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让一个作家，不管他是多么大牌的作家，当他投稿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投的是处女作，而且这个处女作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发自上海

1979年，作家陈村已经在文坛初露头角。他常去上海作协所在地——巨鹿路675号。三楼的《收获》编辑部总是静悄悄的，房门紧闭，编辑们不爱走进走出，显得颇为神秘。

三年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程永新来到《收获》编辑部实习。当时文联和作协一起办公，《收获》办公室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房间。空间实在太小，有一段时间他只能坐在走廊里看稿，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的评论家李子云就让他用自己的办公室。

实习结束后，程永新被《收获》点名要求分配进杂志社。最初的工作是从堆积如山的来稿中挑选可用的给老编辑们审阅，巴金的女儿、编辑李小林希望他把阅读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他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把握和鉴定作品能力的考试。连同实习期在内，程永新迄今在《收获》待了三十七年，从普通编辑到杂志的新一代掌门人。

《收获》创办于1957年7月，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主编为巴金和靳以。《收获》创刊号的首篇作品是鲁迅的重要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外还发表了老舍的话剧《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等作品，单期超过三百页。

1960年5月，《收获》停刊，前后出刊十八期；1964年复刊，1966年5月因“文化大革命”停刊，这一时期出刊十四期。1979年1月《收获》再度复刊，刊发了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三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等待决定》及老舍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等。

翻开《收获》编辑部所藏的六十多年《收获》杂志不难发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重要作品就首发在这里。陈村曾形容《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这句话常常被视为《收获》的广告语。他觉得自己和《收获》存在善缘。他把小说《给儿子》给了《收获》，发表后真的有了儿子。

《收获》在“文革”前发表的《创业史》《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和《欧阳海之歌》等作品，在当时影响相当大。1979年复刊后发表的《人到中年》《美食家》《蹉跎岁月》《妻妾成群》《人生》《动物凶猛》《活着》和《繁花》等作品，也都进入了当代文学史。较为晚近的《繁花》，印数已经接近百万册。

在《收获》发表的小说成为影视改编的重点关注对象，张艺谋就曾委托专人第一时间阅读《收获》，从中找出合适的作品。如《妻妾成群》《动物凶猛》两部小说，分别被张艺谋和姜文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些作品不仅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也提升了电影在内的其他艺术门类。张艺谋就说过，文学驮着电影走。这些导演走向世界的时候，文学给他们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程永新说。

“被《收获》认可了， 你就能走向全国的 文学界”

“《收获》编辑出入都没什么动静，他们的动静在杂志上，两个月一期，六十天里有一天归他们，人们在这天传播《收获》上小说散文的消息。后来增加了长篇小说专号，加起来不过十期。能在这本杂志刊登作品是很大的荣耀，甚至有点石成金之效。有作家跟我说过，不要稿费也想在《收获》发表。这是一个戳记，被《收获》认可了，你就能走向全国的文学界。”陈村曾写道。

陈村在《收获》先后发表一篇短文，三部中篇和一部长篇。“跟其他作家一样，我很愿意将自认为写得好的作品给《收获》。《收获》的妙处是，所有作品先让它挑。编辑当到这份上，就应该很骄傲了。”陈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收获》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期刊的标杆，屹立数十年不倒，与首任主编巴金是其灵魂人物和精神领袖有莫大关系。他曾说过，《收获》“要出人出作品”。创刊号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的编辑方针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老中青作者一视同仁，不看知名度，只看作品质量。像作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及荆歌的《口供》，就是在自由来稿中发掘出来的。

题材与写作手法引发的争议，也伴随着《收获》。程永新印象中，巴金晚年很少过问编辑部事务，只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表意见，作品引起重大反响才看一下。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发表后，很多女作家认为小说表现了大男子主义倾向，冰心也不喜欢，特地给巴金打了电话。巴金阅读后反馈：张贤亮的小说写得似乎有点“黄”，但确实写得好，没什么问题。《收获》坚持其严肃文学的特性，不刊登广告也是巴金始终坚持和倡导的。

