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修杰

[摘要]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态危机的系统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想解决当今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就必须进行一场遍及全社会的生态环境革命，建立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自由。对此，梅多斯和福斯特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动生态环境革命的必然性;奥康纳着重论证了建设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行性;戴维·佩珀则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方案。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构想，对于我们充分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革命;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113-05

面对当今越演越烈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正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全球日益激烈的生态矛盾和生态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生态保护理论和实践运动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生态危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一场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具有同等伟大意义的第三次革命——生态革命，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人和自然和谐的、实现了人类公平与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和消除人类生存困境。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对于我们充分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态革命思想

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地球正在

被肆意的破坏，生态危机越发严重。面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当前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并分别提出自己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构想。梅多斯和福斯特等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生态革命理论，试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

梅多斯认为，当前人类只有进行一场可持续革命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可持续革命虽然不具备政治意义，但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极其重要，完全可以和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媲美。梅多斯把生态环境革命与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其目的是为了凸显生态革命对于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梅多斯首先对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原因，以及它们对人类发展的历史意义进行详细的阐释。在他看来，人类首先开始了农业革命，农业是建立在人类对野生生物稀缺性的成功反应基础上，农业发展导致人口剧烈增长，而这又直接导致土地和能源的稀缺性，这就要求人类必须进行另一场革命，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刻不容缓的现实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也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的反面作用。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自然成为资本实现利润的工具，人類和自然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工具主义，造成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同农业革命造成的稀缺催生工业革命一样，现如今工业革命也催生了新的稀缺，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来代替工业革命，完成人类继续生存发展的使命。梅多斯同时指出，现如今这场关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革命已经在进行之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白己未来的生存发展负起责任，尽自己一份力董，争取尽早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相比较梅多斯的生态革命思想，福斯特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去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认为，人们应该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角度人手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要想真正地消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必须开展一场遍及全人类的社会生态革命。在这一点上，福斯特和梅多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福斯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科学分析和论述，显然要比梅多斯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论述更科学、更彻底和更具有现实的可实现性。福斯特首先对资本主主义社会的环境经济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从事生态环境研究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指出：“自然资本化”和“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等理论方案不可能消解生态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家的“自然资本化”方案，福斯特明确指出：“无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1]（p28>。对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提出“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福斯特更是明确反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技术变革，对于生态危机的解决毫无意义，只是对原有的非理性消费和剥削的升级版而已。人类只有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改变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的积累体制，技术自身无法消解生态危机，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一种与环境之间相互可持续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可以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存在，只是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社会变革。此外，对于从事环境保护研究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福斯特则认为，环境经济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从事环境研究的科学家虽然对生态危机的解决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其只能从生态危机的表现去认识生态危机，而没有从生态危机其内在的本质去认识，认识不到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说他们所提出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也只能从某种意义上起到缓解生态危机的作用，根本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困境。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进一步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理性对于社会的制约问题。他认为：“全球性生态矛盾无法避免，除非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制约措施，别无办法。”[2]（p71）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是通过资本的增殖实现的，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导致人类理性失去了对于社会的制约作用，追求利益让人只会把自然作为自身实现其价值的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的非理性使用，进而产生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此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过精辟论述。马克思认为：“这个领域（自然必然性王国）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p71）因此，人类“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公共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进行自觉合理的经营”[1]（pp71-72）。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这个思想其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脱离了社会变革这个现实条件，要求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的社会制约，这本身就存在危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要求进行社会制约，而且会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调整其自身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整也许能够暂时地缓解或延缓生态危机对人所带来的危害，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本身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生态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彻底的变苹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对此福斯特给出的结论是，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通过社会和生态革命，如果拒绝改变就是人性的丧失，整个人类也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恶果。

针对某些人对于未来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悲观主义思想，福斯特坚信人类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走上健康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他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就人类而言，趋势并不等于命运。”在目前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人类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消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农业或工业革命规模的社会生态革命，這种革命不是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的合作只能越来越密切，当前的环境保护运动必须致力于削弱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的密切合作关系，同时用一种新型的更加民主的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合作关系取代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自身的改良不可能削弱其自身和资本的合作关系，这就需要进行一场全新的、彻底的社会变革，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承诺世界范围的平等，不会拒绝和排斥任何人，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环境发展需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的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自身显现出超越资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1^128）。

综上所述，虽然福斯特和梅多斯等人都认为社会必须进行生态革命，都把生态革命上升到与人类的农业和工业革命同样重要的地位，但是，梅多斯所提出的生态革命理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自我改良，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而福斯特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清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正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人类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只能进行以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这无疑超越了梅多斯的生态革命理论，其理论本身更科学、更合理、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实现性。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与梅多斯的生态改良主义生态革命理论和福斯特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社会革命意义上的生态革命理论不同，针对生态社会主义这个对于人类来说全新的理论和实践，奥康纳则系统论证了当今世界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现实可行性。

奥康纳在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区别。奥康纳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要远远小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维系自身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但在具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虽然奥康纳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生态破坏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辩护，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不一样，对环境破坏造成的原因和影响是不一样的，但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本身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他们不得不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放到最IT要的位置，所以，其本身就必须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劳动的生产技术和方式，就此而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后果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样的。二者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有着其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保护人类生态环境不遭受更大程度的破坏，但是，现实中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却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和消除人类的生存困境，走向真正实现人和自然双重自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将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白由。

