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广兴

[摘要]在古印度各地，无论大小二乘、僧俗二众，都非常盛行孔雀明王的修持。早在公元4世纪，孔雀明王相关经典即已传译于中土，其极具现世利益的功德，引得无数信众顶礼膜拜，持咒设坛，不一而足。无论是汉传密教、藏传密教、滇密，抑或是曰本东密、台密等，都视其为非常重要的本尊修法之一，在印度、尼泊尔、中国、日本，都受到广泛持奉。这一信仰在宋元文学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密教世俗化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密教;孔雀明王;持咒;宋元文艺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075-08

有关孔雀明王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叶。1928年，法国学者烈维著、冯承钧译《孔雀经与正法念处经研究》一书汉译本问世，就孔雀明王相关经典进行研读™pl5）。书中对《孔雀经》诸本进行对勘，并就其中之诸神名及地理名进行大量考辨，但所关注的仅仅是名物的考查方面。进人1980年代，刘长久等诸位学者编著了《大足石刻研究》一书，其中李巳生《大足石刻概述》一文，对大足宝顶山第13号窟和石门山第8号窟中有关部分孔雀明王图像的名称，以及着装做了简要的描述，为孔雀明王的研究做了最基础的工作[2]〜5）。之后，阎文儒先生编著了《中国石窟艺术总论》，该书中关涉孔雀明王的，主要讨论了孔雀明王造像的造型依據，并认为此类造像应是根据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或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而创作出的变相，并辅以相应经文为佐证[3]（p286）。进人1990年代，黎方银先生著《大足石窟艺术》一，书，其中也对大足地区孔雀明王造像进行大致描述，并根据题记推断北山石刻的年代当属于南宋时期[4]（pl26）。之后，陈灼先生发表《识孔雀明王龛“巨手”》一文m（plTO），其中对孔雀明王的出现，以及在佛经的依据和形象的溯源做了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推考宝顶山孔雀明王龛巨手出自佛典“一手遮天”的故事，并认为孔雀明王可能是印度阿育王（孔雀王）演化而来。这种观点为孔雀明主的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1994年，胡文和先生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一书，对四川地区出现的孔雀明玉形象做了全面的介绍，并与印度、日本地区孔雀明王形象做了简要的对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4）。此外，1996年，王惠民先生又发表了《论〈孔雀明王经〉及其在敦煌、大足的流传》一文®，对我国中原北方的石窟中出现的孔雀明王造像的来源、经典依据做了相关研究与探讨，并比较孔雀明王佛教经文的产生、内容及与道教《孔雀明王经》的异同，考察现存敦煌遗书中的与该经相关的写本，以及现存敦煌和四川大足的孔雀明王造像等情况。近年来，有关孔雀明王的研究集中在相关经典的文本研究及其密教化的解读方面。如任曜新、杨富学所著的《〈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杜斗城《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等®，对孔雀明王经文本的生成及其密教化过程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回顾上述研究成果，关于孔雀明王的研究，学者各有侧重，或专于探讨图像，或专究经典文本，但大多偏重于对图像的解读，而对于孔雀明王信仰在宋元的世俗化及其传持与影响方面，尚乏集中成果，因此，本文结合佛典文献、历史文献、文学文献和出土文物等实物资料，全面探讨其在宋元社会的流播与影响。

一、孔雀明王信仰的缘起、法相及神格

孔雀明王，密教本尊之一。梵名肘此^—mayiTriA—vidya'—ra^'n～i%音译摩河摩瑜利罗阇。意译作孔雀王、佛母孔雀大明王、佛母大孔雀明王等名，简称孔雀明玉。孔雀明王信仰的兴起，缘起于唐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所载的一则故事：“时有一宓刍，名曰莎底。出家未久，新受近圆，学毘奈耶教，为众破薪，营澡浴事。有大黑蛇从朽木孔出，螫彼宓刍右足拇指，毒气遍身，闷绝于地，口中吐沫，两目翻上。尔时具寿阿难陀见彼宓刍，为毒所中，极受苦痛，疾往佛所。礼双足已，而白佛言：‘世尊！莎底宓刍，为毒所中，受大苦恼。’具如上说。如来大悲，云何救护。作是语已。尔时佛告阿难陀：‘我有摩诃摩瑜利佛母明王大陀罗尼，有大威力，能灭'切诸毒，怖畏灾te，摄受覆育一切有情，获得安乐。汝持我此佛母明王陀罗尼，为莎底宓刍而作救护。为结地界，结方隅界，令得安隐，所有苦恼，皆得消除。’”[7]（#19'M16h）这是一种可供袪除鬼魅、毒害、恶疾的陀罗尼，此即孔雀明王咒。阿难立刻持此孔雀明王法为莎底做救护。“时莎底宓刍，苦毒消散，身得安乐，从地而起”。由此因缘，孔雀明王法门广传于世。此外，还有一则佛经故事，亦记载了持诵此咒的因缘。在久远以前，雪山有一金色大孔雀王，平素持诵该咒甚勤，因此，恒得安稳。有一次，由于贪爱逸乐，与众多孔雀女到远地山中嬉戏，而未诵该咒，因此，为猎人捕捉。他在被缚之时，恢复正念，持诵该咒，终于解脱系缚，得到自由。释尊的这些开示，就是孔雀明王及其陀罗尼为世人所知的开始。

