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蔸树是个小小的村落，在桂西北罗城、融水这个两县交界的地方，它的名气确实不小。

近段时间，在三蔸树屯连续出现两个乌龙事件，使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首先，政府在村头立了一块路牌，牌子却写：三枝树屯。这下子屯里炸锅了，原来举足轻重的“三蔸树”没有啦，突然之间变成无根基的“三枝树”，让人感觉屯名轻飘飘，犹如树枝随风摇曳。

其次，县城至邻县二级公路施工单位制作的路牌错误，像之前将“融水”县标注为“隔水”县那样，再一次掀起波澜，将“三蔸树”标注为“三兜村”。原先我们还企望路牌能为我三蔸树“拨乱反正”，可是，这下子真的玩完了，我们一向认为顶风霜、迎雪雨的“三蔸树”变成“三枝树”，现在又变成没有出头的“三兜村”。

那何为“三蔸树”呢？这是有历史缘由的。据老人们说，“三蔸树”名称的由来，其实是三个人，也就是我的祖先，一家三兄弟，于清朝末年，“由闽而越粤，来到广西柳州府罗城县”（墓碑云），在罗城龙岸板丈河流域购买百多亩滩涂地，在这一马平川的地中央，修建一座厚实的、黄土干打垒墙体的寨子，为了纪念福建老家，他们在寨子的南大门前庭，三兄弟各自种植了一蔸从闽南带来的热带椰子树，这三蔸树，树干笔直，很有一番风采。

当时，广西是偏僻之地，盗匪盛行，为了保护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寨子俨然就是一个防御工事。寨子是正方形坐北向南的大院，院子的四个角分别建设了四座凸出来的炮楼，与四周内骑楼相通。中间是三间大瓦房，三兄弟每人一间，与南北两座大门楼相连通，两边的围墙有三层高，东一楼是厨房、粮仓、柴薪库房，二楼是堆放农产物品场所，三楼防御通道;西一层是猪鸡牛羊养殖房，二楼是佣工及往来客人用房，三楼同样是防御通道。三兄弟并不分家产，一直团结合作，共同经营好这个大家庭。

聽老前辈说，有一年，土匪将“三蔸树”围困，这伙土匪想用炸药炸开土墙，连炸几次，黄土干打垒的厚重墙体根本炸不了。于是，他们用干草点火烧大门（当时没有汽油），门楼上十几缸的水，倾盆而下，草都烧不燃。

土匪也怕救兵，于是，派使者前来谈判，使者问：“你们有几条枪？有几箩筐子弹？”里面回答曰：“四十条枪，三十六箩筐子弹。”一会儿，使者所能目及的数十个枪眼，全部伸出两寸长的黑洞洞的枪管。老前辈说，其中，很多是竹竿踩田棍，由于踩田棍一头都在污泥中，故黑黑的，很像枪支。使者又问：“子弹呢？”炮楼里面的人说：“你们听啊？”于是，他们用箩筐倒子弹，给使者听声音，他们把四个炮楼的子弹弄到一起，勉强才算一箩筐。于是，分别倒九次，铜壳子弹声音哗哗啦啦地响九回，这样的动作分别在余下三个炮楼各再做一次。

最后，土匪的使者说：“我们不攻打你们，但是，我们在这里已经围守两天了，你们得给我们兄弟一个毛瓜、三担白米（当年一担等于现在的一百六十斤），我们就进三防深山去了。”

无奈，我的祖先们只能赶出一头大肥猪，吊下四百八十斤白米给土匪换和平。

二

在后来的日子里，迁徙到龙岸的福建人越来越多，并在龙岸街上成立了“福建会馆”“何氏祠堂”。何氏家族迁来最为众多，有在龙岸街定居的，有在上、下回龙村定居的，有在上、中、下百车村定居的，有在九冬村、三蔸树定居的等一千多人。一时间，龙岸这个鱼米之乡，变成了“小福建”……直到现在，发展到一两万人，我们依然沿用闽南语交流。

龙岸的“福建会馆”及“何氏祠堂”影响力很大，当时的政治势力和宗族势力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管理着当地的一切事务 ，并维护着龙岸乡村的社会秩序。

