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西征带动了大批汉人西迁伊朗。漢文、波斯文史料及考古资料显示，西迁汉人中有军匠、医师、工匠、画师、厨师等各类技术性服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人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或在宫廷效力，也有一些人在民间讨生活，还有部分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奴仆。汉人移民在伊朗生产、生活，将汉地的科学技术、医学药学、艺术风格、饮食风俗等带到伊朗，为波斯文明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汉文化印记。

关键词：伊利汗国;汉人移民;蒙古西征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47-06

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旭烈兀西征，数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了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人口移动。在波斯回回人入华的同时，亦有大批汉人①西迁至伊朗。他们之中既有效力于蒙古统治集团的军匠、医师、工匠，也有生活在民间的手工艺人，还有失去人身自由的私属人口和奴仆。由于西迁汉人多是为蒙古统治集团服务的，所以他们集中聚居在蒙古人的大本营——伊朗西北地区。他们在那里生产、生活，将汉地的文化带到当地，并在之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融入波斯民族中。关于伊利汗国汉人的研究，过去集中在对波斯文献中记载的单个汉人个体的考证上，对西迁的汉人群体未有整体的探讨。本文即以波斯文和汉文史料为基础，同时结合考古发现和艺术史资料，考察蒙元时期汉人迁徙伊朗的历史过程及汉人移民在当地的生活状况。

一、蒙古西征军中的汉人千户

1252年蒙哥合罕委派皇弟旭烈兀率军出征西域诸国。西征军除了从成吉思汗分给诸子、诸弟、诸侄的全体军队中抽调十分之二的人马外，还专门向中原汉地遣出使者，征调一个千户的汉人部队随行西征。②这支汉人千户有何特殊作用？波斯史籍《世界征服者史》（Tarīkh-i Jahāngushā）、《史集》（Jāmi‘ al-Tavārīkh）、《世系汇编》（Majma‘ al-Ansāb）等记载显示，这是一支炮兵部队。《史集》列举了这支部队的工种：投石机手（manjanīqī）、火器手（naft-andāz）、弓箭手（charkh-andāz）。③《世系汇编》还增加了一种名为‘arrāda炮的操作手④。这四个波斯语词汇指的是四种不同军械，其中naft-andāz是一个复合词，意为火药投掷者。⑤而manjanīq和‘arrāda都是投掷石块的炮，区别在于：manjanīq是回回炮，即能投射巨大石块的投石机，而‘arrāda则是一种比回回炮小的投石机，⑥这应当就是汉人惯用的小投石炮。这些波斯史料记载让我们了解这支汉人炮兵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参与战争的方式。

抽调汉人千户随旭烈兀西征一事，亦见于《元史·郭侃传》：“壬子（1252），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马那颜。从宗王旭烈兀西征。”⑦陈得芝先生解释“抄马”为突厥语chaqmaq弹火、投射之意，抄马那颜即炮手军统领。⑧“抄马那颜”这一称号表明郭侃担任了旭烈兀西征军中火炮部队统帅之职。据《元史》记载，郭侃祖父郭宝玉曾授“抄马都镇抚”⑨，父郭德海曾任“抄马弹压”⑩，因此可知统率火炮部队是其家族世袭的官职，郭侃担任旭烈兀西征军中汉人炮兵部队的统帅，参与了攻打伊朗北部亦思马因派诸堡垒和报达的战争。郭侃后来回到中国，“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钓鱼山，会宪宗崩，乃还邓，开屯田，立保障”。但是当初和他一起来到伊朗的汉人千户，并未全体返回，因为蒙古人在西亚的征战还在继续，这支炮兵部队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如穆斯妥菲·可疾维尼（H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武功纪》记载，在攻打阿勒颇（Halab）时，“战场上有许多投石机（manjanīq），架在堡垒前的各个方向。有许多投掷炸瓶（qārūraafkan）的人员，他们也踏上了战场”。1261年蒙古军进攻毛夕里（Mawsil）的城堡时，“大炮（‘arrāda）和投石机（manjanīq）抛出石块，朝城墙上的人投去”。《史集》也有1259年旭烈兀对苫国（Shām，今叙利亚）、宗王要束木（Yūsumūt）等战争中炮军参与的记载。由此可知，从汉地来到伊朗的这一千户汉人炮兵部队，随着蒙古大军的辗转各地，后来在伊朗长期留居，这批人就是伊利汗国肇基之际最大规模的汉人移民。

