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继艳

[关键词]低龄化;华语研究;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华语功能

[摘要]海外华语学习者呈现低龄化趋势。低龄学习者在华语学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海外华文教学现状反映，该群体的华语学习存在兴趣不浓、功用不强、资源不多等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对该群体的“低龄"特征重视不够。华语研究为华文教学贡献了多方面的理论指导，华文教学也对深化华语研究提出了需要。如何发挥“低龄”优势有效地改善现状，是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情况、华人家庭语言管理和华语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19）02-0066-06

0.引言

李宇明（2018a）指出，“海外汉语学习者的低龄化”现象客观存在且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而“海外华人母语传承的带动”是推动低龄化趋势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论断与我们长期的海外华文教学观察相吻合。海外华文教学对象正在向低龄化发展，幼儿和中小学阶段的学习者正迅速增加（郭熙、王文豪，2018）。华裔儿童在海外低龄汉语学习者中占有较大比例D，其华语传承的意识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非华裔儿童学习汉语，从而成为促进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趋势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重视海外低龄华语学习者研究，既是当下海外华文教学的现实需求，也对海外华语的保持、传承及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在语言学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易于学得地道，易于建立语感，易于产生语言感情，甚至产生语言认同。”（李宇明，2018a）透过儿童语言学习的普遍规律来看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加强海外华语学习低龄化现象研究，亦凸显出更为重大的意义，即有助于海外华语及中华文化保持与传承，有助于中華情结的培养与建立，有助于华裔身份及中华文化认同的产生。

契机与挑战并存。在看到低龄化对于华语学习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通过观察也认识到，目前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学习者把华语学习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2）所学内容很少能够应用于学习者的语言生活;（3）华语资源相对匮乏，影响华裔儿童的华语习得。

简而言之，兴趣不浓、功用不强、资源不多。反思问题的形成，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学习者“低龄”特征重视不够，缺乏相应的针对性研究。从问题出发，我们的研究应立足于引发华裔儿童学习华语的兴趣，并使之持久保持;拓展华语之于华裔儿童的功用，并使他们从中获得成就和满足;为华裔儿童开发优质的华语学习资源，以积极促进他们的成长。这些既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也是海外华语得以保持和传承的需要。

近些年，华语研究为华文教学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指导，同时华文教学也对华语研究提出了多角度的深化需要。作为一种“祖语”或者说“传承语”教育，华文教育必须更好地与华语研究衔接起来，而从华语学习者的实态出发，深化华语研究，是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基础。（郭熙、王文豪，2018）为此在笔者看来，发挥华语学习者的低龄优势、解决华裔儿童华语学习的实际问题，还需要深化以下三方面研究：（1）深入调研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情况，以全面了解他们的华语生活、华语态度以及华语学习需要;（2）深化海外华人家庭的语言管理研究，以洞悉家庭语言政策与华裔儿童华语意识、华语实践的相关性;（3）深化华语功能研究，多层面建构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需求、拓展华语功用，为华语学习资源的开发奠定基础。

1.从“语言实践”看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

关于全球华语研究的视域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刁晏斌（2018：87-112）曾从“本体研究”“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史”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阐述。目前华语使用研究多属于社会语言学视域的探讨，成果多为宏观的、针对华人社区所进行的语言调查，其内容涵盖对华语、方言、英语或当地语言的使用情况、语言态度的调查，以及基于调查延伸出语言维护与语言转用、语言传播、双语与多语等方面的研究（如王晓梅，2017;赵敏，2011;游汝杰，2015;郭熙等，2016;陈颖，2016;如彭茹，2016;刘华等，2018）。这些研究，其对象多选自同一区域的成人，以问卷、访谈为主，结论具有显著的区域性。这方面成果的不断丰富，使全球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得以日渐清晰。

较之上述研究的日臻完善，我们对于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情况了解得还不够。盛静（2012）、李丽等（2013）、康晓娟（2015）、张会（2015）、王晓梅（2016）、郑军（2016）等，针对华裔儿童的家庭语言背景、华语能力、华语使用意愿及学习动机等方面进行了调查或描述。由于家庭因素对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华语习得与使用至关重要，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对华裔儿童华语使用情况的宏观认识，但从华语研究的意义和任务来看，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研究仍有待深化。

海外华裔儿童是华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华语保持研究的重要群体，其华语使用情况是观察族群认同、华语活力、华语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影响着海外华语的未来。然而，与成人不同，儿童很难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很难抽象地表达自己的语言意识及语言管理策略。为此，对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进行调研，应把重点放在其语言实践的考察上。

关于语言实践，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7）将其定义为“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所谓“语言库”，既可以指某一社会中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总和，即“社会语言库”;也可以指个人所掌握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总和，即“个人语言库”。显然，我们这里所要进行的属于后者，即对华裔儿童个体所掌握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习惯性的选择模式进行调查。具体研究思路及内容如图1所示。

