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岳麓山

如果从纯粹的地理概念上来衡量一座山的高度，海拔只有三百米的岳麓山并不算高，甚至还有点偏矮。

如果从纯粹的文化尺度上来审视一座山的高度，岳麓山是没有顶峰的，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无法望及她的顶峰。

因为她的顶峰早就隐没在苍穹云霄里。

我们无需在意三亿年前岳麓山的蛮荒与寂寥，我们只需记住她最早的喧哗与骚动，就记住了她最早那惊世骇俗的芳容。“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这是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给我们描摹的岳麓山。拨开万年前的云雾，我们看到的，是南岳衡山这位老祖母少女时代的一双玉腿玉足，可时光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对她的惊艳。

正是这种文化惊艳，让岳麓山有了另一种高度。

然后，我们看到四千多年前的那场旷世洪灾中，那个叫大禹的男人，为治理洪水四处奔波，“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在经意或不经意中来到南岳，并在南岳岣嵝峰立下一块“禹王碑”。那仅有9行77字的奇特诡秘的古篆字，承载的是大禹治水的精要。就这么77个字，居然让唐代的韩愈和刘禹锡特意爬上岣嵝峰苦苦寻访却都未见踪迹，韩愈只好遗憾地写下如是诗句：“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刘禹锡也无奈地发出“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的喟然长叹。这让我们不能不猜想，也许当时的韩愈和刘禹锡根本就找错了山头，或者根本就不认识那些碑文。幸亏后来宋嘉定五年，何致在游南岳时由一个砍柴的樵夫带路，终于找到了这块“禹王碑”，并在过长沙时请人将此碑翻刻于岳麓山云麓峰左侧峰峦上。可惜后来此碑因无人看管而被泥土掩埋，再次隐于鸿蒙，直到明代的长沙太守潘镒找到此碑，并传拓此碑遍立各地，世人才知道中國古代居然还有这么一块举世皆惊的碑文。

正是这块传世碑文，让岳麓山的高度又一次得到升华。

登临岳麓山，我们固然就会游历于白鹤泉、禹王碑、舍利塔、飞来石、自来钟、穿石坡的时光碎片之间，固然就会沉溺于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云麓宫的文化场所中，固然就会凭吊于蔡锷墓、将士公墓的悲情与悲壮里。

在岳麓山，我们不可避免地还会巧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仕途上沉浮了一生的李邕。这个当时还在贬谪途中的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应该不会想到，由他撰文，黄仙鹤刻石，叙述麓山寺自晋泰始年间建立至唐开元年间500年的兴废修葺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旖旎风光的“麓山寺碑”，会因其文采、书法、刻工三者的精湛独到而被后人叹为观止，将其誉为“三绝碑”，更不会想到，这块1米多宽、不足3米高的“麓山寺碑”，会让岳麓山再次提升到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度。

只要你去岳麓山，爱晚亭是无法绕过的一道传世经典。其实，最早的爱晚亭名“红叶亭”，始建于清朝乾隆五十七年，由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创建。杜牧早在唐代写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的时候，他绝对没想过这首诗几百年后会与湖南的一座名山结缘。可是，清代的两个旷世才子的一场闹剧，却让这首诗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最佳去处。

那一年的秋天，金陵风流才子袁枚来到岳麓山，想拜访山长罗典。这个罗典虽然才高八斗，却过于自命清高。只因听说袁枚生活放荡，诗文新异，而且还收过女弟子，就对他心怀偏见，不但拒而不见，还在岳麓书院的牌楼上贴了副对联：“不为子路何由见，非是文公请退之。”对罗典的这种傲慢无礼，袁枚只是一笑置之，并对岳麓山的物象逐一赋诗予以咏叹，偏偏对“红叶亭”没有赋诗，只抄录了杜牧的《山行》，而且还故意将“停车坐爱枫林晚”一句写成“停车坐枫林”。这事被罗典知道后，很快就颖悟到袁枚的弦外之音，是说自己不爱惜晚辈，还意识到自己所题的“红叶亭”确实有些浅俗，便将其改为“爱晚亭”。

但是，对“爱晚亭”由袁枚改名一说，也存在一些质疑，说真正的改名者应该是罗典的好友、时任湖广总督毕沅，而不是袁枚。理由是，罗典的《次石琢堂学使留题书院诗韵二首即以送别》诗后有一条自注：“山中红叶甚盛，山麓有亭，毕秋帆制军名曰‘爱晚纪以诗。”

其实，到底是谁改的名已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晚亭”比“红叶亭”更有烟雨浩淼、云卷云舒的清幽禅韵，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文化事实，无法遮蔽我们对岳麓山又一种文化高度的仰望。

