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 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引言

宋代染织绣工艺乃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高峰的象征，此时不仅朝廷有庞大的染织绣生产和管理机构，像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①据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编撰的《宋会要辑稿》记载。而且民间也有数以万计的染织绣作坊，②北宋时期民间丝织业相当繁荣，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物产类租税中，仅布帛丝绵之品就有十种，分别为罗、绫、绵、纱、丝、纳、杂折、丝线、锦和葛布，丝织品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丝织品种的生产多数为民间织坊。以及以家族联产为基础的“义田”织业方式等，③“义田”织业方式，首先是建立在“义田”基础之上的生产形式，这是我国古代建立起的社会救济事业的组成部分。宋钱公辅《义田记》曰：“范文正公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关于宋代义田方式的文献记载，在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陆游《东阳陈君义庄记》，南宋刘克庄《赵氏义学庄记》中均有描述。自然，“义田”织业方式在宋代有其基础，从而在乡村和城镇获得普遍存在。整个行业可谓分工细致，从业群体庞大。况且，在宋代染织绣工艺中，又以丝织、缂丝、刺绣等在技艺上远超唐代而形成特色，仅丝织品种类就十分齐全，锦、绮、罗、纱、绫、绸、绢、绉等应有尽有。如锦缎就有宋锦、织金锦、妆花缎、织锦缎、印金等。缂丝、刺绣和绢花等更是展露精湛技艺的名特优品种。④宋代丝织工艺驰名全国，如《东京梦华录》称其“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而在南京出土的北宋长干寺地宫铁函中，仍保存有近百幅完好的宋代丝织品，其数量之多、保存之精在我国现当代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大部分丝织品都结成包袱，里面装着香料、铜钱、银函、玛瑙等供奉物品，其中不少丝织品上还有文字。这批丝织品包括绢、绫、缬、锦等各个品种，使用了提花、刺绣、印染、描金等多种工艺，体现出北宋领先当时世界的丝织技术水平。如此一来，宋代染织绣工艺的纹饰也较唐代织物纹样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新，且纹样的多重组合突显雅致形态，如植物纹有牡丹、山茶、荷花、缠枝花等组合，鸟兽纹由仙鹤、孔雀、龙凤等组合构成，还有各式丰富的几何纹组合等，这正是宋代染织绣纹饰的特色所在。同样，丝织物的印染色彩亦多用间色搭配，色相丰富，文静典雅，和谐沉着。⑤参见朱启钤《丝绣笔记》部分内容。该书是关于我国传统丝织物研究的重要著作，是作者在任北洋政府高级官员之时，有机会接触清廷内府等处收藏的历代丝织品文物所作的研究笔录。为此，朱启钤可称得上是近代以来国内研究丝绸史倡导人之一。该书分为两卷，上卷《记闻》，下卷《辨物》。而且，宋染织绣工艺的标志性品种，如缂丝，其精湛的技艺超过隋唐。至南宋，缂丝已从过去的日用装饰品、陪衬品，发展成为具有纯粹欣赏性的艺术品，涌现出朱克柔、沈子蕃等一大批缂丝名家，显示出宋代染织绣工艺趋于成熟且精美绝伦。如宋庄绰《鸡肋篇》曰：“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①宋庄绰撰《鸡肋编》三卷，内容系考证古义，又有记叙轶事遗闻，为宋人史料笔记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价值可与周密之《齐东野语》相比拟。

宋代染织绣工艺较隋唐主要有三点进步：一是北宋建制后，朝廷年需用锦帛数量比唐代更大，特别是朝廷封赏官员均以各色绫罗绸缎为赏赐物品。加之北宋开始加大对桑蚕、纺织业的重视和投入，几经下诏书鼓励蚕织，积极推广先进的种桑技术。又至南宋，北方南迁工匠悉数加入到蚕桑丝织生产行列，既补充了劳力，又促进技术交流，极大推动了蚕织业的进步和发展。二是北宋为改善与北方临近区域的共处关系，每年要向辽、西夏和金交纳大量的锦帛作为“礼品”，以维护彼此“和睦”。并且，纺织品又是宋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其与瓷器一样，成为宋代内外贸易的主要物资，为朝廷开销乃至社会繁荣换取了大量黄金白银，并且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如交换马匹的资本。三是宋代染织绣品种日益丰富，除绫、罗、绮、绢、缎、绸和缂丝外，锦的品种更是增益许多。如产地在苏州的“宋锦”，不仅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而且质地坚实、平服挺括，被称为“锦绣之冠”，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驾齐驱，乃宋代织锦工艺的经典代表。

凡此种种，构成了宋代染织绣工艺成就的重要历史图景。本文力求从存史文献典籍中挖掘、整理，进而梳理出足以佐证这一史实的更多史料，这也算是尝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意义，用来支撑起这一历史图景的丰富性。

一、织业管理

宋代染织绣工艺的发展与兴盛，与唐代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即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与管理体制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业格局。比如，史料记载，为保障皇家和朝廷对纺织品的用度需求，宋徽宗时期便在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及成都等各州府设立官营纺织场院或作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生产高端的染织绣产品。如京师开封绫锦院，汇集了各地优秀织工，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文绣院》）尤其是宋初承前朝之制，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至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又改权衡制度，社会逐渐安定，且经济形势好转，招募工匠人数有所增加。《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裁造园》中记载：“掌裁制衣服，以供邦国之用。初，左藏库有缝造针工给裁缝之役。”又注曰：“刺绣，而官工不足，往往求索于民间。”明代屠隆《考股余事》对“宋画绣”作有注释，称京都有“百姓绣户”。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载：“九月，绫锦院以新织绢上进。是院旧有锦绮机四百余，帝令停作，改织绢焉。”这就是说，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绫锦院已经拥有锦绮机400余张，其规模、产量可想而知。又比如刺绣织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中有云：“欲乞置绣院一所，招刺绣工三百人，仍下诸路选择善绣匠人，以为工师。候教习有成，优与酬奖。”说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建立了文绣院，招收刺工300人，可见规模庞大。

宋在各丝织品产地还有派出机构，可谓民间遍布作坊或家庭织机，大有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童恢传赞》中所说“千室夜机鸣”的盛况。而染织绣工艺中最富盛名的莫过于宋锦、缂丝和刺绣。如《嘉泰会稽志》载：“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可见宋丝织品的精美程度。而民营作坊主要表现为农村副业和专业户两种形式，其规模较之前代大为扩充，尤其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专业户，即“机户”的大量出现。《文献通考》中有言：“宋朝如旧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市……梓州有绫绮场……旧济州有机户十四，岁受直织绫，间宝三年，诏廪给者送阙下，余罢之。”（卷二十《市籴一》），这是有关宋代机户的最早文献记载。而据《宋会要辑稿》载，文绣院建立前，开封民间刺绣业颇为兴盛，朝廷所需刺绣物品“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职官二九》）。僧尼中的能工巧匠创造出许多优质品种，统称为“寺绫”，类似于北方所称的隔织，在当时颇具盛名，而著名的大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小巷，为“师姑绣作居住”，实际上就是专业刺绣区。此外，依《文献通考》所言，宋代机户分布地有济州、梓州、成都、青州、婺州、温州、毗陵、徽州、杭州、华亭、河北、京东等，当在十万户上下，也许更多一些。机户规模如此广泛，这表明宋代民间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此说来，与唐代相比，两宋对于官营作坊的管理，在制度层面上进步颇多。如唐代官营作坊中人身归属紧密的劳役关系在宋代已经较为少见，宋代官营纺织作坊以雇募为主，虽依旧存在着“役”的性质，但还是给予劳动者相应的雇值，且官府所需的纺织品也多来自民间纺织作坊。在这样相对宽松的雇佣关系与“买卖昼夜不绝”的市场需求下，不仅工匠劳作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而且工匠人数大为增长。这么一来，不仅朝廷开办的官营作坊较之唐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私营作坊也日益普及。民间私营作坊的发展壮大，为两宋朝廷提供了大量优质、廉价的丝织品，有效地缓解了海内外的丝织品需求问题。与此同时，朝廷的采购需求作为宋代民间丝织业飞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长期而持续地推动民间丝织业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有效刺激了民间丝织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官营和私营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动，官府的一套相对完备的机构设置，组成了较为完备的丝织业生产链，且民间丝织业分布范围广泛，官办和民营的丝织业繁荣景象促使宋代纺织业进一步细分，如品种生产分配和技术分工。如此，宋代丝织业产量增速较快，产品种类丰富，工艺生产水平提升，显著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具体来说，在此时期，朝廷管理染织绣的生产机构繁密庞大，分工极细。《宋会要辑稿》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绫锦院掌织锦绣，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染院掌染丝枲币帛。裁造院掌裁制服饰。文绣院掌纂绣，以供乘舆服及宾客祭祀之用。”另，《宋史·职官志五》记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绫锦院，掌织纴锦绣，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染院，掌染丝臬币帛。裁造院，掌裁制服饰。文绣院，掌纂绣，以供乘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崇宁三年置，招绣工三百人。”可见，当时专事染织绣工艺的管理机构相当庞大，而且分工极为细致。在开封、洛阳、润州、梓州（今四川三台）等地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作坊，如绫锦院织局、锦院等纺织工场。工部少府监设文思院、绫锦院、裁造院、染院、文绣院等，均是纺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其中，文思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一个负责掌管金银器制作的职能机构。唐末史学家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唐）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罢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可见，在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文思院始建之时就明确了其性质，即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从文献记载来看，文思院的始建时间是明确的，即唐宣宗大中八年，且其就设于大明宫中。根据出土文物，如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有8件刻有“文思院造”铭文的金银器，可知唐朝时文思院有金银器制造之职能。而后，文思院在两宋时期沿置，《宋会要辑稿》载：“文思院，太平兴国三年置，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隶少府监。”可知，北宋已置文思院，且其“隶少府监”。少府监是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可见，文思院亦是为皇室服务的，其职能则仍是主管制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即负责金银珠玉等器物的制造，但是较之唐朝，其职能又更为广泛，也更为复杂，这一点就其所设官职可见一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领作三十二：打作、棱作、锻作、渡金作、镐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又有额外一十作，元系后苑造作所割属，曰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与此同时，宋代文思院还分上、下两院，实际上是一种制作分工。“所辖文思院，旧分上、下界监官三员，内文臣一员，系京朝官。上界造作金银珠玉，下界造作铜铁竹木杂料，欲依旧分为上、下界。”（《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这样的分工十分明确，上界（院）负责贵重金属及玉石锻造，下界（院）则专门制作铜铁竹木以及其他材料的物件。两界内还有具体分工，设置了监官、监门官、手分、库经司、花料司、门司、库子、秤子等掌事人员。由于文思院所制作的物品不仅内供皇室使用，还外供朝野官员与市井百姓，甚至包括对周边诸国的赏赐物件。因此，文思院职务分工与材料支取都是严格而明确的。总体说来，北宋初期，文思院已经掌控了诸多职事，具体来说，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原本由太府寺负责的制造度量衡单位制和器具转为由文思院来掌管。在此之后，文思院有关度量衡的掌控范围逐渐增大，以至于各地官府均遵守着由文思院制作标准样本、校订民用火印，再由工部颁降，诸路转运，最后司衣省照样制作这一套流程。此外，度量衡器也都由文思院制造，禁止民间私造私卖，违者抵罪。