听前辈们说，民国十几年，在黄金乡的江口那边一个村庄，有几户何氏宗亲被村里异族欺负，那异族认为自己势众，想逼走这几户何氏兄弟，以霸占其土地房产。何氏养的猪走岀来，就杀死吃掉，牛放出来就杀牛，谁去论理就打谁，简直无法无天。最后，他们找到龙岸“何氏祠堂”申诉。何氏祠堂从回龙、百车、三蔸树、九冬各选一帮人，组成队伍，由何荣会会长带队，直赴黄金乡江口村那些村霸家，大有抄家灭门之势。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恶大族，见势不妙，放低身段，招待我宗亲队伍，并赔礼道歉，割地赔款给村里的何氏，承诺与何氏永远和睦相处。

这样一来，此区域的异族，无人再敢欺负这里的福建人及何氏宗族。从此，我的祖先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后代也与当地人联姻通婚，亲戚朋友盘根错节。

听奶奶说，躲日本那些年，日本鬼子打到了桂林、柳州后，天天有飞机在天上掠过，是政府军和日军的军机在天上飞舞、格斗。这九万大山荒蛮的罗城龙岸上空，不是飞机航路，一直以来，很难看到飞机飞过。战火烧到柳州府后，龙岸位于柳北一百公里范围内，天上机声隆隆，山外不时传来有村庄被日寇杀光、烧光、抢光的消息。

为了平安渡过劫难，先祖们积极应付，将谷粮、细软、老人、小孩都藏在村后四百多米远的独山石灰岩溶洞中。这个溶洞位于两三丈高的石壁中，洞口不大，战时易守难攻，洞内景象优美，像精心制作的缩小版的自然景观沙盘：有山川，有平原，有清澈的涓涓细流，有湖泊，有沟壑，有精美的石钟乳、石笋等，简直惟妙惟肖。大家进出岩洞，都是沿着悬崖峭壁慢慢攀爬。听说，我有一位老太奶，是小脚婆，那“三寸金莲”支撑不起她的身躯在悬崖上爬行，大家只好让她坐进箩筐，像吊稻谷那样，用一根绳子往上拉。遗憾的是，当快拉上洞口时，绳子被岩石磨断，老太奶和箩筐一同坠落，当场殒命……我的小脚老太奶，日寇未到身先死，一时轰动整个乡里。

罗城县龙岸乡，作为柳州府的大后方，当年涌入很多逃难的人。有茂名的，有桂平的，有桂林的，有柳州的……其中，还有桂林孤儿教养院、柳州三中、龙城中学、柳州日报社等。《柳州日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条件极为艰难的时期，依然出版发行抗战宣传报刊。

我们的祖先也很慈善，他们不但提供“福建会馆”“何氏祠堂”等作避难场所，家家户户还捐了很多大米、蔬菜，救济难民。村民的这些行为，不图回报，就奶奶常常说的一句话：“修阴功。”

三

春来秋往，繁衍生息，三蔸树的持家人，由到龙岸的先祖何瑞某、变成何士某、再变成何荣某、再再变成何国某。何国某是我公一代，这一代他们分家了。我奶奶在世时曾说，大公攻读诗书，能说会道，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外号“三蔸树叫鸟”。他属“文化教育类”人才，不事农活，天天在外赛山歌。他能唱三天三夜，口若悬河，唱到情真意切时，自然水到渠成……

由于大公“叫鸟”不事农活，妻妾多，子女多，生活困难。于是，他不断变卖田产。我二公举家迁到三江县富禄乡做生意，也变卖他的祖产。八公勤劳肯干，娶的八奶是富家千金，读过书，有文化，貌美如花，最重要的是发家致富、勤俭持家有一手。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八公收购大公的田产，并接济着大公家的生活，也收购二公家的田产，这样努力持家，给他日后“土改”带来祸害。八公的儿子，我叫四伯，他参加柳北游击队，由于解放有功，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到资源县工作。三公（即我公）从事猪牛及粮食、木材贩卖，每次每批都有四五十头生猪、三千斤以上的大米从融江的和睦码头装船运往柳州。每一次商品卖完，我公又雇人挑几担盐巴回来，挑盐是为了防止路上遇到强盗盗抢，实则是运送银圆回家，因为每一担的盐巴下层是银圆。每次银圆挑回家，当晚，六房叔婶妯娌都欢坐一堂，帮数银圆，并整理包卷成筒。也有贪心的，偶尔偷偷塞两个银圆进鞋帮里，我奶奶看得很认真，她会单独给这人提醒。次日早上，清扫堂屋纸屑杂物，也由叔婶妯娌共同来做，因为这些纸屑里还掉有不少银子，是她们的一笔零花钱的来源。

