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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楼下

2019-09-03张波

金山 2019年8期
关键词:一楼院子黄瓜

生活中再平常的事,细细一想,也会悟出些不平常的道道来,你有,我有,他也会有。

就拿楼上楼下来说,住楼上和住楼下的人家,心理感受和生活状态就是不一样。

那些好不容易争到一楼的人家,心里的那份优越感藏都藏不住,家家都会将自己的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或者别开生面。

还有好些个住一楼的人家,多半会得寸进尺,今天搭一个阳光房,明天撑出一把遮阳伞,后天兴许还会种上几棵果树,那股子霸气,挡都挡不住。

住楼上的可就不一样了,越是高层,越是在羡慕嫉妒一楼人家的同时,也庆幸自家可以高枕无忧,不至时常被窃贼惦记。再者说,阳光充沛,空气清透,凭窗眺望,一览无余。心说:有打理小院儿那功夫,不如在自家阳台上泡上一壶茶,冬天晒晒太阳,夏天空调房里乘乘凉。

不说别人,单说我吧,楼上楼下都住过,酸甜苦辣都尝过。住哪儿都是住,住哪兒都有意思,有故事,有滋味。

小时候,与爸妈、哥仨一道,住在小城观音桥巷那栋“局座楼”里,当年住的是一楼。一楼各家门前先是敞开,打通的。旁边建了老广播站之后,用围墙把我们这栋楼给隔了起来。这样一来,楼下的四户人家,纷纷先用竹篱笆,后用墙砖围起了自家的小院儿。

小院儿不大,也不算小,加上敞开的阳台,那个年代,已经算很奢侈了。

家家都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鹅,种上了蔬菜。父亲每回上街买菜,人没进门,篮子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就是敲门声,他常常会从菜场买上几只小鸡回来。

家家小院里,跑满了鸡鸭鹅。要知道,这些个家禽,也是那些年饭桌上上好的肉食、补品。

鸡窝之类的物件,占据了小院的大半儿。

一家五口人,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弟兄三个,就指着这群鸡鸭鹅了。

父亲有个绝活儿,能准确无误地拿捏到哪一天哪一只鸡会下蛋。除了目测,他还会用手指去掐捏。看过父亲蹲在鸡窝跟前,眼巴巴地等着那只鸡下蛋,然后迅速抓起一把米,奖励那只下蛋母鸡,跟着拿起热乎乎的鸡蛋,直接进了厨房。

父亲也在院子里种过西红柿和黄瓜。西红柿和黄瓜都结得慢,尤其是黄瓜。性急的父亲每天都会去地里看上几眼。

有一回,黄瓜长出来了,父亲没舍得摘下,说等第二天早上再摘。谁知,第二天早晨就听父亲在院子里一会儿仰头冲着楼上,一会儿转身向着隔壁人家在怒吼:

“谁那么缺德,尽摘别人家的黄瓜?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我们兄弟三个的童年记忆,有很多是留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小院里的。

每年的夏天,一到傍晚,父亲母亲会往院子里浇上几盆水,冲冲院子里被晒了一天的热气。然后,搬出小桌椅,端上一锅稀饭和一盆小酱菜,一家人围着,凉凉快快地吃上一顿晚饭。吃完饭,麻利收拾好碗筷之后,父亲会抬出一张小竹床、一张小躺椅,往院子中间一横,弟兄三个二话不说,就往竹床上挤。吃完母亲切好的西瓜、喝完绿豆汤之后,三人在竹床上打闹一番,相继呼呼大睡,睡到后半夜,会一一被父母叫醒,赶回到屋里各自的床上继续睡。

这栋楼一共也只有三层,住楼上的人家,看着我们一楼人家的生活场景,没有不羡慕的,这也是我们张家一家人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

在小城电台工作最忙、也是最红的时候,住过正东路马路边上的居民楼三楼。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吵吵声也就罢了,窗台下还一溜边排着修伞匠、修鞋匠、补锅匠、炸爆米花的……这些个工匠,马路边待久了,说话声音贼大,连唠嗑都像吵架似的。没的话唠了,就听各自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这边播放的是扬剧,那边播放的是广播评书,他们也有听新闻、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唯一让我觉着宽慰的是,每到周末或是星期天,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半导体旋钮调到我主持的广播综艺节目《星期八十分》上,还跟着广播里的歌曲五音不全地瞎哼哼。

打死他们也不信,他们都喜欢听的节目,都打心眼里崇拜的“明星”主持人,会住在他们身后的这栋楼上。

一天,一位骑单车的朋友懒得上楼,就在马路边、我家楼下大声呼唤我的名字。那位补锅匠回应了他:

“你在叫哪个张波啊?”

