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伟

[摘要]新世纪先锋诗歌始终坚守和延续以否定、叛逆、实验为显明特征的诗歌精神，切入当代人生存与生命体验中。“低诗歌运动”方式对抗、颠覆诗歌中固化的、陈腐的艺术观念;女性诗人的欲望化的身体写作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并冲击着诗坛的审美思维惯性;荒诞化城市诗歌写作表达了对当下后现代幻象的警觉与反思。

[关键词]先锋诗歌;低诗歌运动;女性诗歌;荒诞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056-07

Avant - garde and Dasein：the Textual Featuresof Avant - garde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SONG Bao - 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ioneer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continued the spirit of poetry characterized by negation， rebellion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survival and life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The way of M low poetry movement" confronts and subverts the stereotyped and outdated artistic concepts in poetry; the desirable body writing of female poets conveys womens uniqu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impacts the aesthetic thinking inertia of the poetry world; the absurd City poetry writing expresses the vigila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post - modem illusion.

Key words：Low Poetry Movement; Female Poetry; Absurd Writing

新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的后现代文化表现出更为喧嚣与多元化特征，1980年代开启的蔚为壮阔的思想“启蒙”浪潮经由1990年代的商业化、市场化洪流的冲击与消解，早已归于寂静，取而代之的是当下更为汹涌的物质化欲望的潮流，而文学在民众艺术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走低。文学被迫走向边缘化之路，这既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缩影和反映，也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奈之举。诗歌作为文学中最为敏感、前卫甚至“小众化”的文体形式，其边缘化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但诗歌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承认和接受这样的文学地位，更不能永久地“销声匿迹”，这不是它的最终归宿，而当社会、经济发展给予足够的支持与空间，诗歌还是要努力回到文学的“中心”，尽管“边缘化”对诗歌来说并非意味着“坏事”。新世纪为先锋诗歌提供了足够其发展的文化语境以及经济和技术支持，诗歌那颗“永远驿动的心”终于可以找到“寄托之地”，再也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将1980年代以来培植的先锋精神和气质继续下去，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宽阔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掀起一阵阵令人战栗不已的诗歌狂欢呐喊，演绎着先锋诗歌狂放不羁的精神与艺术本性。当然，作为当下最能招致“非议”的诗歌样态，想要被社会和时代承认接纳，这条路依然是荆棘密布、艰难而曲折的。

一、“崇低”：先鋒诗歌运动的价值取向

先锋无论是作为一种军事、社会和历史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文化、艺术和文学的概念，都意味着是冲锋陷阵，打破既有的牢笼、规范与限制，是一种“前途未卜”的积极探险，更是一种“山登绝顶”之后的开阔与自豪，充满着无限的“敞开”性。作为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先锋诗歌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传统性，对过去的缺乏生机的陈腐的价值观给予摧枯拉朽般的颠覆与冲击，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性的文化精神的不遗余力的彰显。诚如尹国均所言，“先锋精神”是一种如普罗米修斯、启蒙、革命者、丹柯、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即勇往直前、不断创新，前赴后继。新世纪初诗坛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崇低”诗歌运动，这场运动中包括“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空房子主义”“反饰时代”“中国话语权利”“军火库”，以及“中国平民诗歌”“民间说唱”“俗世此在主义”，等等。应该说，这场诗歌运动既是新世纪诗歌的一声呐喊，更像是一场经过1990年代诗歌沉寂、落寞之后的强势崛起和反向爆破，用一场在许许多多人看来是“逆流孽种”、同时也令人“面红心跳”或“狂呕不止”的诗歌狂潮宣告诗歌的强势回归。这场以网络为主阵地的诗歌运动，掀起的是一场所谓的“贱民”运动，用“向下”的目光关注人的肉体价值、专注与人性有关的话题，探究“光鲜”事物背后的阴暗面，是直面当下现实的粗鄙化写作浪潮。