在古印度，孔雀被认为是特异的禽类，有诸多不可思议事0如好食毒虫、毒草，且诸毒不能加害，反增其羽毛色泽光鲜，且具有胜诸各类禽兽的解毒能力。另外，据后秦道朗译《涅槃经》卷三十五载：“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娠”mmw、可知，孔雀闻雷振声，即可成胎。此外，雌孔雀闻雄孔雀的鸣叫，或与其影子相接触，亦可成孕等。孔雀的这种特异性，也使得孔雀明王经咒信仰浸染了诸多神秘色彩，在古印度非常盛行。佛经所载的金色孔雀（或称金翅鸟），显然不是普通的禽类孔雀，而是佛陀的化现，即为佛陀的化身。竺法护所译的《生经》卷五《佛说孔雀经第五十一》佛陀本生故事中有：“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孔雀者，我身是也。”[7]（#3'pl05a）密教经典中亦有：“此孔雀王者，大日如来化身是。”上述种种，说明“孔雀”“孔雀王”是佛陀的本身，后被世人称为孔雀明王。孔雀明王就是专食毒虫、毒草的孔雀之神格化神祇，南朝梁僧伽婆罗多译《孔雀王咒经》卷上：“彼孔雀王有时以此大孔雀明王不作咒诵，拥护安乐，而与多林孔雀女，从园至园，从苑至苑，从山至山，贪着于欲处，橋迷多痴闷，提携游行，放逸自橋，人一山穴。于彼长夜，怨家怨友，常伺其便，以孔雀绳缚彼。孔雀王将至怨中，心自作念，唯此大孔雀明王有咒如是。”m（®9'PPm）。上述故事记载了孔雀王与孔雀女欢游，为怨友所缚，以孔雀王咒得脱。可以想见本经的咒术力：ft，这类孔雀王故事在民间广为传诵。据说《孔雀王经》的流传，还与毗沙门天王崇拜有关，据梁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卷下：“佛云：’《孔雀王咒》，四天王所说，所随喜’。[7]（卷19，p.456c）

也有学者认为，孔雀明王在古印度出现，与当时极力扶持佛教的孔雀王朝有着密切的关联。孔雀王朝的图腾就是孔雀，阿育王也被称作孔雀王，后来阿育王就把国家的守护神孔雀神吸收为佛教的守护神了，随着佛教的传播，渐次与孔雀主的形象相融合，最终成为密教的孔雀明主。另外，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大佛湾第13号龛中央有孔雀明王巨像，左壁上层还刻有向上直伸展的一只巨手，上面刻有云饰。关于巨手的意义，陈灼先生认为：“是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时‘一手遮天’的故事。”®这表明孔雀明王和孔雀王阿育王的事迹已融为一体了，由此也赋予孔雀明王更为深刻的意义。

此尊相传为毗卢遮那佛或释迦牟尼佛的等流身，密号为佛母金刚、护世金刚。在密教修法中，以孔雀明王为本尊而修者，称为孔雀明玉法、孔雀明王经法，又称孔雀经法，为密教四大法门之一。这是一个可以消除鬼魅、毒害、恶疾的修持法门，是依据《佛母大金耀孔雀明王经》或《孔雀明王仪轨》，以孔雀明王为本尊所修之秘法。梁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卷上：“阿难，北方名毗沙门，领药叉王，众数非一千万。前后围绕，守护北方天王。复有儿孙兄弟大臣军主吏民大众，以此大孔雀王咒，愿拥护守卫我某甲等，令见百春。说咒如是。”唐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佛告阿难陀，若读诵此大明王经时，作如是语：此大孔雀明王，佛所宣说。愿以神力，常擁护我。铙益摄受，为作归依。寂静吉祥，无诸灾患。刀杖毒药，勿相侵损。我今依法，结其地界，结方隅界，除诸忧恼。寿命百岁，愿度百秋。”同经卷下云：“阿难陀，若天旱时及雨涝时，读诵此经，诸龙欢喜;若滞雨即晴，若宄旱必雨，令彼求者随意满足。阿难陀，此佛母大孔雀明王才忆念者，能除恐怖、怨敌、一切厄难，何况具足读诵受持，必获安乐。”[7]（卷19，P.439a）