二、伊利汗国的汉人医师

汉文、波斯文史料都记载，在伊利汗国的蒙古宫廷和上层社会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医师，这些汉人医师最有可能是跟随西征军来到伊朗的。其中有名可循者即傅野，元人高鸣为《儒门事亲》中统三年（1262）刻本所作序言中说：“贤王以贵介弟，疆理西域十余年。”“岁己未（1259），相郡漕司常德入觐。燕间之次，从臣万家奴、尚医傅野辈言其雅善医术。王曰：何韬晦之深？从谁汝所学？德以宛丘张子和对。且云：其遗书散落，仅有存者。王喜，命锓木以传。德谨奉教，阅再祀，始帙。”《儒门事亲》是金代名医张子和撰著的一部医学著作，其序文介绍了元中统三年重刻此书的始末。序文中提到的这位傅野，经日本学者宫纪子考证，正是屡屡见于波斯史料的汉人学者Fūminjī。她认为，“傅野”是其姓名，“孟质”为其字，波斯文献记载的Fūminjī（傅孟质）是他姓和字的合称。关于Fūminjī的波斯文记载，见于《史集》《五族谱》《班那卡提史》（Tārīkh-i Banākatī）、《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Tanksūqnāma-yi īl-khāndar Funūn-i‘Ulūm-i Khatāyī）等多种文献。但所载皆是他协助波斯学者助纳昔剌丁·徒昔编写中国历法之事，未提到他医师的身份，因此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是天文学家。现在根据高鸣的序言可知，傅孟质的本职是一名医官。

《史集》还记载了旭烈兀临终前由汉人医官为其医治的事情：旭烈兀在沐浴后忽然发病，663年4月7日（1265年1月27日）星期六夜间，“他服用了汉人医师（itibbā-yi Khitāyī）给开的泻药（mus-hil）”。这位汉人医师医治旭烈兀的手法，正是《儒门事亲》的作者张子和所创的“攻下派”医法，即以“攻邪”为手段，通过汗、吐、下（泄）的手段促使邪气外出。结合上文的高鸣序言，可推测《史集》记载的这位汉人医师很可能就是傅野。旭烈兀临终前被施用了这种医疗方法，尽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但反映出蒙古人对中医的认可和对汉人医师的信任。

旭烈兀之后的伊利汗廷，一直有汉人醫官供职。如第六任伊利汗合赞汗患眼疾后，按照汉人医师的疗法，“在他的贵体上施以两处烧炙”。

此外，伊利汗国著名的宰相、史学家、医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在伊利汗国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郊区营建的小镇上兴建医院和医学院时，还聘请了包括汉人医师在内的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师，“有50名高明的医生，来自忻都、中国（Chīn）、密昔儿、苫国及其他地区”。

拉施都丁还主持编写了三部医学著作——《中国医学》《中国药学》和《蒙古药学》。遗憾的是，仅有第一部作品以《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之名保存了下来。这部有关中国医学的著作实际上是对金元时期流行于汉地的一部名为《脉诀》的医书的译注。其导言说明它是由汉人学者与波斯学者合作完成的。这位汉人学者名为Sīūsa，应是“秀才”的音译，而“秀才”是蒙古人对汉人儒生的常用称呼，根据此书导言所述，这名秀才负责教授赛甫丁（Safī al-Dawla wal-Dīn）的波斯年轻人学习汉语和中医术语。除他二人外，后来又有一位怯里马赤（Kalimachī，蒙古语“通事”）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这位怯里马赤兼通波斯语和汉语诗歌。可能由于他具有翻译才能，熟悉医学，才被派来参与翻译中医书籍这样的高难度工作。

史料可见，伊利汗国的汉人医师主要活动在伊利汗宫廷和波斯精英阶层中，他们的医术受到尊重。在汉人医师的努力下，中医医学被传至伊朗。

三、伊利汗国的汉人工匠

蒙古人十分重视工匠群体，但由于其地位较低，史料记载十分有限，不过丰富的考古资料和艺术史研究都证明，伊利汗国曾生活着数量可观的汉人工匠群体，他们将汉地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技术带到伊朗，促成了这个时代伊朗艺术“中国风”的流行。

伊朗西北地区是蒙古统治集团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这里大兴工程，建造宫殿、庙宇，因此随蒙古西征军迁徙至伊朗的汉人工匠，也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这里的伊利汗时代建筑遗址中，充满了汉地的艺术风格。

