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阔

司马温公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的鸣条岗上，这里不仅是司马光的墓地，更是司马氏的祖茔，司马光的父兄子孙也大都葬于此地。站在“忠清粹德碑”之前，我回忆着这块巨碑的历史……

提起司马光，人们第一时间能想起的多半是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渐次能想到的就是《资治通鉴》这部煌煌巨著，再接下来可能想到的就是中学课本中《答司马谏议书》中那个“固执保守”的“反派”形象了。但司马光真的是个“腐朽保守的守旧派”吗？真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吗？真的是个头脑僵硬的“封建卫道士”吗？

这些疑问单凭史料文献很难让人有直观的认识，究竟该如何更深入地了解司马光呢？在查找相关资料时我发现司马光的墓葬就在离家百公里之外的运城夏县，借着周末假期，我带着好奇前往司马光墓地所在的司马温公祠，去探寻司马光的生平与事迹。

司马温公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的鸣条岗上，这里不仅是司马光的墓地，更是司马氏的祖茔，司马光的父兄子孙也大都葬于此地。

墓祠占地达10万平方米，平整旷达，规模宏丽，茔前峰岭回环，奔赴成势，祠后涑水縈绕，流逝有趣，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环境优美，风光怡人。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称赞这里“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其景色之美可见一斑。

由于司马光家族世世代代都葬于此处，因而墓祠之中香火不断，祭祀不绝，祠堂等建筑在明、清及民国时代又经过了多次的修葺，规模也日渐扩大。现在的司马温公祠主要分为五大部分，陵园中部是“温公祠堂”，左侧为“司马祖茔”，右侧为“余庆禅寺”，左前为“神道碑楼”，右前为“涑水书院”。

在茔祠之内还保存有宋、金、元、明、清历朝历代的五彩塑像、砖雕石雕和众多的名家碑刻，历史价值、审美价值颇高，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碑刻作品，为历代金石学家所推崇，视为难得的珍品。因此在1988年1月，“司马光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司马温公祠门前的小广场上，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三座铜像，左侧的铜像是司马光奋笔疾书著述《资治通鉴》的场景，右侧的铜像是“司马光砸缸”的情景再现，而中间的就是司马光的全身像了，6.8米的巨大铜像让司马光看起来极其高大伟岸，不过以司马光的人品、才能以及历史功绩来说，为其树碑立传，立起铜铸巨像，一点也不为过。

司马光，字君实，自号迂叟，生于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高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谥号文正，被追封太师、温国公。司马温公祠的名称，正是由这温国公的封号而得来的。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为官清廉勤俭、不媚上、不欺下，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做学问刻苦用功、勤奋不辍。常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在历朝历代都受人景仰，还被供奉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司马光一生著作甚多，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还著述有《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潜虚》、《涑水纪闻》等诸多作品。

司马光是个“方正君子”，其冷静果断的性格，自他小时候就能看出来。在《宋史列传第九十五》中有一段：“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进，儿得活。其后京、洛画之以为图。”这就是“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原型。

为什么说它是原型呢？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司马光砸缸”的真实性。故事的疑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根据考古证据显示，在宋代时由于技术水平的不足，根本烧制不出能够淹死人的大缸;第二，就算真的有大缸，在古代为了避免破损，大缸在烧制时都会把胎体做的尽量厚实，凭借一个七岁孩童的力气是很难打破缸体的。

不过这个故事出自官修正史，造假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古人修史时是十分的严谨的，在遣词用句上也力求准确，而在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出现“缸”这个字眼，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容器“瓮”。瓮与缸是有区别的，缸的器型较大，胎体较厚，缸壁呈坡形，底部到缸口逐渐张开;瓮的器型则有大有小，胎体较薄，口小底深肚大，瓮壁呈一定弧度。至于宋代能不能烧制出足够大的瓮，那就更无需质疑了，早在唐代就有“请君入瓮”的成语，那时候就已经能烧制出装下一个成年人的巨瓮了。

跌入收口的瓮内实际上要比跌入敞口的缸里危险性更大，更不容易救援。而大瓮较薄的胎体，又让击破大瓮更为容易，就连孩童也一样能做到。司马光“击瓮救人”，的确是最迅速、最正确的选择。在清代以前所流传的一直都是“小儿击瓮”，直到清末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二册中，才变成了“司马光砸缸”，此后以讹传讹，直到现在还都是“砸缸”。看着小广场上“司马光砸缸”的铜像，我不由得一笑，继续向前参观。