再往后，南宋文思院发展更为迅猛，“绍兴三年，少府监并归，文思院其上、下监官从工部辟差”（《文献通考·卷十六·官职考十四》），铸印司也相继并入文思院。同年，还将绫锦院也一起并入文思院，绫锦院掌绫锦绢之织造，将其并入文思院，有利于统筹兼顾，方便生产。除此之外，在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并入文思院的机构还有皮场、事材场、东西八作司等。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文思院还纳入了礼物局，增加了制作生辰、正旦礼物，以及对外遣使所需礼物的职责。①（宋） 李刘《四六标准卷十九》：“隆兴二年，诏并礼物局入文思院。”这足以说明，此时期的文思院并置了许多与织造或制造相关的延伸性职能，其机构日益扩大，负责的生产事务也逐渐庞杂。文思院原本是负责皇室，包括为皇帝、后妃，乃至皇子制作服饰冠冕的。《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礼官言：‘皇子邓、庆、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则七梁额花冠，貂蝉笼巾，金涂银立笔，真玉佩，绶，金涂银革带，乌皮履。若服祭服，则金涂银八旒冕，真玉佩，绶，绯罗履袜。’诏文思院制造。”（《志·卷一百零四》）宋代，文思院一方面是制作供给皇室成员使用的服饰，另一方面也会负责制作一些特定服饰和丝罗类物品。像是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太常寺得到宋光宗的批准，由文思院制造奏请祭祀秀安僖王用的祭器、祭服等。另，《武林旧事》卷二《立春》载：“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袱头之左，入谢。”其实，两宋时期的文思院，还为朝廷诸司制造许多其他的器物，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三》载，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正月，文思院奏报的所造物品清单如下：

本院所造天宁、乾龙、天申、圣节、功德疏，金镀银轴，销金复帕缥带。学士院取造绫罗纸及应抛降料造御炉，内司应奉旧用镀金名件，祗候库依格支赐班直、行门等诸色浑间金镀银腰带，国书匣合(盒)，铸节度承宣观察使以上牌印，依法式合用镀金画造随身宝册、缕金缥子……

综上可知，文思院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八年，在唐朝是负责金银器制造的内廷机构，到了宋朝，除去掌管制造金银器的基本职能外，还作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思院还负责统一制作朝廷诸司所需的器物。也就是说，文思院不仅仅是为宫廷的制器需求服务，同时兼具其他管理性工作。可见，文思院已经从一个职能相对单一的机构，发展成为拥有繁杂事务的多职能综合管理与制作机构。

文思院职责繁多，规模也相应庞大，其官吏的职位设置也颇为复杂，《宋会要辑稿》对此有详细记载。“计匠二指挥，提辖官一员，通管上、下界职事。上界监官、监门官各一员，手分二人，库经司、花料司、门司、专知官、秤、库子各一名……下界监官、监门官各一员，手分三人，库经司、花料司、门司、专副、秤、库子各一名。”此外，特别要提一下“文思使”一职。文思使在唐代已有，由宦官充任，是内诸司使之一，延至宋代亦有以宦官充任此官者，如宦官李舜举，熙宁中“以文思院使领文州刺史、带御器械”（《宋会要辑稿·兵一》）。但其实，宋朝虽然仍置有文思使一职，但文思使通常不过问文思院之事。《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六》载：直到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时，仍然是“居长者不领其事，为属者专其权。……姑以文思院言之，凡所制造出入，监官自专，而辖长若无闻焉”。可见长期以来文思院的实际权力其实掌握在监官们手中，具体事务实由两院监官管理，直到南宋绍兴六年才正式设置了提辖官一职，作为文思院的实际长官。所以宋朝文思使的设置，其实多用来作为武臣的一种迁转之阶，而非文思院管理者。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文思使“宋以为西班使臣，以处武臣”。 如《宋史·传第十二》云：“咸平二年，惟昌与宋思恭、刘文质合战于埋井峰，败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黄砦，焚其器甲、车帐，俘斩甚众。以功领富州刺史，改文思使。”说的是折惟昌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破言泥族，以正官充任文思使。所以，至宋朝，文思使成为一种与文思院毫不相干的官阶，此处不再详述。

至于文思院的得名由来，历代说法颇多且不一致，到了宋代主要流行有两种说法。一是如宋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撰十卷本《青箱杂记》中所认为，“《考工记》植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关于“时文思索”，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一书中曾说：“时文者，古之贤王也，犹《诗》曰：思文后稷也。时、思皆起语也。古有文德之君，思索之深，信至其极，能为此嘉量也。”宋代的文思院兼造度量衡，即将 “时文思索”刻在量具上。二是如江休复《嘉祐杂志》曰：“文思院使，不知从何得此名……或说殿名，聚工巧干其侧，因名曰文思院。”这则说的是文思院由其所处的位置，即文思殿之侧而得名。

