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国

大自然孕育了人类，毫无疑义。只是当把华夏民族的起源之地锁定在偌大自然界中黄土高原上的河东一隅——万荣县时，人们难免心存疑惑，甚至会认为是无稽之谈。

然而，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却让华夏起源与万荣有了关联甚至可能。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叫做汾阴睢，各种考证，把这个地方指向了万荣县所处的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

万荣县荣河镇的庙前村，在战国时为魏国的汾阴邑，到了西汉成为汾阴县，隶属河东郡。最早轩辕黄帝在这里一个称为“睢”的土丘，上扫地祭祀，到了汉代，又在这个土丘，上建了后土祠，汉武帝先后七次大规模祭祀。至宋真宗皇帝，先后有8位皇帝共24次在后土祠祭祀。

我对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究从这里开始。

汾黄交汇 摄影/李继旺

寻找“汾阴雕”

一则“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成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之渊。然而女娲到底在何处抟土造人？人们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不过，当我们走进万荣这片神奇的土地，看到黄河与汾河交汇处那个形状特殊的“汾阴雕”时，就会理解大自然与人类竟是那样的亲近……

女娲与后土圣母

我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传说的历史。在古代夏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只在地上留下原始的旧石器文化，不可能有当时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到大约六七千年以前各地以不同形式走向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又留下了新石器文化。这时，各族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颇为幼稚的宗教和神话，但往往只是些朦胧的记忆，或如后来的宗教故事所作的描述。到大约五六千年前，各地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才有了内容较为丰富的神话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衍生人类。数千年来，女娲造人的传说已深深植根在人们的心底，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民族凝聚力。现代古文化学者认为，女娲就是至高无上的后土圣母，而且越来越被人们认可。虽说历史上没有确凿的史料作证。不过，传说中女娲就曾在这里抟土为人，并活动在河东这片土地上。而这里又是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有一个被称作“汾阴睢”的地方，相传，女娲就在这个睢上“抟土造人”，被人们称作“后土”。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汾阴睢就是华夏民族的诞生地。

后土，是古时对地神或土神的尊称，常常与“尊而君之”的“皇天”联配在一起。在人们心目中，土地是万物之母，“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它孕育了生命，孕育了生物，人们吃的、用的，都来自于土地，因而土地是高尚的，是伟大的，是纯洁的，是无私的。人们正是出于一种像对待母亲一样的感情来崇敬土地，所以，后土被称为圣母，方言俗语称作“后土娘娘”。

这样看来，后土，是与天帝相对应，总司土地的大神。不过，它成为国家一级的土地大神的时间，不会很早。从《山海经》以及《左传》《周礼》《礼记》等记载来看，关于后土的身份、来历的解释，说法各异。有说是人名的，有说是官名的，有说是神名的。西汉文帝时，始从新评议，由国家统一祭祀地祗，成为与皇天上帝相对应的大神，民间遂有后土主幽都之传说。由于古人认为天阳地阴，所以自西汉末至南北朝，祭祀后土常以皇后配享，隋以后始以皇帝配。也许正由于此，民间自唐以下，后土祠每塑妇人神像，称之为后土娘娘。后土本为大地之神，由皇帝专祀，唐以后则民间亦得祀祝祷。据《通俗编》上记述，虽民间皆祀后土，不过仍沿袭后土主幽都的旧俗。

由此可见，土地崇拜也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的土地神崇拜，所崇拜的是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礼记》中云：“载载万物，皇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这种对地神崇拜的原因的解释，还是比较朴素的。也就是说，古代人祭祀地神，是为了酬劳她负载万物，生养万物的功劳。因而原始的土地神崇拜，必然是有地区性、民族性的，主要是对自己所居住、生存、依赖的这片土地的崇拜。到了统一王朝出现以后，就出现了国家以整个大地为对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崇拜，后来，这种地神也就被称为后土。

