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志军 李智

扬州地区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文脉兴盛，从考古资料来看，扬州地区博物馆的砚台收藏丰富，自汉、隋唐、宋元直至明清，都有值得一提之处总体来看，扬州地区古砚的形制变化与中国砚台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一致的，主要围绕着实用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其纹饰雕刻与其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有时代风格，也有其独特风貌，扬州地区早期古砚以实用为主，晚期以艺术鉴赏为主，这是总的发展脉络。

汉代扬州地区的砚台以石砚及漆砚为主，一为石板砚盒，常称之为“黛板”，由上下两片盖合而成，底片镶长方形的薄石砚板，并附研磨石（图1）。该石砚分为上下两片，下片呈圆形，直径约13.7、厚2.3厘米。石质坚硬，较为压手，呈淡黄色，上部经过打磨，极为光滑，细看有使用痕迹：石研上片为一鹅卵石打磨改制而成，石长6.2、宽4.7、高4厘米。这类砚台还不能称之为艺术品，只是原始社会研磨器的延伸，当时社会生活所需要它的只是实用，研石粗陋而原始，只能算砚台的雏形。这类砚台在扬州地区的汉墓中出土普遍，出土位置多为棺内及边厢，出土时均附着墨迹。另一种形式为漆砂砚，如1994年6月杨庙乡王庙102号西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云气纹漆砚（图2），该砚长19、宽9.8、通高7厘米。为楠木胎，砚内、外髹黑漆，盒四面及各盝顶斜面绘朱色卷云纹，各边沿皆用朱漆勾边。其前端为中空的盝顶砚盒，后端为8、深2.7厘米的砚池。盒底有小孔与池相通，拔去小孔的木塞，有细砂和水流出。

再如1985年江苏邗江县姚庄西汉墓出土的汉博山饰木砚台（图3），该砚长12、通宽7、高4.6厘米。砚呈“8”字形，砚池为桃形，长4.7、宽4.8厘米。砚盒作博山形，内空可盛水，容积约65毫升，与砚池有一长方形孔相通。砚盒周围刻有相互对称的龙、虎、熊、獐、鹿、兔等兽共16只。两只虎的身尾相绕组成砚池边沿。正面端坐一羽人，体现了羽化登仙的神奇意境。整个砚盒造型规整，运用浅刻、浮雕手法，纹饰细致精美，反映了2000多年前的高度手工艺水平，是我国早期制砚的精品。

隋唐时期，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富甲江淮，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为成都古称）。这一时期扬州所见砚台常见者为瓷砚、陶砚以及石砚。瓷砚以辟雍砚为多，陶砚及石砚则以箕形砚为多。如扬州市郊林庄唐墓出土的唐箕形端砚（图4），该砚长16、宽11厘米。色紫，造型呈簸箕形，后端宽而高，前端窄而低，砚面呈斜坡状，后底置一对条状足。此砚保存完好，造型简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箕形便于聚墨，有较强的实用性.这种石砚在本地唐墓中并不多见，在生活区域却常有出土，都为时人日常使用之物。陶砚可以算作是后世澄泥砚的前身，汉代已有出现，唐代常见者有两种，一为墓葬中使用，淘洗不细，烧结温度低，表面粗糙而几乎不可研磨，多为黑色，表面常有剥落，抚之不爽。一为实用器，比较前者来说它的质地细腻，烧结温度较高，常可见云母片，触手细腻光滑，颜色多为灰色，亦有黑色，有光泽。2014年扬州市贾庄唐代遗址出土了一方陶砚，该砚长18.3、宽10.9、高3.5厘米。砚台形制为唐代常见，背面平整，两足间有刻划铭文“江州金沙铁粉”，较为罕见。2013年江西九江县荞麦岭唐墓中出土一方陶砚，同样位置刻有“江州绝上”，坊间曾见同样残砚铭文“江州流砂绝上”，三者相较，可以确定“江州”指其产地，可知唐代江州也可烧制澄泥砚，“金沙铁粉”等可能为其烧制澄泥砚砚的品种，“金沙铁粉”或意指其原料淘洗细致，如金沙铁粉。而就辟雍砚来讲，一般看来其造型相差不大，仅有蹄足多寡之分，如扬州博物馆藏隋代青釉辟雍砚（图5），该砚高6.4、口径18.8厘米。圆形，直沿，砚面上凸，高于砚池沿。砚池环绕砚面，因其形如环水建筑辟雍而得名。壁饰一周粗凸棱纹，下附11只蹄形足。胎色灰红细腻，砚面露胎，外壁施薄而不均匀的青绿色釉。再如1984年黄珏乡七里唐墓出土的唐代兽足青瓷辟雍砚（图6），该砚口径16、高5.2厘米.砚圆形，砚面略下凹，砚池环绕砚面，下附12只蹄形足。胎色灰暗，砚底和砚面无釉，外壁施薄而不均匀的青釉。该器造型端庄、稳重，具有鲜明的唐代风格。

在这些辟雍砚中，特殊的一种是在砚的外侧设有管状水槽，其中以2014年扬州曹庄与隋炀帝合葬的萧后墓中所出最为特别，其两侧各设有一对水槽，世所罕见。水槽或说为水盂之用，笔者以为应是笔插，使用方式为倒装。

箕形砚经唐、五代至来代已演变成长方抄手砚。所谓抄手砚是砚底挖空，可以手抄底，有人说这种砚式是宋代苏轼所创，实际在扬廾0地区五代墓中就有出土。1975年杨庙乡寻阳公主墓出土五代抄手端砚（图7），该硯长12.9、宽8.3厘米。黑紫色，整体呈长方形，砚面呈斜坡状，后高前低，后宽前窄，砚的底部透空为抄手。此砚造型规整，石质光滑细腻，线条挺拔简练，为广东肇庆产端石砚。