每年汛期来临，江水上涨，我公则改放木排，当时没有公路运输，江河就是繁华通道，洋钉（铁钉）、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油（煤油）、洋灰（水泥）……所有生活、生产资料以及农产品贸易都离不开水路，全部沿大河、大江、大海而来。

贩卖木材需要雇佣十多个彪悍大汉，沿江放十几排木排到广州，木排从板丈河漂流到武阳江，经融江、柳江，一直順流而下，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木排都是整蔸干杉木扎成，很牢固，每排有一篷一铺盖，一人负责，排排相连，放排人吃喝拉撒都在木排上，每天傍晚，放排人要找一处江面水流平缓、洪峰冲不到的江湾夜宿，这些江湾能确保安全，住上一宿，次日大家更有精神搏击风浪。这些江湾，也有别的放排人，排排相靠，互相关照，好不热闹。那时的江河水道非常繁忙，沿岸处处有码头及城镇。

晚上，江河水面上是万家灯火：有放木排的，有放竹排的，有打鱼的，还有匆匆赶路的机帆舟，也有汽笛声声的大火轮……

我奶奶生我大伯、二伯，两个伯伯都生得高大帅气，唯有我爸，可能是幼年经常去河边、池塘捉鱼虾，患慢性血吸虫病，我公发现不妙，及时送柳州医治。后来，病情虽得到控制，但影响身体发育，使他身如侏儒，大家叫他“三蔸树矮子”。我爸能讨我妈做老婆，据说是我奶奶大手笔送彩礼，我外婆贪图我公是大户人家，况且三蔸树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旱涝保收，日后容易谋生。于是，在我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47年，包办了婚姻。迎亲那天，我妈看到自己的郎君是一个矮子，哭得天昏地暗。最后，我妈对我爸说，我出一对联，你能对好下联，我就是你的人，你对不好，我就走人。我妈的上联是“人家夫妻我夫妻，一个高来一个低”，我爸急中生智：“只要心中想着你，不怕高低俩不齐。”闹洞房的叔伯们大声嚷嚷：“错了，错了，下联是只要中间对得准，管他两头齐不齐。”我妈测试到我爸智商不错，于是认命了。

我爸和我大伯，因二伯在“文革”被害后，两家的关系也不如先前那么和睦了。据说，二伯阵营不同，口出横祸，我爸叫二伯躲风头，大伯却硬要二伯去大队部讲清楚。遗憾的是，二伯一到大队部，还未有机会“讲清楚”，就被对方的人用石头砸死。

大伯有大伯的苦楚，大伯娘勤劳贤惠，生养我五六个堂姐，名字从玉花、春花叫起，到夏花、秋花、冬花花花不止，都未得一个男丁。最后，问仙请巫婆，巫婆交代大伯要做好事，修桥铺路。于是，大伯在村前小河架起一道木头桥，给过往的人带来方便。说来也巧，次年（1962年），大伯娘终于生下了我的一位哥哥，便取名叫“桥生”。大伯家人口多，负担重，脾气也差，经常一不顺心就打老婆。大伯娘却是很好的人，一挨打就跑开，边跑还边喊：“娃他爹，莫打我了，我还要去种辣椒，不种辣椒拿什么做辣酱，没有辣酱你拿什么送饭？”于是，一路追打的大伯气消了，俩人又和好如初。