顺着这种仰望的目力，我们看到的是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学府。

在这座典雅肃穆的园林式建筑内部，我们穿行于讲堂、文庙、御书楼、朱张祠、船山祠、濂溪祠、碑廊之间，领略昔日的儒家学子们虔诚与内敛，入道与出世的高地纵深与开阔。张栻、朱熹、王阳明、王文涛等先哲贤达的背影，在我们的怀想中不断地交错叠加。

岳麓山，也正是因为这座千年学府内外这种背影的交错叠加，而成为一种无极的仰止。

韶峰

五千多年前的舜，带着他的韶乐，带着他的宫女，带着他的两个妃子，从遥远的中原顺长江一路南巡，然后一脚踏进洞庭湖，再然后又一脚踏进了湘江，踏进了地处南岳衡山七十一峰的韶峰山顶，就再也不想离去了。可是，不舍归不舍，南巡的舜是不可能深陷韶峰诡秘神奇的诱惑的，他创造韶乐，其意是用来歌颂尧帝的圣德，并以示忠心继承尧的德操为民谋福的，他又怎么会迷恋于韶乐宫女带给他的声色犬马之中呢？

因此，他最终还是走出了韶峰烟雨，一路向南，穿越南岳，进入湘南九嶷，而把韶乐的袅袅音韵留在了南岳七十一峰，留在了韶峰的云雾青烟里。

这是一个传说，还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传奇？对这种质疑，我们谁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上古时期的韶乐，却至今依然还在韶峰上空萦绕，这就让我们不能不回头眺望五千年前那个时刻闪烁在黄河故道上的远古部落不朽的背影了。

就是这个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的巨大背影，用他创造的韶乐和歌舞，激活了一座沉寂了亿万年的大山。被激活后的韶峰，从此就开始有了一缕仙气灵气和霸气。

于是，新的传说又在韶峰破土而出。

这个传说，说的是韶民恒氏三女，在韶峰修了一间草庵，在这里潜心学道，行善积德。后来，一只美轮美奂的凤凰衔着一本天书突然飞临她简陋的庵堂，背着她飞天成仙而去。

在韶峰，舜德传说和恒氏三女点化成仙的传说，无疑给这座沾染了中国古代最早皇家之气的山峰，抹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但是，每一个神话的产生，都是有其千丝万缕的文化源头的，那源头就隐逸在韶峰的山光水色里，藏在韶峰的每一次心跳里，直到地老天荒。

现在，我们能真实见证的，其实就是那古老传说的文化延续，比如早在唐朝后人于韶峰之颠修建的韶峰古寺，比如仙女庵，这些与韶峰的传说和神话息息相关的历史物象，就那么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的视线里，讓人生出无限的遐想和追怀。

传说和神话的文化积淀，造就和派生出韶峰更多的神奇与惊艳。韶峰耸翠、塔岭晴霞、仙女茅庵、凤仪亭址、胭脂古井、石壁流泉、顿石成门、石屋清风，凝成了现代韶峰的八大奇景。

九十年代初，我自费读完一所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根据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到了我百般神往的韶山，在那里做一家报纸副刊编辑。我把副刊名称定位为“韶峰”，她让我时刻都感知到我每天都面对着一座离太阳最近的伟大山峰，时刻都被一道金红的光芒照耀着。

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老太太，她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高级教师，退休后就离开家人来到了韶山。她姓刘，我们都叫她刘老师。她几乎每天都要拿着一个用宣纸装订的大本子和一支书写笔，行走在韶峰脚下的每一个空间，主动找一个个游客，叫人家写一句或一段表达自己对这块土地情感的话语。我在韶山那段日子，刘老师已经有了不少于十个那样的签名本。她把一段最真挚的情怀留在了那块土地上，把自己优雅而高贵的心灵留给了韶峰，化作了一缕在时空中缭绕永久的韶乐音韵，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

岣嵝峰

登上衡阳岣嵝峰，妙溪飞瀑是必须要看的，岣嵝日出也是必须要看的，让那一帘飞瀑清洗满身的尘埃，让那一轮红日照亮满腹的心愿，也不枉我气喘吁吁爬上岣嵝峰。可是，我更不敢忽略，还有一个四千多年前就登上了这座岣嵝高峰的先祖正在云端里张望着我此刻的手势和表情。