被称为苏莱曼王座（Takht-i Sulayman）的速忽儿鲁黑（Sughūrlūq）曾是伊利汗的夏营地之一，阿八哈汗在位时开始在此营建夏宫。夏宫废弃了萨珊旧宫址东南面的城门，改在南面的城墙上新开了一扇城门，以形成南北中轴线的格局。这种格局是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特点。夏宫内部装饰则表现出更多的汉地风格。考古学家判断，宫殿正厅采用的是中国的多立柱构造，门前的阶梯亦是中国式的直梯，而非伊朗式的折梯。遗址还出土了带有中国风格的龙、凤、狮子、鹿、牡丹母题的装饰陶砖，一些龙的图像酷似汉地建筑构件滴水、勾头上的龙图像，狮子尾巴结髻于后，口里衔着一串球的造型也源出于汉地。由于遗址内还发掘出了生产釉面陶砖的工坊和窑址，可知这些陶砖很可能是现场制造的。日本艺术史学者桝屋友子指出，汉地艺术母题在此应用，是波斯工匠与汉人工匠直接交流的结果。无疑，夏宫的建立定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工匠参与其中。

此外在孙丹尼牙（Sultānīya，今译苏丹尼耶）近郊Viyār（亦作Vihār、Viar）地方有一处佛寺遗址，它在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并开展灭佛运动以后转变为了清真寺，因而得以幸存。此遗址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山崖岩石上雕刻的一条精美的龙形浮雕。这条龙的身躯在祥云中呈现出协调的卷绕动态，与伊斯兰风格的龙截然不同，俨然是一条“中国龙”。这表明雕刻者对中国风格的龙的图形具有娴熟的认知和雕刻技艺，民间甚至流传此龙为四名中国工匠制造的说法，可以推测此佛教寺院的建造也有汉人工匠参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西北还有一个著名的汉人社区，这便是位于乌鲁米耶湖（Urūmiya）北面的豁夷（Khūy）城。穆斯妥菲·可疾维尼的地理书《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记载当地的居民是皮肤白皙、相貌美丽的汉人人种（Khitāy nizhād）。关于此地汉人的来源，有学者认为他们是自发性或有组织的佛教徒移民，他们可能是旭烈兀时代修建豁夷佛教寺院的工匠集团后裔。《史集》记载，旭烈兀晚年曾捐资在豁夷建造庙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豁夷的汉人很可能是工匠移民后裔。

在伊朗的汉人工匠群体中，画匠在建筑绘画、书籍插画方面，强烈影响了伊朗的美术风格。事实上，对中国绘画的赞美一直是波斯人对东方最美好的想象。10世纪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Firdawsī）《列王纪》（Shāhnāma）就屡用“中国画廊”来表达美丽辉煌之意。至蒙元时代，《心之喜悦》描写哈马丹的马沙鲁地（Māshānrūd）地区风景优美，仍称“如若天堂，美似中国画廊（nigārkhāna-yi Chīn）”。

“中国画廊”指的是中国的雕梁画栋，其美轮美奂在伊朗极富盛名，而蒙古人对中国绘画的喜爱，使伊利汗国时期汉人画师画匠也纷纷进入伊朗。14世纪中叶的会计指南《幸福之书》（Risāla-yi Falakiyya）就有关于汉人画师在民间活动的记载。书中的一份建筑账目显示，在泄剌失（Shirāz，今译设拉子）装饰一幢两层的房屋和一个凉亭，需要：“画师20名，薪金每人30底纳儿，共计600底纳儿;画师学徒20名，薪金每人20底纳儿，共计200底纳儿;汉人画师2名，每人40底纳儿，共计80底纳儿。”这份账目将为建筑绘画的画师分成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是汉人画师。数量上，汉人画师最少;薪金方面，汉人画师的工资最高。这段珍贵的材料蕴含了许多信息：第一，文献证明了伊朗确有汉人画师生活和工作;第二，汉人画师在伊朗享有很高的声誉;第三，伊朗民间兴起对中国艺术风格的追捧。