司马光“一砸成名”，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英雄，他的故事不仅流传后世，在北宋当时的京城（今开封）、洛阳一带也引起了轰动，当时就有人把这件事画成了《小儿击瓮图》，让司马光名传天下。司马光小小年纪就如此的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于是就被人们称赞为天才、神童。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很多的天才就是在一片赞美声中陷入了迷失、混乱继而被“捧杀”的，比如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就是如此。

与方仲永相比，司马光的际遇却截然不同，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光本身刚直冷静的性格，让他不会迷失于旁人的吹捧之中;第二，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与方仲永贪财的父亲完全不同。

在“温公祠堂”后殿中有司马家族成员的五座泥塑塑像，司马光塑像居左，而正中的就是司马池的塑像。

司马池，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进士，历任同州、杭州、虢州、晋州等地知府，也曾任职过兵部郎中、天章阁侍制等中央职位，官声清廉、勇于任事。

司马光的品行与才智正是来自于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来自于他自身的刚直冷静、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也是他父亲的严格监督、着意培养。司马光诚实聪明、正派冷静，深得父亲喜爱。每逢出游或与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增长见识。耳濡目染之下，使少年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很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名臣庞籍对司马光视如亲子，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他。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让司马光在15岁以前就走遍了中国各地，开阔了视野，领略了风土人情，了解了民生疾苦，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让他完全不同于一般在书斋里“死读书”的“书呆子”。

司马光是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方正君子”，极为推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辈子以儒家“君子”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在他成年后，由于父亲身居高位，可以“封妻荫子”，让司马光可以无需通过考试，就直接当官，而这正是当时给高级官员们的一项“特权”。但是司马光先后两次放弃了“荫职”的机会，选择真刀真枪的参加科举考试。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一举高中，获得科考中甲科进士第七名，在那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里，司马光继续保持着自己神童、天才的名声。司马光之所以放弃“荫职”，一方面自然是对自己才学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特权”的厌恶。

踏上仕途之后，司马光依旧坚守初心，致力于减轻民众负担，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西夏与宋交战，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时任苏州判官的司马光与担任杭州知府的司马池都认为江浙距离陕甘前线极远，不论是练兵还是调兵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都毫无意义，还会增加财政负担、扰乱民众正常生活，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不可行的缘由。

后来司马光由于政绩出众，上调中央，历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直到他担任谏官才算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司马光最擅长的就是进谏。他性情刚直耿介，担任专言朝政缺失，指陈皇帝、百官的过错的谏官再合适不过了。

针对北宋“冗兵”的现实，司马光上书建言，补充兵员应当精选，要改变“惟务人多”的局面;针对科举取士，他反对诗赋取士，提倡主考策论，认为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考生，才是经世致用之才，而不单单只会吟诗作赋;针对当时宫中宴饮无度、赏赐成风的现象，连上《论宴饮状》、《言遗赐札子》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同时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的赏赐群臣。

到了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宋英宗继位，由于司马光等人曾经上奏，劝说仁宗立英宗为太子，所以刚继位的英宗就赏赐了一大笔财物给群臣，司马光也获得了近千缗的金银，司马光却并不领情，认为国家依然贫困，财政依旧困难，官员们高额的俸禄足以维持生活，就上奏请英宗收回成命。这本来是刚继位的英宗“收买人心”的举动，却被司马光顶了回来，就别提多恼火了。

就连同样正直的好友王安石都忍不住劝说司马光，皇帝发给百官的那些钱对国家财政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发放赏赐更能体现皇恩浩荡。但对于司马光来说，在以官员待遇优厚著称的北宋，那些赏赐对于官员们根本不算什么，但这种找个由头就赏赐的行为让司马光极为厭恶，特别是当时的北宋对外战争不断，国内灾害频仍的情况下，这种“皇恩浩荡”是如此的讽刺。见到皇帝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司马光就直接把自己分得的钱财，交给谏院做公费，以减轻国家负担。这一举动让皇帝和诸位收了钱的高官都十分尴尬，因此司马光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不改初心。在这一点上，司马光颇有当年魏征的风范。

在司马光数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了社会最底层，他关心人民疾苦，为减轻人民负担而发声。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这种竭力减轻底层人民负担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之中。