上述诸经之说明，可见此法之主要作用为护国、息灾、祈雨、请雨、除病延寿、消除病恼、解毒、安产等诸多消灾去祸的世间利益，任何鬼神都不可违反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同经卷下：“阿难陀，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无能违越者;若天若龙、若阿苏罗……一切鬼神，亦无能违越者。及一切诸恶食者，亦不能违越此佛母大孔雀明玉P”[7]（飢p.438a）

孔雀明王就是光明之主的意思，拥有摧破烦恼业障的德性，通常是佛、菩萨在降妖除魔时愤怒的化身，大多面目浄狞可怖。据不空译《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云：“于内院中心，画八叶莲华。于莲华胎上画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头向东方，白色，着白缯轻衣。头冠、璎珞、耳铛、臂钏，种种庄严，乘金色孔雀王，结跏趺坐白莲华上，或青莲花上，住慈悲相。有四臂，右边第一手执开敷莲华，第二手持俱缘果，左边第一手当心掌持吉祥果，第二手执三、五茎孔雀尾。”m（sw'p440a）.依此《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所载，孔雀明王法相呈一面四臂之相，骑一只金色孔雀，故曰孔雀明玉。明王非忿怒尊，现慈悲相，全名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一般都是白色，穿白缯轻衣。有头冠、璎珞、耳铛、臂钏等装饰。四只手臂从右至左分别持敷莲花、俱缘果、吉祥果和孔雀尾。手中的四种持物，表示密教成就悉地的四种坛法，即敬爱法、调伏法、增益法、息灾法。莲花表敬爱，俱缘果表调伏，吉祥果表增益，孔雀尾表息灾。西藏流传的形象则里三面八臂，坐莲华座，不乘孔雀。

《孔雀明王经》传人我国的时间较早，今存6部汉译本：本经异译本有姚秦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一卷®、失译人附秦录《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失译人附秦录《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南朝梁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二卷、唐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E卷，及不空译《孔雀明王经》E卷等六本。其中不空译《孔雀明王经》，又名《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孔雀明王经》《孔雀经》等异名。据不空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序》：“然此支那数朝翻译，民虽遭难，尚未遍寫6即盖缘往时译者，词质而文梗;润文者，阙方便之妙言。虽圣旨不乖，唐、梵之言，穷五天之教。来于此国，敕令于大明宫，乃译此经，勒成豆，卷，题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矣。莫不广开佛日，高照重昏，秘密真诠，遍流同益。灵符既显，万障自祛。法药普施，业患永灭。愿此法灯常耀，总法界而清安。圣寿千春，保金枝而长茂。天龙警护，法化恒宣。佛敕流晖，尘劫不朽。”[7]（sl9'M15a）道出了译经的原委。此本最为流通，与义净的两个译本，经文比较完整，也都非常通畅达意。尤其是义净在翻译《佛说大孔雀咒玉经》之前，经典有阙，且流传不广，“但为旧经，译文有阙，致使神州不多流布。虽遭厄难，读者尚希。故今综寻诸部梵本，勘令委的，重更详审，译成三卷，并画像坛场轨式，利益无边，传之永代”[7]'p459b）。可见，他的译经是综合诸部梵本而集大成。从上述6个本子的翻译来看，南朝梁僧伽婆罗译于公元516年的《孔雀王咒经》二卷本，为孔雀明王经的最早译本。前B者保留了该经更原始的形式，而后三者内容则明显有较大扩充。经录中还记载有昙无兰译《孔雀明王经》一卷。另外，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所谓孔雀王诸神咒实分《大孔雀王神咒》一卷和《孔雀王杂神咒》一卷，皆在“晋元帝时，西域高座沙门尸梨蜜所出”[8]（M5）。可见，晋时，又有帛尸梨蜜多译本，这样算起来就有9个译本。

帛尸梨蜜多罗在南京建初寺开始/他的密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他是最早将密教经典传人江南地区的人。如果经录属实，那么可以说帛尸梨蜜多罗是佛经翻译史上最早传译“孔雀经”的人。从东晋到盛唐间的300多年时间里，“孔雀经”曾先后有过9次翻译，为所有密教经典翻译之最。其中帛尸梨蜜多罗最早参与且有过两次翻译，分别译出《佛说大孔雀王神咒经》《佛说大孔雀王杂神咒经》各一卷。现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均有收录，这为孔雀经典在中土的流播打下基础。由于“孔雀经”的成功翻译和传播，“大孔雀王”的法名和诸多的咒语第一次以汉语文字经典出现在佛经中，开启了密教经典在江南地区传译，及早期密教在中土的传播的先河，亦为盛唐密宗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仪轨的传译方面，有唐义净所译本，后附有《孔雀主坛场法式》一卷，不空译《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另外，还有《孔雀经等真言梵本》。又，据《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元藏中尚有不空撰之《唐梵相对孔雀经》，现已佚而不传。

