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瑜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似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文学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幽默的语言艺术。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大大增添了作品诙谐风趣的幽默氛围，讽刺了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关键词：幽默;比喻;夸张;讽刺

一位文学史家曾推崇说：“综览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若论文字的精炼、生动，《围城》恐怕要数第一。”[1]《围城》的语言轻松俏皮，机智活脱，妙趣横生，尖刻隽永，通过比喻、夸张、象征、寓意、双关、谐音等，运用机智、风趣、凝练的语言对社会生活中乖讹、不合理、矛盾的事物或现象作轻微、含蓄的揭露、批评、揶揄和嘲笑，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幽默氛围。幽默离不开智慧。正如现代幽默大家老舍说：“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2]《围城》是他人生思考的结晶，在《围城》的写作中，他有效地调动了众多的语言手段，为我们营造了“锦心绣口、理辞俱胜，使人“观绮而跃心”的幽默艺术的《围城》大花园。

一、《围城》中的比喻诡奇新鲜、丰富多彩、妙语连珠，可谓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钱钟书先生非常善于运用比喻并重视比喻的作用，它能使抽象化为形象，深奥化为浅显，复杂化为神奇，它给语言增添了鲜明优美的艺术色彩，幽默诙谐的氛围。

作者联想巧妙，用非凡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把喻体和本体巧妙地结合起来，有时一反比喻常规，用抽象的事物，比喻具体的事物，从而增添了语言的喜刷性与表现力。

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痢的人。

说话多而快，一般形容的比喻为“像连珠炮”、“像唧唧喳喳的鸟”等等，而钱钟书一反常规，把一种言语交际行为与一种病态联系起来，表面上看两者毫不相干，仔细琢磨，就能体会到其中的意蕴。“泻肚子下痢”：是人的排泄器官发生病变而使人排泄不止无法控制，沈先生夸夸其谈，神佩起来话多而快也是不能自已的，在无法控制、多而快这两方面，二者有相似之处。钱钟书先生发据创新，使比喻获得了强烈的幽默感。

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蔵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切。

这是描写方鸿渐在苏文纨的诱惑下吻了她的场面，作者对于这份量轻、范围小的吻作了比喻，作者用了一个民俗和两个宗教方面的知识，传达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微妙心态，比喻视野开阔，趣味无穷，令人耳目一新，耐人寻味。

二、夸张是有意夸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程度、数字和作用，以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和表达效果，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幽默艺术中，夸张往往把表现对象推到极点，造成出人意料的效果。钱钟书先生为了创造幽默气氛，不惜笔墨地运用夸张手法来描写人或事。如《围城》在描写邮船上一个姓孙的小孩：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被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作者先描写小孩“塌鼻子，两条斜缝的眼睛”，然后突设夸张：“眉毛高高在上，跟眼晴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这样一来，描写对象就像被放置在哈哈镜前，变得不像人们熟悉的面貌了，并且产生了新奇感，从而引起笑声。作者对孩子相貌的夸张描写，俏皮幽默，又不致于给人造成痛苦与伤害。再如孙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作者颇具匠心地描写道：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晴张得像“吉沃画的’O'一样圆”，这里“吉沃画的圆圈是意大利画师加在圣像头顶的光环，它硕大、浑圆”，作者把它娜到孙柔嘉身上，既漫画般地刻画出她当时故作天真的情态，同时又“揶揄她心机深沉又假充圣洁”，作者借助夸张手法把孙小姐矫揉造作的情态突现出来，产生了强烈的讽刺幽默效果。

作者除了运用夸张手法写人之外，在许多场景的描写也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例如当方鸿渐与鲍小姐来到西餐馆：

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洪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挺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了酷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是酸的。

这段文字一系列夸张新奇、出人意料，把鱼比做已经登陆了好几天的海军陆战队，说明鱼捕捞上岸了数日，早已不新鲜，把肉比做长时期伏在水里的潜水艇土兵，说明了肉长时期泡在水里，以防腐烂。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西餐馆的饮食恶劣无比，恰当准确，幽默诙谐。

三、我们在读《围城》之时，在笑过之余，却也会感觉到一种真实的讽刺、挖苦。作者创造的一连串生动幽默的语言，都藏着机智，藏著巧妙，藏着嘲讽。作者用他的独具才情的笔，创造了一连串风趣幽默的语言，讽刺了一系列的丑恶现象。

作者描绘了一批留学外国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讽刺了表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种种丑态。最典型的就是方鸿渐，留学四年，买了一纸假文凭回国，在演讲会上大谈鸦片和梅毒，令人啼笑皆非，说禇慎明常写信恭维外国哲学家。这里作者说了这么一句“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些忘了哲学。”讽刺得大胆又调皮。此外，作者用其幽默的笔法讽刺了当时一些特殊性社会现象。如“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等句。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途大道。“治国平天下”之道，源于《礼记·大学》里“家齐而后治国，使天下太平”。这里作者机智地把它置换为“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语义变成”行政治人需要先走“大学任要职”这条“坦途大道”，语言链条的突然反转，使语义翻新，表面看来颠倒了的是传统观念，实际是幽默地讽刺揭露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即“学而不优则仕”。再如：“西洋赶驴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无用时，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的眼晴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ト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到站时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用幽默的比喻深刻地讽刺了当时那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册），转引自《钱钟书小说对新文学的杰出贡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2]  老舍：《什么是幽默》，《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