“台风即将横扫这个海滨城市/把一些树木、建筑物以及广告牌之类的刮倒/台风还会把各种东西刮上天空/台风带来暴雨和尖锐的声音/造成人们惊慌、恐惧/台风产生、形成于太平洋/台风或许会把异国女子刮来北海/刚好落在老光棍的屋顶/所以台风袭来之时/我们要把最爱的姑娘抱紧/站在台风登陆的地方/台风过后，我们感到安静/我们看见灿烂阳光”（花枪《台风，台风》）。花枪的这首诗很能代表“低诗歌运动”的某些主张和诗写特征：形而下的诗歌写作中彰显民本思想，以一种“超低空飞翔”的姿态专注于每个个体的生命意义。诗歌貌似“无厘头”，一点也不严肃，但这恰恰是用一种轻松的语气消解掉某种“紧张”，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抚慰“劫后余生”的人们，体现着诗人对生存世界的关怀与爱意。“我要把一些想法说出来/比如：我要让一个女孩感到温暖/让她适当的时候流出眼泪/让我的心为她痛了一下/冬天很多事物会变冷/我真害怕那些冷你连笑都不会笑了/在港口你就跑过来吧/我要抱紧你让你感到冬天比秋天甚至春天温暖”（花枪《温暖》）。诗歌“下行”并非只能走近肉体，崇低是一种选择、一种目标和精神取向，或者说是一种姿态，也并非诗坛所“羞于言说”的“下半身”式的肉体写作。一首充溢着温暖与关怀的诗歌，并没有使用“大词”或“圣词”，只是娓娓道来，倾诉自己无尽的爱意，读之莫不动容。诚如“低诗歌运动”的诗人自己所言，“我狗眼看人低”一-以“非人”的姿态，看穿人类世界一切虚伪和肮脏，用“仰视”的视角戳穿一切黑暗与丑陋。“我是最后的垃圾派/垃圾从屎尿屁始/到我将止步不前/当世界无物可垃时/一切都圾于我身/我坐着是人模狗样的一蛇/躺下是稀里哗啦的一滩/最后将嗤成一股狗的尾烟/消失于乌有之乡/垃圾派垃圾派/孬种垃圾派/只垃别人不圾自己/垃圾别人宝贝自己/一边垃圾一边洗刷/一边洗刷一边粉饰/现出你最垃圾的原形来/作为最彻底的垃圾主义革命者我/将把你们这些半拉子的垃圾们终结/我要提升你们的垃圾觉悟/把你们变成最纯粹的屎尿屁/骚臭远扬/但让土壤富含营养”（非非《最后的垃圾派》）。低诗歌运动就是用“惊世骇俗”的诗歌写作刺激日渐麻木的新世纪诗坛，夸张任性、肆无忌惮，让读者深感“丑陋”和“粗暴”形成的艺术冲击力。语言粗旷放纵，结构松散自由，情绪奔放不羁，这给当下略显孱弱阴柔的诗坛以阳刚之气，改变1990年代以来诗歌沉寂无声的状态，以内在蓬勃的生命力彰显当下诗坛创生活力。