四

我公虽然是大户人家，但是，我妈嫁给我爸后，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华富贵的幸福生活。因为不久我公积劳成疾，无法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很多订购木材、订购生猪的款项以及外债没得讨回来……我公又气又病的，五十多岁就离开人世了。再后来我爸他们就兄弟分家，变卖田产……过着普通人家的生活。我妈妈于1949年生老大，是我的大姐，与共和国同龄，1950年生老二，是一个哥哥，1952年再生老三也是一个哥哥。一个普通的家庭，养育一女两男，也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妈妈看着哥哥姐姐一天天长大，无比幸福，更加努力拼搏，不分白天黑夜地去劳作，她白天出勤做生产队的工，晚上去大食堂领回一家饭菜，吃完哄哥哥姐姐睡觉后，点着煤油灯去开荒锄地种蔬菜，她不断盘算着，什么时候种瓜，什么时候种豆。因此，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卖，可以补贴家用。她常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当时的形势，虽然讲不给搞“资本主义”，但自家种蔬菜卖还是可以的。然而，这样的美好生活，老天却不让它延续下去，1957年春，我两个哥哥（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同时发烧，高烧不止，脸上长满痘痘，原来，染上天花病毒了。那时，村里同时染病的还有大伯的女儿玉花姐，后来她医好了，但满脸的痘痘溃烂后，玉花变成麻花了。我俩哥哥送到龙岸医院后，无法医治，不久，俩哥哥一同夭折了，我妈接受不了，一度变疯了。我爸却很坚强，他用一担畚箕，挑着我俩哥哥的尸体，一步一摇，往大山走去……我爸说，他是打落牙齿和着血往肚里咽。我俩哥哥夭折后，我疯癫的妈妈天天毒打我八岁的大姐姐，说她命硬，克死了我俩哥哥，骂她是妖精、狐狸精……我大姐理解妈妈心里的痛，小小年纪，忍辱负重，上山打柴，下地种菜……苦活累活样样能干。两三年后，我妈意识慢慢恢复，于1960年再生下一个姐姐。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大大慰藉了我妈伤痛的心灵。1962年，我妈再次生下一个哥哥，她给起名绍美，寓意和和美美。1964年冬，又生下我，取名绍杰，她说是不想再生了，完美收官，最后的杰作。

我妈有重男轻女的倾向，我和哥哥，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拼了命去呵护，她经常说：“含又怕融，放又怕飞。”而我偏偏生来就体弱多病、骨瘦如柴，今天发烧，明天咳嗽。妈妈常常背着我上医院。我能健康成长，得益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那年，龙岸公社（当时的称号）医院，迎来天津市的医生，村村寨寨也都有了“赤脚医生”为适龄少年儿童种植牛痘疫苗。

有一次，我又发烧了，天下着大雨，我妈刚插田回来，还顾不上吃饭，背着我披起蓑衣，就往龙岸医院跑，到了龙岸街头，傻住了：龙岸当时没有桥，唯一的通道是一条S形的水坝，山洪暴发，坝面有一尺多深的急流，坝的两岸站满了等待过坝的人。我的妈妈找了一条棍子做拐杖，就要涉水过河，一个大娘（可能是大队书记）拦住她，说太危险，不给过，还说昨天哪个村一个背小孩的妇人过坝被水冲走了， 娘俩现在还没找到尸体。我妈“哇”的一声，放声痛哭起来，她边哭边说：“我不怕水，我怕我的娃崽发高烧，等不及了……”

那大娘很好心，她马上叫四个年轻的叔叔到跟前说：“刚才你们几个不是嚷着要过坝吗？现在给你们过，再加一个任务，护送这个大嫂过去，先把外裤脱了，放在这里，我帮保管，你们买好东西回来再要。”就这样，我们得好心的大娘、叔叔安全护送过坝。

后来，虽然每次生病妈妈都及时送医，虽然龙岸医院有很好的天津医生，但是，我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越医越差，整个人简直就是皮包骨头。村里的好心人忍不住，找我妈妈说：莫拖累了，这个娃崽养不大的……我的妈很坚决，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绝不放弃！我妈也很迷信，去给我算八字，算命先生说我命根稳，就是八字缺木，要认一蔸大树做契娘。于是，妈妈买来供品，带着我去百车岗洲烧香敬拜一蔸古榕为“契娘”，那古榕贴满了写有字符的红纸条，可见，古榕已是很多人的“契娘”。在我妈妈全身心的呵护下，七岁以后，我的身体也慢慢恢复正常了。

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驻三蔸树时，八公也不在世了，按照土改政策，八公家被划为地主，被开仓放粮。由政府把田地分割给无田的群众。我公死后，外面的田产被人谋了不少，再就几兄弟分户分散了，才幸免不被划成地主。三蔸树屯最最开心的是大公，这下不仅田地又分到手，还得开八公粮仓取粮。不久，在资源工作的四伯，也因政治原因，回三蔸树务农了。后来，“四人帮”倒台后，四伯得到平反，官复原职。

