新領域层面的创新价值。这方面的创新应当是所有学者的一致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不过难度最大。一方面，没有先例可循，成果可能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理论创新的成果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被认识阶段，这一阶段中不可知因素也最多，比如学术热点的转移、研究条件的改变和学术界的评价等，有些因素甚至可能使研究目标最终偏离或消失;另一方面，操作难度大，新领域开拓时，在新材料上可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展开，在新理论上又可能受到已有知识积累的限制而无法深入。此外，新领域的创新价值被认可有一个过程，大多数有明显的滞后期，周期长是一个客观存在。

在梳理以上三条路径的创新和关注其他路径的创新时，我们还应当注意理论创新的意义。质言之，所有路径的创新，最终都要有理论成果出现。因此，我们在讨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创新时，应当关注墓室壁画在理论创新方面可以提供的学术张力和支持。

二、中国语境下的墓室壁画创新

墓室壁畫的宗教美术价值被普遍关注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如何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创新上的推动，并由此而获得更好的创新成果？从新结构、新材料和新领域三个方面可以作出对应的梳理。

（一）新结构方面的创新

在丝绸之路研究的领域里，宗教美术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成果主要集中在佛教美术领域，而墓室壁画领域则显不足。其中，体系性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影响到对应研究的深入。从新结构方面考虑，中原文化的主导性和遗存分布上的结构性讨论应当具有创新性的张力。

其一，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中具有主导性。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之路，这样的文明交流是双向的，所谓“东渐西被”（《尚书·禹贡》）。不过，目前学术界特别关注“东渐”，对应的研究硕果累累，这样就可能忽视了“西被”，也因此而忽视了中原文化主导性。

从各代墓室壁画遗存的图像中，可以寻找到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特征，比如佛教图像的缺乏。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佛教的东渐传播，中原文化全面接受佛教艺术是在唐代，而唐代墓室壁画的80%遗存集中在京冀地区，这是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决定墓室壁画如此集中的原因显然不是佛教传播的兴盛而是李唐王朝的强大。另外，在墓室壁画的发展史上，墓室建筑中并没有形成佛教图像的体系或独立的体系，这在其他本土宗教美术遗存中是很少见到的现象。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各地宗教美术遗存中普遍存在三教合一造像，这样的造像现象在墓室壁画中则非常少，只是到明清时期才有出现一些三教并列的现象。由此，从墓室壁画的遗存现象看，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中有着主导性作用。这一点，对佛教艺术的本土化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其二，丝绸之路上的墓室壁画遗存有三个分布区。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宗教美术在地域分布上有什么特征？以往学术界关注佛教艺术发展的轨迹，对墓室壁画的分布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我们从墓室壁画遗存的统计上可以发现，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分布区的存在，这样的遗存分布与中原文化的影响直接相关。

具体看，三个分布区围绕着中原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特色。中部是中原文化腹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同时体现出了巨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儒学包容性带来的文化现象。东部和西部是外来的宗教美术首先出现的地区，风格多元化，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其中，东部分布区中，地域文化特色受到关注，而西部分布区中，少数民族特色受到关注，中国墓室壁画的三个分布区，都打上了中原文化影响的烙印，依靠中原文化的指导和影响，墓室壁画在丝绸之路上普遍存在。这一点，可以说宗教美术所承载的中外文明交流走向，同时也说明了中原文化主导性的存在

（二）新材料方面的创新

新材料的创新一般是依赖于新的考古成果，这方面的成果一旦出现就会出现蜂拥而上的场面，比如21世纪以来曹操墓和海昏侯墓的发掘，相关的研究成果占有了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并且是最显著的新闻位置。

新材料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幸运的只能是少部分学者。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而在已有考古成果中有所收获。在丝绸之路语境下，我们对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材料深入梳理后，发现佛教初入阶段并没有从道教美术那里得到支持，而是从反映重生信仰的墓室壁画那里获得了支持。