当然，宋代朝廷管理染织绣的生产机构远不止文思院，工部少府监还设绫锦院、裁造院、染院、文绣院等等，均是纺织生产的管理机构。

再来说地方上的纺织业管理机构，比如江南一带，同样是北宋时期纺织业的中心。管理机构有江宁织罗务、润州织罗务、湖州织罗务、杭州织罗务等。两宋以后，在江南设有专门的织造局，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杭州织造局等，主营织造工作。以苏州为例，有“茧薄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李觏《富国策》）之称，当时著名的“宋锦”就在此织造。朱启钤《丝绣笔记·卷下·辨物》曰：“宋锦袍花色，天下乐锦帐灯笼锦。”南宋初年在四川设立了三个织造厂，地点在应天、北禅、鹿苑寺。元代学者费著撰《蜀锦谱》一书中记载：“乾道四年，又以三场散漫，遂即旧廉访司洁已堂，创锦院，悉聚机户其中。犹恐私贩不能尽禁也，则倚宣抚之力，建请于朝，并府治锦院为一。”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因考虑到三厂分散，不便管理，于是合并为锦院，规模也相当大。又如书中云：“俾所隶工匠，各以色额织造。盖马政既重，则织造益多，费用益夥，提防益密，其势然也。”宋代的私营染织绣工艺比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机织手工业逐渐脱离了农户而独立，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过程也逐渐专门化，对技术的改进、质量的提高、数量的增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代朝廷每年向各地百姓征收大量布帛，仍行两税制（夏、秋税），租赁物品分縠、布帛、金铁、物产四大类，布帛中又分罗、绫、绢、纱、絁、紬、杂折、丝。而且“上供”布帛数目巨大，比如宋代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载：“熙宁十年夏税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五贯、匹等：内匹帛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匹……秋税三千五百四万八千三百三十四贯、匹等：内匹帛一十三万一千二十三匹。”可见，仅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夏秋两税岁入匹帛就达267.2万余匹。再来看地方，比如四川地区，据南宋时期四川籍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四川上供绢绸绫锦绮》中记，南宋某年“四川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余匹，锦绮一千八百余匹”。《宋书·地理志》中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两浙、淮南、江南、荆、湖各州郡的上贡物品中，有大量的手工业纺织品，如纻、紬、絁、麻、绢、绵、丝、葛、罗都是作为官营织造业所需要的原料被征收的。此外，朝廷还指令农民制造特定的织品纳贡。比如，靖康元年十二月（公元1127年1月），金人遣萧庆索降表，宋钦宗赵恒降金国。金人向朝廷索绢一千万匹，不要浙绢，认为南绢经粗纬细绢丝粗疏，要求仅征发上好的北绢才肯作罢。宋代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二载：“大军在此，已欲渝盟邪？朝廷乃于内府选择北绢之奇绝者，方发行。”北绢主要是从河北东西两路征收的桑蚕丝制品，此乃北绢的主要产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赏军紬绢绵承前并自京运送，今本部所积颇多，望许充赏给。诏天雄军，相、卫、贝、博等州物帛依旧输内藏库。”（卷八十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寅》）可见，北绢确属上乘丝织品，其作为进贡品需求量巨大。

在两宋丝织业蓬勃兴旺的形势下，家庭纺织业成为两宋时期民间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传为宋代王居正绘作的绢本《纺车图》（图1），宽21.6厘米，长69.2厘米，描绘了村妇们纺线的场面，并有设色，如实刻画了宋代农村妇女纺织的生活图景。还有山西高平开化寺中的北宋壁画，其中有一幅《善友太子本生》图（图2），细致描绘了妇女使用织布机，并且有人观织的场景。由此可见当时家庭纺织业之一斑。

图1 （传）宋代王居正绘作绢本《纺车图》

图2 北宋壁画《善友太子本生》

在广大农民的家庭纺织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丝纺织。在《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所述北宋税目中就可以看出布帛丝锦之品共列10项，其中除布葛1项是麻织品外，其余9项全是丝和丝织品。这些贡赋织品全是农民收获自己种植的原料后进行成品加工，然后作为赋税贡纳给朝廷的。

当时，民间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独立纺织业作坊，文献中称之为“机户”。它们是农民把自己的生产重点逐渐从农业转移到作为家庭手工业的丝织业以后蜕变而成的，有的机户则可能是由原来的城市独立纺织手工业劳动者转变而来，因此与民间染织绣工艺联系比较密切。机户一般不使用雇佣劳动力，基本只使用家庭内部劳动力，作坊规模很小。机户要向官家缴纳赋税，而且这种强制性的征收税赋，使得机户必须在保证满足赋税缴纳的情况下去生产。许多宋人的农事诗都体现了这一点，如“未尝给私用，且以应官课”“年年织得新丝绢，又被家翁作税钱”。宋代全国十万户左右的机户，[1]成为私营染织绣生产的主要生产者，为繁荣宋代的丝织业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代私营染织绣工艺的另一特色是，民间纺织手工业生产者普遍力求保持其产品的特殊风格，以达到有利于和同类产品进行竞争并垄断的目的，甚至是因此不得不保守织造技术的秘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提到亳州出轻纱条，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提到抚州出涟花纱条，此类因地而异的纺织品特产都具有特殊的制造技术，秘而不传外人。

总体而言，宋代染织绣工艺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与管理体制。两宋官营作坊的管理制度较唐进步，废除了劳役制，改为招募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中央还设文思院、绫锦院、裁造院、染院、文绣院等纺织管理机构，分工具体，体系庞杂。地方也有专门的织造署、织造局以便管理民间各地的织造工作。私营作坊则以“机户”为主要民间织业生产者，分布范围广泛而数量巨大，并以赋税的形式每年为宋代朝廷提供大量布帛，有效促进了宋代纺织业的发展。无论官私纺织管理机构的建设与实施，都显示了两宋对于染织绣工艺的重视和织业发展之迅猛。

二、丝织特色

宋代规模巨大的染织绣工艺管理及织造机构或作坊，使得宋代在织、染、缂、绣等工艺领域获得快速发展，其生产能力相对隋唐而言可谓趋于成熟，并向带有观赏艺术特征的工艺织物方向发展，随之涌现出了宋丝织、宋锦、织金锦、妆花、织锦缎、缂丝、刺绣、印金等精湛的名特优品种。

比如，宋丝织、宋锦、织金锦等品种的纹样，诸色搭配就十分丰富，有纱、素纱、天净、三法暗花纱、栗地纱、茸纱等织色，也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的织法。锦以临安出产的潜白而细密者为佳，且锦的分类极为细致，有绮、绫、纱、罗、绉，以至鹿胎、透背、绣锦、锦襕等宋代新名目。又如“绮”，南宋文字学家戴侗《六书故》中解释说：“织素为文曰绮”。《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注：“绮，文缯也，即今之细绫也”。绮这类织物，有逐经（纬）提花型和隔经（纬）提花型两种，后者又称“涨式组织” 绮。“绮”的本义就是指有花纹织地的细绫，寓意精美。又《释名》曰：“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理也。”据此来看，绫如冰凌，即表现为素色显花，就是织地上显出素色花纹，其地纹为斜纹，宋时织出两色的绮，华丽仅次于锦。

大体来说，宋锦、织金锦花色品种十分丰富，如南宋名贵的“绒背锦”①关于南宋织造的“绒背锦”，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中有相近的记述，是指一种起绒织物的雏型。关于起绒织物，《天工开物·乃服篇·倭缎》中这样说：“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斮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近代学者在研究《天工开物》时认为，宋应星说法并非虚构，他将所见的“倭缎”特性描述细致，说明是一种先染纱、后织造的织物，且有可能为提花绒。只是宋代这项技术并不成熟，因而产品并不多在市场流通，而被市场遗弃，甚至消失，故未有详述织法。然而，事实上在闽南漳州等地，提花绒织造技术获得进步，因之得名“漳绒”“漳缎”，其声名不胫而走。另外，在乾隆时期的《重纂福州通志》卷五十九中有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工。”清初年间又有提及织绒技术的由外传入，以及织造的特殊技巧，这表明闽南一带对外交往造成天鹅绒织造技术的提升，因而在当地通志中有所记载，赞誉此技艺为“殆夺天工”。就织造工艺而言，绒是一类表面带有绒毛或绒圈的织物，有称“绒圈锦”。南宋织造的“绒背锦”，即因背面形成绒圈而得名。又因其组织结构、花纹都与经锦相同。织造时，织入类似铁丝状的假衬纬，织好后抽出衬纬，形成绒圈，而后或剪或割加工成绒面。南宋有经线起绒的“绒背锦”和“茸纱”的品种，直至元代又有剪绒“怯锦里”，到明代有“漳绒”“建绒”等品种，都可归类为绒锦。，便是锦中之精品，与之齐名的还有起花鹿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品。当时的南京、常州、苏州、镇江、婺州，以及四川等地，都拥有巨大的织锦产业。在南京织造的云锦（图3）、在苏州织造的宋锦（或织锦，图4）和在四川织造的蜀锦（图5），可谓闻名全国的锦缎织品。与之类似的又有浙江金华婺州出产的各种罗，其精美工细名闻各地，城中规模很大的彩帛铺，一次就能卖出暗花罗、瓜子春罗三四百匹，以至湖州也加以仿造。奉化的絁，其“密而轻如蝉翼，独异他地”（南宋《宝庆四明志》）。另外，在南宋绍兴还有越罗、出产于尼姑庵的尼罗，以及寺绫，都是上等丝织品。而同时期距越地不远的安徽亳州的丝织物也极为有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写道：“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亳州轻纱乃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轻薄，入手无重量感，若做成衣服，犹如身披轻雾。其实，亳州轻纱早在唐至北宋年间就闻名于世，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亳州生产的贻锦绸更是跻身于朝廷贡品之列，因质地坚实、经久耐用、久不褪色而被誉为“万寿绸”，畅销于北方各地。再扩大范围来看，南北宋时期的四川丝织生产也不下于江浙一带，如蜀锦的代表品种“百花孔雀锦”，是织造尤精的丝织佳品。还有山东单州出产的织薄缣，在《宋史·食货志》中有记载，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著故浣之，亦不纰疏。”其实，除单州外，在其周边一带，如毫、济、郓、濮、齐诸州，以及山东半岛的淄、青、潍、密、登、莱诸州也都生产有这类丝织品。发展历史来看，自从东汉开始，其生产重心就逐渐南移，到两宋时基本完成了南移迁徙。在这一千余年的演变过程中，我国蚕丝生产和丝织业的地理分布，基本上就形成了如今的生产格局。如南宋时，丝织品种类有锦、绮、罗、纱、绫、绸、绢、绉等，可谓应有尽有。其中，尤以染织绣工艺、纹饰的进步为显著。就缂丝而言，在当时成为最著名的品种之一，技艺和图案、用色均保持隋唐以来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此时的缂丝已由昔日帝后服饰与日用品装饰，如书画装裱包首，转向纯手工艺观赏品的生产，如摹缂宫廷院画等，都具备纯观赏性工艺美术品的特点。同时，在缂丝行业又涌现出朱克柔、沈子蕃等一批

