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欢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笔者曾在《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一文，评述20世纪涉及欧洲华侨华人的历史资料及相关研究。21世纪的前十几年，既是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历经重要发展的新时代，也是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①本文只涉及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包括港澳台。欧洲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纷呈的时代。有鉴于此，笔者拟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就中国学者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70年学术历程做一回顾梳理，既就教于大方之家，亦希望为有志于该领域研究之年轻学人构筑一个继续向上攀登的基础平台。

一、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三个阶段

2019年3月，笔者以“华侨”“华人”“新移民”与“欧洲”及法、英、荷、德、意、西、匈等欧洲国家分别组合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对截至2018年之前所有收录入网的论文进行检索，并逐篇阅读筛选，共检索到与欧洲华侨华人相关的论文502篇（如下图所示）。①笔者筛选相关论文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与欧洲华侨华人有较高相关度。如期刊网上涉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论文约有300篇，笔者只选择那些直接研究勤工俭学运动在欧洲的论文，那些论述该运动在中国本土筹备、组织、影响等问题的论文不计入。二是文学作品不计入，但研究欧洲华文作家作品的论文则计入。三是报道性、游记性短文不计入。

根据所检索到的资料，笔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沉默、探索与成长三个阶段。

1949—1977年为第一阶段，即沉默阶段。就外部原因而言，该阶段欧洲华侨华人社会规模、影响都还十分有限，与同阶段东南亚华人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就内部原因而言，在当时冷战背景下，中国学界对欧美情况了解有限，仅有的少量关于华侨华人研究著述集中在东南亚，关注点主要是“苦难史和革命史”。［1］

1978—1999年为第二阶段，即探索阶段。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因“文革”而倍受重创的社会科学研究重新起步。笔者注意到，在中国期刊上正式发表的、与欧洲华侨华人较具相关度的论文正是首见于1978年。该年的两篇相关文章，一篇是胡华所著《周恩来总理旅欧时期的革命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另一篇是吴玉章所著《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鉴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文革”结束后最初十来年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明显集中于“中国革命史研究”，因此这两篇涉及欧洲华侨华人的文章都是以中国革命史为主，旁及同期旅居欧洲华人之史实。

据笔者检索，1978—1999年，中国期刊网上共收录与欧洲华侨华人相关的论文87篇。这一时期的论文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大多数论文都是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大主题之下涉及“旅居”欧洲的华侨华人。在87篇论文中，在探讨中国革命史的大主题之下旁及欧洲华侨华人的超过半数，达50篇。相关论题主要包括：旅俄华工革命斗争［2］、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3］、中共旅欧支部［4］、中国抗战期间创办于巴黎之《救国时报》［5］等。这些论文基本使用的是“旅居”概念，如旅欧、旅俄、旅法等，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视角”，即从中国的视角解读这些中国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并着重剖析其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有论文直接论及欧洲华侨华人历史，并开始在理念上出现从“旅居”向“侨居”“移居”转化的趋势，开始关注欧洲华侨华人如何成为在移入国生存、发展的一个群体，“欧洲华侨”“西欧华人社会”“欧洲华人经济”等概念逐渐被学界认识并接受。位于浙南地区的文成、青田是欧洲华侨华人的重要原籍地。中国期刊网上第一篇直接将“欧洲华侨”纳入华侨史研究范畴的论文系浙江侨史工作者章志诚、王忠明、邵木西等共同撰写的《浙江省文成县华侨简史》，该文于1986年发表于“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当时的会刊《华侨历史》。①该会刊于1988年更名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次年，浙江师范大学周望森以“史澄”之笔名，也在《华侨历史》上发表了《青田华侨特点初探》。笔者本人基于在荷兰及周边国家的实地调研，于1989年之后相继发表了关于欧洲侨史研究的多篇论文，力图从国际移民的角度探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变迁。［6］

三是1978—1999年每年正式发表的在不同程度上论及欧洲华侨华人的论文数量虽然一直停留在个位数，但呈缓慢上升趋势（参见上图）。

此外，除收录于中国期刊网的学术论文之外，本阶段还出版了若干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工具书，主要是欧洲华侨华人主要祖籍地出版的地方志或华侨志，其中，内容较集中的主要有《青田县志》（陈慕榕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成县志》（浙江省文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等。