语言实践是可观察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择，它反映了人们选择的语言特点和人们使用的语言变体，体现语言政策，具有经常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5）关于华裔儿童语言实践，可从“语域”和.“语码”两个视角展开。“语域理论”认为，语域首先指一个社会空间，例如家庭、学校、小区、教堂等，具体可通过参与者、地点、话题三个特点或成分来划分语域。（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4）也就是说，角色关系、场景、话题影响语言选择，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言意识。与“语域视角”相比，“语码视角”更侧重语言选择模式的具体形式。基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的考虑，我们认为，对广义语码转换作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区分，有助于更深人地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言能力。

此外，鉴于研究对象的低龄特点，研究方法应以观察法为主，视年龄层次辅以访谈等方式。

2.深化家庭语言管理者行为研究“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应该视为华语研究跟华文教育对接的重要课题之一（郭熙、王文豪，2018）。海外华人的家庭语言生态多为包括华语在内的双语或多语环境，大多华裔家长对于华语的代际传承较为重视，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以及子女的语言能力发展等方面进行着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划活动。这些规划活动，与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概貌。

近年来，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从理论到实证成果丰硕，为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拓宽了研究视野。如King&Fogle在《家庭语言政策》中，通过对24个双语家庭的调查发现，影响父母语言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通过阅读文献了解到的双语认知上的优势”和“家长自身语言学习的经历”两个方面;Riches&Curdt-Christiansen《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实践是可观察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择，它反映了人们选择的语言特点和人们使用的语言变体，体现语言政策，具有经常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5）关于华裔儿童语言实践，可从“语域”和.“语码”两个视角展开。“语域理论”认为，语域首先指一个社会空间，例如家庭、学校、小区、教堂等，具体可通过参与者、地点、话题三个特点或成分来划分语域。（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4）也就是说，角色关系、场景、话题影响语言选择，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言意识。与“语域视角”相比，“语码视角”更侧重语言选择模式的具体形式。基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的考虑，我们认为，对广义语码转换作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区分，有助于更深人地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言能力。

此外，鉴于研究对象的低龄特点，研究方法应以观察法为主，视年龄层次辅以访谈等方式。

2.深化家庭语言管理者行为研究“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应该视为华语研究跟华文教育对接的重要课题之一（郭熙、王文豪，2018）。海外华人的家庭语言生态多为包括华语在内的双语或多语环境，大多华裔家长对于华语的代际传承较为重视，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以及子女的语言能力发展等方面进行着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划活动。这些规划活动，与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概貌。

近年来，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从理论到实证成果丰硕，为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拓宽了研究视野。如King&Fogle在《家庭语言政策》中，通过对24个双语家庭的调查发现，影响父母语言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通过阅读文献了解到的双语认知上的优势”和“家长自身语言学习的经历”两个方面;Riches&Curdt-Christiansen《儿童语言发展和知识能力培养：来自蒙特利尔社区父母的研究》一文发现，父母的期望和教育背景在他们对孩子的语言教育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晓娟（2015）考察了华裔家长的语言使用、对孩子语言学习的期望与投入等对孩子华语学习的影响;王玲（2016）基于调查分析了父母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以及儿童最终语言使用状况的关系;王晓梅（2016）以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实践的影响;李国芳、孙茁（2017）则基于4个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实践的案例分析，归纳出了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类型及成因。

我们知道，家庭语言政策由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三个方面构成，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关于“语言管理”，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6-7）将之定义为通过各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是某些拥有或声称拥有特权的人或团体所付出的显性的或可见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改变语言域中人们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对于家庭语言政策的构建、家庭语言生态的改变都十分关键。就华语保持而言，海外华人家庭语言生态所面临的困境是，家长在华语代际传承上所做出的努力很难被孩子“欣然接受”，并且随着孩子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其华语能力甚至会呈现明显的弱化趋势。“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语言管理所存在的问题：（1）家长的语言管理没能引发孩子学习华语的兴趣和能动性;（2）家长的语言管理没有充分地转化为所期待的语言实践。

鉴于，上述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可通过对语言管理者行为的深化研究来洞悉家庭语言政策与华裔儿童华语意识形态、华语实践的相关性，以实现引发华裔儿童华语学习的能动性，并最终改善“困境”;研究重点应放在“家庭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行为的能效研究”上。

在家庭语域中，语言管理者通常是家长，而语言管理对象指的是家庭成员个体或群体的语言生活，具体包括语言行为、语言习惯、语言能力发展及相应的语言意识等。从构成语言政策三方面的关系来看，语言管理通常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化和执行，并对语言实践进行尝试性干预;但事实上，在家庭语域中语言管理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并未完全且充分地具化为语言管理行为，同时语言管理也并非完全在语言实践中有所体现（李国芳、孙茁，2017），造成三者对接“偏差”或“不充分”的诸多因素，应该成为语言管理者行为深化研究的立足点。