在此基础之上，奥康纳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结合的理论可行和实践可实现性。在他看来，当今世界生态社会主义的趋势无论是尝试性还是实验性，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二者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首先，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本身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力建立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过度社会生产以及大规模“生态成本外化”的基础上。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步减弱，资本主义依靠传统的扩大市场并销售更多商品的方式来保持其利润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通过更大规模的扩大商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和生态成本的外化（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中更少地考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等，通过增加生态成本的支出，达到社会生产成本的降低的目的）来实现其保持利润增长的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态成本的外化来转移自身经济危机的做法大大加剧了全球的生态危机。而全球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把生态学意义上的新问题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传统问题逼到人类社会的政治议程，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则反而成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中介，虽然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是相对比较遥远，但这种婚姻关系至少已经开始了。其次，奥康纳认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往性，并且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pp'434^5）最后，奥康纳则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相互结合的必要性。因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终结资本对人类的统治，结束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历史。同样，对人类来说，也只有生态学才能使得人类的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结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毁灭。

对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实践的实现性问题，奥康纳认为，我们要想真正的建设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内在地扬弃生态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这种扬弃不是简单回避二者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仅仅把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二者所含因素简单相加的社会，而是应该真正地扬弃存在于人类中心论和去中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即人类社会生产的自我决定性和社会生产的全面计划性、协调性和控制性之间的矛盾。去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证明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中心论也已经开始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与此同时，那种要求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依靠那种仅仅把民主作为程序上或者说形式上的所谓民主国家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2]（p439），而这种政治形式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奥康纳通过理论和事实，系统论证了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能加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自由。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内涵

戴维·佩珀与福斯特和奥康纳一样，都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历史背景出发，提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福斯特和奥康纳相比，戴维·佩珀则更进一步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内涵和特征。

戴维·佩珀认为，自从人类进人现代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界的非理性对待，造成全球性生态矛盾的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它的發展主要是建立在破坏和贬低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基础上，同时这种资源和服务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最终依赖的。放眼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很多不可弥补的生态灾难，例如，淡水资源的短缺、大气的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土地的沙漠化、空气污染、生物物种大规模的灭绝等。人类在疯狂享受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过度掠夺自然界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自然环境破坏对人类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人在面对严重生态环境灾难的时候却有着不同遭遇，富人比穷人更容易避免灾难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能够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更有效地采取保护措施以保证自己生存。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当前的生态矛盾的曰趋激烈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系自身的发展，也采取一些环境保护措施，转移或缓解了生态环境危机对于自身的伤害。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始通过编织所谓的，以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去实现美丽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乌托邦幻想，来达到欺骗自己和那些饱受生态灾难摧残的人们。面对此种现状，戴维·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3]（&139）对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正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绝没有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只会不断促使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与此同时，戴维·佩珀对于当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也提出自己的具体看法。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待生态环境犯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样的错误，东欧和其他地区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无法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只有提出一"^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即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真正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及方法“组织物质生产和社会与文化的一种新方式，而绝非是过去错误地自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专制体制的等价物;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需要一种把动物、植物和星球生态系统其他要素组成的共同体带人一·种兄妹关系，而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戴维·佩珀又进一步阐述了他本人所理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

首先，人类中心论和人本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生态社会主义本身拒绝人们将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人类本身并不是一种污染物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人类不是—种非自然的存在，其本质上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生物区别无非是人的社会属性。虽然人的异化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但生产作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中心，我们可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重新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达到消除异化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在超越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剥削和支配，而是应该为了整个人类集体的利益，集体有计划的协调和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对待资源问题不会仅仅在停留在分配层面。戴维·佩珀认为，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那些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所需要的人类的增长而产生的非历史性限制是不存在的，但自然本身却给人类树立了改造自然的界限，限制了人类的改造力量。当然自然本身只是限制了人类的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对人类的所有生产方式的普遍限制。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本身意味着人类的许多需求方式和供应人类需求的资源，以及一系列必须解决的生态破坏问题的改变，而绝不仅仅只限于人类分配领域和分配方式的变革。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改变人类社会的需求方式，对财富也会遵循廉莫里斯的多样化的路线进行重新界定，所有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是其最基本的底线。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不会拒斥生产和工业本身，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工业是解放的，而非异化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类进人工业社会，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导致自然和人的双重异化。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已经解决了自然和人的异化问题，所以，其本身并不拒绝和排斥生产和工业本身，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和工业发展模式必将为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工业发展模式所取代。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下，技术已经完全适应了自然，其必然不会破坏自然，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和控制力有很大的提高。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源的分配开发也遵循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不再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回归了人类劳动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劳动不再是压抑人的活动，而人类自觉能动的社会活动。所以，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类个人的理想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类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此外，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民主、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以及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原则，同时也应该具有对我们的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的最基本的环境原则。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去审视环境问题，来回应大多数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当然，当前这些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社会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加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全世界范围的普遍性。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类作为集体的生产者将具有远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去建设人类自身所需要的社会。作为社会变革中的最伟大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将会“重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并且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而这已经在比如工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运动中得到了历史性地证实”[3]（p284）。

诚然，人类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战略也许会有不同的差别，或者说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对生态危机的应对模式有所不同，但生态危机已经开始严重危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共识，人们所要解决的生态危机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构想在当前还无法实现，但我们能从其理论中看到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人类社会已经踏上生态危机的解决之路。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态社会主义被创造出来并且坚持它的时候，未来共产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人类也一定解决生态危机和脱离生存困境，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自由。未来生活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会再有生态环境危机的体验，人和自然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自然也会变得更加适合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国已经进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也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构想，无论其能否实现，都能为我们在新时代充分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的内涵，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帮助。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新建，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