“电台那个啊!”朋友理直气壮说。

“你不要瞎搞啊!那个电台里的张波怎么可能住在这栋楼上啊?”那边一个鞋匠笑道。

我那朋友不由分说地继续叫,鞋匠、补锅匠们继续在阻止,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直到我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回应了那位朋友。坐在楼下小板凳上的众“工匠”们齐刷刷站起身子,仰起头来得到证实后,这才不声不响地回到他们各自的座位上。

他们心里想了些啥我不得而知。我想,这一事实,多少会冲淡他们心中那份神秘感,也会带给他们些许谜团吧。

家里还没条件安装电话的那些年,楼下一家食品店成了我家的“电话亭”。一有急事,就会有人翻着电话簿,找到我家的位置和那家食品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店家营业员,呼叫我们。呼着呼着,与那家食品店的店员渐渐熟悉起来。若干年过后,那栋小楼也拆掉了,那段鲜活的记忆却永久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当年那个曾经常常为我传唤电话的周大姐,偶尔遇见,也会帮我唤回一些记忆的片段。

刚到省城工作那会儿,又搬进了一栋市中心的居民楼。这条巷子和这栋楼在省城名气不小——“科巷”里的“东白菜园”。

说它是“菜园”还真是恰如其分,楼下正是一家据说是这座城市规模最大的菜市场。隔壁还有一所重点小学。

除了晚上能有片刻安静,一到凌晨三四点,四面八方的菜农便聚集而来,整个菜市场,不,应该是,整个一栋居民楼一圈儿,都在大声喧哗,讨价还价,间或还会有早点摊的师傅们在吆喝着“杂饼”“豆浆”之类。

好不容易熬过这个点儿的闹腾,想睡上一个回笼觉吧,那边学校“晨操”音乐响起,升国旗、奏国歌、学生宣誓、老师训话……

这对于住在这栋楼上,我们这家文艺圈的夜猫子来说,想“黑白颠倒”一下作息时间绝无可能。

可说到柴米油盐过日子,住在这栋楼上,别提有多方便了。想吃什么、用什么,下楼就有,而且都是最新鲜、最活蹦乱跳的……

据说这个城市的许多老百姓,有很多都是大老远从住地特地赶到这里買菜的,想想这些,这栋楼上下住着的人们,不由地会有一种得天独厚的知足感。

再说就得说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这栋楼了。算得上不偏不倚市中心最繁华地段之一。怎么就跟“三楼”有缘了呢?还是三楼。

懒得等候电梯时,三步并两步,直接就上了楼。下楼散步时,也羡慕过楼下人家的那个小院儿。家家像约好似的,都种着一棵枇杷树。每年一到六七月,一树橙黄的枇杷,串串饱满鲜嫩,吊足你的胃口。眼看着快要长到你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可当真想去够,不动用长把工具什么的,你还真够不着它。

这些年,楼下接连换过几户住家,还换过一户人家,户主是老外,和他的中国媳妇生了一羊娃。那段时间,从没听过羊娃的哭闹声,倒是那个老外常常约来几位外国朋友,围坐在院子里喝酒,从傍晚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唔哩哇啦的,半句都听不懂。搅得你一晚上迷迷瞪瞪,尤其后半夜那些很少抑扬顿挫的外国话,在你耳朵里嗡嗡地吵吵个不停,直让你头昏脑涨。

居然这么大的动静,整栋楼没有一家人出来干涉他们。是考虑对方是国际友人吗?

我曾好奇地探出头向楼下张望过,他们哪里是在聚餐啊,地上,尽是一只只空空的啤酒瓶,桌上除了烟缸,没有一盆下酒小菜。

你说老外不拘小节吧,有的时候,还来得个绅士。迎面碰上,还冲你笑得很亲近,感觉跟你上辈子就熟悉似的。见你手上拎着东西,开门不便,他会大步上前,为你开门,用脚抵住弹簧门,帮你通过。

日子长了,楼上下住着的人家,都会遇到一些挠头的事儿。比如,楼上往下漏水,让你不得不上楼敲开他的门,跟他理论一番。

敲开门,才知道楼上住着一位四十开外的眼镜男。白天没动静,夜里十二点一过,准时会听到卧室楼板有皮鞋的响声,又好像是高跟鞋的声音。天天如此,听不到这个声音,几乎很难让你熟睡。

眼镜男没有做丝毫辩解,直接爽快答应找人来看看是哪儿漏水了。没过几天,眼镜男敲开了我家的门,带来了一位水暖工,很快修好了漏水的地方。

闲聊中,得知他在我们小城上下班,难怪每天下班回来很晚。

还没做几天受害者,竟然就害苦了住我楼下的那家女主人,找上门来。说我家水漏到了她家,她家快淹水了。我去她家确实看见,那水漏得真的很凶,也不知从哪儿漏下来的。赶紧上物业召唤了一位工人上门,帮忙把我家和她家的漏洞补上。

当然,楼下住着的,也会常常傲气地指责楼上人家,与人家发生口角。诸如:楼上空调水管漏水了、空调外机噪音过大了、楼上的东西往下掉了等等。

就这样,原本楼上楼下住着的,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因为一些不得不照面和招呼的小事,只能非见不可了。

十几年住下来,彼此也只能混个脸熟,偶尔寒暄几句,也都是趁电梯上下的功夫。

闲下来往回想,每个人的人生,又何不是如此这般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呢?

再辉煌、再高贵、再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再卑微、再窘迫、再无奈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状态,都不值得去与别人攀比高下,都没必要和命运去做无谓的抗争。

人生在世,能有一处栖身之所,能有一张饭桌、一块床板,能有一份悠然自得的胸怀,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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