本阶段在中国出版的若干专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涉及到欧洲华侨华人史研究。其中又可细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中国近代留学史的专著，如：郭笙编著《“五四”时期的工读运动和工读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二是关于苏俄与中国革命的著述，如：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印制），李永昌著《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三是关于海外华人研究的宏观性研究，如：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欧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一些中国学者利用熟悉乡土侨情的优势，对侨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如前文提及的浙江侨史工作者章志诚、王忠明、周福绵等人曾长时期深入温州侨乡农村，对文成、丽岙、白门等欧洲华侨的主要移出地，一个村一个乡地进行详细的乡土调查。1991年，章志诚在《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发表了《温州华侨历史概况》，接着又于1996年主编了《温州华侨史》一书，［7］“温州华侨在欧洲”是其中最主要的篇章。1993年，周望森教授领衔成立了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史研究室，并于1995年编辑出版《华侨华人研究论丛》，至2006年共出版7辑，推出了一批关于浙江籍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章志诚、周望森等学者率先从侨乡角度梳理温州、青田人迁移欧洲的历程，在中国侨乡研究中填补了浙江侨乡研究之空白。

在黑龙江中苏边界，黑河市侨联徐树楸、臧永江等人历时三年多，深入黑龙江流域各县市的农场、乡镇、村屯及林场、矿区，搜集大量资料，编辑成《旅俄华人史料选》一书约10万字，记载了旅俄华侨的苦难、创业、沉浮与发展以及他们对苏联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②《旅俄华人史料选》由政协黑河市委员会于1991年印制，被列为《黑河文史资料第八辑》。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兴起的朝向东欧的移民潮也吸引了一些作者的关注，出版了若干以“东欧中国新移民”为主题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如李中强著《泪洒多瑙河：中国人在匈牙利》（中国物资出版社1992年出版），张雅文著《玩命俄罗斯：中国人在俄罗斯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出版），徐江善著《寻梦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徐大群著《我在德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这些著述以描述性、故事性为主，为了解当时骤然高涨的东欧移民潮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鲜活资料。

笔者本人的英文专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活跃在一个西方社会中的华人移民社团》（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于1999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笔者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共8章约30万字。在追述荷兰华人社会形成、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该书着重对荷兰华人社团的结构、类别、功能及社会影响等进行深入剖析，并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笔者在书中提出了移民研究的“两个世界”理论，认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陌生的“他者”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的近在咫尺的属于“自我”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是为了实现个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动而迁移到了一个“他者”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自我”之世界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而且，他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也都需要，或期待能够在“自我”之世界得到认可乃至褒扬。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受到自身实现了社会上向流动的成就感。此书是中国学者在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以欧洲华侨华人为主题的专著，得到了中外学界同仁的鼓励与肯定。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知名学者孔飞力教授（Philip A.Kuhn）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他者中的华人》（Chinese Among Others）中，第八章专门评介了笔者关于“两个世界”的观点，认为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自己能够横跨两个世界的特殊地位中，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两个世界的理论阐述的是移民如何在其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了解两国差异，利用两国差异的协同运作系统”。［8］

2000年之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进入了快速成长的第三阶段。以下本文将详细剖析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学者为主导的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21世纪以来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三大特点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已大幅度提升。伴随着欧洲华侨华人社会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国逐步形成了致力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群，并呈现出如下三大特点。

（一）主题拓展，成果迭出

2000—2018年，中国期刊网上共收录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的论文415篇，几近前20年相关论文总量的5倍（详见上图）。

纵观本阶段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最引人注目的是仍然保持前一阶段的特点，即从“中国革命史”切入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仍为研究之主流，此类论文总量达近百篇。不过，若与前一阶段此类论文在总量中过半的情形相比，相对比例已明显下降。与此相应，其它直接以欧洲华侨华人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大幅度上升，研究者所论及的专题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到宗教，可谓面面俱到。

由于欧洲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原居地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主，因此，在中国较早进入欧洲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学者也主要来自该地区。除了前文提及的章志诚、周望森两位学者之外，还有多位学者也相继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如，温州大学徐华炳长期在温州侨乡和意大利调研而相继发表的成果，［9］温州大学严晓鹏、包含丽关于欧洲华文教育的系列研究，［10］温州大学张一力从经济学角度对欧洲华商经济的深刻剖析，［11］浙江师大郭剑波关于青田、温州移民历史的研究，［12］陈肖英关于移民经济网络的研究，［13］浙江工商大学夏凤珍关于侨乡“华侨村官”及移民传统的研究，［14］等。以上诸位学者在客观上形成了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浙江团队”，他们既有基于浙江侨乡本土的乡土资源，也利用乡缘、亲缘、学缘关系走向欧洲调研移入地的实情，累累成果是当代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中厚重的组成部分。

