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有文

十多年前，当我用发现者的目光一遍遍在张掖大地上逡巡，为寻找那一个个埋葬在土地之下的精灵之物。我翻遍了诸多的资料，在一行行解说里去记忆它妖娆的身形，那一个个让人惊叹绝伦、让人赞羡不已的美丽形象。

当它们从土地之下被挖掘出来以后，被重新放在那些玻璃展柜里，俨然像新生的婴儿，叫人怜惜。虽然色彩已不鲜艳了，或有了一些残缺，但那也是一种遗世的孤立啊，在世上的绝无仅有。我们反复探查、翻看，好像怎么看都看不够，爱不释手，是心疼吧？还是被它的的美所惊艳，还是被它的静静的孤傲所感动？

你看那一个，器形浑厚，颇具大器，它就那么一站立，俨然就有了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那黑色的线条恰到好处，网格化地呈现出它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对几何图形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对那些几何图有了偏执的迷恋。几乎任何一个陶器之上都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几何图案——网格化的、圆形的、菱形的、三角形的、方形的等等等等，似乎这是他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最伟大的发现，无处不在体现着这一发现。而通过这些陶器上的图案，也在无处不赞美和招摇着这一伟大发现。

除过这些几何图形外，还有一种图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人纹图，这是远古时期彩陶中常见的一种图画。张掖的彩陶中也不乏此例。考古学家们说这是古人对人自身的崇拜，对男性或对女性的崇拜。在远古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环境恶劣等因素，人类的繁衍非常困难，人的自然存活率非常低，所以对能够生育的女性就有着无限的崇敬，特別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对生育现象的不理解，所以对女性生育都看成是神给予的力量。这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高。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部落的安全，以及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多，食物成为困扰部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此前靠女性采摘度日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部落发展的需求，而男性则靠着力量的征服，抢掠、打猎给部落带来了丰厚的食物。这样，男性在社会中便替代了女性此前的地位，成为部落的新的统治者。

其实，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也是农业时代到来的标志。农业时代，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农耕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种子的撒播、浇水后谷物会长得非常快，以及集中种植，谷物的收获会成倍增加，这些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悟到的。并非我们的神话传说中指称的某一个人发明了农业，只不过当时的情景是在他们那一个部落中发展得较好罢了，技术上也相对更加成熟。这样后代便为了对自己的祖先歌功颂德，便将这一发明归于自己祖先中的某一人。像张掖民乐的东灰山发现的大量谷物碳化物，说明在此地曾有过大量的粮食种植。据考古专家们经过C14鉴定民乐东灰山遗址中的谷物为4500年前后的。说明在张掖至少在4500年就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而且谷物的种类不拘于一种，有粟、栗、黍、高粱、大豆、小麦，说明张掖的农业在当时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

而农业社会的开始，则也是人类结束游牧，定居生活的肇始，不再四处漂泊，迁来徙去。定居之后，由于生活的需要，陶器的制作成为一种必需品。这是伴随着当时社会时代的发展出现的一种产物。陶器用来煮饭、喝水、打水、酿酒，这些陶器有大有小，大到有半人高，小到像喝酒的口杯。其形状也是各不相同，有椭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人形的，有瓮、罐、钵、鼎、壶、盆、杯，有可以头顶的、手拿的，还有手提、肩扛的......总之，形状、用途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陶器大多是从墓葬中发现，被当做冥器陪葬，意味人死后也和活着一样。

张掖最早的陶器为新石器末期四坝文化类型马厂彩陶。大多为红陶，是用本地红土烧制而成。在今天，民乐县灰山子遗址的高台上还散布着诸多的陶片，而在东灰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也极为丰富。不但在东、西灰山子遗址，在张掖的黑水国遗址、山丹的四坝滩遗址、肃南的壕北滩、高台的六洋坝等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彩陶。而且张掖发现的这些彩陶大多和仰韶文化马厂期彩陶较为接近，是为甘肃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佐证，但也吸收了中亚文化的一些文化特征。