新世纪先锋诗歌写作表面上粗陋不堪，毫无诗性可言，更谈不上艺术的美，这样的诗歌在刚刚出现时的确承受了极大的舆论压力，“纵欲”“自残”“犯贱”“作孽”“发癫”“丢丑”等字样是对这种先锋诗歌常用的批评话语。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低诗歌运动的出现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就是低诗歌运动的“粗陋性”并不取决于诗人本身，而是粗俗鄙陋的社会现实在诗歌中的真实反映。低诗歌运动的诗人们正是以“审丑”“揭恶”的心态直面当下丑陋的现实生活，击碎罩在人们头上的虚伪假面，呈现赤裸裸的真实，而这种勇敢地“揭丑”往往都是从自身开始的。“一头猪在河边喝酒/对着河里的影子说/你的刀呢/你的刀是镜子/让我看到了我的丑陋/而你的刀光/却是照耀我死亡的光明/你怎么不出声……你千万不要/趁我喝醉酒的时候/一刀宰了我/我追求的就是/那一瞬间的快感”（典裘沽酒《一头猪在河边喝酒》）。先锋诗歌始终追求一种“真实”，无论是再现客观世界，还是表现自我的内宇宙，即使是“自画像”，也绝不伪饰矫情，在虚拟的世界里书写丑陋然而真实的自己，向虚伪的世界投去锋利无比的标枪。典裘沽酒的《鲁迅发廊》是一首非常带有后现代主义“戏玩”色彩的诗，准确地表达出先锋诗人对“传统”的态度。在先锋诗人看来，那些“假模假样”的“崇高”实在是令人厌烦，“权威”“偶像”带给当代人太多的压抑，因此，砸碎罩在“权威”“偶像”身上的光环，是后现代语境中许多人真实而强烈的心理愿望，只是有点人的愿望表达更直接一些，而有些人则隐晦一些含蓄一些而已。新世纪先锋诗歌正是依靠这样的“解构”，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释放一下自1990年代就开始积压下的精神苦闷与疲倦。贬损正统、消解中心、打乱既定秩序以及否定等级，一切都在反抗或逃离某种僵化、陈旧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中完成自己先锋使命。

二、欲望化写作：女性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

19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推介的步伐，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有了大幅提升，从漫长的“男性化”和“无性化”的尴尬中挣脱出来，终于有了可以自主言说的机会和权力，而诗歌中的性别书写也逐渐开始出现并呈现出深入的姿态。女性书写自身可以最大限度地除祛男性中心历史，掀掉遮蔽在女性身上的柔性面纱或坚硬堡垒，“以一种大胆直白的‘自白’话语，近于神经质的敏感、偏执和极端反常的情绪宣泄，毫无顾忌地撕破东方女性温柔多情、含蓄慈爱等传统形象，并强劲持久地冲击着诗坛的审美思维惯性”[1]。女性诗歌写作经过1990年代“惊世骇俗”般的性别风暴之后，依然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先锋”意识，而这种“先锋”的诗歌书写更多地表现在对“身体”的描写，也就是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所说：“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身体是一个综合体，融汇许许多多关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复杂性因素。身体的觉醒往往先于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很多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出现是从身体需要的开始的。“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关键……也是我们获取经验和意义能力的关键。身体代表着外在世界和我思得以发生接触的内在世界场所”[2]（pp'171_172）。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语境为女性身体的欲望释放提供足够广阔的空间，诸如禁欲、克己、压抑等话语或态势逐渐消退、隐匿，而身体感官、身体欲望的享受和释放在诗歌书写中得以尽情地展示，隆重而自信，大胆而热烈，引起无数的喧哗与骚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更是新世纪诗坛一道奇异而亮丽的风景。

