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葆

1965 年，陈毅访问几内亚时检阅仪仗队

新四军军长陈毅，是新四军将领中唯一被授予元帅军衔的。1954年国庆节前后，陈毅由上海市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1958年2月11日，新华社正式公布了任命陈毅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消息。从此，他活跃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决捍卫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正义斗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努力为我国和平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开创新中国外交新局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纪念陈毅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军事家的胆识谋略和诗人的豪放激情，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十多个春秋，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历史斗争经验与国际现实情况的紧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创造性地开辟外交工作新局面，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使新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格局中处于应有的位置，这始终是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致力于解决的重大课题。外交工作主要是恰当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工作对象是各国政府和当权者。当陈毅进入外交战线时，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国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严重的是，从陈毅接手外交工作第二年起，苏联“老大哥”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他，服从他的战略需要，由此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战争有战争的规律，外交有外交的规律。外交战线本来就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当时的斗争又那么激烈。陈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外交战线的。一向毫无畏惧、信心十足的陈毅，面对新的课题，也发出“实有绠短汲深之惧”的担忧。毕竟外交工作太重要、太复杂、太敏感了。然而，一旦历史选择了他，新中国选择了他，党中央和广大人民选择了他，他便义无反顾，一往直前！陈毅历经磨炼，饱经风霜，在他早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多次与各个国家打交道，谈判、抗争等都经历过。尤其是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过程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科学正确地分析判断敌友我及其内部的矛盾，善于广交朋友，孤立敌人。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经验，为他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毅同志是位善于学习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善于运用革命斗争经验的外交家，他把毛泽东战略思想、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经验与现实国际外交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灵活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曾把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运用于外交，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路线;他曾把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归纳为14条，诸如“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求同存异”“后发制人”“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另起炉灶”“不怕鬼”等等，并且深入淺出地作出解释，要求外交战线的同志灵活运用。他为了教育外交部的同志多做工作，曾引用当年新四军东进抗战时他写的一副对联：“要抗日，多交朋友;干革命，莫忘恩人。”意思是要大家多做统战工作，同时革命者要不计较个人的功利。陈毅将毛主席战略策略思想和自己革命斗争经验运用于外交工作，渗透于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陪同下，在茂物植物园观看兰花，左起第一人是陈毅副总理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

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党从事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大师。抗战时期，他在苏中曾确定了“灭敌、联李、反韩”的斗争方针，对韩德勤也曾捉了又放，从而争得了新四军在苏北抗战的领导权，就是成功的范例。他进入外交战线后，在更大舞台上运用这一原则，更加得心应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斗争的胜利。

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首先体现在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上。美帝国主义出于他的本性，对世界采取侵略和战争政策，1949年前曾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阻挠中国的独立和解放，1949年后又耍花招，千方百计地阻挠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具有大无畏斗争精神的陈毅历来不怕鬼、不信邪，他仍然从新中国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我国的合法利益和独立主权，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做好美国人民的工作。1961年5月召开“日内瓦会议”时，他亲自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针对美国代表以种种借口拖延会议召开的卑劣行径，陈毅果断召开记者招待会给予揭露，使美国代表团陷于被动，促使大会尽快召开;在大会开幕式上，陈毅鲜明地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支持老挝问题的解决，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好评;会议中间，针对美国代表玩弄“中立的定义”等花招，陈毅当场给予驳斥，揭露其企图将老挝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阴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陈毅运用过去斗争、联合、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会上会下做了大量工作，粉碎了美国代表破坏会议的图谋，促成会议协定的签字。与此同时，他又不拒绝在招待会上与美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他对我国大使王炳南说：“你可以同美国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还可以请他们吃顿中国饭，不一定要那么紧张嘛。”1965年美国在越南不断增兵，有把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对此，陈毅在9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上义正辞严地发出警告：“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们的头发都等白了！”这一庄严警告震动了全世界。但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建议多向美国做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职务后，仍不忘建议中央早日恢复同美国的华沙谈判。

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陈毅同样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经是中国的“老大哥”，对新中国的建设给予过大力支持。但进入50年代后期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国主义日益明显，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和公开化，企图控制和指挥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遭到我党我国坚决反对。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竟然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炮击金门、妈祖是“冒险”“好战”，是“对亚洲不负责任”。陈毅立即拍案而起给予反驳。赫鲁晓夫以势压人，竟说“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你说得不对，我们就不能听你的。”赫还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等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全被我国顶了回去。由于我们党和国家不听他们的指挥，不受他们的控制，由此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陈毅一方面对苏联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苏联人民、苏联专家一直表示友好的态度。他盛赞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的支持，称他们为“良师益友”，并号召向他们学习。苏联专家被召回国时，陈毅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送酒会，还送给了“友谊如金”的赠言。

