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文化冲突与非政府组织

2019-09-06郭鸿炜

党政干部学刊 2019年5期

郭鸿炜

[摘要]文化冲突是全球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坚持文化多样性既可以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交流，又可以在文化差异中找到不同文化的归属，从而实现积极全球治理。区别于其他组织，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是一种积极全球治理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其修复功能、传承功能、沟通功能、包容互鉴功能和创新引领功能等五个方面。从角色论、时机论、平台论三个层面，提出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路径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为当代全球治理寻求一种冲突和代价最小的治理方式，并提供一个文化认同融合发展、解决文化冲突的学理方案。

[关键词]全球治理;文化冲突;文化认同;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5-0031-07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发展、区域安全、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激增，亟待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1]，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层面跨文化冲突持续不断，甚至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呈加剧之势，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有序推进。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化解和减少文化冲突，寻找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的实现机制，是当前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试图对当下经济全球化大发展大变局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全球治理的方案和思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针对在全球治理中的文化冲突，从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角度提出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融合发展的解析路径。通过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介入，避开强势文化的侵略，寻求一种冲突和代价最小的治理方式。

一、文化冲突是全球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近代以来，全球治理领域跨文化冲突持续不断。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对抗性思维主导下，一些军事强国随意侵占别国领土、割地赔款、瓜分弱国、划分势力范围，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跨文化冲突达致顶点。二战后，人类深刻反思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达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广泛共识，成立联合国，初步建立全球治理体系。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将全球带入了非此即彼的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全球治理仍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是被迫拉入，不具备全球治理的主体地位。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论”，随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亨廷顿把世界划分为八种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认为“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2]，由此建构了西方文明同挑战者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文明冲突论”是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立场将东西方文明之间对立和对峙起来，是冷战时期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零和博弈思维的延续，至今，这种对抗性思维依然大量存在。文化对立冲突逻辑突出了西方人的对立思维，通过构建自我与他者的矛盾来强化自我的认同。这种对立思维在基督教文化中有很深刻的体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彼此视为兄弟姐妹，而将非基督徒看成是异端，这种所谓的普世主义将不信任者排除出人类的普适性之外。[3]

跨文化冲突的客观存在对全球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反应。随着“伊斯兰国”兴起，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文化冲突不断加剧，导致了欧亚社会的动荡。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激化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也似乎印证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预言。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福利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难以为继，美国在自己一直标榜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上连连后退，极力推卸全球治理责任。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现象、欧洲反难民运动、美国第二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治理规则碎片化、草根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出现抬头甚至扩大趋势，政治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欧美国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是西方国家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出现的文化纠结、文化迷茫和文化困惑。美国的全球治理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而非全球利益，其手段是斗爭冲突性的，这种逻辑已经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土壤[4]。这一点从美国第一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得到很好体现。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要求改变西方国家垄断全球经济和文化环境的现状，其重建全球信息环境的努力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随即美国与西方国家对国际信息新秩序及其支持者进行了强硬和残酷的攻击，并于1983年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

二、文化多样性是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的必然要求

笔者认为，应对文化冲突的关键在于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触、碰撞和渗透，应当遵循文化多样性原则。只有在文化差异中找到不同文化的归属，恢复世界文化多样性本来的面貌，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鸣共振，从而避免和解决文化冲突。

（一）坚持文化多样性是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每种文化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语言、宗教、伦理等文化体系方面，都会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每种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2005年10月20日，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同时指出，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6]。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文化在各不相同的时空中会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保护它就像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维护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7]。“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8]唯有坚持文化多样性，才能推动平等文化主体的对话、交流和互鉴，而文化间的对话是和平的最佳保证，从而彻底否定了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必然逻辑。

（二）在文化差异中找到不同文化的归属是实现积极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可以将文化划分为三类：先進文化、后起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三类文化的不同组合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一是先进文化的引领。先进文化就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引领性的文化，包括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以人民为中心、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文化通过思想、行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引领全球不断进步，是拉动整个时代前进的火车头。需要注意的是，强势文化不一定就是先进文化;而弱势文化也不一定就是落后文化。文化的强势和弱势之分相当一部分是由国力悬殊的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力量结构所决定的。但就文化的深刻内涵而言，强弱之分都是相对的。因此，文化的优势并不一定是建立在文化本身的先进性上，而是在依附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9]。在先进文化的引领过程中，激活存量、健康发展增量，实现增量和存量的有机融合，缓和化解文化冲突。二是后起文化的跟跑。相对于先进文化，后起文化是后来出现的或新成长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善于模仿和改进先进文化，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就是一种后起文化，这种文化在博采众长和融合提炼中自成一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跟跑，它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和文化的先进性。三是传统文化的觉醒。例如，传统资本主义的资本强势文化、当代的冷战意识文化以及当下受到新的颠覆性创新技术驱动下的去中心化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社会规则的碎片化、草根主义、极端的宗教组织、恐怖组织等文化现象，是全球化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迷茫和困惑。为适应新环境和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需要传统文化在当代觉醒。在历史上，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以当前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化时，也会伴随一场新的文化运动[10]12。