在历史上，后土是否真有其人，没有翔实的历史资料。在人们的印象里，后土只是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是否真有其人，其实也是个谜。黄帝也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不过，他却有陵墓。如果确有黄帝其人，他却为什么会在这里扫阶祭祀后土呢？实际上，后土也有陵墓可证。他的陵墓在风陵渡，看来，黄帝确有其人，后土也确有其人，同属传说，一脉相承，黄土祭扫后土，当在情理之中。

“汾陰睢”在万荣

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叫做汾阴雕，是黄河与曾经是她的第一大支流汾河的交汇处。

“睢”字很生僻，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连雕考”之说。粗略地解释了“睢”的含义为女人阴部。也许是为这个字的实证所准备的，从航拍的角度来看，被称做“汾阴雕”的洲渚恰恰如一个硕大的女性生殖器，而且是正如有胎儿从中产出一般。这是巧合还是天意呢？至今未有人能做出科学而详实的解释。不过，女娲在这里抟土造人的传说却真真实实地流传着。在人们看来，正是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

汾阴睢也称汾睢、雅丘、癸丘。所谓“睢”者，是因为这块高地背汾（汾河）带河（黄河），自然形成一条长四五里，宽二里有余，高十多丈的长阜。清光绪年间《山西通志·山川考》一书云：“后土祠在汉汾阴故城西北二里（故城即现在万荣县的宝井村），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

据《水经注》描述，该处“有长阜，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称这块地方为“汾阴雅”。因东周时属魏，史书上秦惠王伐魏，“渡河取汾阳”，即指的是这一带，故又称“魏雕”。唐时颜师古解释说：“因其地高而起，如人尻雅而名之”。清代康熙年间，孔尚任总撰的“平阳府志”中记载：“胜者，河东岸特堆崛长四五里，广一里余，高十丈，钜灵坐处以形成，高起如人尻雕，故名。”孔尚任，曾著有《桃花扇》等名著，孔夫子的后裔，当时的大学问家，其言当有分量，应信无疑。睢，乃人之臀部。《辞海》对“睢”的解释为：雕，臀部。据考证，全国目前以雕命名的地方就只有这块黄汾交汇处。

封建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雕上附会为钜灵神.坐后而形成的。而实际上，汾阴睢的形象为女性生殖器的形状。从航拍来看，古代黄河与汾河水量充足之时，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汾阴睢”，就如一个张大的“女性生殖器”。因而，一些专家学者把汾阴睢演绎为传说中女娲坐后形成的，并归结为黄帝之所以选中这块地方祭祀后土的原因，这也并非没有道理。由此看来，黄帝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一位部落首领，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在他的头脑里应是根深蒂固的，祭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万泉+荣河

万荣的千年沿革

走在万荣县境内，我们就恰如走在中华民族远古的传说中。即便不知其里缘故，单就万荣县名的字面意思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富有哲理的名称：万物兴荣。不过，这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事实上，万荣县名的来历，是由原万泉县与荣河县合并而成，取其每个县名的首字而得名。

万泉

万泉县的设置，当在唐武德三年（620年）。据史书记载，其时河东多寇乱，并时有突厥人入侵，为长治久安，朝廷遂割稷山、安邑、猗氏、汾阴、龙门5县部分村庄置万泉县，于薛通城（今万泉乡古城村）设县城，因城东涧沟里多有泉水，故以“城临山涧，地多涌泉”而取名“万泉”也有史料载曰：“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可能是出于当地人们的一种希冀与渴望，便取“万泉”之名，力图借助县名之幸运，引来源源不绝的泉溪，滋润早垣上的黄色土地。

初设立的万泉县，时属泰州。贞观十七年（643年），泰州废，属解州，而《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则称：“泰州废属绛州”，到了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就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著名诗词《满江红》篇中的“靖康耻，犹未雪”所述说的那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在来自东北森林里骑马善射的女真人的强大攻势下，万泉县随着“割河东以界金人”的耻辱而归属金朝。