图3 南京云锦——绛色地四合祥云柿蒂龙纹妆花纱袍料（明，复制件）

图4 苏州宋锦——八达晕花卉纹宋锦（清，仿制件）

图5 四川蜀锦——灯笼锦（宋，复制件）

就我国古代丝织业的缂丝名家。安仪周《墨缘汇观》记载：“朱克柔，以女红行世……此尺帧，古澹清雅……至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朱克柔是南宋云间（今上海松江）人，以绘画和缂丝见长，“以女红行世”，而且她的缂丝技法传神自然，堪称一绝，其作品“运丝如笔”，配色“古澹清雅”，她所创造的长短戗技法又被称为“朱缂”，盛极一时，被当时的官宦富绅、文人墨客视为名作，据说其作品得到宋徽宗很高的评价，甚至在其创作的《碧桃蝶雀图》（已失传）上题诗：“雀踏花枝出素纨，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宣和物，莫作寻常黹绣看”。她的代表作《莲塘乳鸭图》（图6）更被后人大加赞誉，称之为“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朱启钤《丝绣笔记》）。沈子蕃，宋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代表作有《缂丝青碧山水图》《宋沈子蕃缂丝山水图》等，他的作品常以书画作品为粉本，设色高雅古朴，大多表现萧瑟的秋冬和寂静的山水。传世佳作《缂丝桃花双鸟立轴》，更是以兼工带写的形式构图，布局精妙，用色和谐，还有凤尾戗色法的运用，极具宋代花鸟画中宁静致远的写实风格，为宋代缂丝写生作品的代表之作。明代张应文评价宋代缂丝说：“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清秘藏》）

图6 朱克柔《莲塘乳鸭图》，上海博物馆藏

图7 《蟠桃花卉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代缂丝作品优秀者可谓琳琅满目，灿若繁星。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赵佶花鸟图册页》，纵26厘米，横24厘米，是以宋代皇帝赵佶的画稿为底本的折枝麻雀图，并缂丝葫芦形朱印“御书”，上押“天下一人”，状似一幅极为精妙细致的工笔花鸟画，其巧用平缂、木梳戗、勾缂等缂丝技法，花叶、鸟羽纹理生动，情态逼真，有夺丹青之妙。①参见辽宁省博物馆编《华彩若英：中国古代缂丝刺绣精品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其中陈卫萍撰《赵佶花鸟图册页》品评。又如，南宋《蟠桃花卉图》轴（图7），纵71.6厘米，横37.4厘米，据《石渠宝笈》卷九载：“花卉蟠桃一轴，宋本，五色织，款识‘吴煦’二字，下织‘吴煦’印一。”此缂丝作品线条柔美，色彩优雅，使用多种技法精工织造，堪称南宋时期祝寿题材中的代表作。

除缂丝外，宋代刺绣工艺凭借其精细缜密的针法、典雅大方的用色等特点也成为了宋代丝织品中的一大亮点。当然，刺绣工艺的发展与宋代对染织绣等行业的全面拓展密不可分。太祖乾德年间，于东京专门设置了绫锦院这一机构，用来安置从事绫锦生产的工人。《宋会要辑稿·职官、食货》中记载：绫锦院在昭庆坊（开封旧城东北隅），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以平蜀所得二百人，置内绫院；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分东西二院；太祖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废湖州织绫务，二十余名工匠进京城入绫锦院；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合二为一，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内侍三人监，领兵匠千三十四人，有锦绮织机四百余。随之，又不断在绫锦院增加一些浙江、四川、湖州的绫锦工人。随着绫锦院规模不断扩大，工匠艺人不断增加，在东京就有400多张织机的大型手工作坊。[2]各地也都不断扩大染织刺绣等纺织业生产，分别设有纺织机构。《宋史》卷一百二十八记载：“宋承前代之制……其纤丽之物，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絁。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到了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由于对刺绣工艺的需求越来越高，便在民间广泛征招绣工，成立“文绣院”一所，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甄选善于织绣的匠人若干，命他们在文绣院中传授技艺。《宋会要辑稿》有记载：“今朝廷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皆有定式，而有司无纂绣之工，每遇造作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值焉。令锻炼织、纫缝之事，皆各有院，院各有工，而于绣独无，欲乞置绣院一所，招刺绣三百人，仍下诸路选择善绣人，以为工师，候教习有成，优与酬奖，诏依，仍以文绣院为名。”可以说，此时文绣院的组建，对于东京官营丝织刺绣行业而言就是锦上添花，因为它将全国最顶尖的绣工都汇聚一堂，从而织绣技艺不断攀升，针法也逐渐改进到更为精细，以至于宋代绣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制作效率都得到飞速发展。

宋绣此时也成为宋代崇尚书画之风的一种呈现形式，除部分用于服饰外，另一部分则向纯欣赏品方向发展，竭力模仿名家书画。这类绣作用针细密精巧，刻形传神入境，精品甚多，堪称代表的有《瑶台跨鹤图》（图8）、《海棠双鸟图》（图9）、及《梅竹鹦鹉》（图10）等。宋代刺绣针法非常多，有滚针、旋针、饯针、反饯、套针、网绣、钉绣、铺针、补绒、扎子、扎针、锁边、盘金、钉针等。丰富、娴熟的针法使宋代绣工进入潇洒自如的境界，绣画如绘画。①关于宋绣，敦煌文献中有少量记述。如在绣品织物名称中添加“绣”字，构成如“绣像一片”“绣褥一条”“绣礼巾一条”“绣裙一腰”等（参见敦煌文书P2567V、P2583）。且又有对绣品颜色的描述，如“大白绣伞”“青绣幢裙”“紫绣礼巾”“绣红求子”等（参见P2613）。据此分析，对绣品绣色的描述，多半是对刺绣纹样，而非刺绣本身的描述。如若将敦煌文献记载与敦煌出土刺绣实物进行比对，则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宋代刺绣的真实面貌。

图8 南宋《瑶台跨鹤图》

图9 宋《海棠双鸟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0 宋《梅竹鹦鹉》，辽宁省博物馆藏

少府监下设的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机构，不仅负责生产，还在地方建设官办的织造作坊。可见，北宋丝织业极为发达，主要体现在其花样品种和质量产量较之前代均有了明显的提高及扩大。具体来说，其主要的丝织业产地，有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真定府（今河北省境内）、青州（今山东青州）和四川成都等地。《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华北平原64个军、府、州中有49个军、府、州贡丝织品。《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一》又云：“宋朝如旧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东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湖州亦有织绫务。”到了南宋时期，丝织业生产进一步与农业分离，行业内部分工细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种桑养蚕到纺织制衣的工艺流水线，特别是经济文化中心临安附近，整个吴地丝织业技术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姜夔在《灯词》中描绘了这时临安城丝绸满街的华贵场面：“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除了满足日常使用之外，这一时期的丝织品还用于军队补给、捐输以及外销等，建阳、福州、泉州、彰州（以上4地均属今福建省）、临安（今浙江杭州）、兴化（今江苏兴化）等地成为了此时期丝织行业的几大主要产区。

此外，在洛阳、真州（今仪征）、定州、青州、益州（今成都）、苏州、杭州、润州（今镇江）、湖州等地，还设置有官方派出的机构。而此时民间的织造作坊、家庭织造业同样发展繁盛，“千室夜机鸣”正是对此盛况的生动表达。而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宋代染织工艺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更大的发展。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记载：“上供”的丝织物，北方各路仅占四分之一，而江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丝锦则超过了三分之二。

诸路合发布帛总数：紬三十九万九千八百三十六匹三丈四尺，绢二百一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四匹一尺六寸，罗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匹，绫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三匹，平絁三千匹，布七十七万一千匹端，紫碧绮一百八十匹，绵一千七百匹。