可以看到，元代汉人工匠群体移民至伊朗，将建筑理念、建筑风格、手工技艺、绘画艺术以及汉地的艺术风格传播至伊朗。

四、其他见载于史料的汉人移民

移居至伊朗的汉人，除了上文介绍的大规模的职业性群体外，还有一些散见于文献的汉人，他们多为伊利汗统治君臣效力，并有幸留下了姓名，在此也一一予以著录。

1.后妃

《史集·旭烈兀汗纪》和《五族谱·旭烈兀汗世系》都记载旭烈兀有两名汉人妃子。一位名叫“那合真额格赤”。《史集》记载：“〔旭烈兀〕第三子要束木（Yūshumūt）。他的母亲是忽推（Qūtūy）哈敦斡耳朵的一名妃子，名叫‘那合真额格赤（Nūqājīn īkājī），是汉人（Khitāyī）。”《五族谱》载：“那合真额格赤（Nūqājīn ikājī），是汉人（Khitāyī），她是要束木之母。”另一位名叫“额出扯额格赤”。《史集》载：“〔旭烈兀〕第九子弘吉剌台（Qūnqūrtāy）。他的母亲是一位妃子，名叫‘额出扯额格赤（Ajūja īkājī）。”《五族谱》载：“额出扯额格赤，为汉人（Khitāyī）。她是弘吉剌台之母。”这两位妃子都是Khitāyī，意思是汉人。汉人当是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地居民，旭烈兀的这两位汉人妃子，很可能就是对金朝作战时期获得的金朝女子。那合真出自忽推哈敦的斡耳朵。旭烈兀西征时，忽推哈敦并未跟随前来，而是留守在蒙古本部，但她的斡耳朵的一些妃子先行跟随旭烈兀来到了伊朗，这位那合真额格赤有可能是跟随旭烈兀前来伊朗的。她的两个儿子——旭烈兀第三子要束木和第六子秃不申（Tūbshīn），也随旭烈兀来一同前来伊朗。

额出扯育有旭烈兀第九子弘吉剌台。弘吉剌台在阿合马与阿鲁浑争位时被阿合马处死。后阿鲁浑取得胜利并逮捕了阿合马后，这位汉人妃子带着弘吉剌台的儿子们一起在阿鲁浑跟前哭诉，劝说下阿鲁浑处死阿合马。她本人非常长寿，一直在伊朗生活到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期才去世。

2.从嫁人

《史集》记载，合赞汗幼年时的乳母莫哈里真（Mughāljīn）是一位名叫伊升（īshink）的汉人的妻子，他们都是跟随合赞汗的母亲忽里塔（Qūltāq）来到阿鲁浑汗处的。他们应当是忽里塔的陪嫁私属人口。刘迎胜曾研究蒙古贵族妇女的私属人口，指出当蒙古妇女出嫁时，她从娘家携带一批私属人口来到夫家，这些人就是这位女性的从嫁人。蒙古语称作媵哲（思）（inje，复数injes），突厥语、波斯语中作额兀—斡兀阑（ev-oghlan）。这些从嫁人一般地位较低，世代为使主及其后嗣效力。合赞汗的乳母莫哈里真及其丈夫伊升显然就是忽里塔的从嫁人。

这位汉人名叫īshink，他是如何来到伊朗的呢？這可能跟他的使主——合赞汗母亲忽里塔的家族有关。忽里塔出自朵鲁班部，是怯塔儿必阇赤（Kihtar bītikjī）之女。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之前，朵鲁班部迁徙至嫩江以东地区，臣服于金朝统治下，为金朝担任守边的任务。因此这个部落较早就与金朝接触，他们的属民中汇入汉人十分正常。旭烈兀西征时，朵鲁班部的一支随征，其家族所辖汉人也随之来到了伊朗，这位伊升就是其中一员。

3.奴仆

在《拉施特镇捐赠书》（Vaqfnāma-yi Rab‘-i Rashīdī）中，有一份拉施特镇工作的突厥奴仆和工人的名单，记载了20名突厥仆从的名字，其有4人的名字带有Khītāyī（汉人）的后缀，这表明他们来自汉地。这4个人分别是：Ayāz Jāmdār Khītāyī、MADR Khītāyī、Altūn Būqā Khītāyī、—lī Khītāyī Bāūrjī。第一个人名中的Jāmdār，是波斯语“斟酒人”的意思，名字中冠以此称号，表明了此人的职事类似于蒙古怯薛中的“答剌赤”（掌酒者）。第二个人名MADR，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是“母亲”的意思，此人或许是一名妇女？或是来自其他语言，亦未可知。第三个人名Altūn Būqā是蒙古语，意为金牛，但他是一名汉人，所以可能是此人取了个蒙古人名字。第四个人名不太确定，学者将其转写为ūlī或Sūlī多种，都像是汉人的名字。而名后的Bāūrjī是蒙古语“宝儿赤”（Baurci）的译音，意为厨子。拉施都丁有一部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Asār va Ahyā），其中关于中国食材的状貌、性质、口味的细致描述，仿若亲见。很可能就是这位汉人厨子为拉施都丁带来了汉地饮食的知识和体验。

