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星 张依依 冯国盛

摘 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老年人应当得到关注，而大城市中的候鸟老人群体因“非户籍”“非常住”被忽视，导致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支持。通过调查广州市候鸟老人在社会支持的各方面情况，分析社会支持现状中存在着外生性、单一性、物质性和薄弱性，探析候鸟老人在户籍层面、社区层面和个人层面中存在的社会支持困境。最后提出候鸟老人社会支持重构对策，包括提倡户籍制度改革、社区整合重构社会联结和社会工作介入以提升个人价值等参考性意见，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候鸟老人;社会支持;社会网络

1.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1]数据，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由此可见，城市流动人群的老年人群體日益壮大，这在大城市尤为显著。大城市的流动老年人群体中存在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常往返于大城市及其家乡户籍所在地之间，被称为候鸟式老人。由于候鸟式老人在大城市内的居住时间未达到常住的标准，因而往往因“非户籍”“非常住”而被大城市忽视，得不到生活必须的社会支持，直接影响了候鸟式老人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

1.1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规模的不断扩大，迁移人口的类型也日益多样，这在外来人口流入规模庞大的大城市尤为显著。在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老年人也成为大城市迁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银发浪潮”。而老年迁移中存在这样一类特殊的老年群体：他们一段时间居住在原居住地，一段时间居住在城市儿女家中，在两地之间较频繁的往返，被称为“候鸟式老人”[2]。

候鸟式老人本质上为城市流动人口，具有人户分离、非常住的特征。候鸟式老人往往因为家庭需要进入大城市生活，他们在大城市中不参与生产活动，更多承担着家务劳动及子女照顾的责任。在家庭中，他们既是照顾的主体，又是被照顾的对象。一方面，由于定居在大城市中的子女工作繁忙，候鸟式老人需要帮助子女分担部分家庭照顾的责任，更多陪伴孙辈的成长起居，打理家庭日常事务。另一方面，在户籍壁垒下，候鸟式老人的养老与医保存在多重限制，原住地人际交往的中断使候鸟式老人的社会网络存在断裂，大城市社会文化的差异使候鸟式老人的情感归属面临缺失。由此可见，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存在不足，随着候鸟式老人群体规模的增加，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问题将日益严峻。

学者麻霄璎认为，“候鸟”老人通常为退休人员，空余时间充足，离开原居住地，在目的地进行观光、疗养、休闲、健身等，一般每年在目的地居住3个月至6个月[3]。学者靳小怡、刘妍珺认为农村随迁老人在经济上的自我支持能力明显不足，健康问题较为突出，社会保障弱;此外，由于随迁老人和原居住地的社会联系发生断裂，在新居住地又面临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等诸多问题[4]。

目前学界对城市流动老人的研究形成了四个基本维度：一是流入原因，城市流动老人往往因帮助子女打理家务、照顾孙辈，或因养老问题与家庭团聚流入大城市;二是生存现状，城市流动老人往往在社会保障与出行上存在不便，人际交往较少，总体生活质量不高;三是社会适应，城市流动老人往往在角色适应、日常生活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心理适应上存在困难;四是反思对策，城市流动老人需要以户籍制度改革、社区社会融入及增强社会互动来改善现有困境。

2.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现状

2.1 支持方向的外生性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建国初期这一做法是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我国人口的流动性增强，特别是其中流动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将近一千万人，每一年这个数据还在增长。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难以满足这一现状的要求——户籍制度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的待遇，而流动老年人口在户籍制度中受到排斥，与其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利益受到损害，流动老年人口在迁入地中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权益远远不及当地户籍的老年人。即使在后来的改革中，国办印发了《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里面的重点任务指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需按政策落户外，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依法依规享受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可以看到，能完全享受与当地老年人同等服务的老年流动人口，其年龄必须在80周岁以上，而在将近一千多万的全国流动老年人口中，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只是极少数，极大部分老年人的年龄在60至70周岁左右。总之，由于户籍对应着各项社会自愿和服务，不说养老退休待遇，就连对于老年人最需要最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是跟户籍相关联的，户籍对跨省就医也有很大的影响。

医疗报销困难是户籍制度壁垒的表现之一。根据表1数据显示，71.2%非本地户籍的老人表示需要回到家乡所在地进行医疗开支的报销，而只有14.1%的老人可以直接在广州报销。户籍制度的壁垒给这部分老人造成了不便，阻碍了大城市候鸟老人正式社会支持的双向流动。由此可见，从社会支持的方向来看，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正式社会支持呈现出由居住地大城市外部向内部流入的外生性特征。