司马光冷静刚直的性格，志趣高洁的品行，博学多才的文采，心怀百姓的态度，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好友。这其中与他最投契也是关系最复杂的就是司马光的“半生挚友、一生之敌”——王安石。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除了后来形成的政治观点分歧之外，无论是性格、品行、为人、才华等等都极为相似，这样的两个人想不成为好友都难。

果然在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进京之后，与司马光一见如故，两人诗歌酬唱间与另外两位才子吕公著、韩维还组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嘉佑四友”。

在大量的杂谈野史中，就记载着仁宗朝嘉佑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四人就这样常常聚会，诗词唱和，王安石每作一新词，司马光便热情应和。最有意思的是司马光为了调侃王安石，还作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在诗中他写道：“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逋播。”意思是说你个人卫生应该好好清理一下了，别总是聚会的时候还要带上虱子一起参加呀！这样轻快甚至有些“调皮”的作品，在以冷静严肃著称的司马光一生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为了王安石的个人卫生问题，众好友轮流陪着他一起去当时公共浴室“定力院”洗沐，每家还轮流拿出新衣服，给他替换，留下了“拆洗王介甫”的趣闻。这中间包含着嘉佑四友多少快乐的时光啊！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友谊还有一个重要物证，就在司马温公祠的“司马祖茔”内。祖茔内现存的四篇墓志铭中，除了司马光祖父司马炫的墓志铭写成较早外，另外三篇中司马光从父司马浩、从兄司马谘的墓志铭都是司马光亲自捉刀的。而司马光另一位从父司马沂的墓志铭，则出自王安石的手笔。墓志铭事关一个人的“盖棺定论”，非得是非常亲厚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才能书写，司马光延请王安石来书写自己从父的墓志铭，足见两人之间的亲密与信赖。

就算是在政治上，俩人一开始相互之间也是极为欣赏的。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王安石任制诰，在他任职期间一共写过四篇给司马光升官的诏书，里面对司马光极尽赞美，“操行修洁，博知经术，庶乎能以所学施于训辞;行治，有称于时，政事艺文操行之美，有闻于世，行义信于朝廷，称于天下。”后来，宋神宗继位，需要寻找合适的辅政大臣，司马光与其他很多大臣一起推荐了王安石。就在神宗犹豫时，司马光对王安石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他说：“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这段话彻底的打动了神宗，于是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蓄势待发。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这司马光是不是个头脑僵硬的“封建卫道士”啊？答案很明确，不是！这从司马光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中国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尤其在宋代，官员们俸禄丰厚，纳妾成风。两宋著名的文臣武将中，只有司马光、王安石、岳飞不纳妾。而且与其他两人都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不同，司马光一生都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却依旧选择不纳妾，与结发妻子相守一生。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不是一句空话，无后就是大逆不道，夫妻之间没有子女所面对的不仅是情感上的压力，还要面对社会压力和家族的压力。在司马光不为所动的情况下，他的夫人张氏却先妥协了，张罗着为司马光纳妾，司马光屡次坚定拒绝，无奈之下，夫人张氏只好瞒着司马光，偷偷买了一个美人回来，担心司马光抹不开面子，夫人张氏主动回娘家住，让司马光与美人独处。

司马光回家后看到美人就全明白了，他没有疾言厉色，也没有破口大骂，反而不动声色转身去了书房。美人为了讨好司马光，也跟着进了书房。为了寻找话题，美人指着书上的字柔声说道：“这中丞是什么书啊？”司马光一脸正色地说道：“中丞不是书，是官名。”接着，便讲解起了相关的知识。美人一听就傻眼了，她哪知道这是些什么呀。她不断的挑逗着寻找其他话题，却被司马光不软不硬的顶了回去。面对这个坐怀不乱的“榆木疙瘩”，美人也无奈了，最后只能悻悻的离开了。

面对这种情况，夫人张氏既感动又无奈，此后也就不再提纳妾的事情了。司马光也逐渐理解了妻子所面对的压力，但他依旧恪守着不纳妾的原则，选择过继兄长的儿子司马康为养子。

司马光对待婚姻的这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人生态度，就算是在现代也依旧值得学习。他虽然是儒家思想培养出的“谦谦君子”，但他对封建纲常中不合理的部分是相当不屑的。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司马光同样认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改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指责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开始表示反对意见，他认为地方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实际上是变民间高利贷为官府高利贷，“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地方官根本不可能把利息降下来，虽然可以收到一些钱财但对官府形象危害极大，得不偿失，因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他认为应该在守成的基础上研究改革方略，即使改革也要稳妥。但他保守的策略，对于想要“富国强兵、建功立业”的宋神宗毫无吸引力。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司马光被王安石彻底驳倒，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下，司马光彻底成了“背景板”，在变法大潮下只能黯然离开了政治中心，退居洛阳，当一个有职无权的留司御史台，以书籍自娱，绝口不论政事。

