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伟峰 于少萌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许多其他概念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而且适应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对理论的新需求、新期待，后者又提出了许多颇具内涵和特色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实现了体系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了广义发展阶段。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19）-01-0078-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最为突出、最为明确、最为系统、最具影响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那么，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并在党的十八后继续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就不仅成为深入学习、研究和贯彻党的十九报告精神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深化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且应该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都应该深刻理解和科学阐释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人类历史上任何思想进步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继承前人的思想材料，才能形成超越前人的学说，这是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认为， “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2]。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汗牛充栋的著作及其著作中令人数之不清的引用文献，就无不令人油然产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广博学识的由衷钦佩。列宁还说过：马克思“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3] 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习近平认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革命胜利，建设和改革事业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从根本上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不仅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并把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善于基于理论继承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的再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更新的科学内容、更鲜活的理论风格、更亲切的语言表达，更朴素的亲民情感，归根结底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是一些理论家闭门深思的自我设想，不是领袖人物的自我预设，不是基于理论推演的自我判断，而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火热的中国革命、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生动活泼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到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到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教训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再到党的四大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这一切都无不催生、推进和展示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由形成而达到多方面展开走向成熟。这一时期被称为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这是毛泽东人生创作的高峰时期，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的著作就有七十多篇。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智慧形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他在展现自我才华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宏伟进程中，靠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过渡和转变，最终在1956年底结束了过渡时期，确立起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这是一个凯歌行进的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以此为基石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达成了一致共识，习近平同志也撰文明确指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习近平认为，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不仅如此，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绝不可能凝固和僵化，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新的实践，结合社会发展新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早在2008年习近平就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的重大命题。

理论创新通常是给予有准备的人，更应该、也只能会给予有责任感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不仅会给予有准备的人，通常还会、也只能给予有着最强烈责任感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习近平作为老革命家的后代，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学习，七年梁家河艰苦的插队生活磨练，使他“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5]100， “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5]101加之其酷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以及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赤诚立志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崇高理想追求，毋庸讳言，使其成为“有准备的人”也就成了历史之必然。这样的分析绝不是贬低习近平同志，而是从社会变迁与人才成长的角度客观分析习近平同志的成长之路。我们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中国人，只要熟悉习近平成长的历史，都深知他朴素、朴实、踏实、求实、坚强、刚毅、果敢、善良、低调、亲民、嫉恶如仇的品格。他绝不是一个贪恋权力之人，绝不是一个贪图享乐之人，绝不是一个不重感情之人。他七年漫长的插队之路、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以及与梁家河父老乡亲割不断的情缘为他做了最权威的注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正因为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2013年1月5日他明確提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当他一旦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任更是责无旁贷、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这就使其在党的十九大上凝结全党智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历史的应然而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不是哲人的抽象思辨，绝不止于领袖人物模仿古代贤人的道德完善，它需要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的勇气和实践，前人的理论成果必然会成为再创新的思想渊源。从理论发展的逻辑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必不可少且不可轻视的重要思想渊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以及习近平同志本人对此问题具有非常默契而且高度统一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思想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凝结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应该正视，两者有一个先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后;有一个基于继承与发展基础上的辩证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便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基于新的实践，在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者不仅存在一致性，更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继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成果，而使其从根本上保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但是，仔细研究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全党在中共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重大理论共识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于是这里引申出了如下问题：以此推论，这个理论共识与前面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的重大判断不是存在矛盾吗？其实不然。在这里，我们应认识到，像以往党的每一次大会都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一样，我们党一经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集中全党智慧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概念，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地位，从此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以往我们党的文献所明确、也为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的“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并且严肃申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对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简单的历史性意义上的继承，更是立足于新时代创新性地发展，它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更为丰富、更加充实、更加具有与时俱进特征的广义内涵，即由以往的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组成，且融为一体的一个不仅适应新时代和要求、赋予许多新内容，更具有许多新特点和更加系统化、更明显具有与时俱进特征和新的时代气息更为完善的科学体系。也就是说，无论从历史逻辑来说，还是从理论逻辑来说，追溯本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只是也只能是继承了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创新，如果仅限于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新概念的理解是片面的，它绝不仅仅局限于有了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肤浅认识，而应当更加细致和深刻认识到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所具有的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外延扩大、内涵拓展、内容丰富、理论完善上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个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那么，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和继承的思想呢？其一，理论本身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二，提供了主体框架。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位一体”就不可能突然形成 “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等理论准备和积淀，也不可能不經渐变性地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明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三，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理论原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毫无疑义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原点; “深化改革”思想发展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原点无疑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和“依法治国”思想。此外，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理论原点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等等。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内涵和外延上丰富拓展了“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时代的产物。应时而生，应时而变，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一）新时代的巨大变革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做出的新判断。我国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稳定地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加重视。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个方面都十分突出。

