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轩

我的家乡特雷索波利斯市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西北角，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拥有8000人的小城镇。镇上的人们大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和人，但是，安妮陈却是个例外。

安妮陈是巴西陈氏华人家族的一员。陈氏一家是我们城镇上最富裕的家庭，上世纪中期，安妮陈的祖父从中国贩来瓷器在巴西发了大财。其实，我和安妮陈的交往并不算太深，只是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碰面时打打招呼而已。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她拉着我走向舞池时她的手给我的感觉。安妮陈长得非常漂亮，她的个子几乎和我一样高，温柔的脸庞平易近人，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而那披肩的金色秀发则如飞瀑，潇洒飘逸。

跳完舞，我陪她走出舞厅，向她的汽车走去，此时，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只有交通信号灯还在闪烁着黄色的光芒。当我们手牵着手走到她的汽车旁时，她突然转过身，双手勾住我的脖子，美丽的大眼睛火辣辣地注视着我，嘴里喃喃地说着：“吻我。”面对她的浓情，我实在无法抗拒，于是，我欣然从命。

但正如家乡的男孩子们所担心的那样，安妮陈像水银一样让人难以琢磨。虽然在那年冬天和第二年的冬天，当我吻她的时候，她也非常热烈地回吻我，但对她来说，我不过是她那期间的一段小插曲罢了。

尽管如此，在当时，我却是那么如痴如醉地迷恋着她，被她搞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但是，那时的我却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向她表白我对她的爱意。每当这时，她都会借故走开。

终于在2009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当我和安妮陈在一起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出了那句令我以及像我一样沉醉在爱河里的男孩子们最害怕的话。“杰克！”她说，“我想我们只能做朋友。”

我又羞又气，却又极力维护着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我告诉她说，我早就厌倦了她的游戏，并且我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愚蠢。然后，我怒气冲冲地跑掉了。第二天早晨，我才逐渐冷静下来。于是，我忏悔地买了几朵玫瑰送给她，并且附了一张表达我的歉意以及希望继续保持我们的友谊的短信。

就这样，大约一个月之后，安妮陈又开始和我约会了。但是这一次，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她如痴如醉，总是形影不离，而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过了几个星期，效果非常好。终于有一天，安妮陈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是怎么了？”

“你指什么？什么怎么了？”

“我是说，你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不是原来的你了。”

“不，”我说。她果然中了我的诡计，没想到，我故意对她疏远与冷淡，反而使她与我靠得更近了。我记得，这是她唯一一次生气。然后，她向我做出了承诺。

“我要你还变回原来的你，”她说，“我保证不会再到哪儿去了，只和你在一起，至少这个暑假是这样。”对她的这个条件，我二话没说立刻就接受了。而对于她的承诺，安妮陈也很好地信守了。

到了2010年的冬天，安妮陈计划在里约热内卢找工作。我知道，严肃认真的生活已经向她发出了召唤，我也知道，那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再见。”站在她家门前，我不无伤感地说。

“别说再见，”她回答说，“说‘后会有期’。”

由于有与安妮陈交往的经历，回到学校后没多久，我就大胆地与一位新闻系的女生约会了。而安妮陈在里约热内卢则和希尔足球队的一名虽然相貌有些英俊但为人却很粗鲁的中锋谈起了恋爱。

2010年12月9日的晚上，我打电话给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安妮陈，祝她21岁生日快乐。对我的电话她表示感谢，但是，从她的声音里，我感到她有些心不在焉。同时，话筒里传来阵阵巨大的喧嚣声，很显然，她正在参加一个晚会。于是，我立即挂断了电话。

12月11日，当最后一片秋叶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时候，湛蓝的天空中，万里无云，空气也出奇得清新透明。那天，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了。我突然有一种非常幸福非常满足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种感觉不常有，但是，那天早晨，我确确实实有了那种感觉。

那天，我前脚刚踏进宿舍的门，电话铃就急切地响了起来。我连忙奔过去抓起了电话。我听出是苏珊拉的声音。顿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要飞出我的胸膛似的。我知道苏珊拉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想，也许到时候安妮陈会回到特雷索波利斯市来参加她的婚礼。但是，此刻，苏珊拉的声音听起来却有些异常，虽然平静，但嗓音嘶哑。从她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我终于知道安妮陈死了。

苏珊拉告诉我说，前天早晨，安妮陈收到了一位朋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让她去特雷索波利斯市乘坐小飞机去翱翔蓝天。可是，就在她们驾驶轿车赶往特雷索波利斯市的途中，由于连降暴雨，特大洪水引发的泥石流造成道路断裂、扭曲变形，安妮陈她们的轿车像挤扁的易拉罐陷在泥石流中……安妮陈和她的朋友当场殒命了。

“安妮陈的父母想知道你是否愿意为安妮陈护柩。”苏珊拉说。

“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答道。

话刚一说出口，我就立刻感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荣幸？难道当你帮着埋葬一位朋友——一位聪明伶俐、活泼开朗、美丽漂亮的女友时，你竟然会感到荣幸？真是岂有此理，我怎么会如此回答呢？挂上电话后，我神情恍惚地走出宿舍，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天下午，我迫不及待赶回了特雷索波利斯市。然后，我去探望我中學时的曲棍球教练。他开着车带我出去散心。在车上，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而我却感到非常奇怪：“经历了11日、12日的洪灾和泥石流后，里约州北部塞拉纳山区满目疮痍……为什么许多人与安妮陈一同在泥石流中死了，人们竟然不感到悲伤，却依然只关心购买日用品这类琐事呢？”

人究竟应该如何表达悲伤呢？我不知道。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也没有流泪。

星期六的晚上，我驱车前往陈氏家。当我经过他家那片马场的草地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安妮陈和我一起并肩漫步的情景。他们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见我到来，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将我迎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安妮陈的妈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起身离开了。片刻之后她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安妮陈和我在几个星期之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我正轻轻地搂着安妮陈的肩膀，侧目注视着她。而安妮陈则开心地笑着，露出了那一口雪白晶莹的牙齿，与她那杏仁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对比。

“哦，杰克，你知道吗，安妮陈是多么喜欢你啊！”她妈妈一边擦拭着泉涌而出的泪水，一边呜咽着对我说道。

葬礼那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墓地的人。那天，从那片树林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我以前生活不同的世界——一个成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美妙而又青涩的初恋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是，冬天却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原文发表在美国《校友会生活》月刊，作者为巴西国家电视台首席记者格拉芙·兰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