其实在文化的发展上，张掖始终占据着主动性，也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张掖自古都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是人口的融合期，也是文化的融合之地。东西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融合后，又向东或向西传输，继而在东西方发展成不一样的两种文化或互为借鉴。而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则是，扼据驻守的关键地区，贸易交流，在这一地区广泛开展，这也是最早丝绸之路的开拓之地。从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小麦的发现，以及陶器的表现形式就可以隐约看到两地区的这种文化交流的最初形态。像东灰山遗址中发现的三角形顶盖是一种中亚文化的产物，而并非我国单纯的文化形式。

新石器时期马厂文化类型彩陶在张掖的广泛分布，说明了在远古时期张掖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人类活动。而这一时期的彩陶尤其在东灰山遗址、高台六洋坝遗址中大量出现过。像东西灰山这样两个相邻的较大的部落来说，出现这样种类繁多的陶器并非偶然，而且很有可能存在陶器制作的作坊或窑址。在高台六洋坝遗址中，曾在70年代发现了上千件陶器，有一些还是不完整或没有烧制而成的，据后来一些专家推测那里可能存在烧陶的窑址。当时这些彩陶中一些较为完整的陶器被当地农民带回家中，有的被用来盛放家中杂物，有的被用来饮牛羊，还有的甚至被当做洗脚盆。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三件和一件陶器则都是从新坝六洋村人家收来的。其中一件还被当地农户当做香炉，一直供奉在家中的供桌上上香。可惜的是，当时只有少数彩陶被农户带走，剩余的全部被打碎;而后来被农户带走的那些也大多没有幸免于难，被打碎后扔掉了。这可以说是一次文化的灾难，是一次对文化极大的破坏。而这一次文化灾难同时也是由于当时一种过于偏激的文化思潮和思想的主导——以为对这些陶器的破坏就是对旧有文化的破坏，而恰恰这是对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的抛弃，我们无福享受罢了。

除过新石器彩陶之外，在张掖分布和存在最多的就是汉代和魏晋灰陶了。其中在张掖黑水国遗址、高台骆驼城遗址、许三湾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灰陶和灰质彩陶。现在在临泽县建起的河西民俗博览园中，展出的大量灰陶据称大多都出自张掖黑水国遗址，并以陶瓮、罐、壶为最多。高台县骆驼城出土的陶器，也基本相似，同样为墓葬中陪葬品。但骆驼城、许三湾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许多龙纹或云纹彩陶。虽然画面颜色并不非常丰富，仅仅只有红白两种颜色，但显得整个画面简约大方。云纹一般呈白色，以红色落底，这样使整个画面就更加清晰了。

这一时期的陶器，更多在器型上有了进步，除过瓮、罐、盆、壶、杯之外，还出现了盘、火盆、炉灶、粮仓、陶井、鼎等陶制品，不过这些很多是以比例缩小的冥器陪葬物出现，比如粮仓、炉灶、陶井，这些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从这些更加丰富的陶器用品来看，张掖当时的农业技术发展已经非常迅猛和广泛，比如陶井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会打建水井，而水井的使用也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粮仓的出现，说明人民的粮食储备已经非常丰裕，而不是像新石器时期的人们粮食仅仅只够温饱。汉或魏晋时期，张掖农业发展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得益于汉武帝凿空西域后，在河西设立四郡，以及汉王朝实施的移民政策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使得河西成为当时全国较为富足的地区。这也正是后来，在河西，轮番有各番邦小国成立，长期互相抢夺、征战，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财富支撑，又何谈国呢。