国别研究地域也明显拓展。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前往欧洲不同大学学习、进修，其中一些因而进入了当地国华人社会研究领域。例如，浙江大学的刘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杜卫华两人先后在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娴熟掌握德语文献，并且深入德国华人社会进行实证调研，于2018年相继推出了关于德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两部专著：《德国的华人移民：历史进程中的群体变迁》［15］和《近现代柏林中国学人考》［16］，深化了关于德国华侨华人的专题研究。另外，关于捷克、奥地利、罗马尼亚、挪威、爱尔兰、波兰、塞尔维亚等国华侨华人社会研究的论文也相继推出，大大拓展了欧洲华侨华人国别研究覆盖的领域。［17］

（二）学科多元，立足实证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学科共同参与、注重实证调研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王春光研究员从社会学专业视角对巴黎温州人群体进行了多年跟踪调研，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王春光研究员是温州人，1998年之后，他多次前往巴黎，利用亲缘、朋友关系，和巴黎温州新移民一起“搭铺”生活，成功地进入了巴黎温州人的圈子，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掌握了丰富的实证资料。2000年，王春光出版了《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书，颇获好评。2017年，他又依据自己追踪研究的感悟，出版了《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虽然巴黎温州人的种种“传奇性”故事久为时人津津乐道，但王春光的两本专著更注重的是理论性的探讨。两本专著关注的是同一个社群，即温州移民群体在巴黎的生存状态；运用的是同一套方法，即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个案拓展等社会学质性研究法；追求的是共同的理论建构，即从中探寻机制性或机理性认识，以达成对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行为的理解。前一本着重从“无边界公民”的研究视角探讨巴黎温州人的“跨社会建构”。作者认为，移民“是有着强烈主体能动意识的行动者”，巴黎的温州人“正在从社会经济生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把自己建构成一种社会新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18］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前一项研究重在比较温州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表现以及影响因素，而后一项研究则重在关注巴黎温州人经历了19年岁月变迁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作者指出：与过去相比，巴黎温州人群体不论在产业形态、居住位置，还是在组织形态、交往方式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空间与过去有了显著的差异。作者从空间重构的视角，深入刻画巴黎温州人在中法之间、在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空间格局，以及这种格局对他们的社会融合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这两本专著无疑是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下深入探究欧洲华侨华人问题的重要专著。

欧洲华人宗教信仰的专题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的一个新增长点。欧洲华人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曾经长期乏人关注，因为“关注中国宗教传统的欧洲汉学家们往往不重视海外中国移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基督教这样一个‘洋教’；而在欧洲世俗化的大背景之下，专门研究旅欧华人的学者也较不重视宗教现象”［19］。然而，自2010年起，短短数年间，一批年轻学者如曹南来、吕云芳、汲喆①汲喆任职于法国国立东方语文学院，本文主要评介其在中国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成果。、尹文涓、刘泳斯等，相继围绕欧洲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结构、特征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陆续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尹文涓基于其2009年在巴黎华人天主教堂区9个月调查所得，撰写了《法国华人移民的信仰与融入：关于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的调查》一文，作者在文中追溯了1956－2009年巴黎华人天主教堂区的发展简史，描述了华人天主教堂内部的派系分化与矛盾，并在分析巴黎华人天主教群体的信仰活动特点时指出其面临“过度世俗化”的风险。［20］曹南来的研究主要关注“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如何跨国移入一个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并深深扎根其中的过程”，注意到“一个高度本土化的基督教模式正从中国国内随移民渐渐移植到了法国巴黎，而传统乡情和乡土性资源在基督宗教、社会空间与商业经济之间的跨国互动中得以表达、强化和重构”。曹南来进而通过对法国和意大利华人基督徒在社会经济地位、区位框架以及移民适应方式渠道等三个层面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欧洲华人移民基督教的最大特色是依托于华人家庭与华人商城的社会经济纽带的放射性发展模式，而这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是分不开的”。［21］汲喆和吕云芳关注的则是欧洲华人佛教徒。汲喆调查了法国华人佛教道场建立的历史背景，并根据其合法性来源和组织运作方式的不同，将巴黎大区的佛教道场分为“宗派佛教”和“会馆佛教”两大类加以介绍，认为：“前者多是新兴的跨国佛教运动的分支，后者则是移民社群”。［22］吕云芳以荷兰华人佛教徒为例，研究“华人社群与僧团联盟的佛教传播模式”及荷兰“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身份认同”。吕云芳通过追踪汉传佛教在荷兰立足、传播的过程，探讨移民社群如何被纳入佛教全球化战略。她对华二代的研究发现，华二代身上表现出淡化族群文化特色的导向，他们对居住国的认同和身为佛教徒的认同并行不悖，是为主，而族群认同则相对弱化，故而形成了独特的叠合身份认同模式。［23］