退居洛阳后，司马光并未消沉颓废，而是积极研究史料，继续编撰他梦想中的通史，整整15年，未有一日懈怠，而这部史书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

关于《资治通鉴》的伟大，实际上根本无需赘言。不过关于编著过程中的小故事，却可以说一说。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为简陋;而与他比邻而居的是洛阳留守王拱辰，他的大宅极尽奢华，中堂建屋高达三层，最高一层号称“朝天阁”。王家大宅内每日轻歌曼舞，司马家小院里众人辛苦著述，倒也相安无事。每到夏日，洛阳酷暑难耐，王家每日用大量的冰块降低温度，简陋的司马宅却没有这个条件，司马光的俸禄都买了书籍，资助贫寒学子了，最糟糕的是大汗淋漓之下，司马光与助手们的汗水会沾湿刚写好的文字，让墨迹难以辨认。不过“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司马光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地窖，夏天众人就搬到地窖里靠着油灯的光线继续工作。当时洛阳就有人戏谑说：“王家上天，司马入地。”但司马光与助手们丝毫没有觉得寒碜，依旧认认真真的编修着史书。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司马光已经66岁，《资治通鉴》终于全部修完。神宗皇帝看着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煌煌巨著，心情非常激动，亲笔御批：“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并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赐予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其写序。

《资治通鉴》的完成，让司马光在社会各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司马光出任宰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熙宁变法”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

司马光进京为神宗皇帝奔丧时，在国都的主路上，百姓们夹道欢迎。“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日：‘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司马光此时已经垂垂老矣，百姓们欢迎他，就是想恳请他出山，辅佐幼帝，造福苍生，众人齐声高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要知道，在此之前司马光从未当过宰相，但是此时他已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真宰相”了！不过司马光并没有对成为宰相抱有太大的希望，他自感年老体弱，向好友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期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废除“新法”的宿愿。与此同时，上表请求辞去职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拜相，甫一上任便罢黜新党众人，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等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新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年四月，王安石看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新政毁于一旦，伤心之下郁郁而终。司马光得到消息后，痛哭流涕。旁人奇怪司马光为政敌而哭，于是发问，司马光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旁人只记得他与王安石是斗了半辈子的政敌，又有谁记得他们曾是至交好友呢？就像当年王安石为相时有人诋毁司马光，但王安石却为他辩驳：“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也许这就是君子之争吧！君子和而不同，你我政见不同，你不怪我，我也不怪你，我们还是永远的朋友。

王安石去世后仅5个月，司马光便追随老友而去。他临终前所交代的都是国务、公事，没有一件私事。

司马光去世，太皇太后闻之痛哭，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让司马光归葬陕州（今夏县）。谥号为文正，并赐苏轼手书的巨碑“忠清粹德”，表彰其功绩。

司马光归葬故乡的路上，京城的百姓罢市前往吊唁，“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到了下葬的时候，百姓们如同自己的亲人去世一样痛哭流涕。都城的百姓都画出像来供奉祭奠司马光，后来“饮食必祝”，司马光已然成为了神灵。

站在“忠清粹德碑”之前，我回忆着这块巨碑的历史。由于新旧党争的延续，这块巨碑被毁弃过，现存的石碑是明朝嘉靖年间选取巨石，依照宋碑的模样，重刻碑文并建立了碑亭。明碑高7.33米，龟趺、碑首为宋代的原物，碑额御篆“忠清粹德之碑”六个大字，中间小字为“元佑戊辰崇庆殿书”，字体苍劲雄厚，都是苏轼的手书。

看着这块碑，我不由的想起来另一块石碑。宋徽宗时，奸相蔡京诋毁司马光等元祐大臣，撰《奸党碑》（《元祜党人碑》），由长安石工安民负责雕刻，安民推辞不过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吏大怒，恐吓说不刻就要坐牢，安民不敢反抗，只能哭着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诋毁司马光的碑文，石匠连名字都不敢留，足见司马光的威信与名声。司马光为相不过八个月，但其一生所留下的盛名，让人仰视。正如蔡京必将遗臭万年，而司马光必将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