“身体有它受过的爱抚，蔷薇色的时刻/身体有它的寂寞/它的哀伤、痛楚、颤栗/身体有它的夜晚、一个唯一的夜、从未/到来的夜/（一双唯一的眼睛）——/身体有它的相认/它的拒绝、洁癖/它固执的、不被看见的美丽/身体有它的柔情/有它的幻想、破灭、潦倒、衰败/它终生不愈的残缺……/身体有它的记忆，不向任何人道及”（扶桑《身体有它受过的爱抚》）。女性诗人经过长期写作逐渐摸索并明白，个体的自我中心意识很大程度上会限制自身的创作，回望与反思女性自身，用女性自身特有的视角客观地观照自己，這对提升女性的“自我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诗人来说，身体的内在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体验，是男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正如扶桑写得那样：“身体有它的记忆，不向任何人道及。不管是幻想、衰败，每一次的痛楚与颤栗都是一种不被看见的美丽3”诚如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凯洛琳伯克说的：“女人的写作由肉体开始，性差异也就是我们的源泉。”[3]（p264）“我没有听过比这沙沙的雨声/更美的音乐/——如果我的爱人躺在床上等我/这晶亮的/水伞状的水流下来流过我也像爱人的抚摸/翠玉似的香皂盒/白玉似的香皂/蔷薇红色的我……/我的心也是蔷薇色的吧/它轻轻唱着——/用玫瑰香型还是茉莉的/但对于我的爱人它们都不如我的肉体/自己的香味/我的肉体那幽闭的香味呀是要到爱人身边/才吐露的/悄悄地忍不住地//水啊流得更慢些……”（扶桑《水声轻响》）。人调动诸如声音、色彩、形状、味道等多种元素表现女性身体的美妙感觉，瞬间而绵长、轻柔而深刻、淡雅而热烈，诗人用细致而大胆的笔触，表现了女性隐秘幽深又不乏一种酣畅淋漓的生理体验。女性诗人在用身体表现自己的心理体验时，她们更多地会通过自己隐秘的性意识和性体验来完成，大胆而直接地把私密化的性体验呈现出来，这对女性来说，也许是一种公共化的经验，但对于男性来说，就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感觉的幻想罢了。“我买了黄瓜和香蕉/性感的瓜果呀/……/（这是我的猜测）/我买它们的时候/它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放在一个篮子后/也不言语/倔强弯曲的那些/像怒目而视的情敌/憨直热情的，将更快地/被咬断、嚼碎、咽下/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天文地理，娱乐八卦……/邻居家的猫害羞/昨晚偷偷下了一窝猫息子/唯独，不能跟你讨论/香蕉和黄瓜的尺寸/软硬、曲直/以及温度和口感/那是禁区，其宽度和深度/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此刻，嘴里的香蕉真甜呀/甜得想让人掉泪”（唐果《黄瓜和香蕉》）。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尽管也会出现某些较为大胆的“情色”语言，诸如伊蕾的那句“你不来与我同居”（《独身女人的卧室》），以一种挑战的姿态面对男权中心社会，犹如振聋发聩的大胆宣言，宣告着女性的自我话语和自我地位的确立，但终究那时的诗歌写作整体表现出一种“观念大于体验”的状态而略有“说教”之嫌。新世纪女性诗人则表现出一种无所顾忌般的自由表达，大胆而热烈地将自己的情感、情欲甚至性欲的体验细致人微地表现出来，释放强烈的生命原欲，“假如有一天/你看到我张开四肢/仰躺在大地上/请不要把我当跳板/踩着我的肚皮跳过/不要把我当障碍物/大步流星的跨过/不要以为我在等蛇入侵/更不要招来垃圾车/我不过是想告诉过路人/我，唐果，一个女人/需要的，只有这一小片/现在和将来都如此/仅此而已”（唐果《我的自白书》）。身体的欲望也许是细微的、不易觉察的，私密得不可对外人言说，但它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它是女性重要的生命体验，是自己真实生命存在的见证，更何况在当下，这种体验早已不用“遮遮掩掩”或者“欲说还休”，诗歌写作中的真实表达更像是一种女性独有的“傲娇”。新世纪女性诗人在继承了1990年代前辈的精神遗产后，再也不需要自己在性别意识层面“开疆拓土”与“奔突呼告”，她们完全可以“坐享其成”。因此，在新世纪女性诗歌中的性别意识主要是自然而然的表达，不需要特别强调或宣告，毕竟时代语境不同，新世纪女性诗人再也不用体会那种男权文化压抑所造成的女性内在的分裂与抗争。她们从容不迫地讲述自己的女性生命经验，体会身体的轻松自由带来的生命欢愉，如果说，“女性意识”这一称谓还带着某种与男性社会“分庭抗礼”式的决绝意味，那么，“女人意识”则更带着新世纪女性诗人的某些真实意愿的表达——身体是体验的，而非文化的、社会的，更不是用来与男性对抗的。

