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 李坤 张天明 邱胜

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和茶文化发祥地之一，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日，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专访了中国生态民族学奠基人、吉首大学终身教授杨庭硕先生，他认为，贵州是茶树的发源地、茶文化的发源地和茶产业的发源地。

茶树之源：最古的茶树出贵州

杨庭硕：你说的世界茶起源于贵州，至少应该从三个层面去认识。一是茶树之源，二是茶文化之源，三是茶产业之源。可以说，贵州既是茶树的起源地、茶文化的起源地，又是茶产业的起源地。

杨庭硕：关于茶树的起源，一百多万年前的茶籽化石在贵州出土发现就是一大铁证。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有精彩的故事。唐代陆羽所著《茶经》记载，贵州之地早就是上等茶的故乡。《茶经》行文虽简略，但信息丰富，视野高远。该书第一章《一之源》开篇就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这里的“南方”，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巴山峡川”在唐代乃是黔州都督府的辖地，其下的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就含有今贵州的遵义、铜仁等地，该书称这一带多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足以说明唐代时贵州产茶已闻名于世。

至于为何世界上最古老的茶籽化石唯独出土于贵州，同样事出有因，那就是贵州拥有茶树生长的绝佳自然环境。贵州不但产茶，而且产上等茶。《茶经》记载：“（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也就是说茶生长的地方以“烂石”地为最好，沙石砾壤稍次，黄土最差。

杨庭硕：世界上最古老的茶籽化石出土于贵州，说明贵州拥有茶树生长的绝佳自然环境。贵州不但产茶，而且产上等茶。（受访者供图）

所谓“烂石”，就是河流冲刷和山体滑坡泥石滚落至山脚形成堆积层。这样的区段有石、有土、有间隙，因而适合茶树的根系呼吸，这种环境有利于茶树生长。贵州的乌江、可渡河、樟江、北盘江、濛江、清水江、都柳江等河流中下游的宽阔平地有大面积的土、石堆积层，这种堆积层对茶树生长极为有利。现存的普安古茶树林在北盘江一带，务川、湄潭古茶树林在乌江流域一带，平塘西关茶在平里河一带，都生长在堆积层的“烂石”上。这足以说明，贵州大部分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种茶的好地方。

茶文化之源：贵州各民族最早懂茶用茶

杨庭硕：贵州各世居民族自古以来就用茶。这得从“茶”字的起源说起。《茶经》记载，茶“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著《茶经》将“荼”字去掉一画写作“茶”，除“茗”字外，其余称谓都是贵州在内的西南各省古代民族词汇的音译。例如，“荼”和“槚”是出自古氐羌族对“茶”的称谓，“蔎”则是由古百越族词汇音译而来，“荈”是古苗瑶语词的语音记载。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在《凡将篇》将“茶”记载为“荈诧”，就是从古苗语里翻译过来的。而真正的“茶”字是出现在唐代。唐高宗让长孙无忌等修订《唐本草》，将“茶”字统一规范，这是关于“茶”字最早的记载。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发现茶、懂得茶、植好茶、用好茶是贵州各族先民的功劳。而把茶变成产业当作饮料商品推向全国乃至世界，主要由汉族先民推动。

杨庭硕：这又不得不提到《茶经》。《茶经》里面提到的茶饮和茶事，在今天贵州大部分地方仍然能找到其遗风。《茶经·茶之饮》篇记载：“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意思是可先捣碎，再煎熬、烤干、舂捣，然后放在瓶子或细口瓦器之中，灌上沸水浸泡，称为痷茶。这是贵州少数民族做油茶的真实写照。在古代，贵州的少数民族是把茶叶当成蔬菜来吃的，这种饮茶习惯，与汉族有所区别。汉族是只喝汤，不吃茶叶，贵州的少数民族甚至把茶叶磨成粉来吃。都柳江一带的侗族历来有吃油茶的习俗，就和《茶经》记载的差不多。

除了《茶之饮》，《茶经·七之事》也值得一读。其引用《坤元录》记载：“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茶经》这一记载所描写的内容正是后世所称的苗族“跳月”( 或称“跳花”) 活动。就是现在苗族的几个家族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吹芦笙。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武陵山区有大面积的茶树林，而且这一区域正是古代苗瑶民族生息地，当然也包括贵州部分区域在其中。那个时候，苗族先民在茶树下跳花，谈着恋爱采茶叶。在今天的贵定一带有的地方也是如此。采茶的时候，男孩子用斧头把枝条掇下来，《茶经》里记载的“伐而掇之”，就是这么来的。这也是古代苗族茶文化中的采茶遗风。

各民族对茶的用途不尽相同，对茶的认识也就不同，茶既可以作为饮料，又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饲料，用茶树来培育茶树菇，茶树的木材可以做工艺品，这些都是各民族茶文化的宝藏。

茶产业之源：各民族交融互动催生茶市场

杨庭硕：不滞后，不比云南滞后，也不比中原滞后。茶作为产业起源，要看它是否带来交换价值。中国古代，贵州有中国南方的三大族系分布：氐羌系、苗瑶系、百越系，他们在和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促进了茶叶之间的相互流通，这就形成了早期的茶业形态。道教出现之后，为求长生不老，靠茶去修炼，于是产生了庞大的茶叶需求市场。到了唐德宗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征收“茶税”，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茶产业国内市场的形成。宋代开展“茶马互市”，规模宏大，茶叶贸易扩展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生活圈，进而传到国外。