孔望山摩崖造像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重新发现后，中外学者都予以了极大的热情，论文多，专著也有许多。但是，我们对孔望山摩崖造像遗存梳理后有这样的新发现：首先，缺少道教图像。汉代的道教图像，学者们所举基本上是西王母图像、老子图像和仙人图像这三类，但这三类图像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数量极少，或可能并不存在，至少是没有形成完整的道教图像体系。其实，汉代图像中出现西王母、老子、仙人等图像，不能不加辨析地就认为是道教图像。道教信仰的出现是在东汉中后期，形成影响则时间更晚。但是，汉画像石在西汉后期就已经有了这些图像，并且在东汉初期就已经有了普遍存在的趋势。从遗存现象看，不能够随便将道教图像提前。其次，重生信仰图像最早出现于孔望山摩崖石刻。从遗存的平面图看，孔望山摩崖造像有一个倒T字形的形制结构，中轴线和水平线上主要是墓主人图像等重生信仰图像，中轴线两边和水平线上方是涅槃图等佛教图像。这样的形制结构说明，重生信仰图像在T字形的主干上，佛教图像在主干旁边，由此可以推测两个图像体系在时间上有一个先后，合理的解释是重生信仰首先出现，佛教图像之后才出现。这样的时间差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信息：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图像体系中，佛教图像对重生信仰图像有依附性，或重生信仰图像对佛教图像提供了支持。 相关认识参见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的论述：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道教图像不多。一方面，道教的生命长寿与重生的生命转化都是与长生信仰范畴，重生信仰的图像对道教图像有兼容的可能;另一方面，墓葬图像中，东汉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仙化色彩降低的趋势，道教图像的缺少符合这一趋势。此外，当地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黄巾起义之后地方当局对道教徒的打击，也是道教图像不多的原因（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科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第125-136页）。还可参见汪小洋《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图像体系讨论》（载《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中的相关论述。

质言之，在佛教初入的研究成果中，以往许多学者提到道教美术对佛教美术的支持。不过，我们从孔望山摩崖造像遗存、以及其他汉代墓室壁画的遗存中发现，考古成果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相反，是墓室壁画在佛教初入阶段提供了帮助。这个观点的材料依据就是孔望山摩崖石刻，这是一处东汉后期的墓室壁画遗存。

此外，我们也梳理了道教造像遗存和文献。从现有材料看，道教在早期是反对造像，真正的道教造像、或有文献明确记载的道教造像是在南北朝的刘宋之后，而且是在佛教造像的影响之下。[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佛教美术只能从普遍存在、并且艺术成熟的墓室壁画那里寻找支持，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遗存看，汉代的墓室壁画提供了这样的支持（图2）。

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想：佛教初入阶段是墓室壁画給予了支持，或是依附于墓室壁画而得到传播，道教的帮助是汉代以后的事情。

（三）新理论方面的创新

新理论的寻找基本上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常常是经过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才能够获得一些理论方面的创新。在丝绸之路的语境下，我们在对中国墓室壁画的遗存进行全面梳理后，寻找到了一些新理论的空间，其中有两个观点需要强调。

其一，元代墓室壁画归属与墓室壁画繁荣期。我们曾经提出中国墓室壁画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墓室壁画的兴盛期，时间为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的繁荣期，时间为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墓室壁画的衰退期，时间为元明清时期。[4]

不过，元代的归属一直存在问题。一方面，元代目前有60多个的墓室壁画遗存，就数量而言完全可以与汉、唐、宋墓室壁画遗存媲美，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衰退期的面貌;另一方面，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墓室壁画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发展的，这样就可以与墓室壁画同样遗存丰富的辽、金共同考虑。

在丝绸之路的语境下，我们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性，而这样的主导性来自于中央政权的影响，特别是强大的中央政权影响。因此，我们提出新观点：元代归属中国墓室壁画的繁荣期，并且形成这样的阶段特点：墓室壁画繁荣期经历了唐宋元三大王朝，三大王朝的墓室壁画各具特色，唐代的帝王化，宋代的平民化，元代的多样化。

其二，墓室壁画的面积指标。以往墓室壁画的研究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成果，许多考古报告也不作描述，但是我们用面积指标统计后发现，目前有考古报告的千余座壁画墓中，可以统计的墓室壁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由此而带来三个认识：首先，中国绘画史上最大面积的类型应当是墓室壁画。其次，中国墓室壁画宋代以前就兴盛繁荣，遗存大量存在，而同时期的绘画作品传世很少，所以要说明宋以前的中国绘画发展面貌，必须依靠遗存面积巨大的墓室壁画。再次，墓室壁画遗存数量多而文献极少，传世绘画数量不多但文献记载多，这个现象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图文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和新的结构。

在丝绸之路语境下，墓室壁画的面积指标具有理论意义。从目前遗存统计看，一半以上的遗存在丝绸之路上，而且规格高的壁画墓、具有普遍意义的壁画墓也多数在丝绸之路上，因此墓室壁画的面积指标也可以给丝绸之路研究带来创新创新性的材料。

三、世界语境下的墓室壁画创新

墓室壁画是宗教美术的大宗，走出中国语境，在世界语境中能不能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带来创新成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世界墓室壁画比较几乎是一个空白的学术领域。学术空白带来的困难是明显的，创新的巨大空间当然也是确定的。对于世界墓室壁画比较的创新，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