《收获》编辑团队人数不多，却有着令其他文学杂志羡慕不已的作者队伍。由于人数过多，2017年杂志六十周年庆典时，到底请哪些作者到场成为编辑部的一大难题。

当代著名作家几乎都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与《收获》的交情有别于其他文学杂志。“不把自己不满意的稿子给《收获》，是我对《收获》最大的尊重。”莫言这番话代表了作家们的态度。他说：“我跟《收获》投稿、发稿、写稿的历史，也是我个人心灵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是我和《收获》刊物之间的契约，心灵的契约，也是一种永远需要保守的秘密。”

余华将近四分之三的作品都发表在《收获》上，包括代表作《呼喊与细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小说，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在那个时代，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发表。《收获》杂志不仅能发表我的作品，而且是完整发表。除了错别字被改动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余华记得，他收到《收获》编辑肖元敏的信件，告知他的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将获发表，其中一部有些地方需要改动。肖元敏将原文和改动部分抄写在信纸上，征求他的意见，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编辑对作者的尊重。

“当时我是无名之辈，肖元敏的信让我恍惚起来，觉得自己是大作家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巴金和靳以创办《收获》时就开始的传统，无论作者名声大小，都会在《收获》这里得到同样尊重。”在致《收获》五十周年的贺信中，余华回忆道。

“在关键时刻将我 推上了文学舞台”

在《收获》发表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时，作家苏童只是较少为人所知的青年作者，频频面临退稿。“就像梨园艺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场的舞台，我至今难忘屡次投稿碰壁时《收获》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提前了一两年，或许是在关键时刻将我推上了文学舞台。”苏童说。

程永新后来策划青年作家专号，向苏童约稿。不到一个月，苏童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此后，他每年给《收获》寄去一部中篇，《罂粟之家》和《妻妾成群》都深受好评。后者被张艺谋看中，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因此一举成名。

大约1986年，马原成为《收获》的作者。“《收获》那时已经是我心中的圣地，如同儿时天安门广场在我心中的意义一样。我这辈子最好的小说都是在《收获》发的，《收获》就像我的母亲。‘一辈子这个概念挺含糊的，如果有下一甲子，如果说有谁的召唤是非去不可的，那一定是《收获》。”后来，他在这本杂志发表了多部作品。

2017年《收获》庆祝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作家李洱感念道：“《收获》让一个作家，不管他是多么大牌的作家，当他投稿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投的是处女作，而且这个处女作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因发表在《收获》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他新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女作家盛可以当年辞职前往天寒地冻、举目无亲的东北，在出租房里开始写作。她根本不知道写什么，也不清楚小说是什么。她把短篇小说发布在网上的新小说论坛，《收获》编辑看中后发表于《收获》。“在我人生当中最迷茫的时候，《收获》杂志给了我一个方向，让我觉得我可以走这条道路，这么十五年我也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甚至我活着的尊严都找到了。”盛可以说。

《收获》编辑的严格和耐心是出名的，几乎所有好作家都被退过稿。1981年，陈村第一次向《收获》投稿小说，那篇《癌》就被退了稿。“编辑目光锐利，忽然在稿子上划一道铅笔记号，好似开车被警察记了分。《收获》的编辑又很讲理，允许申辩和讨论，他们非常认真，但他们要求的修改可以讨论商榷，你要是说得有理，他们就将铅笔印子擦去。”陈村回忆道。

在李洱的印象中，只有《收获》会把原稿重新退给作家，编辑的改动都非常精彩。“我的稿子寄过去，回来之后这里加上一句话，那里删掉一句话，我琢磨为什么加这句话，原来是提醒我注意节奏。”他认为，这就是对作家的提醒。

“2012年中国文学 天空划过的 一道闪电”

1990年代初期，金宇澄在《收获》发表了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小说。编辑李小林起初希望拿掉开头的一大段序，过几天又说不拿，这让金宇澄特别开心。金宇澄近期完成的非虚构作品《回望》，也是李小林看过他回忆父母的文章后鼓励的结果：再长也要给我们杂志。最后，金宇澄写出来一本书。