浙东路：上供紬八万四千九百六十四匹，内折钱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匹一丈二尺，折绫四千一百四十匹，本色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一匹三丈；绢四十三万六千九匹，内折钱一十万八千六百三十五匹三丈三尺，本色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三匹九尺；罗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匹，绫五千二百三十四匹。淮衣紬八千六百一十一匹，内折钱六千八百八十九匹，折绫七百五十二匹，本色九百七十匹；绢四万九千三百三十二匹，内折钱一万四千八百匹，本色三万四千五百三十二匹。福衣紬七百五十七匹；绢三千七百八十匹。天申节绢四千五百匹。大礼绢三千五百匹。

宋室南渡以后，北方统治阶层和官商巨室以及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南迁，首都临安成了丝织业及产品的集散中心。例如，元代初期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过，由于杭州出产大量的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罗、遍体锦绣。这当然与南宋时期发达的丝织业分不开。另，如《西湖白叟繁胜录·诸行市》记载，当时临安“诸行市中有：丝锦市、生帛市、枕冠市、沽衣市、衣绢市”，很多经营丝绸商品的彩帛铺“买卖昼夜不绝”。这表明杭州生产的丝绸乃一大特色，其代表性丝织品有柿蒂绫、狗蹄绫、花罗、素罗、结罗、熟罗等。而且，杭州城内取名为锦或内司街坊之地，多为丝织品生产基地。丝织品根据其组织规格不同可分为绫、罗、绸、缎、绡、纱等，按品种可分为15大类：绫、罗、绸、缎、纱、绢、绡、纺、绨、绉、葛、呢、绒、锦、绣。其中，纱、罗、绢、纺、绸、绨、葛等为平纹织物，锦与缎比较明亮，呢和绒比较丰厚，纱及绡比较轻薄。南宋时杭州生产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据《咸淳临安志》载，“绫：白文公诗红袖织绫夸柿蒂，注云，杭州出柿蒂花者为佳，内司有狗蹄绫，尤光严可爱。罗：有花、素两种结罗，染丝织者名熟线罗，尤贵。锦：内司、街坊所织，以绒背为贵。刻丝：有花、素两种，择丝织者故名。杜缂：又名起线。鹿胎：次者为透背，皆花纹突起，色样不厂。紵丝：染丝所织，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纱：机坊所织，有素纱、天净、三法、新翻粟地纱。绢：机坊多织唐绢，幅狭而机密，画家多用之。绵：土产以临安于潜白而丽密者贵。紬：有绩绵、绩线为之者，谓之绵线绌，土人贵此。”这些丝织品种到了元明清各朝，更是特色鲜明，如《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几种名贵丝织品，其中俗称“油缎子”的织品，若是在灰暗中以手摩擦，稍久便会出现火光。到明崇祯年间，杭州生产一种轻薄如纸的丝织物，名曰“皓纱”，这一织品由于本轻利大，直至清末都还盛行。

“缂丝”这一名称自宋始有，是我国丝织业中最为传统，且采用“挑经显纬”方式织造的丝织品，极具观赏性。自宋元以来，缂丝常被使用于织造帝后的服饰、御真（御容像）以及摹缂名人的书画，可以说一直作为皇家御用的织物而存在。当然，由于其织造过程极其繁复精细，摹缂作品往往能胜过原作，所以闻名于世的同时，历代存世精品也较为稀少，因而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如今，藏有最为经典的古代缂丝织品的有辽宁省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等。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元明清缂丝刺绣最具特色和影响。如明代《水阁鸣琴图》织有“实父仇英制”款及“十洲”葫芦印。该缂丝织品为江南士大夫和富商人所推崇，是苏州缂丝艺人摹缂的主要对象。此幅由于稿本描绘精工，除山石、树木、楼阁和水纹的轮廓线外，其他部分采用织画结合的方法，补笔细腻，晕色自然，堪称明代织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又如，缂丝品《山茶蛱蝶图》以蓝地织成盛开的山茶花，填绘一只蝴蝶飞舞其间，左下角缂织有“朱克柔印”四字，画面生动而逼真。该幅作品以高超的缂丝技术、纯粹的绘画技巧完美再现了原画之神韵。实事求是地说，缂丝工艺自身并没有十分复杂的技艺原理，仅是其耗费工时巨大，如有“妇人一衣，终岁方成”的俗语，这是对缂丝工序复杂程度的形容，其工序复杂到有十六七道环节，故又有俗语“一寸缂丝一寸金”，言其珍贵，以千丝万缕成其工巧。

因而，自古至今一直有着“缂丝技艺易学而难精”的说法，这也是缂丝工艺最终无法由机器制作替代的原因，自然属于当今“非遗”的重要传承项目。特别在摹缂书画之类的工艺手法上，绝不是单纯地依样画葫芦可以实现，其中的心手相应和对书画艺术的领悟，更是一般缂丝工所望尘莫及的。进言之，缂丝工艺需要以生丝为经线，其他色彩则以熟丝作纬线，运用通经断纬的挖织工艺实现“画面”效果，若不是十分熟练的能工巧匠，并且具备相当深厚的书画艺术鉴赏之修养，便难以“巧刻”而成。所以说，大量缂丝书画的工艺作品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而传世的缂丝珍品更是价格不菲，十分珍贵。宋代缂丝数宣和时最盛，以河北定州出品为最佳。又如，北宋缂丝多为服用纹锦，侧重于实用，其中佼佼者有《紫鸾鹊谱》图轴（图11），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属传世佳作。原件长131.6厘米，宽55.6厘米。这幅缂丝作品，经线呈沟壑状的平纹织螺纹“瓦楞地”的特点，紫色经丝为地，以分区分段的形式挖花缂织而成。全幅花鸟，其图案每组由横排的花鸟组成，紫地中央刻双孔雀为每组图案的中心，可谓“厥文鸟章，惟禽九品”。《紫鸾鹊谱》为鸟类集锦图，展示出文鸾、仙鹤、锦鸡、螺褐鸟等共9种36只珍禽异鸟，它们作翩翩起舞、和鸣翱翔之状，即便外形相似，配色也绝不雷同。而花卉部分则以玉重楼牡丹和西蕃莲为主，辅以荷花、海棠等纹样，使得禽鸟花卉交相辉映，整个图案彰显出繁茂热烈的气氛。其中尤以鸾鹊的装饰纹样广受人们喜爱，而该纹样于汉代便已出现，至唐宋时期则较为盛行。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载：“唐贞观开元间，人主崇尚文雅，其书画皆用紫龙凤绸绫为表……南唐则裱以回鸾墨锦。”1967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8号墓出土了联珠戴胜鸾鸟纹锦。这种鸾鹊图案不仅在唐代书画装裱中流行，而且还经常使用在妇女的衣裙上，给丰腴雍容的唐代妇女更添活泼秀美的佳色。[3]宋代缂丝纹样结构严谨，衔接自然，尤其是花鸟穿插极为生动，且多以亮色主纹衬以深地，显现出幽丽淡雅。至南宋，缂丝技艺则更加精湛，以今松江一带为中心产地。其缂丝作品开始转向欣赏为主，多织制唐宋名家书画作品，如《米芾行书》《宋徽宗御笔花卉》等。这些作品织法娴熟细腻，惟妙惟肖。在清代沈初所著笔记小说《西清笔记》中有评论曰：“宋刻丝画绝佳者，全不失笔意。”南宋著名缂丝行家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的作品，多是以唐宋时期的名家书画为粉本，题材十分丰富，既有山水、楼阁，又有花鸟和人物，同时在画面之上结合草、楷、隶、篆等书法，极具文化意蕴。比如沈子蕃的摹缂书画作品，尤以设色高雅古朴而著称，佳作如《花鸟图》轴，便是以宋徽宗赵佶的画稿为粉本，将平缂、搭缂、盘梭、长短戗、木梳戗、合色线等繁复的技法合于一体，栩栩如生地表现出花叶的晕色、鸟羽的纹理等，其中行梭运丝的细巧也使得图案线条柔和，色彩丰富明亮，再现了原画作的细腻柔婉以及高雅华贵的艺术意蕴。

通俗史话说“缂丝”之名始于宋代，并不是说缂丝宋代才有，这项工艺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代织工精于制作比较窄小的小件作品，腰带与花边一类的装饰性小品居多，在工艺技术上也只以平缂为主，其中大多数花地之间的交接处存在明显的缝隙，而纹样也以结构简单的几何纹饰为主，色彩层次也没有十分丰富，且以块面色彩装饰为主，更没有使用晕色渲染来表现。而到了宋代，缂丝工艺发生了质的转变，缂丝的纹样日益丰富起来，织工在工艺运用方面也出现了掼、构、结、搭棱、子母经、长短戗、包心戗和参和戗等缂织手法，使缂丝工艺品种大增。