孔雀经典译出后，经抄写和刊刻而流传，如在新疆库车佛塔就出土了鲍威尔写本《孔雀明王经》®，有学者将此写本与现存本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新疆库车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中《孔雀明王经》的文本与现存《孔雀明王经》各文本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孔雀明王经》现存文本的来源是由一个较小的核心文本发展而来……这一文本扩展过程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了密教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可见，写成于4世纪的鲍威尔写本《孔雀明王经》为现存文本的来源提供了实证。同时，也可看出《孔雀明王经》诸本传人中土后辗转流传，最后由不空集大成为内容富赡驳杂、仪轨详备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敦煌地区亦有写本流传，现知共有三件孔雀经写本：一是唐义净译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编为《敦煌劫余录续编》第332号，共5纸，残页;二是后秦鸠摩罗什译本，今藏于日本大谷大学，编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散726号，首缺尾全，共9纸;三是系唐不空译《孔雀明王经》，今藏法国的P2368号，残页，共存9行。这些经文的发现，说明在这一地区曾经流传着不同版本的孔雀经。

随着孔雀明王信仰向世界各地的流播，各语种的孔雀明王经典不断问世，现已有梵、汉、藏、西夏、日、尼泊尔等多种文本存世。另外，还有藏文译本、西夏文、梵文贝本、梵文抄本译本留存。据有关学者统计：“藏文译本可知者有二：其一为北京版，崇祝寺天清番经局本，存《甘珠尔藏》中。其二为纳塘版，二种字句相差甚少。西夏文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典中，也有《孔雀明王经》写本。除上述诸本外，还有日本法藏馆藏11世纪梵文贝叶本;巴黎国立图书馆1749年的梵文抄本;巴黎亚洲学会藏抄本，此本不详其年代，应为近代本;英国所藏《五护》抄本，剑桥有9本，分属11世纪至17世纪;伦敦大英博物院有3本，一本为11世纪本，二本为16世纪本;伦敦亚洲学会有2本，其一为1767年本，其二年代更为古老。此外，敦煌遗书中已知有3件，分别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120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义净译本）、散726号（现藏于日本大谷大学，为鸠摩罗什译本）和法藏P2368（不空译本）。”西夏流传有大量的藏传佛教的经典，其中亦有孔雀明王相关经典，如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写本等。这些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孔雀明王经文的发现，说明这一地区曾流传不同版本的孔雀经。

在曰本传持的密教中，孔雀明王信仰异常盛行。日本学界对孔雀明王信仰研究卓有成效。据王惠民先生考证：“日本对《孔雀明王经》的研究有据可查的是僧人灵云，曾于1868年对勘不空本、义净本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异同》。此本已为日本释藏（应指明治本）所录。”®日本学者对孔雀明玉信仰的研究，既有宏观的研究整体研究，又有细致人微的微观研究，表现在对《孔雀明王经》的注疏方面，成果富赡。如日僧观静所撰《孔雀经音义》H卷，它如《孔雀明王法》《孔雀经并仁王经法》《孔雀经开题》《孔雀明王小供养法》等十余种。说明在日本，人们对《孔雀明王经》极为尊崇。上述诸经的传译与注疏，使得孔雀王经咒信仰渐次流行朝野。

随着孔雀明玉信仰的流播，加之当时佛道的交融互汇，道教也吸收了密教的孔雀明王经，名之为《太上元始天尊说宝月光皇后圣母天尊孔雀明王经》三卷，简称《孔雀明玉经》，王惠民先生认为：“它是由佛教的《孔雀明王经》发展而来的。”经中掺杂了诸多佛教术语及密教咒语，诸如“此经功德，不可思议：此经能解铁围，此经能救患病……此经能破诸大地狱，此经能护国土一切刀兵，此经能灭虫蝗，保护善人。”“皈命孔雀大慈尊，皈命天王诸圣真。”“誓愿救度，慈济无边……大悲大愿、大圣大慈。”袭用痕迹一览无余，反映了佛道二教的融合样态。《道藏》有录人，约成于元代或明代，撰人不详。