2.2 支持来源的单一性

按照支持的主体来源，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可被划分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其中，正式社会支持主体包含政府、社区及志愿者团体，非正式社会支持包含家庭、近亲成员、朋友及邻居。由于与家乡社会网络的暂时远离及家庭观念的根深蒂固，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以非正式的家庭支持为主。候鸟式老人从家庭中获得子女的经济补贴与日常照顾，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交往也使其获得情感支持。由于户籍壁垒与文化疏离，大城市候鸟式老人从其他来源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有限。因此，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呈现出家庭支持主导的单一性来源特征。

表2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经济方面，61.5%的候鸟老人表示需要子女经济上的支持，而只有43.3的受调查老人可以获得退休金或养老金的经济支持。由此可见，从社会支持的来源来看，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呈现出家庭支持主导的单一性特征。

2.3 支持结构的物质性

按照支持的类型结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可被划分为养老支持（经济支持）、医疗支持、社会服务支持、情感支持。出于家庭因素，进入大城市的候鸟式老人更多承担了支持者的角色而弱化了被支持者的身份。候鸟式老人以买菜做饭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孙辈为主的生活方式也反映出了候鸟式老人家庭照顾者的定位。工作繁忙的子女往往更多以为父母提供经济补贴的形式代替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候鸟式老人投身于家庭事务，接触的外界信息较少，参与的社会交往较少，得到的社会服务支持及情感支持也相对较弱。

表3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以上论述。当老人缺少家人的关怀而得到一定的物质性补助时，许多老人选择从外界与他人身上获得精神慰藉。其中，72.2%的老人表示有参加医疗保健和护理活动的意愿，50.5%的老人表示接受過居家养老服务，16.1%的老人表示自己接受过法律援助，18.4%的老人表示参加过老年大学的课程学习。从社会支持的结构来看，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呈现出弱化服务支持与情感支持的物质性特征。

2.4 支持力度的薄弱性

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需求不仅需要被全面满足，而且需要被充分满足。若社会支持力度不足，候鸟式老人同样会存在社会适应不良等诸多问题。而现有的社会支持仅回应了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需求，远未及需求充分满足的程度。客观物质支持薄弱主要表现为候鸟式老人的经济生活紧张。原有养老金金额的固定、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以及健康保健开支的增长都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模式，使候鸟式老人的经济支持相对弱化。主观情感支持薄弱主要表现为候鸟式老人感到生活孤单。与原有社会联结的暂时中断及与现居社区的文化区隔都使候鸟式老人无法充分享受社会服务、产生情感归属，从而感到情感支持的薄弱。

表4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以上论述。在现有收入是否能满足广州的日常开支的问题上，29.3%的老人表示“完全不能”，40.0%的老人表示“比较紧张”。

由此可见，从社会支持的力度来看，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呈现出需求无法充分满足的薄弱性特征。

3.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困境

3.1户籍制度壁垒

在我国的户籍制度下，人们的户籍与其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紧密联系，而户籍关系转变的困难使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具有了一定的排斥性。为了保持已有的社会福利获取，人们被固定在原有的地域之中，人口的流动被极大地限制。而对于已经流动的人群而言，人户分离的状态一方面使他们无法享受当地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持，另一方面空间距离的存在增加了其从原有户籍所在地提取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成本。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候鸟式老人无法同等地享受本地户籍居民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异地办理的种种限制也提升了候鸟式老人的生活成本。

3.2社会网络中断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行动者及他们之间关系的集合构成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具有社会资源获取功能、组织管理辅助功能及日常生活联系功能[2]。其中，日常生活联系功能是指社会网络能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支持类型包括物质与情感两方面。由于空间距离的存在，候鸟式老人在大城市的社会网络面临断裂。原有的家乡社交网络互动中断与现有的城市社区文化交往模式疏离使大城市候鸟式老人难以快速建立新兴的社会网络，而往返于家乡及大城市流动行动的不稳定性也使大城市候鸟式老人难以长久地维持两地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的中断与不稳定使其日常生活联系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直接导致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物质与情感支持的弱化。

3.3自我价值不足

自我价值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重要性的主观认知与体验，反映个体对自身的认可与接纳程度。老年自我价值理论认为，老年人对自身价值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老年人生[6]。如果无法认识独特的自我价值，老年人就会陷入自己无用的低落与困扰中，不利于其有效应对生理衰退的年老变化。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源自于家乡所在地的传统模式，原有模式的根深蒂固使候鸟式老人难以适应大城市社会文化，与本地老人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候鸟式老人的社会交往。不良社会适应下大城市候鸟式老人极易质疑自我价值，进而影响其大城市社会生活。对于社会支持而言，对于自我价值的否认会削弱大城市候鸟式老人寻求社会支持资源的主动性，也不利于大城市候鸟式老人全面充足社会支持的获取。