我七八岁稍懂事时 ，有一次学校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烈日炎炎，我们都汗流浃背，闷坐在操场。八奶及各屯数位地主老人，拥坐在前台一角，穿着厚厚的旧棉袄，头顶小猪笼，被大家批斗。大会开到群情激昂时，有人冲上前面，对八奶等老人拳打脚踢，场面一度不可收拾。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八奶等老人们，大热天穿厚棉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肢体，一旦受到伤害时，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当天晚上，八奶被四伯背回家，正当四伯为八奶擦药时，八奶的二孙子提着一把锋利的杀猪刀，冲回家，高喊：“我要杀了地主婆！”利刀挥舞，把八奶的旧棉袄划了几道口子，有一道口子较深，划在八奶手臂上，顿时鲜血直流。这时，叔伯兄弟都跑过来阻拦，情况才没有向更糟糕的态势发展。可是，八奶的二孙子怒气冲冲，转而挥刀劈向他家厨房与客厅的精美屏风。这时驻村干部也来了，干部表扬八奶的二孙子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我五公为人谦和，他也有生意头脑，搞鸭蛋孵化生意，我们叫他“鸭抱公”。搞孵化的过程，有三样副产品：头照蛋，经过三天炒米热孵，过灯光照射，无血丝的，挑出来卖食用蛋，这种蛋一毛钱一个，每卖一个亏五分钱。二照蛋，经一周热孵，过灯光有血丝，但不形成胚胎的，也挑出来卖食用蛋，这种蛋五分钱一个，卖一个亏一毛钱。三照蛋，就是毛蛋，是有胚胎，已变鸭仔，但胎死蛋壳中的，这种毛蛋卖两分钱一个。当时生活困难，大家又想吃点荤腥味，私下里都抢先去找我五公订购毛蛋，五公气得半死，大骂：“你们都希望出毛蛋，不出鸭仔，要我亏死了！”毕竟，收鸭蛋一毛五分一个，卖鸭苗三毛钱一只。我家都不敢去跟“鸭抱公”提买毛蛋的事了，怕他老人家伤心，但“鸭抱公”却经常用盆子装毛蛋送给我们吃。

五公的大儿子，在我爸这一代，也排第五，我叫五伯，他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个个聪明伶俐。五伯却染上“瘟神”血吸虫病。听说血吸虫病分急性血吸虫病和慢性血吸虫病，急性血吸虫病基本医治不好，会咳嗽、咯血痰，数年后变肝腹水死亡。五伯染上的就是这急性血吸虫病，于1965年去世。留下五伯娘独自面对一堆嗷嗷待哺的嘴巴，幸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才能挺过吃饱肚子这一关。五伯的大儿子福哥，在学校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于196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广西财经学院。成为三蔸树的第一位大学生，福哥毕业后，分配到罗城水泥厂做会计，后来，转调罗城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五伯的二儿子光哥1970年光荣入伍，成为三蔸树第一位解放军，退伍后分配到河池钢厂。1973年五伯的三儿子珍哥又光荣入伍，在广西公安系统工作。1975年五伯四儿子宜哥再次光荣入伍，在沈阳军区服役。1978年，秋季征兵又开始了，五伯的五儿子雄哥和村里的七八个青年人去报名体检，又是雄哥体检合格。武装部的领导和村干来到五伯娘家时，五伯娘泪水流了出来，原来一家子热热闹闹，现在女儿嫁出去了，儿子也出去了，唯一的小儿子雄哥也将走了，自己年事已高……最后，雄哥没去当兵，留下照顾五伯娘。这太光荣的“光荣之家”，在全国都少见。

由于气候的原因，我们先祖种下的三蔸热带椰子树既不结果，也不长苗繁殖，依然是三棵老树干。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家家户户可以开门睡觉。由于寨子里的房子早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居住需要，我爸和他的兄弟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挖掉三蔸椰子树，在寨子前庭并排建了两座干打垒土房。我大伯也于当年在寨子的后门外建起一座干打垒的土房。这三座新房自然成为三蔸树屯最醒目的“塞外风景”。

三蔸树屯后面的小河边，是一道连綿起伏的土岭，之前岭上有很多参天大树，大炼钢铁时，人们把大树砍掉，烧制木炭炼钢。岭下有很好的白泥土，古代人们用来做风炉。岭的东南面有一个大深坑，阴森森的，长满荆棘，我们都不敢去那边。听奶奶说，大炼钢铁时，公社派人来挖“神仙土”制作炼钢炉，岭头塌陷压死很多人在坑下。

