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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与家庭财产性收入

2019-09-03高軼玮

财讯 2019年22期

摘 要:本文基于CFPS(2014)数据对城乡二元结构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引入工具变量纠正了城乡二元结构与财产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城乡二元结构对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正影响。

关键词:生存环境;财产性收入;工具变量法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指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十九大再次提出“拓宽居民劳动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渠道”。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缩小贫富差距,党中央多次强调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产性收入差距造成的。并且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抵消工资性收入减小收入不平等的效应。因此,在经济发展逐步由效率转向公平的态势下,为防止基尼系数的逐渐上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已成为当前的工作重点,而注重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重点。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农村居民对改善性生活需求的增加,更多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进行生活。那么,在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财产性收入会不会由几乎为零实现正向增长呢?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对家庭财产性收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也很多,但是对城乡二元结构与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很少。

关于城乡二元消费结构以及财产性收入的研究。魏婉茹(2018)认为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大部分在于农业以及制度政策的不合理。王张明(2018)基于调查问卷对影响城乡二元消费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增长,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务工时间的增加以及消费信贷制度的创新等对弥合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姜弘(2018)对金融发展与消费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区间对消费率的提高作用越显著,促进作用越大。金晓彤(2017)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吴雨(2016)研究发现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比例较高,但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比例较低。这也表明农村金融环境发展不足。

综上所述,面临农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居民在城市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得到人力资本的提高、知识储备的增加与更高的“干中学”能力;投资理财知识的加强,理财产品与防控风险能力的提高以及对金融市场动态的信息更多渠道的了解;城市的生活环境中,对商机的捕捉更加敏感;较高的工资性收入与社会资本的增加,更易实现财产占比的提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对城镇化是否会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2、解决了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执行,其目的是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调查样本覆盖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由于研究主题是财产性收入,所以样本选取删时除了没有财产性收入的数据。加之对变量的考虑和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剔除各个变量的缺失值,本研究采用Stata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3)模型设定

property=α1+α2envirnoment+ αicontroli+u1 (1)

property为家庭财产性收入,environment为核心解釋变量,且为哑变量,1代表生活在城市,0代表生活在农村。Control为控制变量,依次为个人性别、个人出生年份、是否使用手机、亲戚交往联络、健康状况、智力水平、社区性质、每月日用品费、家庭规模、个人工资性收入、衣着鞋帽支出。

四、实证分析

(1)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模型1,对全样本进行了最小二乘法回归,因变量为家庭财产性收入,核心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城乡分类,表2报告了生存环境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整体影响效果。列一只放入生存环境,结果表明生存环境的回归系数是0.906,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影响后,样本组城市的生存环境对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城市与乡村不同生存环境与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与上文理论分析的结果一致。

(2)稳健性效应

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做了考虑了内生性做了改进。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家庭财产性收入之间存在的反向因果。因为,总收入中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收入的提高会改变家庭的生活环境,即收入的提高刺激家庭对更好的居住环境的追求,可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生活。将个人户口类型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个人户口类型是直接影响到是否在城市生活,但是,收入的提高很难影响到个人户口类型。同时,为了稳健起见,使用对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与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估计结果相同,从而证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4回归结果仍显示,生存环境仍然对家庭财产性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生存环境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理论逻辑推理,并采用CFPS(2014)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最终得出生存环境对家庭财产性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生存环境角度对如何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应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以此缩小我国贫富差距。基于上文得出的城市的生存环境对财产性收入由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及我国当前致力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应消除阻碍城镇化推进的障碍,即可以通过高财产性收入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也可以加快实现我国城镇化目标。

2.政府需采取一定的措施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却可以更好地实现。通过基础设施投入的规模经济、下降的通勤与运输成本以及由此形成的价格指数效应进一步吸引人才、人口和企业,进而形成人口和产业聚集的良性路径依赖,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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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軼玮(1996-),女,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应用经济学硕士,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研究方向:家庭金融与公司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