以上这些人的地位较低，《捐赠书》把他们归在奴仆（ghulām）之列，他们没有薪水，每人每日只能领到3曼的馕作为口粮。可以说，这些人是在伊利汗国生活的汉人中下层劳动者的缩影。

五、汉人移民的活动区域和生活状况

元代大规模汉人移民至伊朗与蒙古统治者西征密不可分，因此汉人群体的分布也与伊朗蒙古人的活动区域相一致。

伊朗西北的阿哲儿拜占省（Azarbāyjān，今译阿塞拜疆）及其毗邻的阿兰（Arrān）和木干（Mūghān）草原是13、14世纪伊朗蒙古军队的大本营，也是伊利汗政权的统治中心。这一地区东临里海，北界高加索山（the Caucasus），西与谷儿只（Gurjistān，今译格鲁吉亚）接壤，南抵扎格罗斯山脉（the Zagros）北麓。其地貌与气候多样，山林、盆地、草原、河流、湖泊遍布期间。尤其是阿哲儿拜占省的乌鲁米耶湖周围有许多重要城镇和优良牧场，深受蒙古人喜爱。蔑剌合（Marāgha，今译马拉盖）、贴必力思和孙丹尼牙，先后成为伊利汗国的都城。而靠近里海的阿兰等地丰茂的草原更是蒙古人的主要牧区和伊利汗选定长期驻跸的冬营地。可以说，伊朗西北地区是蒙古统治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随蒙古西征军迁徙至伊朗的汉人，也在这个地区大量定居、生活。

伊利汗国的汉人移民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汉地的饮食习俗。据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一书记载，木干平原的汉人还在当地制作绿豆粉条：“在汉地人们从绿豆中提取淀粉（nishāsta），制成粉条（kūkālāsha）烹食。在我们这里也有汉人制作这种食物。在木干省的一些地方，人们大量地制作这种食品，在所有种植此豆的地方都有。”

在蒙古人驻扎的阿兰平原古失塔思非（Gushtāsbī）地区，水中可常常见到中国的莲花。拉施都丁还详细介绍了汉人食用莲藕、莲子的方法。此外住在豁夷的汉人还在当地种植谷子，谷种从那里传播到了贴必力思。还有一条材料能有力说明蒙元时代汉地饮食文化存在于伊斯兰地区，14世纪也门编纂的一部六种语言对译辞书《国王词典》（Rasūlid Hexaglot）中收录了阿拉伯语对“筷子”的解释，说这是吃面条时使用的两根木片。这表明汉地饮食不仅满足汉人移民自身的需要，而且还传播开来，逐渐为广大伊斯兰地区人民所熟知。