二、孔雀明王信仰在宋元的传持

孔雀明王信仰在宋元的传持，集中表现在当时的文学艺术样式中。无论是诗文，抑或是小说、戏曲;无论是绘画，还是造像，都可见持诵《孔雀明王经》及图绘孔雀明王的形象。

《孔雀明王经》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杂密经典，系“五护秘经”之一。据宋施户所译《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下：“佛告诸比丘，我此经典总有五种眷属部类，如是次第：所谓《守护大千国土大明王陀罗尼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尸多林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大威德神咒经》，如是等皆为一切如来降伏诸魔，调难调者，息诸众生种种灾变，护持佛法及诸国界，速疾法门。”[7]（#19’p593a）可见，此经在密教经典中的重要性。唐不空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序》言：“《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者，牟尼大仙之灵言也。总持真句，悲救要门，绾悉地之玄宗，息波澜之苦海。二十八部之神众，同誓护于斯经……忽思古圣无上觉皇，演《陀罗尼》能超众苦。发声应念，系缚冰销……多逢留难，种魔生。修行者，被惑情迷，居家者，众邪为患;妖祇授怪，常现灾祥。若不此经，何威能制？……莫不广开佛日，高照重昏，秘密真诠，遍流同益。灵符既显，万障自祛。法药普施，业患永灭。愿此法灯常耀，总法界而清安。圣寿千春，保金枝而长茂。天龙警护，法化恒宣佛敕流晖，尘劫不朽。”™#19'M15a）唐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明王经》后所附《须知大例》中提到此经“有大神力，求者皆验……读诵求请，咸蒙福利，交报不虚。”[7]（#19’M59b）也强调了它的威力及持诵此经的必要性。

同時，《孔雀明王经》与祈雨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十一“祈雨法坛”：“又请有德有行精进众僧，及自清斋，香汤洗浴，着新净衣，人帏之内，转《大云经》《孔雀王经》《大云轮经》，六时绕坛，行道礼拜，助祈雨人。若能如是作法乞雨，三曰得雨;若不得者，一七日内，必得大雨。”[7]（sl8'p'459b）可见，该经在祈雨中的重要性。《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记载了有关唐代不空：三藏依凭孔雀明王法祈雨之事。此则故事是发生在天宝五年（746年），不空遍游五印度，再次返回长安，住净影寺，为玄宗灌顶。“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擐，仍赐絹二百匹”[9]（p8）。后又赐号“智藏”。

《孔雀明王经》传人我国的时间较早，相传公元4世纪就已传译于中土，今存6部汉译本。在仪轨方面，不空译有《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等。這些也充分说明了孔雀明王在中国的流行。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帛尸梨蜜多罗就已译出孔雀明王相关经典，孔雀王诸神咒开始流布，并广为传持。据《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殆自东晋尸利蜜已降，宣译秘咒。要其大归，不过祀鬼神、驱邪妄、为人禳灾释患而已。”[7]（_’pm密教以持诵经咒和加持仪轨而彰显其奇异性和独特的威力，极富宗教的神秘性。诸咒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雀王咒”，是当时甚为流行的经咒之一，相传持诵此咒能灭一切毒恐惧灾难烦恼。

据史载，时东晋高僧帛尸梨蜜多罗是江南一带传播陀罗尼咒术最著者，“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蜜传出孔雀王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8]（pM2）。梁元帝萧绎在其《金搂子·立言》自序中，亦提到他曾从法朗道人处受诵《孔雀王咒》等®。此为孔雀明王信仰流布之发端。之后，相关经典被陆续译出，如南朝梁时僧伽婆罗译出《孔雀王咒经》二卷。降至唐世，义净又译出《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三卷。

随着密宗的形成，不空又译出《佛说大孔雀咒王经》这卷及《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经中有艰涩的咒语、复杂的坛场结构等供养形式，为孔雀明王法所依凭。至此，孔雀明王信仰流播大江南北，持诵孔雀明王咒为僧俗两界所重。孔雀明王信仰首先在中原的长安一带展开。唐末、五代之际，走向民间的密教异常发达，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六：“瑜伽大教兴大唐，从宽补受灌顶卅余人云。”[10]（p545）孔雀明王信仰尤为兴盛，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三《晋朔方灵武永福寺道舟传》：“释道舟，姓管氏，朔方回乐人也。髫年聪雅，庠序有仪。虽诵诗书，乐闻释典，决志出家于龙兴寺孔雀王院。”[9]（pS6）道舟出家于灵武龙兴寺的孔雀王院，龙兴寺即为当时著名的密教寺院。同上，卷二十五《后唐凤翔府道贤传》：“释道贤，不知何许人也，持讽《孔雀王经》以为日计，末则受瑜伽灌顶法，持明之功愈多征应。”[9]（pM2）上举数例可知，五代时，传持孔雀明王信仰者大有人在。

人宋以降，随着佛教世俗化的不断深人，密教之孔雀明主信仰也渐次走出皇宫内院，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密教中，孔雀明王是孔雀经法的本尊，具有止雨、消除一切灾厄、带来福报安乐的神力，所以，人们纷纷造像以祈求明王的保佑。佛教寺院持诵“孔雀经咒”，民间红白诸事亦皆诵持。孔雀明王的画像在民间流行，摩崖石刻多见孔雀明王等造像。历史上石刻孔雀明王经亦有不少，如江苏常州市太平寺，寺前有一对宋代经幢，东幢上所刻的就是不空三藏所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部分真言咒语。云南大理弘圣寺塔（938—1253年），镶嵌有青砖雕刻的大孔雀明王经咒。房山石经之《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卷六，亦刻有“孔雀明王经”中的五条真言咒语。据记载，房山石经还藏有辽代刻唐义净译《大孔雀咒王经》及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石刻全文碑。“大安塔成后，仁宗又赐近院官舍九十区，僦直充供。道坚又建二殿，夹峙于塔。又营《法华》《孔雀经》讽诵之殿于旁”®。两宋之际，孔雀明王经木刻单行本逐渐盛行，其间插图版众多，书画内容丰富多彩，插图中多绘有孔雀明王经变故事。同时，供奉释迦牟尼佛，供奉孔雀明王成为显密同修之见证。崇奉孔雀明王和孔雀咒，使其在民间的发展势力渐行渐广，渐人显教日常内容。“孔雀咒”可以说已经成为在中土民间影响最广的密教经咒之一。