北宋时期，扬州再度成为中国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与都城开封相差无几。每年商业税收约8万贯，居全国第二位。1127年，宋高宗赵构迫于金人进逼，在迁都过程中以扬州为“行在”一年，促进了扬州的繁荣。

宋元时期扬州地区砚形基本为唐砚形的延续及演变，总的趋势仍以实用为主。宋米芾《砚史》云：“器以用为功，玉不为鼎，陶不为柱。文锦之美，方暑则不先于表，出之给。楮叶虽工，而无辅于宋人之用。夫如是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对于这些终日与文房用具相伴的书画家来讲，觉得砚还是以实用为上。

宋代扬州出土砚台常见者仍以石砚为多，澄泥砚也不乏精品，如lgg8年扬州市郊城北三星村宋墓出土的北宋“仲举澄泥”铭砚（图8），该砚高3.2、砚面17厘米。砚澄泥质，极细腻。近正方倒梯形，中心设边长8.5厘米的正方形砚面，残留墨迹，边围回形砚池。底微内凹，中钤“仲举澄泥”方形阴文印，是宋代澄泥砚的佳作。石砚以1993年仪征化纤白沙二村出土的北宋铭文端砚为最（图9），该砚长23、宽19厘米。长方形，砚池为斜坡砚面，前高后低。砚体端庄，做工规整，石质细腻温润，呵气成水，发墨如油。砚面上有两个金黄“石眼”，起画龙点晴作用。砚背亦呈前高后低形，上有行书刻铭12字：“圣宋庚寅岁高阳子春书府记”，砚铭镌刻遒劲有力，舒展奔放，佳砚佳铭，相得益彰，此砚给人以超凡脱俗、雅致古朴之感。该墓墓主为宋人许元，官至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与许元为同时代的人，并交往频繁，许元以此砚陪葬，可见宋代文人爱砚之风。而从石质上看，这一时期扬州地区常见砚台仍以歙砚为多，端砚较少，因端州较远之故。形制上马蹄式、双池、单池、蝉式、金蟾式等都有发现，可谓品种丰富。1951年扬州市在拆除南城门之时，曾发现一尺寸较大的双池砚，略有残缺，应为官府用砚。

明清时期，扬州地区文房内的设施讲究艺术性、工艺性、观赏性，反映着知识阶层的情趣、爱好及审美意识，明未清初，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制砚高手，他们或门里出身，或从艺多年，有较高的艺术素养，所制砚品清新典雅，雕刻精湛，带有浓厚的书卷气及江南地方特色，这些技艺卓绝的能工巧匠，推助着制砚工艺的美化进程。如扬州博物馆所藏清阮元摹补《西岳华山庙碑》缺字巨型端砚（图10）。1975年邗江区公道镇南湖祠楼阮氏住所征集，为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家藏遗物。巨砚通体呈紫色，质地细腻滋润，通长95、宽55.5、厚4.5厘米。砚池呈条状，长36.5、宽4厘米。砚堂宽36、高32厘米。从砚中所镌题记可知，此砚材购自广东，道光三年（1823），其子阮福觅良工，雕琢而成。造型之硕大，实为罕见。此砚之右侧正中，镌有隶书一行：“端州七十三岁老工梁振馨刻”。73岁老工梁振馨虽已年逾古稀，然其刀法甚為精湛，所镌之干余文字，仿书体之逼真，令人赞叹。从设计造型到刻工技艺都相当的纯熟，题记书法的工整，选石的优良，堪称完美。巨砚正面有砚池，砚额上镌刻阮福道光三年恭录的阮元《文选楼诗》和成亲王《诒晋斋诗》。诗文727字，28行。巨砚背面上部是阮元“摹汉华山碑缺字于端溪石版”，其下为20行，190字的阮元题记。从刻铭可知，道光三年（1823）阮元先在广州地区购得这块端州巨砚版，而后在砚版背面，摹补丁华山碑的缺字。其子阮福完成了砚额、砚池及诗文题记的雕刻。可以说此砚乃阮元与其三子阮福两人分别制作而成的巨型端砚，世所罕见。再如扬州博物馆藏清雕阮元小像方形端砚（图11），该砚长19.5、宽13.2厘米。砚端石质，呈长方形。砚作窄边浅池，池左右两边各有一只浮雕夔凤。砚台底部浮雕阮元小像，阮元双颊消瘦，身着小团花长袍，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拈花于胸前，双目凝神，不怒自威。砚底左上角刻“雷塘葊主小像”，下钤“张峑之印”“夕庵”章。砚台左侧题有“戊辰冬曰为雷塘主写照，畦山王学浩。下钤“王学浩印”“椒畦”章。此象是根据18。8年王学浩为阮元45岁时所绘“雷塘葊主小像”所刻。再如扬州博物馆藏的清鸲鹆眼神仙图端砚（图12），该砚长36.2、宽23、高6厘米。为端石质，圆角长方形。砚堂宽大，砚池小巧，池内浅刻水波纹，砚缘浮雕云纹。砚池周围高浮雕八仙人物，刻画细腻，每个人面部表情都不同，神态也不同，砚台的设计者匠心独运，巧妙的使用了多处鸲鹆眼。用巧雕的手法呈现出一幅八仙过海的场景，如铁拐李的葫芦喷出仙气，喷出一处鸲鹆眼，这一巧妙的设计将砚池左半边上下的图案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下面的鸲鹆眼并不孤立，而是与上面的图案浑然一体。而何仙姑手持莲花，莲花的花心刚好点缀一处石眼，甚为巧妙。此砚石质温涧细腻，雕刻手法多样。纹饰繁密，实为难得的精品。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