这个人就是大禹。

我知道他一直在等我。

因此，我来到了禹王殿。

从我有限的阅历中，我知道这座大殿始建于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之后，这座专门用来跟禹王对话聚会的建筑，在历朝历代中又历经过多次的改造和修复，而且在每次的改造和修复中，其名都做了各种改动，或叫禹祠，或叫禹坛，或叫禹庙，或叫禹宫，好像每次的改造和修复，每次名称的更替，都得不到禹王的认可似的，或者是生怕得不到禹王的认可。

那场毁灭性的大洪灾，留给他的伤痛实在太大太深，已然痛到他的骨髓里。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岣嵝峰立下了一块禹王碑，将那场旷世大灾难和他的治水之道昭示天下，以告诫后人。

我现在看到的即当今所说的禹王碑，是一方天然岩石。相传大禹治水屡屡遇挫，只好叩拜黄帝的一个爱妃嫘祖，嫘祖是随黄帝南巡的，因看到当地百姓生活疾苦，于是便留在了岣嵝峰，教民种桑养蚕，缫丝织布。嫘祖得知大禹治水屡屡遇挫后，为大禹一心向民的诚心震撼，便施予他一本金简玉牒天书。于是，悟性极高的大禹便静心研读此书，终得其中点化精要而治水成功，然后便在这岣嵝峰上立下一块高7尺、宽5尺、厚1尺、77字的碑刻。碑上的文字，形似蝌蚪，至今无人能辨，我们只能猜想，上面的文字说的就是他治水的经历。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去猜测，是因为岣嵝峰上还留有他的禹床、禹居、禹泉和嫘祖殿，这些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象，无法不顺理成章地让我们联想到大禹治水的全过程和最终的结果。

现在，我就站在禹床边，看着我眼前的这张石床，生发诸多的想象。

从小学课本上，我就知道，大禹治水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风餐露宿，直到征服了那场洪灾。课本上虽然没写到石床，但我现在看到的这张石床，不能不让我联想到，一定是大禹治水这种撼动天地的壮举，感化了上苍，天神担心大禹路宿在当时极度蛮荒的岣嵝峰无安全住所，会受到毒蛇野兽侵害，于是便点石成床，供其休息，点石为几，供其放置衣履，点石旁藤蔓为帐，供其遮风挡雨。我现在看到的禹床，正好双石托抱，床上至今依旧还留有犹隐犹现的龙形花纹，石床旁的老藤虽历经数千年，却依然在岩旁树蔓上攀缠守护着那久远的传奇。

再往前走，见到一个天然石洞，这就是禹居了。大禹于岣嵝峰叩拜嫘祖，得金简玉牒后，就在这个山洞里潜心研读。待他治水成功后，便将那本珍稀宝典藏于此洞。至于那个禹泉，据说是大禹治水于此地，放眼看见山下洪水滔滔，而山上却无饮水解渴，于是怅然长叹：“焉无泉尔！”话音刚落，他所站立的地方竟然马上冒出一股山泉。

有大爱者，必得天地圣灵之恩泽。所以，我们在凭吊怀想禹王的同时，亦不可忘记那个直接点化援助了他的嫘祖。也正是源于这种感恩，后人才在岣嵝峰修建了一座嫘祖殿。

这嫘祖殿就在禹王殿下方，似乎特意是为能让禹王的精魂随时感应到嫘祖的庇佑而如此刻意建造的。

九嶷山

黄河故道上，一个帝皇从中原启程。

另一个帝皇目送着这个将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君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黄河岸边的尽头，发出一声至今还响彻在史前的黄河上空的悠长感叹。

这一别，就成了他们的永诀。

这两个古代帝皇就是舜和禹。

然后，在某一天的清晨或者黄昏，那个目送舜从中原出发走进潇水沿岸的禹，居然神奇地站在湖湘大地的南岳山西段他下旨修建的紫金台祭坛前，面向潇水河畔的九嶷，在一阵沉郁幽渺的韶乐和浑厚激烈的牛皮鼓的波涛中，万分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将一种比潇水还要悠长的情思以祭奠的方式留在了南岳衡山的紫金台祭坛上，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对一代始祖舜祭奠的第一人。

禹对舜的祭奠，不仅是一种感恩，更是一种膜拜。

按常理，禹应该痛恨舜，因为舜跟他有杀父之仇。

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导致黄河两岸庄稼淹没，房屋倒塌。面对如此愤怒疯狂的黄河，作为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就派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只知道筑坝堵水，可是，堤坝所蓄积的黄河水却像越积越深的仇恨，一次次将堤坝冲垮，这就给黄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灭顶之灾。正当此时，舜继位做了部落联盟首领。于是，他就把治水失败的鲧流放到羽山，可每当想到那么多老百姓因为鲧治水不力而惨遭厄运，就痛心疾首，便派祝融氏处死了鲧，并派鲧的儿子禹继续去黄河治水。禹汲取父亲的教训，改筑坝堵水为修渠排水，让滔滔黄河之水多路分流，将黄河之水赶进了大海。