时代的脚步不停，万泉县的归属似乎永无宁日。元代至元三年（1266年），万泉县并入猗氏，属河中府。至元十四年（1277年），县人皇甫祜以“户满千家应设县”为由诉诸于省部，请求“复辟”，于元至十六年（1279年）获准复立万泉县，仍属河中府。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改河中府为平阳府蒲州，万泉县从属。清雍正六年（1728年），蒲州升府，万泉县置未变，直到民国初年废府设道，万泉随属河东道。

荣河

榮河县置的设立，要比万泉县早，时称汾阴县，可追溯到汉代。荣河，上古为纶邑，陶唐在冀州境内，有虞在王畿内，夏为甸服地，商为冀州侯国地，西周为耿国地，东周为晋国地，战国为魏汾阴地，秦.仍为汾阴，属河东郡。从汉时始置汾阴县，属河东郡。

三国鼎立，汉朝势颓，汾阴属魏国。晋时废汾阴县，属地归蒲坂。北魏复置汾阴县，属北乡郡。北周时属蒲州，隋朝时归蒲州河东郡。隋义宁元年（617年），以汾阴、龙门置汾阴郡。唐开元十年（722年）修后土祠时，第二次出土宝鼎，上报朝廷，唐太宗以为神助本朝，是灵光再现，遂改汾阴为宝鼎县，属河中府。《太平寰字.卷四十六》载曰：“义宁元年，改汾阴为泰州，移泰州理龙门，县又属焉。唐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县属蒲州”。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有“荣光幂河”，意思是黄河上荣光覆盖，瑞气笼罩。荣光，指五色云气，古时以为祥瑞之征兆。《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尚中书候》曾写道：“荣光起河，休气四寒。”李白在《西岳云台歌》中称：“荣光休气纷五彩”。也许正因为如此，宋真宗遂改宝鼎县为荣河县，初属陕西路，后归河中府。

朝代更迭，县域名改。金贞三年（1215年），荣河县改升荣州，属河中府。元初废州复县，仍称荣河，依然归河中府管辖。清代时改平阳府蒲州。雍正六年（1728年），升蒲州为府，荣河县随属。民国初废府设道，随属河东道。

县区是疆域的划分，县城是县治的象征。北魏道武天赐元年（404年），万泉邑人薛通，率族人千余众，凭借孤山天险，整修原薛强堡（今万泉乡古城村南），筑城防卫，抵御外辱，周围5里13步，故名薛通城。唐武德三年（620年），建为县治。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薛通城北百步，另筑县城，薛通城由此渐废。

明代又经多次修建，渐成规模，有城门4个。正德初年，又于4门各建门楼，后废。隆庆三年（1569年），在北再建重城，又在旧城上建玄帝庙，重建四门楼，东曰“挹翠”，西曰“承晖”，南日“向明”，北曰“拱极”。明崇祯年间，因战乱西门被焚。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天下太平，民间富饶，又次第修葺，颇具威势。

城的地势为南高北低，坡度较大，仿佛一幅层次分明的立体画。只是国破山河废，城衰草木深，在中华民族饱受列强凌辱的岁月，建筑物又有何抵御能力？1938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县城后，城内建筑多次遭劫，雉堞尽圯，城楼尽毁，实实在在成了一片发废墟。

荣河旧城在汾河南5公里处，隋天皇初筑。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重修，周9里8步，城势东高西低。明景泰初和成化中曾再次重修。明正德二年（1507年），黄河泛滥，大水涌至城下，西北隅被淹。大水过后重新整修，只开东、南、北三门。人们流离失所，城内空阔无居民。嘉靖二十七年（1555年），又遭地震，城多倒圯，后以砖筑雉堞，增三门楼，南北各建重门。万历七年（1579年），开西门，建小亭于门上，以示威武。八年（1580年），以士塞西门。二十九年（1601年）复开。