孔雀明王信仰大行其道，相关文献记载史不绝书。在佛经文学作品中，孔雀明王频频示现。如宋惠洪撰《林间录》卷上有则故事记延庆洪准禅师临终时，“门人弟子皆赴檀越饭，唯一仆夫在，师携磬坐土地祠前，诵《孔雀经》一·遍告别，即安坐瞑目”[11]（#87'p274e>。明居顶撰《续传灯录》亦载此事，卷十六《福州延庆洪准禅师传》记载，延庆洪准禅师临终前“携磬坐土地祠前，诵《孔雀经》一篇，告别即归，安坐瞑目而逝”[7]（#51’p573h>。在世俗文学中，亦有突出表现。如《夷坚志·支乙志》卷八“陈二妻”条记载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其妻怀孕时到镇市大平寺，请僧于佛前许《孔雀明王经》一部，以祈阴护。既而生男，久不偿初愿，遂双目失明;及暮秋，始践前约，第二年初春，双目如常，了无患苦[12]（p8w）。《夷坚志·丙志》卷十九“江南木客”：“南城尉耿弁妻吴，有祟孕，临蓐痛不可忍，呼僧诵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雏，遍体皆毛。”[12]（p695）《夷坚志·景志》卷二“孔雀逐疠鬼”记，抚州宜黄人邹智明，暴病，语请师叔。师叔住持临江寺，能诵《孔雀明王经》[12]（p888）。《夷坚志·丁志》卷六“僧化犬赋”记，建阳人陈茂秀才，“工为文，聚徒数十人，于开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辅，能诵《孔雀经》，主持水陆，戒律颇严”[12]（p589）。《夷坚志》中大量持诵孔雀明王经咒故事的记载，说明孔雀明王信仰在南宋的江南一带异常活跃。通俗小说中亦不乏此类记载。如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中写道：“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霄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孔雀明王在上述各类文献中频频示现，正说明孔雀明王信仰已成为当时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雀明王信仰的兴盛还表现在绘画和造像艺术方面。寺院、石窟中的变相画、造像就是其中重要的样式。密教中几乎所有的明王，都现愤怒相，唯独孔雀明主却现慈悲菩萨相，这在明王像中可说是极少数被画成慈悲相的尊象。密教兴起后，当时的画坛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染笔过孔雀明王像。据《宣和画谱》记载，初唐画家阎立本绘有孔雀明王像。他如吴道子、卢愣迦、姚思元、杜倪、曹仲元等亦有孔雀明王画作问世。（《宣和画谱》卷二卷三）、王维（《南宋馆阁续录》卷同时，有关孔雀明王壁画亦散见于各大寺院。如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成都大圣慈寺建成。据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不与焉。”以朝廷待诏及长安画坛名家为主的画壁多属密教神祇或变相画，其中就有张南本画“孔雀明王变相”。据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张南本”条载：“张南本者，不知何许人也，中和年寓止蜀城，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大圣慈寺……兴善院大悲菩萨、八明王、孔雀王变相，并南本笔……竹溪院有《孔雀王变相》。”[13]（p33）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亦载。位于陕西西安东蓝田县普化乡河湾村西的水陆庵，相传隋朝启建，唐时兴盛，明时扩建，其后室供奉有三菩萨，北边的是十六臂观音（坐东朝西），南边的是佛母大孔雀明王（坐东朝西）。后室南边供奉的孔雀明王，则是“孔雀明王海会图”，或叫“孔雀明王经变图”，此题材出自密教经典一《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经中述佛、菩萨和众多的鬼神共赴一会，这种形式也是早期密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水陆庵孔雀明王后墙上泥塑的七排彩俑，其所表达的当是《孔雀明王经》中所述的故事。