注释

①蒙元时代的“汉人”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地域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概念，大体是指故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地居民。在蒙元时期的波斯语中，Khitāyī（契丹人）一词可与“汉人”含义相对应，指的不是建立了辽朝的契丹民族（他们称契丹民族为“哈剌契丹”），而是北方汉人。具体研究参见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陈春晓：《中古穆斯林文献中的“中国”称谓》，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1—168页。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三卷，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8—679页;拉施特：《史集》第三卷，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0页。（以下简称《史集》汉译本）③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Jāmi‘ al-Tavārīkh（《史集》苏联集校本）， ed. by ‘A. ‘A. ‘Alī Zāda， Baku： Farhangistān-i ‘Ulūm-i Jumhūr-i Shuravī-i Sūsīyālistī-yi Azarbāyjān， 1957， p.22;参看《史集》汉译本，第三卷，第30页。④Muhammad ibn ‘Alī ibn Muhammad Shabānkāraī， Majma‘ al-Ansāb， ed. by Mīr Hāshim Muhaddis， Tehran： Amīr Kabīr， 1984， p.261.⑤naft现在意为石油，但在古代其最初含义为火油（naphtha）或希腊火（Greek fire），这是古代西方发明的“火药”，冯家升先生指出其与中国火药的区别在于配方中不含硝石，因此效力不高。13世纪以后，中国的火药西传至波斯阿拉伯地区，但没有专门的词汇指称硝、硫、碳“火药”，因此naft这一旧词便被引入了新的含义。后来在波斯阿拉伯语中另有两个词语davad和bārūt（阿拉伯语bārūd）用来指称“火药”。参看V. Christides，“naft： 2. in the Mediaeval Byzantine and Arab-Islamic Worl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7， Leiden; New York： Brill， 1993， pp.884-886; G. S. Colin， “Bārūd： i. Gener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1， Leiden; New York： Brill， 1986， pp.1055-1057; David Ayalon，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A Challenge to a Mediaeval Society，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56， pp.9-30;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12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原载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入作者《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162页。⑥《德胡达大词典》注释：这是一种攻城军械，是比manjanīq要小的武器，用来投掷石块。见Lughat-nāma-yi Dihkhudah， vol. 9， ed. by Muhammad Mu‘īn & Ja‘far Shahīdī， Tehran： Mu‘assasa-yi Intishārāt va Chāp-i Dānishgāh-i Tihrān， 1993-1994， p.13921.⑦⑨⑩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3、3521、3522、3525页。⑧陈得芝：《刘郁〈〔常德〕西使记〉校注》，《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关于chaqmaq一词，另见语言学家德福的《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vol. 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67， pp.80-81.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3—3524页;《史集》汉译本，第三卷，第34—45、63—64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三卷，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01页。H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Zafarnāma， vol. 2， ed. by Nasr Allāh Pūrjavādī & Nusrat Allāh Rastigār， Tehran： Markaz-i Nashr-i Dānishgāhī; Wien： Verlag der Oe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9， p.1235.Mustawfī Qazvīnī， Zafarnāma， vol. 2， p.1244.高鸣：《太医张子和先生儒门事亲》“序”，元中统三年（1262）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NC/7910/1321。宮紀子：《東から西への旅人：常徳——劉郁『西使記』より》，窪田順平编：《ユーラシア中央域の歴史構図》，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第175—180页。Rashīd al-Dīn Tabīb， Jami‘ al-Tavārīkh： Tārīkh-i Aqvām-i Pādshāhān-i Khatāy（《史集·中国史》），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an： Mīrās-i Maktūb， 2006， pp.5-6;德译本参见Karl Jahn， Die Chinageschichte des Rashīd ad-Dīn： übersetzung， Kommentar， Facsimiletafeln， Wien; Koeln; Graf： Boehlauim Komm.， 1971， SS. 21-22， tafel 2;汉译本参见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119—121页。《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93;参看汉译本，第三卷，第97页。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471页。《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p.359-360;参看汉译本，第三卷，第335—336页。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Savānih al-Afkār-i Rashīdī， ed. b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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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īnuvī， Tehran： Intishārāt-i Dānishkada-yi Adabiyātva ‘Ulūm-i Insānī-yi Dānishgāh-i Tihrān， 1972， pp.23-24， 31. 参看王一丹的摘译，《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第34—35页。关于蒙古时代中国艺术对伊朗的影响，最重要的一部专著系日本学者门井由佳（Yuka Kadoi）的博士论文《伊斯兰的中国风：蒙古伊朗的艺术》，于2009年在爱丁堡出版。此书利用大量纺织、陶瓷、金银器和细密画等装饰和绘画艺术材料，考察了蒙古时期伊朗艺术对中国元素的采用和吸纳。我国学者吴天跃撰有书评。参见Yuka Kadoi， Islamic 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 Edinb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吴天跃：《贴近细节的美术史——〈伊斯兰中国风：蒙古伊朗的艺术〉书评》，《美术向导》2014年第3期。