此外，以妆花、丝织、缂丝、刺绣的花色品种统计来看，宋较之唐有明显的进步。丝织纹样增添了许多花色如牡丹、山茶、荷花、缠枝花等，比较突出重瓣花叶的组合表现；鸟兽纹样有仙鹤、孔雀、龙凤等，突出鹏鸟类纹饰的羽翅展现，透出一股神魅的幽香。此外，还有各种几何纹样的应用，且以植物或鸟兽为原型，依据纹样的构联脉络排列组合，变化出带有几何韵味的纹饰，佐之以文静典雅的色彩，另有一番瑞丽之象。

图11 北宋缂丝《紫鸾鹊谱》

此时除了继承传统的各种图案外，还出现了大量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的新纹饰，而那些写实的纹饰，更是精美绝伦。这些图案不论是用丝织制成的绫、罗，还是用缂丝、刺绣制成的工艺品，都显得生机勃勃，一件绣品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花鸟画、山水画。唐诗中早有“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的诗句，正可借为对这些绣品的赞誉。如图12是北宋缂丝《赵佶木槿花图》，以宋徽宗赵佶的原作为粉本绣制。另一件名作南宋刺绣《梅竹鹦鹉图》，纵27.2厘米，横27.7厘米，以工笔花鸟画为粉本，此件梅枝横斜，竹叶掩映，枝上立一红嘴鹦鹉，转首下窥，其神态生动、逼真，极具宋代宫廷花鸟画的韵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以上所列举缂丝作品都有一个共性，即选题均以花鸟绘画为粉本，而这正是宋代织绣工艺在粉本选择上的一个特点，即有极大一部分借鉴了当时的绘画艺术，尤其是在宋代臻于完善的文人花鸟画。这些画作包含有吉祥如意的寓意，在尚祥之风大盛的宋代深受统治者和人们的喜爱。《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明确提出：“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搏击，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同的花鸟被赋予不同的寓意，而织绣品多以花鸟为题材，就与绘画一样是在表达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事实证明，宋代花鸟画与织绣工艺确有着相当大的关联，而且互相影响、互为借鉴。后世对于宋代织绣与花鸟画的这种关系也有着明确的记载，如明曹昭《格古要论》载：“宋时旧织者，白地或青地子，织诗词山水或古事人物、花木鸟兽，其配色如传彩，又谓之刻色，作此物甚难得。”明代画家董其昌也赞誉：“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断，所以生意混成，不为机经掣制。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亦若宋绣有极工巧者，元刻远不如宋也。”又如，清代文人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评论南宋苏州缂丝名家沈子蕃的一幅缂丝榴花双鸟图云：“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宋刻丝榴花双鸟，花叶浓淡，俨若渲染而成，树皮细皴，羽毛飞动，真奇制也。”

在宋代织绣品中，花鸟题材作品占的比重极大，这是宋代绘画给织绣工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据《宣和画谱》载，北宋宫廷收藏了30位画家的花鸟作品，记录了2 786件花鸟画，其中所画各种花木杂卉多达20 000余种。黄能馥在《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一书中收录有宋代缂丝作品共计15幅，其中花鸟题材的就占有9幅。[4]大量的花鸟织绣品足以表现出宋代织绣艺人对花鸟题材的偏爱，而这种偏爱无论在审美角度还是实际运用的可能性上都不无道理。首先，花鸟画的篇幅普遍偏小，运用在织绣艺术上便更显其精致，更易达到宋人所追求的细腻纤巧之风。又因为画幅缩小，工匠要在构图上另寻思路以配合这种变化，于是折枝构图，即一两枝花卉配合禽鸟飞蝶的画面构成便成为他们常常使用的法则，而这种构图方式既能生动细腻地表现物体，又能呈现出宋代花鸟画作所追求的精致独特之艺术意蕴。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这些手工艺人的独运匠心，才有了一批批极具价值的作品问世。

图12 北宋缂丝《赵佶木槿花图》

再者，宋徽宗赵佶在绘画上重视写生，讲究法度，他本人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观察事物细致入微。《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然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又如叶子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变化等，他都会在绘画之前观察仔细。宋徽宗对于作画的严谨态度和对写生的提倡，使得宋代画家亲自种花且养鸟鱼虫用于写生观察风靡一时。这种以迎合“写实”时风的潮流，在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过程中突出表现在细致的对象描摹，画面严谨写实。而织绣工艺恰好可以完美地适应这一表现手法，还原这一时风潮流的艺术特点，使之在塑造物像方面，尤其是花鸟的塑造、色彩的搭配与花鸟画粉本，甚至现实中的实物高度匹配。还有就是，宋代的院体花鸟画有一个典型的面貌，即工笔设色一类讲究赋色之功、笔法之道、造型之细，在风格上又以淡雅清逸、厚重微妙为追求，整体的画面上墨色增多，消除了夸张艳丽的对比。如宋神宗时的画院待诏崔白，他的风格以清淡疏秀为主，北宋文人对他作品的诗咏中常可见“风蒲半折”“风折枯荷”等词句。如《双喜图》一统水墨，基本上以赭色和墨色为主，偶尔在竹叶上间用青色。此类色彩淡雅的风格在当时深受画家青睐，宋代画家将那些色彩运用得很是恰当，与明艳的颜色形成对比，而又显得优雅不俗。宋代织绣品对于色彩的把握往往与花鸟画如出一辙，大多织绣作品在设色方面借鉴了宋代花鸟画的色彩特点，无论花卉还是禽鸟、山水，颜色和真实的色彩几无差异。叶子一般以绿色为主，花朵的设色与所绘制的对象颜色相同。至于禽鸟，尤其是羽毛的设色，更是真实的写照。比如表现花卉的缂丝作品大多以本色熟丝打底，这种颜色与画工笔花鸟的绢的本色接近，古朴宁静。较有代表性的是宋人小品画《鹡鸰荷叶图》（图13）与北宋缂丝《赵佶木槿花图》，花卉与鸟的设色以墨色和赭色居多，整体作品温润含蓄，细腻清雅。[5]

无论是篇幅的选择，对事物细致入微的描绘，还是色彩的清新淡雅，宋代花鸟画的繁荣为织绣工艺提供了大量极具审美性的画稿，与此同时，以精湛著称的两宋织绣工艺也完美地表现出了同期花鸟画古朴的艺术风格，二者相互影响，创造出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传世之作。

图13 宋人小品画《鹡鸰荷叶图》

三、织物名色

宋代丝织物品种较之前代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宋代对丝织物需求的急剧增加。如此时朝廷规定，每年必须按照官员的品级赏赐“臣僚袄子锦”，共分为七等，分送不同花纹的锦缎，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锦、宝照中花锦等，还有就是百臣官僚进贡的锦、绮、绫、罗、花纱及绸绢织物。又，宋廷为乞求苟安，每年向辽、金和西夏等地赠送数量在十万匹左右的丝织物。对外贸易中也主要是丝织物的输出。如此一来，两宋南北方丝织品生产发展迅速，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年间租税和上贡丝织物品，黄河流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长江中下游各路占二分之一，其中江浙地区占全国总数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宋史 食货志》载：“绍兴元年，浙江、湖北夔路，岁额紬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絁七万匹，成都锦绮一千八百余匹。”足见两宋丝织物生产在各地获得广泛的发展。

两宋丝织品种类丰富，着实令人称赞，如绫、罗、绸、缎、纱、绢等品类就达十余种，如若再细分，品种竟达数十种。《宋史 食货志》中有详细记载，如岁赋之物“帛之品十”，即有罗、绫、绢、纱、絁、紬、杂折、丝绵等。分析这些丝织物，如绫的特点是素馨，绮的特点是唯美，罗的特点是旖旎，绸的特点是高贵，缎的特点是典雅，纱的特点是朦胧，锦的特点是华丽，这是自宋开始，对丝织物有了明确的种类与质地的区分。再有，绞经织物是一种古老的织物类型，到了宋代在丝织物中发展定型并广泛流行。依据苏州、杭州等地博物馆藏丝织物品种分析来看，宋代绞经织物中数量最多的依次为：四经绞素织物、二经绞素织物和三经绞提花织物。且根据对织物纹样规格的分析来看，三经绞织物应是由加装绞综的柬综提花机织制的。对照文献记载可推测，根据织物肌理效果，江南一带更倾向于将二经绞织物称为“纱”，将三经绞织物和四经绞织物称为“罗”。[6]1975年分别在江苏和福建两地出土的两座宋代墓葬中的丝织品，直观展现了宋代织物的大致样貌。例如，江苏金坛县周瑀墓中出土有50多件衣物（图14），大多为提花罗织品，有二经、三经、四经绞罗的素罗，还有二经绞纹罗、三经绞纹罗、四经绞纹罗的各类纹罗。四经绞罗是我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可遗憾的是，这种罗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成了我国丝绸织造技术史上的一个谜。又如，在福州黄昇墓中出土的200余件不同品种的绞纱组织的二经相绞、四经相绞素罗，以及二经绞、三经绞、四经绞花罗织物，其罗结构疏密得当，乃是罗织物中的上品。（图15）