五

1962年，我爸就开始任三蔸树生产队的队长了，虽然他长得矮，但是，大家都说他人矮主意高，为了增加土地肥力，秋冬季节大力种植绿肥，再就是挑牛塘泥放稻田，那种牛塘泥全是牛屎牛尿结合物，用来种植水稻长势良好，当年就获得水稻大丰收。粮食丰收了，就挑粮上粮所，支援国家建设。当年冬季，三蔸树就被评为先进生产队，队里获得一面奖旗，同时获得政府赠送水轮泵及水轮泵发电机一套。

開会回来后， 我爸干劲更足了。他发动群众冬修水利，建设水坝，安装水轮泵灌溉农田，改沟换挖新渠，和血防站工作人员一道，喷灭螺药、填埋旧渠，预防血吸虫病，改造传统竹筒舀水的低效率的竹子水车。还安装水力发电机（水轮泵的长轴穿上坝面一米多处装一个轴承座固定转轴，转轴上再装一个木头轱辘，通过平面皮带，传输转动能到一个四千瓦的发电机，发电机装在坝头的一间小屋里，传动皮带由小屋的一个类似狗洞眼的地方穿过）。发电机发电，能供三蔸树各家各户通宵照明，告别煤油灯的昏暗。修建水坝的水泥石头都是人工挑运，水泥一百斤一包，别人两人抬一包，我爸他咬咬牙，一人挑两包。在他身先士卒的拼搏下，很快修好水坝，安装好机械，拉好电线，使用上电灯，这可是1964年啊，很不简单。

有了好的水源，农田灌溉更加省工省力，获得更多的人力到田间精耕细作，使得三蔸树的粮食连年稳步增长，驻村干部脸上也有光。那一年，政府又组织各村生产队长参观考察三蔸树的水轮泵灌溉及小型水电应用。后来，各个有水能条件的生产队都建起了水轮机灌溉、发电。

1972年，龙岸公社农技干部到三蔸树推广杂交水稻单株种植。当时，群众意见很大，都说：“水稻种植，有蔸才有收，这是几千年的传统，现在不舍得播种，以后哪会有收成？”

我爸爸顶着压力，用五十亩水田试种植单株杂交水稻。单株杂交水稻每亩用稻种才两斤多，比传统育秧每亩用三十至四十斤谷种，真是节省了谷种又减少了劳动力。五十亩的育秧量仅为传统种植育秧两三亩的育秧工作量，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由于种植单株杂交水稻，阳光充足，分蘖量大，根系发达，抗倒伏能力强，稻穗长，谷粒饱满，每百粒稻谷称量重，对比组差悬太大。

这年收割前夕，县政府召集群众在三蔸树召开杂交水稻单株种植生产现场大会，参会代表黑压压的，踩平了田埂，大家看到沉甸甸的杂交稻都啧啧称奇。当年，三蔸树生产队又获得一面奖旗，我爸也获得全县劳动模范称号。

种植杂交水稻让三蔸树屯声名鹊起，也让我爸风光无限。他不断被派到区内外学习参观。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太行山红旗渠，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有一年，还作为广西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大会。去北京开会，我记得通知还写道：何明安同志，您到北京后，住铁道部X楼X号房……这份通知收得慢，时间太仓促。可怜我爸翻箱倒柜找到的都是泛白的或破洞的衣服，于是，我和爸爸打着手电筒，连夜到下百车当教师的何明江姨父家借衣服。姨父人高，我爸人矮，我妈妈用针线把长的裤管从里面往回缝。

我爸爸在北京开会回来，买回一双油光锃亮的牛皮鞋，还购置了两套衣服，以备再次外出开会派上用场。那双皮鞋，爸爸舍不得穿，一直束之高阁。有一年，梅雨季节，天天下着雨，妈妈的脚丫都生沙虫了，见爸爸的皮鞋闲置在那，以为是雨靴，就穿去泥泞的地里干活。次日，湿透了的皮鞋发水胀坏了，爸爸心疼不已，眼泪都流了下来，还将妈妈痛打了一顿。

我爸爸作为一个老农，一位基层共产党员，获得这些殊荣，让他两眼大放异彩，脸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浮着一丝甜美的幸福的笑容。

话说回来，把“三蔸树”写成“三枝树”，是有一个笑话故事的。有一次，一个干部来写三蔸树先进事迹报告，一时竟忘了“蔸”字怎么写，于是，用“枝”字代替“蔸”字，报告层层上报，“三蔸树”就变“三枝树”了。

责任编辑 韦 露

→ 何绍杰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榕山村三蔸树屯人，有散文发表于《三月三》《广西税务》等刊，曾获广西五十周年大庆征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