桝屋友子：《伊儿汗国早期美术所见的东西交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8期，2010年;Dietrich Huff， “The Ilkhanid Palace at Takht-i Sulayman： Excavation Results”， 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d. by Linda Komaroff，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pp.94-110.Dietrich Huff， “The Ilkhanid Palace at Takht-i Sulayman： Excavation Results”， pp.102-103.桝屋友子：《伊儿汗国早期美术所见的东西交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8期，2010年。Masuya Tomoko， The Ilkhanid phase of Takht-i Sulaiman，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p.1-40.Gianroberto Scarcia， “The ‘Vihār of Qonqor-olong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 Vol. 25， No. 1/2 （March-June 1975）， pp.99-104; Yuka Kadoi， “Buddhism in Iran under the Mongols： an Art-historical Analy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eds. by Tomasz Gacek and Jadwiga Pstrusińska，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pp.204-205.H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Bakhsh-i Nukhust az Maqāla-yi Sivvum-i Nuzhat al-Qulūb，ed. by Muhammad Dabīr Siyāqī， Tehran： Tahūrī， 1957， pp.84-85.Roxann Prazniak， “Ilkhanid Buddhism： Traces of a Passage in Eurasian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4， 56（3）， p.664.《史集》汉译本，第三卷，第94页。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第二卷，张鸿年、宋丕方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Mustawfī Qazvīnī， Bakhsh-i Nukhust az Maqāla-yi Sivvum-i Nuzhat al-Qulūb， p.72.这部书是托甘（Zeki Velidi Togan）1930年在土耳其发现的。书中记载的内容最晚到1363年，编者是当时祃拶答而的宰相和财政大臣，书中使用了大量伊利汗时代的财政档案。此书由德国学者Walther Hinz于1952年刊布出版。Walther Hinz， “Einführung”， Die Resāla-ye Falakiyya des ‘Abdollāh Ibn Mohammad Ibn Kiyā al-Māzandarānī： Einpersischer Leitfaden des staatlichen Rechnungswesens （um 136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FMBH， 1952， pp.1-5.Walther Hinz， Die Resāla-ye Falakiyya des ‘Abdollāh Ibn Mohammad Ibn Kiyā al-Māzandarānī， p.215.《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10;参看汉译本，第三卷，第22页。Shu‘ab-i Panjgāna（《五族谱》）， Istanbul： Topkapi Sarayi Müzesi Kütüphanesi， MS. Ahmet III 2937，f.139a.《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12;参看汉译本，第三卷，第24页。Shu‘ab-i Panjgāna， f. 139a.《史集》第三卷未记载他参与旭烈兀时代的征战，但在阿八哈即位之初的分封中，他被任命掌管呼罗珊、祃桚答而以迄阿母河畔的地区。这显然发生在忽推哈敦一行到来之前，因此可以推断秃卜申应是随旭烈兀前来伊朗的。《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248.刘迎胜：《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元史论丛》第9辑，2004年，第136—150页。《史集》苏联集校本，vol. 3，p.247;参看汉译本，第三卷，第234页。波·少布：《朵儿边部史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4期。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Vaqfnāma-yi Rab‘-i Rashīdī， ed. by M. Minūvī and I. Afshār， chap-i ‘aksī， Tehran： Anjuman-i āsār-i Millī， 1971， p.192.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第96页;A. Zeki Velidi Toga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y Rashīdal-Dī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7， No. 1， 1962， p.71.Rashīd al-Dīn， Vaqfnāma-yi Rab‘-i Rashīdī， p.192.旭烈兀征服伊朗后，将蔑剌合定为都城;其子阿八哈即位后，将都城迁至贴必力思;完者都汗在位时，建成了夏都孙丹尼牙，其继任者不赛因统治时将其定为首都。Rashīd al-Dīn， Asār va Ahyā， pp.160-161.Rashīd al-Dīn， Asār va Ahyā， pp.98-99.Rashīd al-Dīn， Asār va Ahyā， pp.143-145.Peter B. Golden et al. tr. & ed.， The Kings Dictionary， The Rasūlid Hexaglot： Fourteenth Century Vocabularies in Arabic， Persian， Turkic， Greek， Armenian and Mongol， Leiden; Boston; Koeln： Brill， 2000， p.112.

Mongol Invasion 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Il-khanate

Chen Chunxiao

Abstract：The Mongol Invasion caused large-scale Chinese immigration to Iran. According to Chinese， Persian litera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composed of technical and serving personnel such as military artisans， doctors， cooks， skilled workmen， and craftsmen. Most of them served the Mongol rulers or worked in the court， some lived in the folk society， and some were reduced to slavery. Chinese immigrants settled down， lived， worked， and had descendants in Iran and they took Chinese technology， medical science， art styles and cuisine customs there， which made an ineffaceable Chinese print to the Persi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the Il-khanate; Chinese immigrants; Mongol inva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