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峰

[摘要]长征时期，红二方面军转战湘、黔、滇等8省，行程2万余里，经历大小战斗110多次，成功完成战略大转移。从出发时的1万多人，到达时还保持了1万多人，成为长征中损失最少的队伍，为保存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功经验在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既是军团领导人机动灵活的指挥和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的结果，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既有运用各种方式广泛扩红的重要因素，更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理想主义宣传的作用;既是红军内部团结和协同作战取得的成效，更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获得的成功。

[关键词]红二方面军;长征;有生力量;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28X （2019） 06-0045-05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后发展成为红二方面军）1.8万人从湖南桑植出发，“在行军六干一百四十六里后（在黔大毕），比出发时的总指数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万零八百七十一里后（渡金沙江），保持了出发的水平;一万四千六百五十里后（在甘孜），保持了百分之八十七;一万六千五百四十里后（出草地在哈达铺），还保持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直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还保存了1.1万余人。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 “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红二方面军是依靠什么保持住这一万多人的长征队伍呢？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前提

对于长征胜利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曾概括道：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关向应曾记述，红二、六军团“正确的执行了党的策略路线，坚决的为争取苏维埃胜利，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保存壮大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而斗争”。长征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指引着红二、六军团前进的方向，成为红二方面军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前提。1935年8月，在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团体、军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红二、六军团坚决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和方针政策，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了广泛拥护和支持。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要领导人在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执行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的精神，果断地作出了主动撤离被敌人层层封锁包围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决策，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

红二、六军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抵制分裂。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妄图控制红二、六军团，以继续对抗中央，贺龙、任弼时等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同意继续北上。三大主力共同北上，推动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既保存了红二、六军团的实力，也推动了整个红军部队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二、宣传和发动群众、赢得人民的支持是保存有生力量的坚实基础

长征时期，红二、六军团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沿途人民群众也积极帮助红二、六军团，筹粮筹款、引路送信、造船渡江、支援作战、照顾伤员等，为保存红军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湖南中西部地区，组织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红二、六军团在湘中各县共捉土豪500多人，镇压了其中民愤极大的50余人。在新化还向贫苦农民出售廉价的“官盐”，既得到了贫苦群众的支持，又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补充。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在县、区、乡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在毕节组建“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印发《为抗日反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贫苦大众、手工业者和爱国军人、学生等纷纷加入“抗日救国军”和红军队伍，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到达丽江金沙江畔，在丽江人民的帮助下，“历时4天3夜，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就把1.8万多人马安全送达金沙江东岸”，显示了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伟大力量。另外，红军伤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下，康复后陆续归队，革命力量一点一滴地得以保存。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在过兵;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喊百姓;只听脚板儿Ⅱ向，不见人作声;大家不要怕，这是贺龙军;红军多辛苦，全是为穷人;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这首当年流传在张家界桑植县的民歌《门口挂盏灯》，就是人民群众和红军鱼水情深的真实写照。红二、六军团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极大补充，战胜了长征中的许多困难，在敌人的“追剿”和封锁面前，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还日益发展壮大。正如萧克同志所说：“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三、军團领导人机动灵活的指挥和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是保存有生力量的根本保证

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领导人采取避强就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带领红二、六军团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经历大小战斗110多次，书写了军事指挥的神话，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成为红二方面军能成功保存有生力量的关键所在。

红二、六军团只有1万多人的队伍，敌我力量悬殊，要想成功转移，必须尽可能与敌周旋，避免与敌进行对决。因此，军团领导人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来打击敌人、保存力量。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后，直插湘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湖南中西部地区。接着兵分两路，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利用国民党军队东调“追剿”、贵州空虚之机，挥师入黔。“欲进贵州，先入湘中，巧调敌兵，择机入黔”，以及长征途中的乌蒙回旋、普渡河转兵、横扫滇西、巧渡金沙江等等都是通过军团领导人卓越的军事指挥来实现的，既使红二、六军团成功摆脱了敌人，又没有遭受到多大损失，堪称军事指挥史上的“神来之笔”。

面对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避强就弱、以少胜多，既体现军团领导人的用兵之道，也因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而来。1935年2月，红二、六军团到达黔大毕地区的将军山一带，与国民党万耀煌部遭遇，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就将万耀煌苦心经营的6个连的敢死队全部歼灭。3月，红军到达云南奎香乌蒙山区与敌周旋之际，发现国民党万耀煌纵队的第13师追尾较近，且离主力较远，处于孤立状态，贺龙等当机立断，在桃园和哲庄坝地区主动消灭这股追尾之敌，毙伤敌营以下指挥员120余人，俘敌200余人。红二、六军团在撤退中实施反击，以较小的牺牲换来了较大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士气，也为红军从容转移赢得了时间，为保存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朱德总司令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二、六军团在这次行动中，是集游击战、运动战的大成。”正因为善于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在与敌人兵员武器及其他条件对比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能顺利的活动于湘鄂川黔滇康等省，高度的保存有生力量，完成了预定的战略”。

四、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和运用各种方式广泛扩红是保存有生力量的不竭之源

据统计，“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红二、六军团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损失，要保持部队的基本数量，就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和各种有力的方法进行扩红，成为保存有生力量的不竭之源。在革命老区张家界流传着这样一首扩红歌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红二、六军团长征后，在湘中展开攻势行动，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扩红3000人。