舜不愧是一个能海纳百川的智者。因为禹的治水之功，更因为禹那种坦荡无私德的襟怀与自己如出一辙，他居然将皇位禅让给了禹，他居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世人界定了鲧与禹父子之间的人生归宿。

当然，禹到底恨没恨过舜，我们无从知晓也無法考证。父子之情，人之常情。即使他曾经在心里默默地恨过舜，那也是符合人性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在接过舜的部落联盟首领大权之后，那种宏韬大略完全就是沿袭了舜的真传。所以，当舜驾崩于九嶷之后，他就触摸着舜的背影，踩着舜的足印，从中原大地一步一步跋山涉水，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并在南岳衡山修建祭坛，然后凝望九嶷，遥祭舜帝。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史前，祭天、祭地、祭神、祭祖宗、祭先贤，已然成为一种心灵的依附，已然成为一种祈福的本能行为。可是，由一个帝皇去祭奠另一个帝皇，禹却是首开先河。禹对舜的这种膜拜与推崇，就像他开凿黄河引水的第一道口子，将中国最古老的道德力量引进了人类的大海，以至于在这种力量的奔腾中，震撼了一个又一个帝皇将相。

于是，秦始皇紧随其后，成了祭奠舜帝的第二个帝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是记载：“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嶷山。”这就让我们不难想到，秦始皇是在这一年的金秋十月一路出游来到浩渺的洞庭湖的。他站在洞庭湖的一片波浪上，任洞庭碧波拍打着自己华丽的画舫，拍打着自己激荡的心跳，昂首翘望湘南九嶷方向，诵读祭文，默然祈祷，借洞庭湖上空的清风，送去他对一个远古帝皇先贤由衷的敬重与祭拜。

紧接着，便是与秦始皇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汉武帝。这个历史上霸气十足的皇帝，却对西汉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的儒学理论深信不疑，居然很爽快地接受了董仲舒的的进言，在朝廷和民间竭力主张儒学思想。儒学的鼻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先祖舜，源于这一文化根脉，他也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而又庄严凝重的遥祭舜帝大典，遥望着舜帝生命的最后归宿之地九嶷山方向，抑扬顿挫地宣读了祭文，成了遥祭舜帝的第三个皇帝。

自这三个皇帝亲自祭舜之后，唐玄宗、宋武帝、朱元璋也相继用另一种方式祭奠了舜帝不朽的灵魂。

第一个遣使祭舜的皇帝便是唐玄宗。他派遣的这个人我们大多数都非常熟悉，这个人就是唐代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自此，后面的历朝历代皇帝便纷纷效仿唐玄宗，派遣朝廷大臣，带着皇帝认可的祭文，亲自来到九嶷山祭祀舜帝。或者，由皇帝派遣地方官，代表皇帝或朝廷祭舜。其中，宋武帝刘裕就是命湘州刺史张邵代为祭舜的。

说到张邵受皇帝派遣祭舜，还有一段趣话。

那是永初三年（422年）二月，张邵的好友颜延之出任始安郡太守。其时，始安郡治所设在现在的广西桂林，归湘州管辖。于是，颜延之便高兴地来到楚地湖南，向他的老友和上司张邵报到。按照舜帝的生日为规定的祭舜时间，颜延之来湘州的时候，已经迫近祭舜的日子。也不知道这个张邵是想试探一下老友的文才，还是偷懒，颜延之刚来湘州，他就命其代写祭文。然后，又邀请颜延之一道，前往九嶷山祭舜。说起来，张邵或者颜延之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祭祀舜帝的祭文都没有保留下来，而由颜延之撰写的这篇祭文，却被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编进了《艺文类聚》一书中。就这样，这篇祭文就成了历代最早被保存下来的祭舜帝文。

后来的朱元璋更有意思，这个平民出身的皇帝，对与自己有着比较类似经历的舜帝格外敬仰有加。因此，洪武四年（1371年），为表达自己对舜帝的景仰与敬重，并没有多少文才的朱元璋，却亲手写了一篇《祭陵祝文》，然后遣翰林编修雷燧带着这篇御祭文到九嶷山祭舜。