4.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重构

4.1政策改革打破保障失衡

户籍制度是为确保户籍居民竞争性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而设立的政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社会政策的公平原则。户籍制度的二元模式使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无法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造成了社会支持在制度层面的不公平现象。这在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支持上表现得尤为显著。除了无法享受大城市户籍居民在城市生活服务上的种种便利，大城市候鸟式老人还在获取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上存在障碍。可见，户籍制度壁垒是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社会支持不足的重要制度因素，应通过加快户籍及相关政策改革改善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保障支持，使大城市候鸟式老人实现与本地老年人的同等待遇，为其大城市生活提供基础的物质支持。

户籍制度不仅限于对居民住所的管辖，还涉及与户籍挂钩的社会保障及福利事务。因此，围绕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涉及户籍、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政策主题，还将涉及关系迁出与接续等政策环节。首先，政策改革应以扩大优待范围为前提。破除户籍壁垒应以降低户籍政策门槛为前提，降低大城市社会保障及福利的政策门槛，实现福利资源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与公平分配，使候鸟式老人在大城市也能享受到同等的福利支持。其次，政策改革应以缩小区域差异为根本。真正实现户籍与非户籍居民的同等社会保障待遇必须以地区社会保障的均衡为根本，而社会保障的均衡既要通过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来保障，又要通过提高社保统筹层级来发力，从而减轻候鸟式老人的大城市生活压力。最后，政策改革应以完善转接关系为关键。

4.2社区整合重建社会联结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由人口、地域、文化、组织、区位、社会心理、约束及物质要素构成。城市社区由于人口集中且流动，社区内居民的异质性较强而互动较少，因而社会联结相对松散。而城市社区社会联结的松散直接弱化了个体社会网络中朋友及邻里支持的强度，这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尤为显著。对于候鸟式老人而言，他们要在面对联结松散的大城市社区的基础上适应全新的地理区位、组织结构及社会文化，往往普遍出现社会适应不佳的问题。可见，社区社会联结松散是导致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社会支持不足的重要环境因素，应通过加强社区互动整合改善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会网络，使大城市候鸟式老人享受多维弹性的社会网络带来的社会服务与情感支持。

由于社区人口的集中性，社区治理往往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往往通过社区社会服务来具体实现。因此，围绕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社区整合将坚持社区本位，聚焦于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

4.3个体增能强化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个体对自我接纳、自我认同及自我效能感的综合评判。自我价值受个体的自我表现影响，而自我价值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个体的行动策略。由于不熟悉大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且缺乏社会支持，候鸟老人往往对自身的社会行动缺乏控制，存在自我价值低下的倾向。而候鸟老人的低自我价值感又转而使其社会行动呈现出封闭退缩的特征，从而直接影响其获取社会支持的主动性。可见，低自我价值感是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社会支持不足的重要主观因素，应通过对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个体增能服务协助其增强新环境下的自我接纳与自我效能，增强大城市候鸟老人社会行动的主动性，从而强化完善社会支持的主观意愿。

社会工作是专业价值观指导下的职业助人活动，其以“助人自助”为核心，强调通过为服务对象增能激发服务对象自主改变困境的潜能。因此，围绕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个体增能将引入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及方法，通过个案辅导与家庭治疗帮助大城市候鸟式老人提升自我价值感。首先，社会工作者应关注个体层面的认知行为治疗。社会工作者应把握大城市候鸟式老人低自我价值感的根源在于认知偏差导致的情绪困扰，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辅导帮助大城市候鸟老人认知自我优势，纾解不良情绪，从而以积极主动的心态面对新环境中的新问题。其次，社会工作者应关注家庭层面的家庭结构治疗。社会工作者应把我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的家庭结构与交往方式，消除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与交往隔阂，改善家庭互动方式，增进家庭的凝聚力，整合家庭资源，从而为大城市候鸟式老人提供更强有力的家庭支持[7]。

课题项目：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CX2017158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Z].2016

[2]董红梅.新兴的“候鸟式”旅游[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8（2）：136-140.

[3]麻霄璎.海南医疗旅游者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D].海南大学，2018.

[4]靳小怡，刘妍珺.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02）：90-100.

[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164-169.

[6][7]孙金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J].人民论坛，2015（36）：152-154.

（作者單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