红二、六军团坚持正确的扩红路线和方法来壮大红军的实力。在进军黔、大、毕期间，红二、六军团吸收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的三支武装力量，参加红军人数多达5000余人，并且新组建了红二军团六师新兵团和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从桑植长征到黔、大、毕，部队不但没有减员，还“比桑植出发时增加约三千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毕节，孙可成领导的一股绿林武装声势浩大，经常“打富济贫”，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派人与其接触，对孙可成进行政治宣传，最后将这支队伍改编为游击队。受其影响，毕节豪沟游击队第4中队队长靳志同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红二、六军团，接受改编。对于这些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舊政权人员，红军针对其特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一些立场转变较好的人员，让其担任游击队要职。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从红二、六军团进占黔大毕到撤离黔大毕，共组建游击团队近百支”，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张子意在《红军长征日记》中记述，红二、六军团在整个长征途中扩红是1.5万人。红二、六军团广泛地开展扩红运动，使红军的队伍在发展中不断壮大，为党和军队充实和保存了有生力量。

五、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理想主义宣传是保存有生力量的精神动力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异常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进行，还要与国民党军进行空前惨烈的战斗和较量，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政治思想工作动员和革命理想主义宣传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面临着重重险境。但军团领导人镇定自若，以红一方面军已经成功到达陕甘、革命必然成功来鼓舞全体红军指战员。此后，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面对国民党130多个团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在抢渡澧水、突破沅水，组织便水战斗、将军山战斗，在乌蒙山打转转，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甩掉敌人，依靠的就是广大指战员的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思想政治工作在吸收新兵、保存队伍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红军战士参加革命的直接动因是为生活所迫，红二、六军团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时把战士们朴素的好恶感情上升到对革命理想的高度，使红军战士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从而形成了严明的纪律和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有效防范了掉队、落伍的情况。在面临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险时，思想政治工作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贺龙回忆，在甘孜绒巴岔任弼时给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一封信，要求“四方面军的干部来，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这封重要的指示信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红二、六军团在长途行军中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作用进行宣传动员，时刻为红军指战员注入精神动力，有效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红军内部团结和协同作战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条件

红军的内部团结和协同作战，是红二方面长征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条件。红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质量，团结在党及军委分会之下，好像一个人一样，为消灭进攻之敌，完成战斗任务而奋斗”。早在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就是一次团结的会师。会师之后的红二、六军团统一指挥，并肩战斗，结合得如同一个军团一样。长征期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也十分重视团结，注意把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区别开来，积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起了良好的作用。贺龙还利用张国焘想拉拢红二、六军团的企图，找到张国焘要人要物补充部队，并把红三十二军要了过来。朱德后来评价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这样一来，红二、六军团既维护了党内团结，又壮大了自身力量。

红二、六军团军事力量得以保存还得益于其他主力红军的协同作战和配合支援。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主动吸引敌人，促使“围剿”中央红军的部分国民党军队回援湘西，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为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川起了重大策应作用;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在乌蒙山地区回旋作战，吸引国民党“追剿”军120个团，为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好的策应。与此同时，红一、红四方面军也为红二、六军团长征起了策应作用，特别是在迎接红二、六军团挥师入康会合北上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三大主力红军协同作战，相互策应，相互配合，使蒋介石的“追剿”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与此同时，红军总部在自身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为红二、六军团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在甘孜县城“筹集到500头牦牛、500头犏牛、1000头肉牛和500头毛驴”，军机关部队干部战士“不分白天黑夜地用羊毛捻毛线，然后把毛线打成毛衣、毛裤和毛袜”。这些都为红二、六军团及时补充给养、恢复元气、保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开展统战工作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法宝

红二、六军团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把民族大义提到重要位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线，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红二、六军团长征沿途很多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领导人始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1936年5月，在四川省稻城县，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颁发《布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而来的，并且阐明了红军“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纪律和政策。在中甸城归化寺，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最后，在贺龙的感召下，活佛和八大老僧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粮食。短短几天就为红军筹集了10万斤粮食、大量的盐巴和御寒物资，为红二、六军团成功翻越雪山提供了物资保障。

为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红二、六军团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人士、地方势力等开展统战工作。接收国民党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任红军教官，邀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为了能在黔、大、毕地区站稳脚根，派人做云南王龙云、孙渡等滇军将领的统战工作。贺龙动员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周素园借用“假道灭虢”的典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他们为红军让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龙云、孙渡等看清形势，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大大减轻了红军的压力。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贺龙等“也以军队的名义给龙云、孙渡写信，晓以利害，并提出缔结抗日停战协定”，使得“滇军追着红军，经过禄丰、楚雄、盐丰、姚安、大姚、宾川、祥云、洱源、鹤庆都没有与红军接触。每天都是第五旅充当前卫部队，同红军的后卫部队相隔不远，保持一定的距离”。

红二、六军团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拥护与支持，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红军的外部环境，减轻了红军的军事压力，对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渡过难关、保存力量产生了积极作用。

1936年10月，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指出： “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使蒋介石追堵计划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兴奋了全国民众，保存了基本的有生力量。”历史也雄辩地证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1万多人保持到达时的1万多人，为保存红军的基本力量尽了最大努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功的经验永远值得我们去不断总结和学习。