先进文化、后起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秩序。将三类文化两两排列为先进文化-后起文化、先进文化-传统文化、后起文化-先进文化、后起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传统文化-后起文化以及先进文化-后起文化-传统文化三者并存，组成七种状态，构成了文化治理的景观。从积极的、中性的、消极的这三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归属表现为三种。

1.积极的全球治理。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既有后起文化的追赶，也有传统文化的觉醒，是先进文化、后起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并存状态。一方面，后起文化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向前发展。例如，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先进文化的引领下，费孝通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文明共存的观点，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以文化自觉为动力使所有的文明以一个更加理性与温和的态度与其他文明互动，最终使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和平安宁的可持续发展，即“天下大同”。[10]12-13再如，二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在渴望和平与进步的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决议，在推动全球合作与治理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是积极全球治理的典范。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文化接轨，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文化交流态度对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明多样性具有重要启示。

2.中性的全球治理。在这种全球治理模式中，传统文化觉醒或后起文化跟跑，其中之一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发展，这是一种中性的全球治理。例如，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就是典型的中性全球治理理念。该理论认为，通过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产生的一种吸引力，即使不使用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的手段同样能达到目标。随后奈又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提出“巧实力”概念。但无论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都仅是描述性概念，而并非规范性概念。这种中性的文化治理，既可以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用于非正义目的。例如，作为一种后起文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软实力对他国而言究竟是福是祸，就要看这个国家如何运用软实力。如果该国借此威胁他国，那么就会造成冲突和摩擦;但是该国采取尊重他国的策略，就有利于全球治理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治理模式，需要有先进文化的引领。

3.消极的全球治理。在这种全球治理模式中，由于缺乏先进文化的引领，落后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文化没有觉醒，后起文化失去发展方向。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价值输出战略，不断对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人道主义干涉、制造文化摩擦等。发达国家传播机器、好莱坞等强势世俗文化严重挤压新兴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形成整个世界的“美国化”或“麦当劳化”，随着时尚、音乐、饮食，英语，教育等西方价值观不断渗透，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自觉，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传统文化的丧失。

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善治。这就要求，放大积极的全球治理、保持中性的全球治理、控制和减少消极的全球治理，促进多元文化认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要保留文化的特殊性，保留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独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促进不同文明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11]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交流主体应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互相包容文化差异，来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实现不同文化的相互认同。

三、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文化多样性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

本着传承积极、摒弃消极、创造需要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方向优化全球治理结构，本文强调非政府组织的文化认同作用，有别于其他治理主体，具有独到的优势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不可替代性体现在：第一，修复功能，对冲突和伤害的修复功能。非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可以发挥修复功能，化解文化冲突。以全球人道和救援为己任的国际红十字会，在战争冲突中扶伤救弱，安抚受伤的心灵，实现了不同文化的认同。第二，传承功能。非政府组织通过世世代代集体记忆的延续，把优秀文化传承下来。一旦发生冲突，就可以用文化系统来解决。文化冲突表面上看是不可抗拒、不可协调的，但只要上升到文化层面，通过不同文化之间优秀的历史的传承，就比较容易产生共振、共鸣、和声。例如，电影《功夫瑜伽》展示了中国功夫文化和印度瑜伽文化经过历史传承，在中印交往中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和相互认同。第三，沟通功能。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通过以文化心、滋润心田的沟通交流，既可以唤醒历史的记忆，同时又可以在困境中找出相互借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可以延伸到婚姻、血缘、血统、种族的融合。海外华侨华人组织就起到了沟通连接两种文化的重要作用。第四，包容互鉴功能。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具有海纳百川、博采古今、贯通中外、相互欣赏的容纳性和包容性。尤其是先进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世间百家文化，对其他文化慷慨吸收、鉴别采纳的特点，实现以文化心。历史上，中国唐代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都具有这种特征。中国唐朝时代具备对域外文化取舍由之的从容，使得长安城成了世界文化博物馆，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古希腊文化的成形得益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和波斯的影响，而这些文明又被亚洲文明所影响[12]。第五，创新引领功能。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张力的，同时文化还是温存的、有热情的，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美好的风向标，而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由此可见，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是强权治理、资本治理、武力治理都无法替代的，强权、战争和贸易摩擦等治理方式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比较大。全球治理的最好选择是非政府组织文化治理，是一种通过文化认同融合来解决避免战争的治理方式。非政府组织文化认同融合治理方式的优势是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取得各方的共识，可以避免采取硬碰硬的治理方法，从根本上防止和控制冲突。

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有利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我修复，符合人类文化进化理论中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规律。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功能虽然比较软，但是行之有效;虽然文化实施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行稳致远。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虽然不像资本、技术、强权那么直接，但是它直接进入人的心田。它能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滋润心田的方式，来促进人们的沟通和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解决当代世界的发展冲突，比专制独裁、发动战争、打贸易仗和隔离化碎片化的文化治理的效果要好得多。这种方式形成的文化认同大大降低了全球文化治理成本，减少了人类发展的代价，是避免和减少冲突的较好方式。