新世纪女性诗歌将这种身体写作推向更高层面，在身体的原欲、快感的内驱力作用下，表现生命的本真状态，彻底抛弃文化、精神的重负而轻装上阵，真正回到身体层面，“具体说开来，包括洞开肉身鲜为人知的角落，破解那些被文化文身的肉体条纹码;透过长期被遮蔽粉饰的表象，翻晒本我深处形形色色的忌讳，暴露难以启齿的隐秘;开发毛孔般细微感官和躯体符号，打通肉身与其他意识的种种关联，指涉生理之外更为广阔的视野;利用肉身，颠覆长期监控心灵的公共话语、权利话语;审视肉身，楔人现代感性存在——肉体与文化的深部结合，尤其关注肉体与伦理间的互动，给予人性最大的敞开……”[4]（pl67）身体无论是作为表现对象，还是写作策略，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可以成为解构男性权利话语的利器。如果使用时发生某种偏颇，则容易陷人媚俗、低级甚至是情色的泥淖，这其中的界限需要整个诗坛都要保持警惕。诗歌永远都存在一条底线，也可以说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如果诗歌表现身体时缺少对人性的呼喚、灵魂的敬畏，以及人道主义关怀，缺少深层的挖掘与洞察，而是一味地追求快感的宣泄，这对诗歌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戕害、一种彻头彻尾地堕落。

三、城市诗歌：后现代幻象的警觉与反思

城市，作为现代文化最宏大、最集中的缩影，早已成为一种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符号，在这巨大的、波诡云谲的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人间“活剧”，当然也成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仁不让的发生地，更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展演舞台。现代都市人群在生活中感受最为深刻的当属“荒诞”二字，就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令无数清醒异常的人深感绝望，在这绝望与清醒之间，荒诞是无法逃避的真实，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无一幸免。新世纪城市诗歌中最为前卫、激进的，当属对这一荒诞生存现象给予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诗歌，它们是在向这个令人郁闷、压抑、恐惧的时代发出“无声”的判决。“路边的雪已经化掉，融雪剂惨白/我在风中走着，一切都习惯了/不经意的一瞥/一只白色的贵宾犬正在美容/隔着玻璃窗此刻它固定在白色的铁床上/两个戴着口罩的女兽医有些手忙脚乱/她们正在清洗它的后腿，一只腿被高高抬起/她们显然有些羞怒/宠物狗的生殖器正在夸张地膨账/甚至我清晰地看见那个红色的器官正在抖动/此刻，风正折掉三环路上的败枝残柳/而那两个面色羞红的女兽医能够做到的/就是暂时平息胸中的怒气，学会/转过身，清洗那戴过米黄色手套的手”（霍俊明《城市里正在美容的狗》）。这就是城市中令人无奈的乱象，在生存的压力下，人们已经不能顾忌自己的尊严，尊严在生存面前一钱不值。诗人正是在这看似平常的事件当中发现了生存的荒谬，无限交换的利益压制着人的自由与尊严，这是典型的“异化”在城市中的表现。“在这个粗鄙的时代/城市的巨大蓝图/在脚手架上铺天盖地/有时候，漫天的雾霾让它恍如仙境/在一个粗鄙的时代/你在尘土飞杨的大街上匆匆/吃完早饭/又在精致的包房里享受暮晚的濯足/在一个粗鄙的时代/你忘记了等待/或者发呆……/在一个粗鄙的时代/坚硬是惟一的真理/你的伤感以卵击石”（炭马《在一个粗鄙的时代》）。