总之，相关研究可从如下几方面展开：（1）家长语言管理行为对其语言意识形态的具化研究;（2）家长语言管理行为向孩子语言实践的转化研究;（3）家长语言管理行为与孩子华语学习的兴趣及能动性的相关性研究;（4）家长语言管理的目标层次性及行为策略研究等。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应注意这样几对关系：简单管理与组织性管理、主观意愿与客观局限、家长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孩子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能力目标与认知发展目标、个案的差异性研究与整体的类型化研究。

3.多角度深化华语功能研究

语言是什么，语言具有哪些功能，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都有着不同的阐释。李宇明（2018b）认为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负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且常常具有民族“图腾”的作用。李宇明、王春輝（2018）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具有交际功能、思维功能、文化功能和象征功能的观点。从语言功能的角度看，华语功能之于海外华裔儿童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华语功能具有怎样的意义;从海外华裔儿童需要的角度看，如何通过深化华语功能的研究来建构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需求，以引发学习兴趣、拓展学习功用、开发学习资源。这些问题是做好华文教学与华语研究衔接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思考。结合语言的多元功能及华裔儿童传承语学习的特点，我们认为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基于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的观察，深化华语的交际功能研究。

家庭域、学校域、社区域是观察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的重要语言域。在不同的语言域中，因言语交际活动参与者的不同、发生地点的不同、谈论话题的不同，观察对象在语言的运用和需求上也会有所不同。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我们既可以了解华语在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中的地位，也能够多层面把握华语在海外华裔儿童言语交际活动中所发挥的现实功能。从教学来看，机械地向儿童灌输语言的规则肯定是一种不合理的教学方法，因为儿童学习语言是出于对语言使用的需要。因此，基于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观察所展开的华语交际功能研究，是实现华语教学针对性、实用性的理论基础和保障，是合理开发高质量教学资源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第二，结合汉语特点，深化华语的思维功能研究。

关于儿童语言功能，Halliday（1970：7-25）认为包括工具功能、规约功能、互动功能、个人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能。儿童是通过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来认识世界并实现社会性发展的，其间每项语言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思维活动，也正因如此，关于华语思维功能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广泛且复杂的课题。

我们认为，深化华语的思维功能，可以结合汉语特点和教学需求展开，例如：（1）如何结合汉语语音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开发适合儿童咏诵的歌谣、诗词以及节奏汉语等华语课本、读物、音像制品，借助多种感官刺激促进儿童的感知能力、想象力和记忆力等;（2）如何结合汉语构词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的特点，设计词汇教学，进而促进儿童的观察能力以及归纳、类推等抽象思维能力;（3）如何结合汉语多用语序和虛同来表示语法意义的特点，适时采用变化语序、增删虚词的对比法进行教学，以促进儿童的对比分析和逻辑分析能力;（4）如何结合汉字的结构特征促进儿童的空间思维，汉字的象形特征促进儿童的形象思维，结合汉字的表意属性促进儿童的认知、理解和思辨能力，结合形声字特点促进儿童归纳总结和演绎推理的思维能力。

第三，遵循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与认知发展特点，深化华语的文化功能研究。

少年儿童的语言学习与成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动力主要是兴趣。正如郭熙（2017）所指出的，汉语学习者学龄化、低龄化已是大势所趋，吸引这些学习者的是兴趣，只有抓住他们的心智特点，设身处地地讲好中国故事、讲懂中国故事，才能够保持他们兴趣的持久，把他们的中文学习引向深入。这就对华语研究提出了“遵循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与认知发展特点，深化华语的文化功能研究”的需求。具体研究视角如：（1）对应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与认知发展特点，深化华语文化功能的层次性研究;（2）遵循儿童的心理和认知发展规律，通过对华语特质文化功能的深化研究，为华文教学及华语资源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4.余论

对于海外华语学习者的“低龄”现象，我们除了要做好上述研究外，还应在华语教学研究、华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就华语教学而言，华文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郭熙（2017）、李宇明（2018a）基于对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趋势的认识，曾分别强调要改变现有的师资培养模式。在笔者看来，改变师资培养模式的同时，教师的教学行为研究也不可或缺。以课堂教学为例，从海外华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观察来看，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教学行为与教学意识、教学能力、教学态度、教学质量的相关性等课题研究，对师资培养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至于适用于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则要以华语、华语学习者以及与二者相关的多方面研究为基础，需要各相关领域的持续关注与投入。

总之，以华裔为主体的海外汉语学习者的“低龄化”现象，对多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深化的需要。本文仅从海外华裔儿童华语学习显著问题切入，浅谈几点对华语研究的认识，期冀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情况与学习需求，明晰怎样的家庭语言管理才能更好地引发孩子华语学习的能动性，更大程度地发掘华语功能，以促进海外华语的保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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