靖康之乱，宋室南迁，绍兴年间，各地开龛凿窟连年不断，其中就有孔雀明王、鬼子母，不空胃索观音、数珠手观音、如意轮观音等密坛曼荼罗龛。在西北敦煌地区开凿的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经“会昌法难”以后，密教转人民间传播，且范围更广泛了，全国各大佛教寺院中基本都有供奉孔雀明王。现存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不同时期的孔雀明王画像也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敦煌石窟，因地处边陲，受破坏的影响较小，密教信仰较为兴盛，其中壁画艺术较为突出。从敦煌石室中所绘壁画来看，有关密教题材的图像出现的较早，如初唐时石窟中就已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像;在盛唐时石窟中，诸如密教观音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胃索观音等造像也先后出现，但描绘孔雀明王的造像则出现的较晚，就目前发现的来看，共计9幅。一幅属于中唐的，3幅为五代，另有5幅是为宋代。其中五代一幅在榆林窟，其余都在莫高窟。莫高窟第144窟（中唐）的孔雀明王画在东壁门南，应该属于胎藏界曼陀罗组成的一部分。孔雀明王僧人貌、天神相、无冠。一面四臂，这也是留存下来最早期出现的孔雀明王造像。莫髙窟第205窟（五代）甬道顶部孔雀明王说法图像，一面四臂。右边第一手执开敷莲花，第二手持俱缘果。左边第一手执孔雀羽，第二手持吉祥果。实际上这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变图，是孔雀经曼陀罗。这时的造像形式基本上遵循了仪轨的要求。这是五代（907—960年）留存至今最早的孔雀明王画像。莫高窟第208窟（五代）的孔雀明王画在甬道顶中央，一面四臂。榆林窟第33窟（五代）甬道顶部绘制有孔雀明王壁画，但已残毁过半，所以日文版《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所附《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失录此画。

有宋一代，孔雀明王画像明显增加。莫高窟第133窟（宋代）的孔雀明王像绘于甬道南壁，甬道北壁绘迦楼罗主。莫高窟第165窟（宋代）的孔雀明王像画在甬道顶中央，无眷属。莫高窟第169窟（宋代）甬道顶上的孔雀明芏画像，主尊化佛冠，一面二臂，左手持一支孔雀尾，右手有持物，保存得比较完整。孔雀明王一面二臂，菩萨貌、慈悲相。孔雀立于莲上，无水池。左手持一支孔雀尾，右手有持物。莫高窟第431窟（宋代）的孔雀明王像孔雀明王像画在甬道顶中央。孔雀立于池中莲花上，主尊一面六臂。甬道两边和孔雀明王像连接处，依次各画五佛坐像。此窟早在北魏时就已修建，前室屋檐上刻有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重修的题记，孔雀明王像即绘制于重修之时。莫髙窟第456窟（宋代）中的孔雀明王像绘制于盏形顶中央当中，孔雀站立于池中水莲之上，主尊像也为六臂，一左手执弓，—右手持果实，余臂所持物不明，无眷属相伴。

敦煌壁画中密教内容丰富，有156个洞窟保存了五代、宋初密教遗迹。敦煌莫髙窟的壁画中绘有孔雀明主画像，这是现存历史上最早期孔雀明王画像，也是孔雀明王造像最多的地方。窟中孔雀明王像虽有九幅，但相对还是较少。壁画幅面较小，且内容简单、壁画位置多在甬道顶。敦煌石室壁画上也有不少西夏、元时期的密教内容，但未见孔雀明王像。孔雀明王经曾在敦煌地区弘传，但从壁画的位置、面积、经文残卷等因素看，孔雀明王经尚未成为该地区密教弘法的主流。

从上述造像和壁画来看，五代之前的孔雀明王像，基本上遵从了仪轨的要求画制。人宋以降，汉地流传的孔雀明王的造像，都没有按照仪轨要求作画，逐渐变异多样。除了一面两臂、一面四臂以外，还出现了一面六臂、一面八臂，两面多臂、三面六臂、三面八臂等多种形式的造像。孔雀明王戴宝冠或化佛冠。另外，在众多的孔雀明王形象中，手中持物增加的类型，除了原仪轨法定以外，出现了密教法器如金刚杵、金刚铃、幡幢、月轮、佛手瓜、梵夹等，同时，还出现了诸如“弓箭”“刀剑”等“武器”类持物，以表震慑降伏之功能，但也有造像手中没有持物的。如位于陕西西安东蓝田县普化乡河湾村的水陆庵（隋时启建），其中的孔雀明王圣相，亦不同于仪轨，是一面两臂，如来相，无持物。云南建水指林寺（明）孔雀明王壁画，着宝冠菩萨相，一面两臂，手中没有持物。陕西榆林戴兴寺（明清）孔雀明王如来相，一面两臂，手中无持物。这些都说明，五代之后，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在汉地流传的孔雀明主造像，逐渐变异多样，已经不完全是按照孔雀经仪轨所描述的那样了。