这首诗深刻地揭示了当下时代荒谬的生存现状：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便利与舒适，在恍如“仙境”中自我陶醉，在这个已经令人极度失望的“粗鄙的时代”里怡然自得，无法清醒也不想清醒。若想“刺破”这种昏然陶然的自足状态，唯有“坚硬”才能唤醒我们的沉迷。诗人有着屈原一般“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清醒的认识，并对这个世界发出一声呼告，哪怕是“以卵击石”，但是这种“打破铁屋”的行动终究要有人去做的，诗人也许就是这样“先知先觉”并有所行动的人。“偌大城市/天天有楼市/开盘开盘开盘/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一栋栋大楼/鱗次稍比地耸起/一栋栋大楼/从市中心/挤向邓区、邓县、农村/每次经过/这一栋栋/一直都空着的大楼/我都想回家去/使劲生孩子/来装满/这一栋栋空荡荡的大楼”（刘川《所有的地皮都要用来盖大楼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变得恍惚，仿佛已经弄不清楚是人口增长带动房地产行业的增长，还是房地产的增长带动人口出生率的增长，一切都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变得本末倒置，荒诞不已。“如果你迷失了方向/请你马上撕碎手中的地图/同时把背包里的报纸也撕掉/你一直往前走/不要看路标/不要问过路人/你一直往前走^尔一直往前走/饿了/你就买地沟油炸的油条/渴了/你就买加防腐剂的牛奶/你还要一直往前走/只要你坚持往前走/就能看到体制外的天空/蓝天上飘着的白云/如果你要找的是疯人院/请往回走/回到你撕碎报纸的地方/回到你撕碎地图的地方/很快/你就能认清了方向”（墓草《北京地图》）。墓草的诗同样具有一种对城市生存的清醒认知，奔走在现代化之路的人们，早已迷失了方向，“走得太快，以至于灵魂都跟不上了”，如果再这样“麻木不仁”地走下去，自我毁灭的境地也就离我们不会太远了。诗歌用隐喻的方式，传达了对当下生存状态的警惕，警告我们只有“悬崖勒马”回到我们出发时的起点，重新开始，才能完成生命的自我救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穿行在欲望化的都市里，在城市里生存与挣扎，漂泊无根的体验存在于每一个都市人身上，生存于此却心存芥蒂，全然没有“心安处即是吾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在愈演愈烈地作用在每一个人身心。“今天，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我生活过的地方的天气/西安在西北腹地，被大雾笼罩/珠海和海口在南海边，阴云密布/老家古同村没有任何消息/我亲眼看到的长沙/正在被雨点日夜拍打/使洪山公园的土地更加疲惫/……/我一早查看各地的天气/来这片乱糟糟的废弃地转悠/可能是因为昨天/看到一部名为《白曰焰火》的电影里/有人被谋杀，身体被肢解/被火车运送到不同城市/运送到他生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谭克修《白日焰火》）。“漂泊”都市中的人们，常常有一个相同的举动，就是对故乡的“凝望”。“凝望”意味着某种坚守，对美丽家园的深刻向往;同时也是一种逃避与放弃一-对当下所处的城市生活的厌弃和恐惧。谭克修的这首诗，正是借用电影《白日焰火》中的情节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深深恐惧，冷峻而深刻，颇能唤起很多人的同感。这种疏离感与拒斥感，在现代主义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精神内核的体现。