新时代对理论有新呼唤。正是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解决新的问题，更好地凝聚力量，适应和解决更好地把握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新需要，才在原有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继承性与实践经验升华相交织催生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了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躲在书斋里的抽象理论创造，它从根本上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掀起的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这场伟大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进程中最壮观、最宏大、最灿烂的一页。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伟大实践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和伟大创造。在领导这场伟大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接力性地引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科学系统地升华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人民经过千辛万苦不懈奋斗而积累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变化了的新实际及时地、深入地、充分地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经验性总结和理论性创造。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则是促进和实现这一“结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游离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与社会变革，就很难全面理解、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理论创造，甚至会产生种种偏颇、扭曲乃至颠倒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为什么能进行宏大的理论创造并实现理论创新，追根溯源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灵魂的高度肯定和坚定严格的遵循。他分析道：在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不断创新”[4]。立足于解放思想、尊重实践，加之其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习近平的上述理论创新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外延上和内涵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拓展和丰富

首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外延上把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拓展为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内涵上丰富了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加了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其一， “八个明确”从理论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高度概括、高度凝练、颇具特色的鲜明表达。

其二， “十四个坚持” “对经济、政治、法治……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它在实践层面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而“十四个坚持”成为具有指导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的鲜明表达。

基于创新性的思维，严密的逻辑，精煉而富有感染性的语言基础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全面、充分地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全面、充分、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理论升华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理论创新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与时俱进。这个“进”，主要就体现在他在敏锐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述这样一大批超越前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极大地从理论框架、结构体系、主体内容、具体观点上丰富和拓展了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催生出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发展能否与时俱进，能否实现理论的不断创新，能否解决新的现实问题，是其真正而极富成效地发挥对人民的理论武装和对社会实践理论指导作用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创造出“新鲜活泼的”[7]既适应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又不断勇于变革、接力前进的富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不但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基因，又有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实现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视角和自身的逻辑结构体系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义，仍然是也只能是属于广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它们源于毛泽东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新的极具理论创新性的发展，它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别的什么主义。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的最高理想都是实现共产主义，它们都坚持以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都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必须明确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8]——马克思主义这一本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都不可能不是、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9]。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富有新的理论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当代中国再一次生动、真实地得到了体现，使一百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中国乃至整个深刻变化的世界显现出更加灿烂夺目、光芒万丈的真理光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时代发展、实践推动、理论需求的社会变革中，具有了与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为一体的较为清晰且富有深刻哲理的基本依据：其一，它们形成的主体背景是相同的，面临的时代主题、基本国情、根本任务和总任务是相同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做出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对我国国情做出的判断是新的“两个没有变。”根本任务依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任务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二，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和理论精髓是相同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谋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其三，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这一伟大实践，将它们不可分离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使之构成了极其复杂而又极富逻辑性的辩统一关系，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了广义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学理论，2017（11）：1-12.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1.

[3]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

[4]  习近平.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 求是，2008（7）：3-16.

[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100，101.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4.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