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的三篇文章是对“经典”作品的一次重读。这个说法可能会招致一些质疑—《酒后》《卧虎藏龙》《浮生六记》是否能被称为“经典”？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经典”？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对“经典”作出十四条释义，其中一条是这样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为什么读经典》）本期的三部重读对象或多或少具备了这样的特质。

凌叔华的《酒后》自发表起就不断被人解释和解读，丁西林的同名改编话剧又为它增添了别样的“性别”注脚。至今，《酒后》经历了读者近百年的目光注视，也在“被言说”中留下了不同时期思想和文化的印迹。但我在重读时，仍能感受到这篇小说的微妙与奇特之处。客厅里这一幕看似微小的人生片断中，作为五四新女性的采苕的情爱与婚姻状态却昭然若揭：恋爱神圣，但何以能够自由？采苕的“一吻之求”最后没有付诸实施，并非迫于外部压力，而是缘自内心的警觉与理性—为了更好地在现实中安放自己，“新闺秀”采苕作出妥协，试图在自由与限制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是武侠小说中的一个经典范本，主人公“玉娇龙”的形象吸引了不少人的解读和评说，她独具特色的性格与命运成就了一段“江湖”传说。学界对这一形象的研究更多着眼于玉娇龙受到的礼教束缚，以及叛逆、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她在反抗中陷入的困境。伍荣华的“重读”之新颖处在于以“性别政治”观照人物命运，从有关“身体”的文化理论出发，探讨玉娇龙的人生悲剧，指出玉娇龙的孤独是觉醒之后的主动选择，强调了玉娇龙追求自由理想的清醒可贵。文章没有止步于《卧虎藏龙》一部文本，而是联系了其续篇《铁骑银瓶》，全面观察玉娇龙的命运与心理发展轨迹，分析其悲剧因由，指出母亲身份及“母性”情怀对玉娇龙人生的救赎意义。

作为清代笔记体文学的代表作品，《浮生六记》的艺术价值在学界早有定论。陈寅恪先生指出，在因礼法顾忌，不敢多言“男女关系”、夫妻情爱的“吾国文学”中，《浮生六记》的“闺房记乐”无疑是一股清流。林语堂更是把作品中的“芸娘”形容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对“芸娘”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人们大多认同林语堂的评价，但汪渊之的文章《情深与爱薄—也谈〈浮生六记〉中芸娘的“可爱”》则转换角度,立足文本细节，从鲜少履行母职的角度对芸娘进行剖析，认为她对丈夫关爱过多，对子女关注甚少，因此她只是个“最可爱的妻子”，而不是“最可爱的母亲”，所以也称不上是“最可爱的女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读者的眼里也会有不同的“芸娘”。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汪渊之的立场和观点，但也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她的别样解读使我意识到关乎女性生存的更多话题和问题。

最后，仍然引用卡尔维诺关于经典作品的释义作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本期的三篇文章正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感受作品所包含的丰富意味，也遗憾着自己的无力：言有尽而意无穷。唯愿我们的“重读”能够体现一些“独特”和“新颖”，哪怕带来些微的“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