城市现代化进程越快，城市空间的逼仄感就越强烈，带给人们的压抑和束缚也就越大。城市中的人群犹如蚂蚁一样，被生活的巨流随随便便地抛射在城市里的任何角落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随波逐里，深刻体现出现代人在激速发展的社会完全丧失主体性的尴尬事实。“每天早晚两次成为坏人/父亲和孩子都有嫌疑/双肩背包安检单肩包放行/坏人很天真只背双肩包/安检小妞在瞌睡小哥在碎嘴/跟影子坏人作斗争/姐们把所有乘客都想成^虽奸犯抢劫犯和各种饭饭……/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亲爱兄弟与亲爱姐妹为敌/如果没有安检我会对你怎样/我拉着你的手抚摸会怎样/危险的不是凶器姐妹们/危险的是我们内心已经沦丧/你的脑袋里有一头驴子在徜徉”（叶开《烦安检》）。城市对生存于此的人来说，完全是“他者”，丝毫体会不到“主人”的感觉，这就是为何在现代诗歌中表现压抑与愤怒主题的诗占有相当大数量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人与城市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无论走到哪里，都像被X射线照射下的“透明人”一样，个体的自由被城市的“自由”所湮灭并且不能有任何异议。现代人体会最深的，也许就是无处不在并且习以为常的“规矩”对人们的约束，人们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正在被“隐蔽”地侵蚀，这恰恰是诗人们最为警惕之处。“午夜纺织厂/月光照亮十二台纺纱机床/像野兽突然绷紧血液/这喘息只有我能听见/这寂静的力比白日的轰鸣更猛烈/我不能完美地说出它的愿望/牢牢结在九十九根白线上/机器啊，你的美转瞬即逝/有谁会爱上这沉默的钢鐵之躯/颤栗的躯体，人一样骄傲地走过来/背后的孤独我拒绝承认/月光像女工的手指跳动在纺纱机床上/这细微的碎片，点点滴滴/闪烁着钢铁深处那不为人知的愿望”（叶匡政《午夜纺织厂》）。人与城市的关系紧张必然让人们产生一种游离感，这种对“大机器”时代的异化现象的批判，一直是现代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也是现代主义批判的传统。这首诗颇有卓别林的名剧《摩登时代》的神韵，人的美丽的充满热度的身体与冷冰冰的生产流水线形成强烈的对立与反差，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身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变异，这种感觉久久地困扰着人类，深陷其中无力摆脱。“一条巨蟒爬出了洞穴/肚子里呑噬了那么多人/还来不及消化/就在下一站离开了/乘地铁以为自己无损/完好地进出车门/不知在进入的刹那间/交出了自己的灵魂/在一条巨蜂肚子里/灵魂得到了良好消化/所有人表情都枯萎/以水分滋润车厢的魔鬼/你曾在每一个站台/走出同一扇车门/前一站失去整个过去/跨出闸口失去整个未来”（叶开《巨蟒地铁》）。作为城市空间中的现代化符号，地铁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出行的运载工具，在这个充满“魔性”的空间里，每日“吞吞吐吐”中映射出都市人群的精神病症。与1930年代文学那种热衷对汽车、电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赞美、欣赏不同，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诸如地铁这样的运行工具更像是吞噬人的灵魂的“魔兽”，仿佛“在进人的刹那间”就成为“不知所终的旅行”，漠然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这冰冷无情的“魔鬼”，这就是当下生存的“荒谬”感的最真实表现。“母亲和父亲给了我这副躯体/蛋白质、DNA、还有我的多汁质/那仿佛后天所赐的欢乐/和漫长的青春期苦闷/事实上，也与他们休戚相关/直到今日，我还能适应时间的变故/只是明天，明天已有太多/无法猜测的事物，侵入我的生活/H5N1逃过了，H1N1还隔着太平洋/明天，是否有一架来自美洲的飞机/把它们空降到广州这座城市/想想，还有多少病毒/潜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或某种变体，开始苏醒过来/我是否必须改造自己的身体/加入毒药的食物;注射抗病毒药物/把自己改造成带毒的肉体/以便与污染了的世界同流合污”（世宾《我是否必须改造自己》）。我们被不可计数的“毒物”包围着，无法挣脱。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的、负面反应，人们无能为力，文明在这里变了味道。诚如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强调：“复杂化了的文明给予了人的仅仅是：人栖息于文明的种种规范和条件下，人自身也被规则化……文明的实现需求焕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但人却被人对文明的需求所奴役，被转换成了机械。人一旦转换成了技术和工业的非人性现实的手段，文明实现的结果就不再是为着人，而是人为着文明实现的结果。”[5]（p36）在这快速运行的地铁上，人们因为彼此的不认识，地铁成为暂时的、相对安全的“私密空间”，可以短暂的释放自己，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人生的“短剧”，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尽显无遗。“那么多人在城市的皮肤下穿行/车厢如渔船航行在风暴海上/我想这是一对相依夫妻/女的风韵犹存皮肤白皙/男的身体苍老面色黝黑……/他们不像是恩爱夫妻/女的保养精心打扮优雅/男的穿戴昂贵庸俗/黢黑皱纹里储藏着沧桑/什么样的缘分促使他们重逢/到外环站才谈到一个熟人/某种感慨像桃子一样熟透了/他们分别从同一车门下车/又分别从同一个闸口告别”（叶开《地铁新人》）。诗人将视野投诸于地铁中，带着“满腹猜疑”地观察一对男女的“私密”的举动与言谈，折射出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亲密无间中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浓烈的孤独。