可以说，是朱元璋让祭舜活动形成了一种规律。因为，自从朱元璋亲笔撰写《祭陵祝文》之后，明代祭祀舜帝从此蔚然成风，凡遇国家大典、大事，朝廷都会遣官来九嶷山祭舜，久而久之，这种有序的祭舜活动便成了一种定制。据《宁远县志》和《永州府志》记载，明代一共御祭舜帝陵15次，其中可考者13次。

从最早的禹第一个祭奠舜帝的历史脉络来考证中国古代的祭祀礼仪，我们就能见证当时的祭祀文化的诡秘与神奇。

到汉唐时期，祭祀礼仪多在九嶷山的玉琯岩前的舜陵庙内举行，并开始了遣官致祭制度。祭祀礼仪开始制定固定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祭祀礼仪，不仅规定了仪程，也规定了祭品的陈设，整个礼仪已经包含了乐祭、歌祭、舞祭、物祭、文祭（祀文）、燎祭等内容。到明王朝始，舜帝祭祀活动更加规范有序，形成了三年一大祭，每年春秋两祭的例祭和“遇国有大事”，遣专官告祭的定式，并正式确定了南宋朱熹所作的“虞庙乐歌”作为祭祀礼仪中的歌祭祭文。礼仪仪程中使用的“乐章”也有了正式的规定，迎宾、沐浴、省牲、盥手等也进入了礼仪活动中，并成为定制。而且，还规范了文祭使用的祝文及书写格式、祭祀仪程的先后顺序。

如果对古代的祭舜活动给予详细的分类，它们一共可分为六种基本形态：望祭、物祭、乐祭、舞祭、文祭、燎祭。

望祭是因为古代帝王无法亲临九嶷山，在京都或在途中设坛举行祭祀礼仪望祀九嶷舜陵的一种祭祀形式。

物祭供品以五谷、果蔬及牛、羊、猪、鹿、兔、鱼肉制品等为主，祭器也多用陶制作，表示对舜帝在耕、渔、农业以及制陶工业的创造发明惠及后人，以示不忘之意。

乐祭是舜帝陵祭祀礼仪不同于其他祭祀礼仪的特色之一，并有专门的乐章，每章都配有专门的歌词，以示对舜帝的道德教化行为表示深切的怀念。除了朝廷颁制的乐章外，历代王朝也有另由名家作乐歌为乐祭的，比如南宋朱熹就写了《虞庙乐歌》作为南宋乐祭的乐章。

据史料考证，舜“舞干戚于三苗，而三苗服”。祭典仪式上，干戚舞以各部族图腾象征在舜帝德化的音乐舞蹈艺术感染下，各部族达到“九族亲睦，和合万邦”的民族团结景象。于是，舜帝祭祀活动中，就有了舞祭这么一种形式。

文祭是官祭和民间社团祭祀中必不可少的一项祭祀活动，以祭文的形式，告祭始祖舜帝。祭文的格式沿用规范，根据祭祀的主旨，在颂扬舜帝功德的基础上，阐明祭祀人的志向。古代的祭文多写于专用的祝板上，故又称“读祝”。官方祭文在祭祀礼仪结束后，多刻于碑石上，立于陵庙内。只要进入舜帝陵内，我们就能看到历代帝王的官祭祭文，虽然字迹模糊，刻痕不清，但岁月的风雨，仍然无法抹杀其中虔诚的记忆。

燎祭是主祭官在燎祭所，点燃燎祭之火后，用火焚烧祭品、祭器、祭文，参祭人员虔诚的望燎，然后掩埋燎祭坑。

这六种祭祀形态都是官祭留给我们的遥远记忆。而舜帝陵民间祭祀却承袭“家祭毋忘告乃翁”的传统，多为家庭家族、民间社团的告祭活动，祭祀日期常无定日。除清明节、舜诞日外，其余均由祭告人自择日期、四时不拘。

民间社团的告祭仪式多依照各地的祭祀程序进行，有进供品，进香，上祭酒，读祭文，三叩首，焚帛香，抚陵碑等，仪程进行中亦配有民间音乐。家庭式的民间祭祀主要是上香烛、行叩拜礼，也有宰杀牲禽的仪式。

在祭祀方式上，现代舜帝陵的祭祀礼仪虽然继承了传统的物祭，但也会根据季节有所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乐祭、歌祭、舞祭合为一体，形成“乐舞告祭”新主题，并将乐舞告祭分为《箫韶引凤》《卿云歌颂》《南风祈福》三乐章。新的音乐旋律拉开祭祀的序幕，然后，浑厚沉郁、辽远幽深的《韶乐》，将祭祀活动推进悠远的岁月，让人情不自禁地去回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回望舜帝渐行渐远而又清晰伟岸的文化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