（一）创新的可能性讨论

首先，墓室壁画是具有一定体量的世界性艺术现象，为墓室壁画的世界比较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墓室壁画是在墓葬建筑中描述彼岸的艺术作品，彼岸存在是这项艺术活动展开的信仰基础，这样的信仰普遍存在，为墓室壁画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世界范围看，墓室壁画的遗存各地都有发现，墓室壁画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美术现象。另外，在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中也有墓室壁画遗存的发现，比如基督教早期传播中就有墓室壁画的创作活动，佛教的窣堵坡中也有图案出现。

其次，中国的墓室壁画研究成果可以为世界墓室壁画的比较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世界范围内，墓室壁画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成果，但中国学术界是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问题始终是一个社会关注点，墓室壁画因此而普遍存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墓室壁画遗存，有最完整的沿革脉络，同时也有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墓室壁画研究的最大学者群就在中国。

最后，“一带一路”的当代意义提出了世界墓室壁画比较的研究要求。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宗教美术成果多在佛教美术领域产生，需要其他领域成果来丰富;另一方面，目前“一带一路”宗教美术研究成果多是向西的方向，世界墓室壁画比较的课题可以覆盖更加广阔的范围。 此外，中国墓室壁画可以提供明确的中国宗教美术理论体系，世界墓室壁画比较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中国面貌的理论体系。

（二）创新的理论准备讨论

世界墓室壁画比较是一个新的领域，一些基础性的理论认识需要得到界定性的描述。我们从两方面来展开：

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墓室壁画理论性认识。其一，从遗存分布体系看，世界墓室壁画遗存集中地主要有三个分布区：中国及周边分布区，地中海沿岸分布区，中美洲分布区。其二，从壁画类型体系看，世界墓室壁画主要有三种类型：彩绘墓室壁画，浅浮雕墓室壁画，线刻墓室壁画。中国及周边分布区各体皆备，地中海沿岸分布区浅浮雕墓室壁画比较多，中美洲分布区彩绘墓室壁画和浅浮雕墓室壁画比较多。其三，从宗教信仰体系看，世界墓室壁画主要有连续性生死转化和中断性生死转化两个信仰体系，中国墓室壁画描述的是连续性生死转化（图3、图4）。

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个案讨论。我们曾经专门考察了中国葬玉和埃及木乃伊的宗教体验，可以发现：埃及木乃伊表现的是中断性生死转化的宗教体验，中国玉衣则表现的是连续性生死转化的宗教体验。因此，从墓室壁画的图像看，中国有生死方面的宗教信仰，但此岸与彼岸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因为这样两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差异，中国墓室壁画多叙事图像，埃及墓室壁画多仪式图像，中美洲墓室壁画介于两者之间。[5]

概言之，世界墓室壁画比较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墓室壁画既可以获得世界宗教美术史上更高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提供丰富而独特的研究成果。

（三）创新意义的讨论

因为世界墓室壁画比较的介入，丝绸之路宗教美术研究中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创新意义。主要期待三个方向：

第一，更完整的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交流认识。丝绸之路文明研究中，宗教文化交流是重要内容，但以往这些研究都集中在佛教东渐的影响和本土化的努力上。关注墓室壁画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地了解儒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因为墓室壁画归属于儒教体系，墓室壁画表现出了重生信仰对儒教研究的支持，比如重生行为对儒教彼岸信仰上的补充，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也可以成为宗教艺术对宗教理论的一个反哺。

第二，更合理的丝绸之路艺术体系。目前的丝绸之路艺术体系中，壁画占有极大比例，不过学术界主要关心地面的石窟壁画。墓室壁画是地下的壁画，在中国境内有着丰富的遗存，在周边地区也有着一定影响;同时，地面壁画与地下壁画也有互相影响的可能。因此，如果使墓室壁画得到普遍重视，那丝绸之路的艺术体系将更加合理。

第三，更广阔的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空间。以往，墓室壁画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中国展开，中国之外的研究都是零星的，没有体系性成果。在丝绸之路的语境下，可以将我们的体系性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墓室壁画的关注，提供更多的考古成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广阔的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空间（图5、图6）。

概言之，世界墓室壁画的比较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墓室壁画既可以获得世界艺术史上更高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提供丰富而独特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邵学成. 阿富汗文物珍宝展的叙述方式——以考古学艺术史进程为主要线索[J].美术，2018（01）.

[2] 孙行之.犍陀罗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佛教在那里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造[N].第一财经日报，2018-05-25.

[3] 汪小洋，包艳.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

[4] 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研究·目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5] 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382-383.

（责任编辑：杨 飞 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