（三）跨国合作，共建平台

欧洲国家众多，与中国相距万里，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因此，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中欧学者共同推进的模式。如第一本《欧洲华侨华人》（The Chinese in Europe）的撰稿人就包括中、欧多国学者。进入21世纪之后，中欧学者之间的跨国合作呈现出更多层次与模式。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杂志是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会刊，是国际上移民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该刊2003年第3期首次推出“欧洲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Europe）专辑。2002年6月和10月，国际移民组织先后两次在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召开中、欧学者共同参与的关于欧洲中国新移民的专题研讨会，本专辑就是在两次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该专辑前言由国际移民组织的项目主管撰写，说明：“本专辑旨在对近期朝向欧洲的中国移民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全面、中肯的评述”。［24］正文收录的9篇文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总论，其中的三篇文章分别由三位中国学者提供，分别探讨中国的移民政策、中国的高技术移民以及当时正引起欧洲社会密切关注的非法移民问题；二是国别研究，作者均为欧洲学者，分别探讨丹麦、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及东欧国家中国新移民。这是进入21世纪后面对当时骤然高涨的朝向欧洲之中国新移民潮，在国际移民组织主持下，由中欧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法国国际移民信息与研究中心的法语双月刊《移民社会》（Migrations Societe）于2003年第5期也推出了“欧洲的中国移民”（Migrations chinoises en Europe）专辑。该专辑同样是中欧学者合作的成果。巴黎第七大学历史系艾瑞克·盖哈西莫夫（Eric Guerassimoff）博士于1999年开始主持一项为期三年的“法国华人社会研究”专项课题，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拓展了对全欧不同国家中国新移民的全面研究。此专辑正是由艾瑞克·盖哈西莫夫博士主持、中欧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研究的成果。该专辑共收录论文13篇，除了以法国中国新移民为研究重点之外，还包括对德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新移民的研究。①笔者应邀参与了该项目研究，曾与该项目执行专员卡林·皮娜—盖哈西莫夫（Carine Pina-Guerassimoff）博士共同在巴黎进行实地调研，完成了四篇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和法国的学术期刊。

除了以上项目合作之外，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普拉托研究中心（Monash University Prato Center）与中国温州大学在2007—2014年围绕意大利普拉托中国新移民研究而共建的研究平台，可谓一个长期合作的成功样板。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普拉托中心（以下简称“普拉托中心”）组建于2001年，旨在提供一个澳大利亚大学本部师生与欧洲相关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的基地，中心自身也设立了一系列研究计划，并提供课程学习和研究实习机会。进入21世纪之后，普拉托接纳了大批外国新移民，尤其是数万中国新移民涌入该城，从开设家庭式小作坊起步，迅速发展出数量、规模均十分可观的企业，大大改变了这个传统小城的面貌，成为当地政府和民众关注的一大焦点。2006年12月，莫纳西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罗索·史密斯（Russell Smyth） 教授起草了“普拉托中国人”的研究计划，旨在探讨来自欧洲以外的新移民大规模涌入对意大利本土文化的影响。普拉托中心研究人员着手进行研究后发现，落户普拉托的外国新移民中以中国人比例为最高，而这些中国新移民当中，又以来自中国浙江省的温州人占据主体。于是，普拉托中心派出代表，前往中国温州大学，希望借助温州大学学者了解温州人、温州文化的优势，共同推进研究。2007年7月，温州大学与莫纳什大学就共同开展“普拉托中国人研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当年10月，温州大学派出学者赴普拉托，两校学者共同开始了在普拉托的实地合作调研。同年11月，普拉托中心与温州大学在普拉托举办了第一届“构建团体：普拉托的中国人”专题学术研讨会。此后，两校每年分别在温州和普拉托举办系列研讨会，主题包括：“社会融合：中国人群体与普拉托当地人”（温州，2008年）；“华人华侨研究进程的确定”（普拉托，2009年）；“反思普拉托与欧洲：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与社会融合”（2010年，温州）；“移民与关系网”（普拉托，2011年）。两校合办的系列会议以“普拉托中国新移民”为个案，吸引了中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意大利移民局和普拉托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更使系列会议体现出很强的务实性，实现了科学调查和学术研究成果与促进移民和移入地社会整合目标的紧密结合。①关于温州大学与普拉托中心合作的详细情况，参阅严晓鹏、廖一帆：《普拉托中国移民问题国际合作研究案例分析》，《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笔者参加了第四、第五两届研讨会。而且，先后以英、中、意三种文字出版的《生活在城墙之外：中国人在普拉托》一书，更是两校学者多年合作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25］