2011年5月10日中午，金宇澄以网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的论坛里发帖，讲述无名无姓者的市井故事。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写作一部长篇小说。五个月后，他在弄堂网的帖子累积到三十三万字。他给这部作品取名《上海阿宝》，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繁花》的雏形。

金宇澄把小说交给《收获》，程永新读后异常兴奋。在他眼中，“《繁花》是2012年中国文学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他约批评家程德培和作家西飏为这部长篇小说各写一篇评论，《收获》第一次邀请两位批评家同时评论一部作品。

程德培起初不愿意写，程永新就约他出来喝酒。他答应先看，看完后也非常兴奋。程永新组织评论期间，金宇澄认真修改了五六遍，直到准备付印时还在修改。小说描写上海故事，编辑们希望北方人也能看懂，哪怕能猜得懂意思，这就要避免使用太本土化的语言。

果然，《繁花》发表后，程永新收到不少女作家的回音，称赞它好看。“这种有韵味的作品，女作家比较敏感。听到这样的反响以后，就感觉《繁花》大概要火了。”程永新说。小说出版后几乎囊括国内所有文学奖项，王家卫导演也积极地准备将它搬上银幕。

等待余华、苏童那种令人惊艳的感觉

在新媒体时代，老牌文学杂志面临着挑战。一向谨慎的《收获》也迈开步伐，开通微信公众号，还和网络公司合作，尝试出版有声书、翻译作品和类型文学。

“巴金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对作品思想性和现实性不可或缺的要求，还是很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编辑。我们不断希望有新人，包括八九十年代中坚力量、实力派作家之后冒出来的一批年纪轻的人，包括80后、90后。”程永新总结道。

程永新为年轻编辑们拉了个微信群，让大家全部参与，讨论作家的困惑、阅读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等。“就一部长篇，哪怕是短篇，标题、文字也好，细节也好，大家一起讨论。让年轻编辑了解当初的老编辑怎么和作家打交道、怎么磨合、怎么修改作品。”

在程永新带领下，《收获》恢复了青年作家专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获》富有推文学新人的传统。在程永新的创意和推动下，1986年开始，《收获》连续三年推出青年作家专号，马原、余华、苏童和格非等作者的作品集中亮相。

1986年第五期《收获》集中刊发先锋文学作品，有意识地以专号方式推介青年作家。其中包括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作品。一期杂志全部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在《收获》还是第一次，自然引起文坛极大的关注和争议。

现在《收获》每年第四期或第五期都安排青年作家专号。2018年第四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中刊发了九篇青年作家的作品。作者包括班宇、大头马、郭爽、王苏辛、李唐、董夏青青等崭露头角的作家，平均年龄二十八岁，90后占一半以上。

“曹禺写《雷雨》也就二十四岁。大家都在推新人，当中真正有才华，像八九十年代看到余华、苏童那种给人很惊艳的感觉，其实还没有。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每年推一部，艺术水准、写作水准、文字水准，是值得推广或者值得扶持的作品。”程永新说。

《收获》不发表诗歌，但从不缺少对诗歌的关注。早在2005年，程永新就邀请北岛在《收获》撰写介绍外国诗人的专栏“时间的玫瑰”。

“新诗是不可或缺的、太重要的文化成就。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开一个专栏，尽可能把当代文学当中诗歌的流变呈现出来。这么重要一个刊物，居然对诗歌是不关注的，我有点受不了。”程永新说。

程永新将拟意中以诗人生平和作品评述为主的专栏定名为“明亮的星”。他和编辑作者一起深入地比较、研究专栏的文体，既不希望只有诗歌评论，又不想对某位诗人歌功颂德。他们希望写出诗歌的构成，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及其背景、环境等等，同时还要兼顾区域性。自2015年开设以来，“明亮的星”已经撰写了数十位诗人。几年里，这个专栏拼贴出一幅中国当代诗人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