也许由于西城墙接近河道，因而多次倒塌崩溃。崇祯十二年（1639年），另筑西墙于西门内，弃旧墙于外，周围8里。清康熙元年（1662年）秋，城墙上的雉堞尽圯，四十六年（1707年）在官府的努力下，重修并进行了加固，因而延续了数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大河东侵，县城屡遭河患，修不胜修。于是，1918年呈准以北乡冯村为基地，另建新城。1920年12月2日，县知事携带印信文卷，率领所属，星夜移迁，暂借村内旧有之后土庙为县署，改旧城为宝鼎镇。新城于1919年动工始建，购置民田，划分段落，按丁拔夫，按粮摊款，并拆旧县署所有之砖瓦、木石及一切官有、公有之西督捕厅，东城守营、贡院、文庙、城隍庙等建筑物，同时加以临时购置木料，建成新的县政府及各个机关。城上女墙，皆系土筑。建有四城门，南曰“迎薰风”，北曰“望龙门”，东曰“仰泰岱”，西曰“瞻豳岐”。城周长3里又168步，城墙高7.33米，其厚6.66米，面宽4米，墙外护城池4.67米。在城西北有1.3米水路，直接疏通张村南面来水，以防水患。这座古城便是今天的荣河镇。

新中国成立后，更建新置，万泉县和荣河县于1954年合并，冠名为万荣，设县城于解店镇，从属运城地区，即今天的运城市。

寻根

如果从传说中的黄帝算起到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四千六百余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现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的历史看河东。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句诳言，也不是河东人妄自尊大，因为大量的考古实例证明，山西南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是产生华夏文明的“总根系”，而古河东则是这一总根系中的“直根”。也就是说，正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开创了伟大的华夏文明，谱写出中华民族根祖文化产生、形成到发展的壮丽诗篇。难怪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姚荣龄先生曾多次慕名来到河东考察，他认为，“中华”两字源于河东。“中”指的是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华”指的是秦岭山系的华山以及绛县境内的东华山。而黄河正是在这里转向东去，抛下了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而“华夏”一词中的“夏”，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夏民族，它的繁荣正是以尧舜禹的活动为特征的，其史迹的范围也就在河东一带。

万荣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县境东西长，南北窄，走势为东南西北向倾斜。与我国地貌截然不同的是，万荣县东南高耸，西北低陷，地势呈千分之五的坡度。境内，横贯东西的南、北峨嵋岭犹如两道高高树起的屏障，将县境自北向南切割为三级台地。由于北峨嵋岭又蜿蜒曲折，至县境中折往西南向北抵达黄河，又将县境自西向东切割为三级台地。纵三横三，三三为九，九九至尊。也许正是这里的至尊，才产生出女娲造人的神话。而且我们的先祖尧、舜、禹以及后稷、嫘祖、伏羲等，也都在这一带留下众多活动的足迹。

历史遗址中的万荣之荣

万荣境内，不仅仅只有美好的传说，在这片黄土高原上，到处都是历史老人蹒跚行走中撒落下来的羽毛与尘埃。目前万荣境内文物遗址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达十多处，这是曾经辉煌历史的见证，也收留了被历史遗弃的文化残骸，每一处遗址都是我们祖先创造的物质文明的遗存，事实上都是历史的还原与参照。

西卓子遗址

西卓子遗址，在荣河镇西卓子村马鞍梁下。这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坡梁地带。1928年秋天，金色的阳光把大地染得一片金黄，一群兴致勃勃的考古工作者来到了这片在我们普通人的视觉里并不起眼的坡梁下，挥动着手中的考古工具，开始了大面积的挖掘。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野外工作队。