四、促进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中文化冲突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本文从角色论、时机论、平台论三个层面，来分析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途径。

（一）角色论

在全球治理中首先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角色定位。非政府组织：一是容易被人接受的组织;二是被对方期待进入的组织;三是能在冲突和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组织;四是能给当地带来文化发展利益的组织。符合这些角色定位的非政府组织在跨文化交流和治理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历史上，基督教教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时期，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典籍进行钻研，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时期，中国人需要西方先进工业文化，需要看世界，传教士迎合了中国人的客观需要，并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由拒绝转为接纳。

冷战期间，美国大量的文化、艺术、学术、科学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与苏联进行接触和交流，排除国家和官方的强制力因素，客观上起到增强软实力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剧团、博物馆、歌剧团等大量非政府机构纷纷赴苏联演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特基金会、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110所美国高校合作开展了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项目。1958-1988年间有大约5万名苏联作家、记者、官员、音乐家、舞蹈家、运动员和学者参与了这个项目，促进了美苏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缓和了冷战阴云下意识形态对峙的紧张状态。

（二）时机论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要注意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在不同时机下的功能和作用，以利于其优势的充分发挥。

1.掌握转换性时机，促使文化冲突对峙中的困境转换。在双方或多方力量均衡的时候（囚徒困境），通过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打破力量均衡状态。历史上，非政府组织促成文化冲突困境转换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1996年，卢旺达政府声称位于民主刚果东部的胡图族难民营藏有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刽子手，并以此为由对难民营发动军事袭击，大约2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或失踪。民主刚果政府则对屠杀事件予以否认，阻挠联合国调查。在双方僵持情况下，人权观察组织未经通报民主刚果政府，秘密派出人员前往难民营调查。在当地相关人员的帮助下，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人员取得了相关证据，证实了这场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相关记录公开后国际社会为之震惊，联合国迅速决定向民主刚果东部派遣维和部队并化解了危机。[13]显而易见，如果主权国家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出面调查，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效果，非政府组织以其灵活性、中立性、独立性在促使文化冲突对峙的困境转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控制关键性时机，防止文化冲突持续发酵产生的负面影响。用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力量控制文化冲突爆发的关键性节点，截住、控制住冲突进一步发展的态势，防止更坏的结果发生。例如，1952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每个参赛国家的代表队入场时，依照惯例，大会乐队都要演奏该国国歌。由于某种原因，作为法西斯战败国的意大利，没有向奥运组委会提交本国国歌乐谱，而组委会相关人员非常憎恶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当意大利代表团即将入场时，乐队指挥急中生智、别出心裁，临时决定并从容镇定地指挥乐队，演奏起热情四溢的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人们心许并赞赏这一睿智的决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继而全场千万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和着乐队的演奏，一遍又一遍热情地高唱《我的太阳》，这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呼唤出世界人民对法西斯主义强权文化的反对之声以及对和平的向往之声，展现出了奥运文化魅力，也充分体现出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的强势和文化认同的强大力量，在关键性时刻释放出了正能量。

3.把握预判性时机，预防文化冲突事件的发生。孔子学院作为著名非政府组织，在预防和化解文化冲突中起到重要作用。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平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欢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共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遍布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外交流日益增多，孔子学院不断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同时也在润物无声、滋润心田的潜移默化过程中未雨绸缪，预防文化冲突的发生，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三）平台论

通过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设，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原则下，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

1.加强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摄影、体育、卫生、科技、环境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扩大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促进中国武术、中医、道教、京剧、古诗词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增进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以及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

2.促进文化交流论坛建设。积极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学术、艺术、教育、青年、女性等论坛活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论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举办论坛，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之间相互交流，拉近了彼此心灵上的距离，增进了对“他者”文化认同。

3.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要充分依靠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因为文化沟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不同价值体系和利益共同体里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不同合作伙伴之间价值观上的沟通，从而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寻求伙伴之间的共性，并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这方面成功的案例很多，例如，中国慈善联合会（简称“中慈联”）积极运用行业组织的平台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政策倡导、资源对接、能力建设、学术交流等多项服务。2016年，中慈联联合多家民间慈善组织和眼科医疗机构，发起“湄公河光明行”项目，为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三国近6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民间组织的支持，特别是维萨卡基金会在缅甸内部事宜协调方面给予极大的帮助，充分保障了项目顺利举行。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使各国在信息共享、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大道至简。和平与发展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始终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粗略估算一下，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的时间占人类历史的比例仅有0.5%，其余漫长的时间人类之间都在进行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青山遮不住，畢竟东流去。举起历史的望远镜眺望，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曲折中螺旋上升，而当下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乱象只是全球化发展在当下阶段出现的曲折和反复，不能代表全球化的主流方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必然还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继续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每一步都是陷阱和雷区，怎样化危为机、化险为夷、化被动为主动？我们强调用非政府组织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融合解决战争对峙、意识形态冲突、文化冲突和贸易冲突，为当代全球治理来寻求一种冲突和代价最小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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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