在胎藏界曼陀罗图中的孔雀明王为菩萨相，一面二臂，右手持孔雀尾，左手持莲华。在西南四川地区凿造的大足石窟群，也是宗教艺术的佼佼者。大足与北山为中心的十余处山崖中组合成群，构成祈福禳灾护国的道场。大足摩崖石刻造像，保留了中国唐、宋时期的精美石刻造像艺术。其中有诸多的佛母大孔雀明王造像，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据王惠民先生统计：“大足石刻的孔雀明王像均集中在宋代，数量可观，并全是单独开窟供养，主尊髙大。计有：北山155窟，宝顶山大佛湾13窟，石门山8窟，玉滩2窟，七拱桥4窟，以及今安岳县双龙乡的孔雀洞，共6处。”®孔雀明王造像在宋代时期四川石窟中频繁出现，单独表现孔雀明王形象的为大足北山第155号窟和北塔（又名多宝塔）第36号窟（南宋）。其中大足石刻北山155窟，孔雀明王居于窟内中央，孔雀尾连接窟顶，四周可环绕。莲座造型为一面四臂孔雀明王，活灵活现。窟内三面遍刻诸佛，共1066身，千佛围绕孔雀明王孔雀明玉造像顶天立地。根据唐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其中讲述以孔雀明王为本尊的孔雀明曼陀罗。其曼陀罗是以孔雀明王尊为中心，过去庄严劫三佛、贤劫四佛和未来佛四周围绕。这七佛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之佛，亦是代表了一切佛，无量无边之佛菩萨围绕佛母大孔雀明王，共同组成孔雀经曼陀罗。北山155窟的这一场景，正是力图表现孔雀经曼荼罗之精华。孔雀明王造像基座上刻有“丙午岁伏元俊男世能镌此一身”字样。据此推算，“丙午岁”当为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伏氏家族是当地的能工巧匠，世代凿窟雕像为业。这是大足石刻中注明具体雕凿时间及工匠姓名的孔雀明王造像，显得弥足珍贵。以佛母孔雀明王经变形式表现的有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3号窟、第31窟，石门山第8号窟，玉滩第2号窟，以及安岳孔雀场报国寺的一窟，均制作于宋代。其中尤以南宋时期开凿的大足两处经变形式的造像（宝顶山第13号龛与石门山第8号窟）保存最为完好，而且其经变内容雕刻丰富、精彩。宝顶山大佛湾第31窟，描绘的是“孔雀明王经变”图，依唐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内容作画^其最左边描述的是“沙底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并配有文字说明：“大藏经云：有一宓刍名曰莎底，出家未久”，以下残缺。“沙底比丘被蛇咬”就是本经所述的孔雀明王信仰的缘起故事。西壁上刻像七尊，其中一神坐在飛翔孔雀上，讲述的是本经中“孔雀采女”的缘起故事。宝顶山大佛湾第31窟，是历史上保留至今最完整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变”图，石窟里还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字信息，为研究历史、佛教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大足石门山石窟造像分布于圣府洞和陈家岩两处，主要集中在圣府洞。圣府洞开凿于宋，有佛教和道教题材的造像12龛窟，计200余尊。北宋绍圣年间（1095—1098年）已造孔雀明王、珂勒帝母等密教神祇。石门山第8号孔雀明王经变窟也在圣府洞之列，坐北向南。孔雀明王在洞窟正中，菩萨相，一面四臂。孔雀明王造像身后洞壁上，刻有沙底比丘被蛇咬的故事，后壁上还刻有孔雀采女的故事，此也是孔雀经文中的缘起故事。石门山第8号孔雀明王窟可能是密教道场®。大足玉滩2窟孔雀明王一面两臂，头戴宝冠，着薄纱衣袍。大足石刻中大量以孔雀明王为主尊的洞窟显示了柳本尊、赵凤智等川密传承者对《孔雀明王经》的重视。在安岳县双龙乡有一“孔雀洞”，正中雕刻佛母大孔雀明王造像。孔雀明玉一面四臂，安岳孔雀洞的孔雀玉像，描述的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中所传载的故事，可以说是孔雀明王的经变图，也许这里本身就是孔雀明王的道场。

三、结语

《孔雀明王经》是最早传人中土的密教经典之一，由于修持孔雀明王法门所获得的诸多现世利益，因此，深得僧俗两界广泛的传持，演绎出众多写本、版本。可以说，孔雀明王信仰无论是在汉传密教、滇密、藏传密教，抑或是日本密教，都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密教形态。千百年来，随着密教的不断世俗化，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朝野上下，关于孔雀明王的故事亦代有传承，在《夷坚志》《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里，在佛经文学作品中，在大足石刻的雕像间，在敦煌壁画的故事里，在民间流传的说唱和戏曲唱词等文学艺术里，都有关于孔雀明王诸多的艺术形象，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法]烈维.孔雀经与正法念处经研究[M].冯承钧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28.

[2]刘长久，等.大足石刻研究[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4]黎方银.大足石窟艺术[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5]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等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选[M].1995.

[6]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7]大正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

[8]僧佑撰，苏晋仁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9]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成寻撰，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卍续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

[12]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黄休复撰，何温若注.益州名画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