收获的成果是在人们的辛勤劳作之后。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精心测探和挖掘，从这些浅棕色砂质粘土和粉砂层中发现了6件石球，其中2件为半成品，4件为成品。前者打击痕迹清楚，后者全身已被加工，最大的直径为100毫米，最小的直径为60毫米，原料均为沙质灰岩。与这些石球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4个门类9种，都是生活在中更新世时期或更新世晚期。据资料介绍，至今在国内发现这类遗址为数很少。因此，西卓子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时空分布，而且有可能为进一步探索蓝田人和大荔人的活动范围提供新的线索，其价值可想而知。

荆村遗址

荆村遗址，坐落在孤山脚下不远处的万泉乡。它南依孤山，西临涧沟，地形为半山区地带。遗址范围东西300米，南北300米，文化层厚度2米，覆盖层1米。遗存的有灰、红、黑、彩、白陶片和灰层、窑址等，器形有陶盆、缸、碗、尖底瓶、鬲、单耳瓶和白灰片等。就在这片遗址上，还曾出土过3枚陶埙。埙是古代相当流行的乐器，多用陶土烧制而成，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形狀像鸡蛋，球状或椭圆形数种，上面有一至六个音孔。除此而外，还有许多其他朝代遗留下的器具。其中最富有价值的当为宋代的瓷枕与彩釉瓷枕，在这些细腻而光滑的瓷胎里，饱含的是万荣人的智慧与才能。

这次大面积挖掘是在民国18年（1929年），这一年山西大旱，自有旱原之称的万荣县更是赤地百里，草木萎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专家卫聚贤却几经周折，从政府申请来一批专款，专门对这块古遗址进行考证。然而当他携款来到这片布满着文物的遗址上时，看到眼前这片干枯的土地和人们憔悴的面容，恻隐之心油然而发。他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拿出大部分钱来“以工带赈”，雇请当地的百姓来进行挖掘，不仅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而且解决了许多.老百姓的生计问题，颇受人们赞叹。这些渗透着考古工.作者和当地老百姓智慧和汗水的文物，现在除少数留在山西省的博物馆外，大部分都运往到北京故宫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出出古万荣的文化光彩。

汾阴古城遗址

汾阴古城遗址，坐落在一块古称汾阴雕的高丘，上。据《方舆纪要》41卷荣河县条记载：“汾阴县城北（今万荣县宝井乡）九里，战国时魏邑矣”，《图经》中载曰：“城北去汾阴三里，西北有丘曰睢丘，……，”《水经流》卷6“汾水”条也写道：“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称之为“汾阴雕”。

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水的冲击，汾阴古城移址也.在风雨中日渐珍贵。1959年，国家《文物》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山西万荣县发现古城遗址》。该文章中说道：“村（庙前村）的北边是一个30余米高的小丘，相传为雕丘，古城的位置即于睢丘的南面……多少年来，特别近三四十年来，黄河河道逐渐向东迁移，古城西部的一段已被河水冲塌淹没。城的南边和东南角又被现在的村落所打破，古城的范围大小已不可知。现在仅残存：东坡的北段和东北角两处;东北角看似不明显，东墙残存部分保留尚好。夯土很结实。现在古城大约有三四千平方米。”

从古今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不仅知道了汾阴古城的位置，而且知道了初略的规模，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筒瓦、瓦铛、残砖、铜箭头。从贾家崖一带成层的瓦砾中，还能看到当时此处有相当稠密的建筑群。后经省文物局的专家们鉴定，认为它曾是从战国时代到汉朝时代的古城遗址。

当我们走在万荣这片土地上，会为这众多的遗址群而折服。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因而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知道并祭拜后土祠。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正是因为有了生命，人类才能繁衍，社会才能进步，朝代才会更迭，历史才会续写。

金秋十月柿子红

金秋时节，万荣县的村民们趁着连日来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加工、摆放、晾晒柿饼。万荣县柿树栽培历史悠久，清康熙年间柿树已成批挂果。这里的柿饼具有很高的营养及药用价值，既是当地的特产，更是历代朝廷之贡品，加工的柿饼除国内供不应求外，还多次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摄影/李继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