图14 江苏金坛茅麓周瑀墓出土宋代矩纹纱交领单衫

图15 福州黄昇墓出土南宋褐黄色罗镶印金彩绘花边广袖女衫

图16 黄昇墓“海棠花纹罗”

图17 周氏墓“黄褐牡丹山茶纹罗”

另外，《宋史纪事本末》也有记载：“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诸色匠日役数千，而材物所须，尽科于民，民力重困。”这说的是在苏州、杭州以及成都都设有织锦院，此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其中，尤以苏州宋锦闻名遐迩。在宋锦织造技术带动下，出现了一批缂丝名家，比如沈子蕃、吴子润等人。据清顾震涛编纂的《吴门表隐》一书所载：宋神宗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城内祥符寺巷建有机圣庙 （又名轩辕宫）。此外又有新罗巷、孙织纱巷（今古市巷装驾桥巷之间及嘉余坊）等生产纱罗的地方。而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别出土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刺绣、丝织经袱和经卷丝织缥头。况且，在两宋年间，江南一带除官营作坊生产外，每年还需向民间征购，有些地区一年要供应十万匹以上。比如，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江浙、湖北、湖南、四川等出产绫、罗、绸、缎、絁上千万匹，其中的丝织种类各有特色。（《宋史·食货志》）有关丝织品的记载，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布帛》所统计，宋代绢紬收入在岁收总数、上供、税租、山泽之利等几方面，均占布帛总数的70%，而在丝织品总数中，绢要占80%左右。由此可见，宋代丝织物的种类和品质的繁盛是有据可证的。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宋代丝织品的花色，其特点是样式和设色日趋讲究，尤其是自然生动的折枝花，以及大量花鸟纹饰的出现是一大亮色，且表现形式又都趋于写实，配色更是追求淡雅柔和。

这里，以南宋两座女性墓主墓——一是福州黄昇墓，二是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丝织物为例分别来看。这两座墓中出土的一批丝织品和服饰，可说是这一时期丝织物纹样的代表，且具有许多的相似性。（图16、17）如牡丹、芙蓉、山茶、梅花、荷花、玫瑰、卷草、月季、海棠、竹、梅花、宜男（萱草）等诸多花草纹样，均有自成体系的装饰手法。况且，两地的丝织物不仅有着相近的纹样组织形式，而且风格也较为接近。两座墓中丝绸纹样的组织形式，最常见的是折枝花式，花纹图案趋于写实奔放，百花杂陈，这也是此时期两地织物纹样流行的主流趋势。尤以选取大朵的牡丹、芙蓉为装饰主体，配合梅花、海棠一类的较小花蕾，又在叶中填充各类碎花，从而形成花叶相套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也成为这一时期较为主流的纹样形式。分析原因，两地在地理位置上虽说有一定的距离，但仍属于一个大的区域，即“吴头楚尾”的江西与闽越之地的福建乃有地理与风俗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这两地在唐宋时期经济崛起之际，凭借着北方移民南迁，成为文化迁移的纽带，中原先进文化和灿烂的客家文明相融合，不仅开发了这一片“蛮荒之地”，而且还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客家聚集地——赣州、汀州，这是中原文化与客家风俗构成紧密联系与扩散的区域。此外，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赣江，在其沿线又与福建沿海岸线相互连接，拥有极其便利的出海条件，如此一来，江西和福建的经济地位于全国范围内得以凸显出来，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意识，乃至受文化影响的艺术趣味自然也有着极大的互通性。在此背景下，丝织物出现相近的纹样形式或是风格样式也就十分自然了。

考察织物名色，自然涉及宋代丝织物的色泽搭配，这同样也是受到整个时代审美思想的影响。另外，宋代丝织纹样的表现配色也与纹样的写实化风格相吻合，可以说其设色的总体倾向是以写实风物的色泽为基调，清淡柔和，典雅庄重。比如，有唐一代贯用朱红、鲜蓝、桔黄等艳丽色彩。到了宋代，宋人的审美经历了“道学”的洗礼，渐趋拘谨，终而趋向使用茶色、褐色、棕色、藕色之类的间色或者复色作为基调，配之白色，所呈现出来的意蕴十分清秀淡雅。例如，轻薄透气的罗织物是两宋时期是极为流行的丝织物，其生产在当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还有花罗织丝绢，也是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在南方，被人们日常穿戴而选用，所以它的色泽不可能过于浓烈，而以淡雅为佳。此外，纹样既写实又生动，佐以色调之清淡柔和，在轻薄如云的纱罗织物上，确使宋代的丝绸呈现出一派鸟语花香的怡人气韵。

以下选择几例两宋时期的代表性丝织物品种，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来作具体分析。

锦织锦分为经锦（经起花锦）和纬锦（纬起花锦），较早文献记载见于《诗经》，其中屡见“锦”字。另相传，“锦”早在尧舜时就出现。之所以称为“锦”，自然是由多彩织物而得名。其织造方式主要采用平纹和斜纹的多重、多层组织的提花方法织造，织造技艺复杂，历来被当作贵重物品。“锦”，又曰“金”也，一则是指用功重，其价如“金”；二则是指始于战国（现存出土战国至东汉纹锦，均为重经组织，经线显花），魏晋后发展成规模化生产，唐以后重纬和纬线显花盛行，纹样繁缛，色彩变化多端，还出现了色调深浅变化的晕织法。我国古代文献中对“锦”的称谓，有“锦绣”“锦衣”和“美锦”，这是源自丝帛彩锦或织锦衣饰。晋王嘉《拾遗记》卷十《员峤山》篇云：“员峤山，一名环邱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这一记载不可全作信史，但其传说的年代值得关注，即晋朝前后，这是我国织锦工艺渐趋成熟之时。宋锦始于宋末年（约公元11世纪），产地主要在苏州，故称“苏州宋锦”。宋锦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以经线和纬线同时显花为主要特征。宋锦可以说是很好地继承了汉唐蜀锦之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了纬向抛道换色的独特技法。具体说来，就是在纬重数不变的情况下，整匹织物可以形成不同的横向色彩。在织造上，较为常见的情况是采用“三枚斜纹组织”，也就是两经三纬，其中经线用底经和面经，底经则是采用有色的熟丝作地纹，而面经采用本色生丝，以用来作为纬线的结接经。宋锦花色时兴富贵气派，在锦中加金线或在衣服上以金线为饰比较普遍。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还有绒背锦、起花鹿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品。

绮绮属斜纹织物，其与锦、绣共同被列为我国古代最为珍贵的花纹织物。战国至汉初，“绮”字在文献中出现频率最多。这类织物，早在《六书·故》中有记载：“织素为文曰绮”。《释名》曰：“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顾经纬之纵横也。”应该是指地纹为叙纹的丝织物，一般为一色，而宋时则出现了两色的。《大藏音义》称：“绮，用二彩丝织成之，华次于锦。其花纹有杯文，形似杯也；有棋文者，方文如棋也。”从目前出土文物来看，绮类织物还是比较多的。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公元4至11世纪的佛经卷、刺绣、绢画等，就有此类绮织物，其组织规律特色明显，经纬纱线的织法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绮类织物基本相同，只是纬向多，且每十二纬可做一次底片，形成格型效果。此外，南京长干寺出土的宋代平经暗花丝织物，就是一种绮织物，只是借用平纹地暗花织物在汉代的名称，实质是唐宋以来的平纹绫。长干寺出土的绮织物数量较多，有方格纹长绮帕、方点纹绮、方格纹绮长巾等。

纱纱是一种轻薄而透明的丝织物，在我国古代丝织物种类中，“纱”大多列于绫、罗、绸、缎之后，但其生产历史非常悠久。古代的纱类织物，根据组织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表面有均匀分布的方孔，经纬密度很紧的平纹薄形丝织物，唐以前叫“方孔纱”；另一类是与“罗”同属于纱罗的组织，以两根经线为一组（一地经，一绞经 ）起绞而成的密度较小的织物。“纱”类织物在南北朝以前多为素织，即采用绞经组织方法，经纬线较平纹组织不易滑动，手感绵软。后来织花形式逐渐增多，尤其是宋代以后日益繁盛。由于纱薄而疏，透气性好，是古时应用与穿着较广的面料，夏服中极为流行。“纱”织物有许多名贵品种，如轻容纱、吴纱、三法纱、暗花纱等。如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直裾素纱禅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49克，用极细长沙丝织成。此件薄若蝉翼的纱衣，织作之精细令人惊叹，即确证为西汉名贵纱类织物。此外，在许多出土丝织物残片中也都有纱织物，如1973年河北省藁城县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残片中，就有绞纱组织的织物，其经纬密度为36×27根/厘米2，经线直径为0.3毫米，纬线直径为0.4毫米，可算是比较上等的纱织品种。宋代亳州所出轻容纱，在当时最为有名。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形容“举之若无，载以为衣，真若烟雾”，正是宋人迷恋轻薄织物的生动记载。而《宋史·地理志四》曰：“亳州，贡绉纱、绢”，这种纱名为“亳州纱”，轻纱每匹仅重2两。此外，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种地为纱组织，花纹为平织，一定程度上能较好反映出宋代丝织水平的织品，即为花纱。