2016年5月，丹麦奥胡斯大学文化与社会学院（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共同建立了以“欧洲中国移民”为研究主旨的“中欧研究平台”（China-Europe Research Platform on Chinese Migration to and beyond Europe）。创建该研究平台的构想最初系由丹麦学者朱梅博士提议，并与笔者共同协商策划，由两所院校负责人正式签署框架协议。双方交流达成如下共识：“随着中欧之间不断深化在经济、贸易、技术、教育和信息领域的相互交流，中国人的流动性也与日俱增。为了更好地了解人口从中国向欧洲流动趋势的新动态，我们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建立了这个平台，以加强互动的机会。我们相信，通过基于移出地和移入地之多元化研究的整合，势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华人群体移民动因及不同个人经历的探索和理解”。②“中欧研究平台”网址：http://projects.au.dk/cerpe/。笔者参与了协约的中、英文版起草与定稿工作的全过程。双方商定，平台每年分别在中、欧举办围绕“欧洲中国移民”的研讨会，并邀请对此专题有兴趣、有研究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加盟。2016年5月，第一届“欧洲中国移民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举行；2017年11月，以“中国崛起与欧洲的中国移民”为主题的第二届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2018年11月，以“欧洲华人：新流动与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研讨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召开。参加历届平台学术会议的既有学者个人，也有代表相关研究机构加入平台共建的学术带头人。通过共建适应互联网时代跨国交流合作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互动的平台，凝聚学术团队，推动移民研究的跨国合作，是学者们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的路径。

三、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三点思考

纵观国内外对欧洲华侨华人专题研究的进展，虽然已经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特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一是描述性、介绍性、概况性的著述多，而经过深入研究并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还相对有限。最令人厌恶的是，不时会见到抄袭、拼凑之作问世，既有“论文”，也有所谓“专著”。此类问题当然并非欧洲华侨华人研究所独有，但务必引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批判恶习，令投机取巧、任意抄袭者在学界无容身之地；扎实努力，以我们的研究成果，加入国际学术界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对话，提升整体研究水准，方为正道。

二是研究主题仍显偏颇。如前所述，不少论文系从“中国革命史”角度切入研究而论及欧洲华侨华人，此类论文一直在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中占据主体。例如，在笔者所检索的论及法国华侨华人的93篇论文中，约80%论述的是“留法勤工俭学”和中国抗战时期创办于巴黎的《救国时报》，主题高度集中，观点内容难有创新。另在涉及俄罗斯华侨华人的大约50篇论文中，以“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为主题的就多达13篇，相似度也比较高。

三是欧洲国家多，语言杂，资料散，是深入研究的障碍。受此局限，国别研究虽有所拓展，但一些欧洲华侨华人重要居住国，如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瑞典、瑞士等，还缺乏研究，对英、法、德之外欧洲小语种国家的相关资料缺乏必要了解。

要而言之，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既往历程所积蓄的经验教训，其未来发展可能面对的机遇挑战，都需要有更多学者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认真剖析，精准研判，在中国移民实证基础上深化理论探讨，并为新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注释］

［1］ 关于该阶段国外及中国台湾学界的研究成果，请参阅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 有关旅俄华工革命斗争的论文，如李显荣：《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李玉贞：《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李永昌：《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3期；李永昌：《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于洪君：《旅俄华工的革命斗争：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薛衔天：《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机关报〈大同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等等。