对于除了美苏之外的曾被毛主席称为“中间地带”、以后被称为“第二世界”的许多发达国家，陈毅则采取更灵活的策略，更多的则是大量的做友好的工作，以争取孤立美苏，争取“第二世界”给我国更多的支持。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过去日本搞军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给我国人民造成极深的伤痛。但两国不能总是敌视下去，因此陈毅总是把这个邻邦挂在心上，思考如何改善我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时，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都寄希望于未来，从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入手，以渐进和积累的方式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1958年至1959年，中国向日本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只要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为此，陈毅向日本上层和民间做了大量工作。他向来访的松村谦三说：中国赞成日美两国搞好关系，但希望美日友好不要妨碍中日关系，也不要因为中美关系僵持而妨碍中日友好。他还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这一建议得到了日本朋友的赞成，1960年6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了日本。1964年12月，日本29位最知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签名运动。由于上下一起做工作，中日关系逐步缓和，1960年我国向日本提出贸易三原则，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中日关系也进入半官方的阶段。

1954年陈毅访问德国时，苏联驻德国大使普希金称赞新中国外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具有一种高水平的灵活性，便问陈毅这是什么原因。陈毅回答说：“第一，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指导，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项对外方针的。第二，我们党在30多年斗争历史中，与国内资产阶级及其他党派时分时合，为打击主要敌人，广泛团结各阶层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因此现在搞国际斗争，就比较注意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完美结合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国际斗争的原则之一。由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国际上，理所应当的具有支援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义务。同时，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陈毅总是把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无私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总是无私相助，千方百计地解决实际困难。陈毅曾陪同周总理访问朝鲜，协助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问题。他在志愿军總部讲话强调：“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充恩人，不要以为我们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现在我们的同志以为这样那样的东西是我带来的，要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去，国家可以给你们置一点。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最值钱的就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陈毅还曾陪周总理秘密访问越南，那时美帝国主义的B-12轰炸机经常轰炸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他们前去访问，危险极大，但他们不惧危险，亲自与越南领导人商量安排援越物资的品类、数量、运输、供应等问题。这种精神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恰当处理与周边邻国的矛盾。我国边境线长，情况复杂。为了恰当周全地处理边境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陈毅参与制定了周边政策，其基本主张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问题解决前，维持边境现状。为此，陈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60年上半年，陈毅陪同周总理访问东南亚邻邦，与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商谈相关问题;1960年8月，他单独访问了阿富汗，带病坚持工作，签订了中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春节刚过，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1963年3月至11月，他又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边界协议和条约。陈毅在做了这些工作后曾兴奋地说：“这是连和五番哟”，“1960年是友好年”。“中国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

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亚非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经济文化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争独立、争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此起彼伏。新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 1963年底至1964年初，陈毅陪同周总理访问了亚非拉主要国家，包括肯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以及索马里等国，向各国申明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八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中国提供最好的物资和设备等等。亚非拉国家数量多，但基本上都是小国、弱国、穷国。陈毅对此解释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顶着大国，支持小国，反对大国拿小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在同这些弱小国家的交往中，陈毅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从不居高临下，更不以势压人。1964年初出访加纳时，在安克拉国家大厦，吃饭时服务员竟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和蔼地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临别前，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宴会，将宾馆服务员都请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加纳的服务人员感动地流泪，两手发颤，他们说：“不敢想象周总理、陈元帅这样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连续的奔波访问，收获颇丰，到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49个，其中34个是亚非国家。而陈毅也因劳累过度，不止一次地病倒。对此，他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吐露心声：“现在解放了，为人民牺牲生命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党的事业还需要我们零打碎敲地付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

大国气度与个人风格的自然交织

陈毅自20世纪50年代走上外交舞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罢官”前后十多年，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外交立下汗马功劳。他一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决策指示，遵循外交规律;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彰显个人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外交风格。

不畏强敌，敢于斗争。陈毅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畏强敌，不怕鬼，不信邪，敢说敢做敢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纷纷撤退，唯独他和粟裕敢于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占区，以后又挺进苏中，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华东野战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逐鹿中原，决战华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抗美援朝时，他坚决主张出兵朝鲜，向中央表示，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陈毅马上可以穿起军装过鸭绿江作战去！在从事外交工作十多年中，面对美苏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他更是冲锋在前，从不示弱。在1964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期间，他智斗美国代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60年代中期面对美帝咄咄逼人的战争危险，他敢于亮剑，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信这一套”。面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淫威，他敢于抗争，理直气壮地给予驳斥。

