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癌症病人要從加拿大转回来，因病情比较重，要坐飞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病人能坐飞机，说明情况应该挺好的。我就跟朋友说，行，我给你安排一张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结果病人来了之后，我吓了一跳：病人躺在担架上，吸着氧，这分明是个垂危的病人。我就问是怎么来的。回答说是包了头等舱，把三个座位放下来，运送过来的，加拿大那边的医院还安排了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护送他回来。

  病人到达后极度虚弱，白蛋白非常低，我就赶紧给他输了白蛋白。家属很诧异，说，加拿大的医生说我们这个病人是晚期癌症患者，不给输，自费输也不行，说是违法的。后来，我们按照国内目前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病人回到祖国活了十多天，心满意足了。

  这个事情给我的冲击很大。加拿大能够专门派医生和护士把病人送回中国来，这体现了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给病人用一个几百块钱的药呢？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国外对晚期癌症患者死亡的理解和中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存在一种非得把病人给“治死”了才行的观念。有时候，作为医生的我们也很无奈。（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