［3］ 有关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的论文，如张洪祥：《“五四”时期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的劳动与学习》，《历史教学》1981年第10期；王元年：《留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易人：《巴黎豆腐公司与留法勤工俭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杜裕根、蒋顺兴：《蔡元培与旅法华工》，《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伊胜利、张学忠、郭健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理论探讨》1997年第6期等。

［4］ 有关早期中共旅欧支部的论文，如王佩莲、周兴旺：《中共旅欧支部与华工》，《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赵云云：《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建立、称谓与作用》，《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等。

［5］ 有关中国抗战期间创办于巴黎之《救国时报》的论文，如胡正豪：《〈救国时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历史教学》1985年第8期）；文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杨靖宇与巴黎〈救国时报〉》（《党史纵横》1990年第1期）；谢祖才：《张报与〈救国时报〉》（《文史杂志》1990年第5期）；吴达德：《吴玉章与〈救国时报〉》（《自贡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等。

［6］ 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包括：《阿姆斯特丹唐人街的历史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从〈半月报〉载文看荷兰华人心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战后西欧华人社会发展变化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个特殊的华裔移民群体：荷兰印尼华裔个案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从“被动遵从”到“理性抉择：荷兰中文学校高年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等。

［7］ 章志诚主编：《温州华侨史》，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

［8］ 详见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年，第369页。

［9］ 徐华炳以第一作者在各刊物发表关于欧洲华侨华人论文总计15篇，其主要代表作包括：《意大利普拉托的中国移民社会调查》（《八桂侨刊》2009年第2期）；《中国海外移民个体行动抉择分析：以旅欧温州人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温州海外移民与侨乡慈善公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

［10］ 严晓鹏长期在温州大学负责对外学术交流工作，担任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校长，多年实地跟踪研究意大利华人社会，尤其是意大利中文学校，主要论文包括：《欧洲华文学校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冲突与均衡：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欧洲华文教育：现状、问题及其对策——以意大利华文教育为例》（《八桂侨刊》2011年第1期）等；包含丽主要关注海外华文教育，主要论文包括：《欧洲华裔中小学生华文教育研究——以温州籍华裔中小学生为例》（《教育评论》2012年第1期）；《欧债危机对欧洲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与严晓鹏合作，《八桂侨刊》2014年第1期）等。

［11］ 张一力利用在意大利访学的机会深入调研意大利华商企业，发表了若干高质量的论文，主要包括：《海外移民创业如何持续：来自意大利温州移民的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32个样本的观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等。

［12］ 郭剑波在2000年之后相继发表多篇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的论文，如：《试论青田新移民的人口生态》（《南方人口》2011年第2期）；《浙南华侨华人与中欧文化交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等。

［13］ 陈肖英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专著《从义乌市场透视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华商网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论及义乌市场与欧洲华商之间的商贸网络。

［14］ 详见夏凤珍：《从世界看浙南非法移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华侨村官”与侨乡新农村建设：以浙南侨乡为例》（《农村经济》2010年第7期）；《论浙南侨乡移民意识的生成、作用及其提升》（《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

［15］ 刘悦：《德国的华人移民：历史进程中的群体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16］ 刘悦、杜卫华：《近现代柏林中国学人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17］ 详见：李永华：《捷克华文文学写作的现状与分析：兼论华人新区华文文学的特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郭俭：《奥地利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社群分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曹雨：《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李明欢：《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研究：新华商与新市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夏雪：《挪威华侨华人概况》，《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马迎雪：《文化适应视角下华人经济生活研究：以爱尔兰华人为例》，《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30期；张慧、Krzysztof Kardaszewicz：《“一带一路”与波兰中国移民的演变趋势研究》，《人口研究》2018年第3期；张祥熙：《“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八桂侨刊》2018年第1期等。

［18］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19］ 曹南来：《旅法华人移民基督教：叠合网络与社群委身》，《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0］ 详见尹文涓：《法国华人移民的信仰与融入：关于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的调查》，《福建论坛》2010年第12期。

［21］ 曹南来、林黎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华人移民基督教：欧洲的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

［22］ 汲喆：《法国的华人佛教道场之初步调查》，《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

［23］ 详见吕云芳：《华人社群与僧团联盟的佛教传播模式：以荷兰为例》，《八桂侨刊》2017年第3期；吕云芳：《荷兰“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身份认同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24］ Frank Laczko，“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3：3， p.5.

［25］ Graeme Johanson， Russell Smyth & Rebecca French eds.，Living Outside the Walls: the Chinese in Prato，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