坦诚率直，豁达大度。陈毅在外交场合，始终彰显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大国气度，表现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自尊和自信，同时又彬彬有礼，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以诚待人，赢得了外国朋友的尊敬和信任。在同美国上层人物的交往中，他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指示我驻外大使可以与美大使握手问好、请吃饭，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同时，又请苏联援华专家吃饭，要求向苏联专家学习。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与陈毅多次互访会晤，有一次霍认为中国援助非洲人民是“渗透”。陈毅坦率地指出：“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不管别人，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事后，霍认为陈毅是“一个有用的朋友”。1963年在访问摩洛哥时，19岁的王子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过于强硬，在座的摩洛哥官员担心陈毅会生气，然而陈毅不仅没发火，反而耐心地作出解释，使他们很受感动。还有一次在北京剧场举办音乐会招待驻京外国使节，陈毅入场时，原给他预留的座位被两位非洲国家外交官坐了，礼宾人员请这二人离开。陈毅发现后，亲自把这两位外交官请回，并与他们握手、致歉，自己另选边角位置坐下。这类事件不胜枚举。

求真务实，谨慎内敛。外交是个特殊的领域，有其特殊的要求，动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声望，所以规矩特别多，要求特别严。陈毅是位个性鲜明的人，平时很放得开，但在外交场合一直很谨慎。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告诉他准备出访法国，准备以后的工作转向外交方面。当夜陈毅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移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以后他曾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其实他并不是不行，而是谨慎，毛主席认为“临事而惧”是优点。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陈毅始终谨慎务实，收放有度。他曾多次申明，在外交上他是周总理的助手，是协助周总理工作的。他不止一次地陪同刘少奇出访，每一次他都向工作人员交待，要当好助手，发挥好辅助作用，搞好服务保障。他对外事工作者要求很严，做出“十二要”的规定，包括要有钢铁般的坚定，要有丰富的国际知识，要有外交辞令和礼节，要有外交风度，要懂外交艺术等等。他不仅要求别人，自己正是执行规定的楷模。有一次他曾向部下谈到：外交工作就像挑了一大筐鸡蛋，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外事无小事，每一步都要深思熟虑，走实走稳。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强调力戒浮夸和轻率，既要反映成绩，也要适当地反映缺点;既要反映有利条件，也要反映困难;既要适当反映先进，也要反映一些落后的;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在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说过头的话等等。

博学多识，大智大勇。陈毅是一位经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在外交战线上尽可以发挥这一优势，所以国际上很多人愿意和他交朋友。苏加诺是印尼反帝反殖的领袖，1956年访问中国时，由陈毅陪同，一路上参观故宫博物院、鞍山钢铁厂、旅顺海军基地等，陈毅都能旁征博引，论古析今，使苏加诺感到这位中国元帅是一位熟知历史，通晓人情，很有政治眼光又很坦诚真挚的人物，从此二人成了朋友。1961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为了多做工作、多交朋友，曾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国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老家的历史与现状，与印度外长梅农谈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评价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1960年8月，陈毅率团访问阿富汗，抵达的当晚，就拜访了国王、首相和几位大臣，坦诚爽朗地同他们谈中国的建设经验、挫折、大中小企业结合以及将军下连当兵等，一直到深夜12点，主人仍不疲倦，请陈毅继续谈，他们说：“跟中国朋友一谈，就学到新鲜的思想，新鲜的经验。”

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陈毅是一个性格开朗，思想开放的人。在外交工作中，他一方面严谨务实，要求很严，同时也很放得开，豪放潇洒。柳亚子先生曾赞扬他“兼资文武此全才”，诗人臧克家曾赞美他“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将军原来是诗人啊”！1960年访问缅甸，应邀参加他们的传统泼水节时，陈毅陪同周总理穿着圆领白色小褂，围沙笼，趿拖鞋，头扎白纱巾，完全和缅甸族人一样装束，兴致勃勃地在人群中泼水祝愿，共叙情谊。陈毅还朗诵了1957年欢迎缅甸驻华大使时自己创作的一首诗：“我驻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给缅甸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1963年再次訪问缅甸时，在一次奈温举行的国宴上，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出访的国家元首夫人，身穿旗袍，风度优雅，陈毅夫人张茜活泼俏丽，富有魅力，二人充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他们和奈温夫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使“夫人外交”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63年末至翌年初陈毅出访亚非各国，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当晚拜访总统来到“克里斯兴堡”（该堡是17世纪贩卖黑人的集中地）时，陈毅心潮难平，当即赋词《满江红·黄金海岸》一首：“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