孤独是现代人无法治愈的精神病症，它产生于现代人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人，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城市空间的布局更加重了人们这种的孤独症状，“火柴盒”一般的居所阻隔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在孤单的自我抚慰中不断追问生存的意义。“不容置疑，都市人宿命般受困于生存悖论：既庆幸现代文明带来高度享受，又忧戚于精神日渐荒芜;既惊服工具理性创造力量速度，又哀叹情感、灵性被放逐;既拥戴人性的空前展示演出，又苦于道德滑坡伦理失衡无所适从;既在得天独厚的信息数码中悠游消遣，又受制于铁丝网般的都市律令，屡遭钳制异化”[6]（p253）。现代人正是在这种“悖论”生存中苦苦挣扎，城市的空间“法则”决定着现代人的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失眠和冰川时期的城市，我认得他/而一切已为时太晚。/环线公路的光勒紧，慢慢注入/紫禁城的面具/我害着饿病的大衣口袋，在咀嚼手指。/一辆车到站，像冻僵的节肢动物，咬着柏油树皮/眼睛在透明的硬壳中四下张望，等门打开……/我在从硬壳涌出的人群中点烟，年龄在肺中起伏，试图/理解死亡/理解女人随身携带的王后，甜食，前门和后海，性。/一个我曾认识的孩子从身边走过，没有看我/或者/装作没有看见”（徐钺《城市》）。城市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冷漠，如冰川时期一样。流浪在城市中的人们，“口袋空空”，试图理解城市生活并融人其中，但换来的却是形同陌路的排斥与冷眼。这首诗直指城市生活巨大的负面效应——冰冷彻骨的漠视，这样的情形充满着整个城市空间，令人窒息。城市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甚至可以说城市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所包含的繁华与堕落、欲望与忏悔、奋斗与沉沦、生存与毁灭、孤独与流浪，等等，其实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写照。城市是一种镜像，更是一种隐喻。新世纪城市诗歌中书写着发生在这一空间里的人生百态，感受着欲望挣扎下的几近失控的无奈现实。城市先锋诗歌就是在观照内心、透视灵魂中书写都市人的尴尬人生。城市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文明与病态一直就是城市发展中的“双生子”，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大多数城市人群只是沉迷于城市文明，尽情享受物质所带来的满足，全然不去反省文明背后隐患。新世纪先锋诗人正是基于对都市文明背后隐患的高度警惕，诗歌中充满一种焦虑与对抗，呼吁在感性经验泛滥的物质风尚面前，人类要保持高度警备，不能沦为物质的奴隶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新世纪先锋诗歌在世纪初表现出一种“惊世骇俗”般的狂放姿态，肉身化写作、垃圾写作、荒诞写作、死亡写作、“俗世此在主义”、反饰写作、女性情欲写作，等等，在新世纪诗坛刮起一股狂潮。这股诗歌狂潮让我们很自然想到当年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写作，可以说，正是秉持着同样的一种先锋精神，新世纪诗歌表现出先锋主义——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实质，只是比“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更激烈、更彻底一些罢了。诚如王岳川所言：“先锋诗应该摆脱自我欣赏的媚俗状态，从一种自我狂放的丧失深度的所谓世俗社会中，从一种消解了诗歌价值和人类诗歌的精神平面性中走出来，重新确立自己风险写作中的真实文本价值，并对汉语思想汉语写作、自我创造力加以呼唤。宇宙、历史、理念、生存、死亡和生命的有热度的个体歌唱，才是真正的诗歌本体存在的依据所在。”m（p242）先锋诗歌正是以近乎“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在中国诗坛散发着不朽的光彩，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逐步加深，这种永远追求自由、勇于冒险、不循规蹈矩且永不知疲倦精神，将一直影响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不灭，先锋诗歌也必将永存。

[参考文献]

[1]陈旭光.女性诗歌与黑夜意识[J].文艺学习，1991（2）.

[2][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美]伊莱恩·肖沃尔特.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C]//王逢振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4]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陈仲义.扇形的展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7]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