杨庭硕：明清时期，由于贡茶制度的实施，贵州各地所产的茶叶被运往京城。贡茶产地所在的州府，设有专职的贡茶司。例如，贵州平塘西关一带有很多贡茶大户，把最好的茶选出来上贡给皇帝。实际上，当时贡茶的量并不多，各个地方贡茶司就贡一斤茶，剩下的进行售卖，客观上催生了一批茶商，而贵州茶流入国内市场就是从贡茶开始的。至此以后，茶叶的消费遍及全国各地，不同民族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受这一新鲜事物，并进行了符合本民族文化惯例的消化与吸收，进而演化为各式各样的饮茶习俗。宋元以降，贵州正式纳入王朝版图，茶作为商品进入全国市场，乃至进入世界。贵州茶参与贸易流通主要是走北路，分三条，一条是经襄阳到兰州再到新疆，乃至中亚各国。一条是做成茶饼从四川的雅安卖到西藏。明朝时贵州的遵义称播州，为了向西藏运茶，国家的茶库就设在这里。清代时，还有一条茶路是从呼和浩特卖到俄罗斯甚至到德国。民国时期，贵州茶产业发展为活跃的商品经济。

立足大生态保护贵州茶

杨庭硕：贵州少数民族历来有放牧的习惯，这里的彝族放养山羊，他们冬天把山羊赶回河谷越冬。人工修剪后的矮化茶树，正是山羊越冬的饲料。同时，山羊也要吃半老半嫩的枝条，这样才长得肥壮。于是，当地彝族把茶树枝条砍掉，让羊啃老树干发出的嫩芽，山羊越啃，茶长得越好，一棵茶树能活三五千年。夏天山羊转场到山上，修剪过的矮茶发了新芽，正好租给汉族民众去采茶。各民族之间各得其所。西方学者倡导所谓适度干预理论去维护生态，他们并不知道，上述关于茶树的修剪，本身就是一种适度干预，具有很大的生态价值。

茶林相间的生态茶园，有利于减少病虫害。图为凤冈田坝茶园。（陈晓燕 / 摄）

总结各民族对茶树的管护技术，可提炼为“以修代种，千年不衰，仿生种植，无病无害”。茶是小乔木，种在烂石里的茶，可以长到十多米，如果一直修剪，它就不会轻易枯死，所以才有“千年不衰”。

《茶经·一之源》又载：茶树生长的最佳日照环境是“阳崖阴林”。指的是朝南的悬崖，下面有茂密的森林，这里长的茶树是最好的。现在搞农事的人只关注茶园怎么管，但是古代种茶不是茶园，是半野生种植。锄草需要人修剪管护，还要进行配树。如果茶树旁没有配树，正午的太阳直接照射茶叶，就有可能灼烧致死。这是因为茶树的生物属性需要漫射光，也就是太阳照在阳崖反射下来的光照射的茶树才长得好、营养价值才高。同时，配树遮阴遮过头了也要进行修剪。总之，种好茶不容易，掌握好专用技术，才能出好茶。《茶经》推崇野生茶，贬低园圃茶，正是这个道理。

杨庭硕：实际上，每一棵古茶树都是高产值，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人偏好“红茶”和“黑茶”，而这些茶品都可以用老茶叶生产，古茶树用得好不仅可以产茶，还有文物观赏价值，市场前景广阔。有的地方把古茶树挖了做盆景，古茶树盗卖成风，实在可惜。因此，贵州把古茶树保护起来，开发利用很有必要。同时，古茶树也保护了贵州的生态环境，茶的根能扎入土很深，具有稳定次生堆积层的生态作用。

实际上，贵州现有120多万株古茶树，有的树龄可达到五六千年。从普安到七星关区一带分布有大量的古茶树，不排除源起于汉武帝时期的可能性。花溪久安的古茶树有的是明代金筑安抚司种的。明清两代贵州各通志对久安茶都有记载。当下应该对这些古茶树逐一编号进行保护。

有的地方保护古茶树，全部进行封闭管理，把当地居民全部搬走，这种方法也不可取。没有人管护，古茶树反而会枯死。需要有人进行修枝、配树，杜绝“剃光头式”种茶。久安古茶树焕发生机，这里的古茶树定植在石灰岩山体的低洼区段，但茶树的立地位置已做过人工改造，即将山间碎石堆积成高垄，高垄上再覆土，在山间洼地上形成带状的土垄。垄的两边开辟成水田，垄上定植茶树，茶树周围再种上青冈树，青冈树用作柴烧来炒茶，形成了稻—茶—林共生体。

杨庭硕：除了茶，贵州的楠木栽培系统也可以申请农业文化遗产，贵州有岑巩、黄平、印江等楠木基地，当时修建天安门城楼的大柱都是出自贵州。

此外，贵州的柞蚕也值得申报，柞蚕依靠青冈、毛栗等树养殖。清代贵州的丝织业一度闻名全国，与养殖山蚕有关。贵州的桐油、大方的生漆也很有特色，都是原生态的，申报很有必要。现在倡议用原生态的东西，推行垃圾分类，说明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是个趋势，申报农业文化遗产是个好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