罗在很大程度上，罗属纱之一类，纱的织法是平纹素织，组织较为稀疏，罗则是以绞纱组织的织物，经丝相互绞缠，二者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纱没有横纹，而罗织物的表面有明显的横条纹。罗质轻薄纤细，又颇为柔软，经丝绞缠中间有似胡椒眼形状的椒孔。而在素罗中，又以四经绞素罗的织造工艺较为繁复，可以说它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结构，四根经线为一组，与左右经丝都有相绞，环环相套，各自循环，有着针织品的效果。此外，罗织物还凭借着质地轻薄、透气，凉爽舒适的特性，在夏季，尤其南方地区普遍流行，被人们广泛喜爱着，是一种高级的丝织品。罗的名贵品种有：孔雀罗、瓜子罗、宝花罗、满园春罗、花罗，还有云罗、亮罗、结罗、越罗、透额罗和方目罗等。宋代，罗的发展极为迅速，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跃成为了当时著名的丝织物品种，并且大多作为贡品而存在，被称作“宋罗”。据《宋史》记载，各地上贡给皇室的“贡罗”，每年多达十万匹。当时织罗在民间也十分普遍。1975年，南宋周瑀墓在江苏金坛县内被发掘，其出土的衣物丝织品有30余种，大多数为提花罗制品。宋朝廷在润州（今金坛所属市常州）设立“织罗务”（《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中有记载），征集“贡御眼花罗数千匹”，以至于“造罗务旧课十二日成一匹，王子舆制置江浙，匹减一日。自后功课不及，岁终颇以鞭箠督促”（《嘉定镇江志》卷十二）。可见罗的需求量之大。1975年，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有198件不同品种的罗织物，其罗结构不仅有单经、三经、四经不起花的素罗，还有花纹起平纹和纬浮组织，以及隐纹或斜纹组等六种不同组织起花的花罗。在此之中，又尤以四经绞罗代表了我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可惜的是该罗织物的织造技术早已失传，这也成为了我国丝绸技术上的一个历史谜团。

绢绢属于平纹丝织物。文献可上溯到《论语·八佾》中的“绘事后素”。《周礼注疏》中云：“画缋之事杂五色……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溃污也。不言绣，绣以丝也。”《考工记》有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这里，我们撇开针对“绘事后素”的技艺方式的议论，单就这“素”来说，就是绢，且为洁白的绢。绢在宋代不仅作为衣料或家纺织物，也是重要的裱画织物。以宋画院用绢来说，其绢的一股股丝线，是先由40～50根单丝平拉、合成为粗线；然后，再由30～40根粗线平拉、合成一股更粗的线；加捻；呈扁平状。且两股丝交错穿插，形成经纬排布，后才用于画卷装裱。①谢稚柳主编《中国书画鉴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一书中提及，大约至南宋出现了双丝绢，绢的普遍质量都得到提高。另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王以坤，在他撰写的《古书画鉴定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有对宋代院绢双丝绢织法的详尽记述，他认为从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表面看，除了单丝绢（独梭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且纬线与经线交织时，每组经线的一根丝沉下去，另一根丝浮在上面，因而形成织法特色。况且，王以坤还将双丝绢织法与宋画藏品进行比较，证实丝绢织法确实如此。《芥子园画传》在《绢素》一节中记述：宋有院绢，匀净厚密；有独梭绢细密如纸。由于宋代绘画艺术十分发达，所以与此相适应的各种绘画用品和材料也发展起来。绢代替了纸，即所谓画绢，成为常见的材料，重厚细密的“院绢”、纤细的“独绫绢”，都为画家们所喜爱。始于宋代的“苏州织造”声名显赫，《宋史纪事本末》有“苏州织造”条目，记载项目数十种，其中“装画”“糊裱”和“织绣之工”讲述有“绢织”曲尽其巧的技艺。

绸丝织物的品种大类，是采用基本组织或混用变化组织织造的质地紧密的丝织物。按原料划分有绵绸、双宫绸和涤纶绸等。人们一般习惯把“绸”与起缎纹效应的“缎”联系起来作为一项名目总称——绸缎，也有用“丝绸”为丝织物的代称。丝绸起源于“对蚕的原始崇拜，与宗教有关，并非出于实际生活需要”[7]。《礼记·礼运》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表明自然界中蚕从蚕卵到幼虫再到吐丝结茧成蛹，最后破茧成蛾，暗合古人升天之意。传统文化中有强烈的“天崇拜”或“羽化”“登遐”的意识，被认为是修炼成神的一种途径。如苏轼的《赤壁赋》中所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还有《礼记·月令》有曰：“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这说明古代丝绸还用于祭祀活动，是使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能与神明沟通，祈求神明保佑的物品之一。所以，古人举办祭祀活动，将所要表达的意思书写或者绘画在丝绸帛书上，以达到与神明沟通的目的。绸在西汉织造，还主要是利用粗丝乱丝纺纱织成的平纹织品，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绸开始有粗、细之分。汉唐时期，我国丝绸即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欧、非各国。宋代开始出现有采用精练丝织工艺，在平纹地上起本色花的暗花绸。

绫绫类织物表面有明显的斜纹，即斜纹地上起斜纹花，是斜纹组织或变化斜纹组织的织物，分素绫、花绫两大类。明代崇祯末年的《正字通·系部》记曰：“织素为文者曰绮，光如镜面有花卉状者曰绫”，这说明绫是在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考其历史，绫始产于汉代之前，而在汉代，散花绫采用“一百二十蹑”多综多蹑（为了满足提花的综数，增加脚踏板的数量）纹织机织造而成（《西京杂记》）。到了三国时期，马钧改进了织绫机，将旧式绫机统一改为十二蹑，却能织造出复杂独特的纹样，比如禽兽与人物造型之类。唐代绫织物更是光滑柔软，质地轻薄，用于书画装裱、服饰制作等。绫不仅被当时的官员们选为制作官服的主要材料，而且成为社会中广受欢迎的丝织品。在诸多的品种当中，浙江的绫是最广为人知的，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酤洒趁梨花”。此外，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增加有狗蹄、柿蒂、杂花盘雕及涛水波等绫织名目，并开始在书画装裱工艺中大量运用绫这种丝织工艺。这种用作装裱书画的绫称裱画绫，这类绫丝均为纯桑蚕丝，轻薄，柔软。至此，“宋绫”之名播于天下。《释名》曰：“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宋绫有素绫和花绫两类，特别是花绫尤其俏艳。如江苏金坛周瑀墓内出土的绫绸织物，可见有牡丹、山茶、桃花等多种花型织物，有的纹样叶内有叶、叶内有花，构思十分巧妙。金坛乃南宋纺织业较为集中的生产之地。

归纳而言，宋代的丝织物加工，既有极为精密“通经断纬”的缂丝工艺，又有纤细巧妙、针线配合的刺绣技术，但总结下来，其工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经线纬线的加拈，使原先平行于纤维条轴线的纤维变成螺旋状，而纱条的各截面间则产生相对转动或角位移动。这样既可以凭借不同的拈度使织物的幅面产生绉纹变化，又可以利用不同的拈向，使织物产生不同的光泽效果。二则是辗轧技术的应用，即当丝织物制作完工后，放入浆液，下机辗轧，如此一来，织物的幅面光滑平整，其表面花纹达到了光、平、洁、满之效果。

当然，如若说到具体品种更是话题丰富。例如，属于织锦类的丝织物品种就十分繁多，主要分匣锦、大锦及小锦三类。大锦就是通常所说的宋锦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类，采用彩纬显色的纬锦，其质地厚重，纹样精美，又有用金线编织。姑苏宋锦、南京云锦和成都蜀锦属于此类织锦，并列为宋代三大名锦。这类织锦还适宜于制作各类书画装饰品。小锦，顾名思义，是指小幅锦缎，其质地大多柔软，多采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这是宋高宗南渡以后，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为满足宫廷服饰和书画装裱的需要，在苏州织锦中增设出的品种。其中，有青楼台锦、紫百花龙锦、柿红龟背锦等40多个品种，这些小锦与书画一同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后世言谈织锦必称宋的一大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