这也是高台县骆驼城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墓葬和出土陶器的原因。而且就在骆驼城村西南，发现了汉及魏晋时期的烧窑遗址，被当地人称为九座窑，因为有九个陶窑而得名，说明当时这里的制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在高台县博物馆中复原的烧窑场景可以看出，当时的制陶场面宏大，工艺流程明确，工匠们各司其职，拉土的、和泥的、制胚的、烧窑的，各个工序井然有序。而从这里烧出的陶，一方面被魏晋时期的骆驼城人日常生活使用，还有一部分则用来在墓葬中使用。有些器物如死者生前使用过的陶器都会被当成陪葬品埋葬，而还有一些则被缩小比例放入墓中。这些都是当时丧葬风俗的体现，也是当时文化形态的体现。在骆驼城墓葬中发掘出的两个灰陶鼎，器型大气，完美。鼎，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香炉，香炉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教祭祀，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骆驼城墓葬中出土的不光有灰陶鼎，还有各种祭祀的悼文、棺板画、壁画砖，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宗教祭祀的内容。我们现代生活中仍然在寺庙中或家中焚香祭祀，而在汉代和魏晋时期已经大范围存在了。这是一种在物质生活满足以后，精神世界得到开拓的体现。而焚香祭祀，又是在人祭、畜祭的基础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发展。在张掖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则从来没有发现有类似陶鼎这样的器物出现，说明当时的人们精神世界和文明程度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程度。

另外，便是汉代、魏晋的张掖陶器不简简单单是平面构图，而且出现了浮雕、阴线，这样使画面更加具有了立体感。在一些墓葬中出土的浮雕壁画砖，以及檐头雕砖、墙头或屋顶构建砖，都已经摆脱了平面构图的模式，这些陶制砖，一部分是为搭配房屋建筑审美的需要，另一部分则是信仰风俗的体现。比如在墓葬中出现的神人壁画砖、方相氏壁画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图壁画砖，这些是作为镇墓需要，被安放在墓中。而在汉、魏晋墓葬中最多的也是这些陶制壁画砖，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当时一些豪绅大户，喜欢用青砖箍坟。整个墓室都是用青砖修筑，为复原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往往是将一些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用品，当然包括那些陶制的冥器，还有一些木器、金器和玉器同时出现，并通过这些壁画砖再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歌舞、赴宴、会友、居住、宰杀、取水、耕地、放牧、狩猎、踏青、巡视等等场景，使墓主人生前生活立体地展现出来。

陶退出历史舞台，大概是在瓷出现以后。其实瓷就是在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瓷。瓷通俗点讲就是上了釉的陶。瓷的烧制是增加了更多的工艺，加上我们北方那种细腻的可做瓷的陶瓷土矿的缺乏，以及唐宋以后，丝绸之路的衰落和国家发展重心向中原和南方倾斜，随之陶在河西的发展也几乎停顿。像骆驼城在唐宋后期被荒废，经济不能得到发展，文化上也就没有了任何起色，作为陶，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而经济又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保障，其实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唐宋后期，整个河西走廊沦为吐蕃、党项、蒙古之手，无怪乎会无所发展。而清代时，为收服领土，征戰连年，百姓生活艰难，到民国时，战争频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陶在此时，也仅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常见的是明代后期和早期的青花碗、黑陶碗，有些虽然上了釉面，但整体还是很粗糙。陶器画面单一，色彩单调，很显然这是受条件限制，工匠们也无耐心去精工细作，只是满足于日常的需求。而再没有了它的华美、艺术和文化之身所体现出的妖娆了，仅仅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辅助和体现。

纵观张掖陶器发展的几千年，这一路，有惊喜，有繁盛，也有凋敝，但其辉煌时，曾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和文化财富，通过陶器的发展，一路牵引社会发展。而它的凋敝，说明了社会发展方向的转移，而北方毕竟是农业发展地域，红陶、灰陶更为实用，而陶器在更高层次发展时，更多地就增加了文化的因素，另外就是经济力量的支撑，包括一些宫廷用器，其生产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而张掖偏离政治中心，陶器发展变得迟钝且迟缓。张掖的陶器之路，由此被滞留在一个时空的幻想之中，再没有进步，直至今日，我们还是只能从一些博物馆仅有的展览中见到。像我所在的高台博物馆中，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瓷器。

看张掖之陶，我们只能看新石器和汉、魏晋的陶了，因为这几个时代才是真正属于张掖的，只有这几个时期，才代表了它的辉煌。它的陶，不仅是陶自身的妖娆，它更让张掖显出无尽的美丽。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